根据百度的解释,所谓宪政民主是指:为了解决对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限制政府权力,以有效地保障人权、自由与社会公正,而建立的民主制度。
在宪政之争发生以后,本人对左派和右派的文章和观点都进行了详细阅读,并且联系国内外形势,思考了下面的问题:
1、宪政的提出及其实质
从表面上的定义看,宪政是指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民主的手段把已经达成的共识,以宪法的形式明确国家、组织与个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协调彼此间关系的制度和根本原则。
宪政(constitutionalism)也称“立宪政体”、“立宪主义”。近现代意义的宪政的含义有多种,不过可归纳为两类。宪政作为专制政体的对应物,其基本内涵就是用法治的精神发展和完善民主事实,以此保障公民权利,它一般应包含三个基本的要素:民主、法治和人权,是一个政治过程或一种政治形态。
中文“宪政”一词来源于日文汉字,中国首次提起并予以介绍者是晚清著名学者黄遵宪。黄遵宪1887年在其《日本国志》一书中有介绍(“立宪政体”),梁启超读后为该书写了《后序》发表。正是由于梁启超的推崇使用,以及他对“立宪政体”即“宪政”的明确解释,使得这个词所代表的政治思想逐渐为中国人所认知。[2]
“宪政”又称“立宪主义”,英语中相对应的词是Constitutionalism,发源于英美,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取得的主要成就。
我国从近代以来开始受“宪政”观念影响。早期主要受英国“立宪政体”的影响,把宪政理解为民权与君权的结合,所谓“君民共主”。后期倡导“民权主义”,强调政权和治权分离。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五权宪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宪政主张的集中体现。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同国民党专制独裁政权的斗争中,也使用过“宪政”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中共开始用“人民民主专政”概念。
西方的宪政思想和宪政制度,成为我国法学界、政治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甚至一度出现了一股宪政讨论热。在一些讨论中,有人以宪政没有东西方之分为名,或冠之以“普世价值”的伪装,鼓吹照搬西方宪政制度,推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
“宪政”一词无论从理论概念来说,还是从制度实践来说,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它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制度安排。西方政治学学者萨托利说,“立宪制度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说,自由主义政治就是宪政。国内有学者也说,“当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复兴是分不开的。”
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宪政”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这是宪政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第二,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院。第三,多党轮流执政。第四,议会财政。第五,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第六,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所谓现代西方价值观。第八,军队国家化。第九,新闻自由。
长期以来,境内外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主张“宪政”看作是最有可能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突破口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策略与途径,极力宣扬“宪政”的超阶级性和普世价值性。这些“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这与中国宪法相违背,因为共产党是施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
2、西方国家是因为宪政而富强起来的吗?
自由派在推销宪政理念的时候常常引用的一个论据就是实施“宪政”的国家都是当今世界上富强的国家,因此宪政能够让国家富强,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说法。
我们知道,英国和法国是老牌的殖民地宗主国,连美国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他们在长期的对殖民地国家的掠夺中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在美国本土发生,反倒是在战争中大发了军火财,尤其是凭借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从反面看,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够有能力发动“二战”,起码说明它们当时已经是强国了,那么他们是宪政国家吗?如果不是,说明实施宪政不是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如果是,又将如何解释这几个宪政国家走向法西斯呢?另外,根据有关统计数字,某些所谓实行宪政的“民主国家”,其经济还落后于所谓的“非民主国家”,这又怎么解释呢?
3、宪政民主的一定程度的“普适性”和“不普适性”
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但是成功的发展基本上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即使是正确的理论,也有一个实施的适用范围和合适时机的问题。撇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背景不说,一下子完全照搬别人的发展模式,通常出现水土不服问题。如果这种改变是在外部势力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和国家利益的原因而推进的,常常会给该国家带来非常消极的后果。这就是所谓的“不普适性”,但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只片面强调其“普适性”一面。
4、“理念宪政派”和“行动宪政派”
其实,无论是叫“宪政”也好,之前的“普世价值”也好,“民主化”也好,“一人一票”也好,都属于高层定义的“改旗易帜”的邪路,起码目前还是这样。但是在主张“宪政”的人里面也有两种人,一种是的确出于为了社会进步动机的人,而且认为宪政是中国的唯一正确发展道路,他们一般只是致力于这种理念的推广,本人将这种人称为“理念宪政派”。另外一种人直接目的就是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与外部势力勾结,直接实施行动。“理念宪政派”中有些人是主张渐进方式实现宪政,而“行动宪政派”则是希望马上实行“宪政”。
5、宪政真是“还权于民”吗?
宪政派喊得最多的一个口号就是“还权于民”。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概念。“民”在此特定语言环境中就是与“官”相对而言的,也就是说,除了现在任的官员以外,所谓的“财富精英”和“文化精英”也包括在内,并不是特指普罗大众。茅于轼老先生说:“改革必须由精英掌舵,不能由老百姓说了算。” 茅老先生是自由派的精神领袖,他的话已经把宪政的实质说得很清楚了,宪政实际上是“财富精英”和“文化精英”从目前的“权力精英”手中夺权或者分权,并不包括或者很少包括老百姓。或者说他们夺取权力的优势远远超过不占有财富、权力和话语权的一般平民百姓。表面上看起来是“公平”,实际上根本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在这里,他们玩弄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游戏,将也属于“民”(非官员)之一的某些所谓“精英”隐藏在“民”的大概念里面,打着“民”的旗号,以获得民众的支持。
6、为什么明知道宪政难于实施而硬要为之
如上所述,被赋予特定含义的“宪政”属于高层定义的“改旗易帜”的邪路,起码目前还是这样。同时也不会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前些年茅于轼曾经说过:“如果从人数上说,怀念毛泽东的人仍然占多数。”接着,王朔也说:“中国人对于给自己戴上枷锁者唯唯诺诺,对于给自己打掉枷锁者却分外仇视,当今大多数中国人莫名其妙的拥毛反美就是明证。”如果说上面两个例子说的是概数的话,那么下面的就具体化了。 茅于轼后来公开说:“我看全国至少有95%的老百姓在怀念毛泽东,这些人是改革的最大阻力,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 《南方周末》2013年5月2日刊文《调查“中国人眼中的民主”》中透露:“如果以左、中、右划分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中间化立场的51.5%,右的8%”。
@叶檀:至今还在怀念毛时代的人,就让他们糊涂下去吧。@叶檀:这些人数量占比大,说明国家此后必有劫难。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主编周兆呈在今年5月31日就宪政问题的争论对话贺卫方:贺卫方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特别愿意承认左派背后有相当程度的民意基础,……所以对许多人来说毛还是他们的偶像。我觉得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都是自由派的头面人物,不会故意长他人威风,因此他们对中国民众政治生态的判断有一定的可信度。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宪政派”在明知道即使马上“一人一票”,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占什么便宜的情况下,仍然勉强为之呢?某些自由派也常常用这个问题向左派挑战,既然你们人那么多,怕什么“一人一票”?说实在的,即使马上选举,极有可能出现像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那种令西方不满意的局面,为什么他们还要马上推进呢?只能有几种解释,1、是一场豪赌;2、需要启动这一程序,哪怕不能马上达到目标;3、从“行动宪政派”的角度看,只要达到能够削弱中央政府对大局的掌控能力的目的,也属于收到的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效果。
7、宪政派公知精英为什么不移民西方?
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让我很困惑,某些人常常大谈特谈美国和西方如何如何好,中国如何如何不好。于是我想,既然如此,移民去美国或者西方不就得了。为什么要赖在中国夸西方呢?这是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人常常想不通并且向自由派发问的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通常得不到他们的直接回答,他们常常反唇相讥,你们为什么不去朝鲜。事实上,即使是那些不赞成自由派的绝对美化西方观点的人,他们往往同时也对朝鲜的一些东西是持否定态度的。而自由派基本上把西方描绘成人间天堂或者非常理想的境界,既然国内的状况不符合你的要求,你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既然改变不了又适应不了环境,你就离开这个环境,到适合你的环境去,你完全可以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现在移民根本不是个难事,而且那些常常夸西方好的人应该是跟西方关系挺好的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吗?我不习惯从恶意去揣摩别人,于是就认为可能这些人都是“活雷锋”,为了让别人过上好生活操碎了心,而他们自己却宁愿留在国内和我们一起吃苦。
从网友对薛蛮子的分析中,我得到了答案。网友分析说,其实像薛蛮子这种人在中国多如牛毛,中国改革初期,他属于最幸运的一批人,有着在朝内做高官老子的背景,带着一笔不菲的财产移居美国,后来还加入了美国籍,由于自身能力不济,也没啥本事,只会吃喝嫖赌,带的那些钱在花花世界美国很快就坐吃山空,在美国,当个老百姓他心里不甘,咋说也是中国红色大贵族出身吧,到美国当普通人,实在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再看看当年和自己一起在大院长大的那些红色后代,在中国不是做大官就是发大财的,相比之下自己也就是混了一个美国籍名分,在美国给他带不来任何利益,更不被当地人关注,中国高官子女在那里狗屁都不是,美国总统的后代也和老百姓没啥两样,没一点特权,到中国还能显摆一下,找回点自豪的感觉,于是就有了一个黄皮肤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白求恩博士那种为信仰献身精神和高超技艺能量他没有,也就是一个投机家,国内大位置没他的份,小事干又划不来,高官子弟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德行在他身上体现得很完美,不得志的人很容易发牢骚,爱不成就变成恨,一个知名的意见领袖由此诞生。
美国是一个移民大国,这没错。但是,在美国比较欢迎哪些人和哪些人比较容易在美国混等问题上,人与人是有差别的,有一技之长的,携带大量财富的,美国当然欢迎。有政治利用价值的,一下子会当成宝贝,用完以后就会当成废物了。比如“阿炳”,他在纽约大学一年的逗留期已满,纽大要求他离开。“阿炳”公开声明表达不满,宣称纽大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zg当权者对美国学术界的统战远超出大家的想象”。纽约大学对“阿炳”的说法表示“不解和遗憾”,称他所说的“不符合基本事实”。曾经帮助“阿炳”赴美的纽约大学教授孔杰荣说“阿炳”: “你不应该反咬给你食物的人”。一年前曾经风光无限的人现在在人家眼中成为了“需要人家提供食物,到头来又会咬人”的动物。
根据有关方面提供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富人和占有财富的比例是:不足20%的中国富人却占有中国80%多的社会财富。
一个是95%的反对西方的人和5%的崇拜西方的人的比例,一个是80%的“不富”的人和20%的富人的比例,其中肯定有重叠和交叉的部分。也就是说,在那占中国人口20%的富人当中,有崇拜西方的人,也有不崇拜甚至反对西方的人,在那占中国人口80%的“不富”的人当中,有崇拜西方的人,也有不崇拜甚至反对西方的人。
富人当中不崇拜西方的人应该属于合法经营和勤劳致富的人,不富的人当中崇拜西方的人应该属于希望社会进步又迷信西方社会制度的人,当然也包括一些对中国现状不满意的人,剩下的就是富人中崇拜西方的人和不富的人中不崇拜甚至反对西方的人了。
富人中崇拜西方的人也有几种情况:一、致富了,但是怕以后政策变化,干脆移民;二、虽然致富,但是财富来路不正,又不愿意到外国去,希望能够通过改变社会制度让所得到的财富合法化;三、某些权贵既不通过正道致富,又不愿意去外国,更希望能够得到更多财富,也是希望改变社会制度。私有化制度下的某些富人,更加容易用财富去获得或者控制权力,并且因此获得更多财富。别说那些披着马甲的人了,就是那些目前已经公开身份的大V们,好些就是权贵。
于是公知精英们一边唱衰中国,美化西方,一边又赖在中国不走。
8、西方大战略背景下的中国宪政进程
某些自由派标榜,实现宪政就是为了中国富强,有位名叫杨绍政的教授更是精确计算出,实现宪政以后,每个中国人可以增加2000元的收入,比当年苏联的“土豆烧牛肉”还要具体。其实,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既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还有国家利益的冲突。尽管日本是美国的小兄弟,但是当在日本的经济发展要超越美国的时候,美国仍然用一纸“广场协议”让日本经济发展停滞了10年。美国是中国宪政派的后台老板,这么说,难道美国成为了“活雷锋”,扶持中国宪政派,以帮助中国在“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种说法不知道宪政派自己是否相信?
在西方大战略背景下的中国宪政进程,某些人如果不能让中国产生亲西方的政权或者让中国成为西方的附庸,起码也要退而求其次,争取实现如下目标:1、国家四分五裂。曾经有公知精英说,中国最好一分为七;2、削弱中央政府对大局的掌控能力;3、外国通过中国完全私有化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4、使中国处于无休止的动乱之中,无法集中精力发展。从此无法成为美国和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竞争对手。
9、宪政大目标下的“突变战术”和“渐变战术”
按照宪政派的本意,最理想的结果就是一个晚上就突变,他们最希望看到的局面就是在中国出现埃及、突尼斯等国的情况,全国的民众在他们的统一指挥下形成全国性的“类花行动”。就为这个原因,曾经的“少帅”韩寒就因为在最需要他“领导起义”的时候搞出个“韩三篇”,质疑所谓的“革命”,于是被临阵“斩首”,污名灭口。本来,“宪政派”中的权贵是弱势群体的对头,或者说,在由弱势群体发起的一些地方的群体性事件中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些权贵,是他们与单纯追求GDP的地方官员勾结损害了民众根本利益引起民变,而他们反过来利用与他们有很大交集的自由派煽风点火,希望把火烧得更旺,烧的范围更加大,烧的层次更加高。但是,在这些群体性事件中,民众往往恪守只是实现自己的合理的利益诉求的底线,没有被某些人把他们绑在自己的战车上,没有被某些人利用他们去达到这些人的政治目的,于是某些人非常恼火,骂他们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某些人在怪这怪那的时候就从来没有怪过自己,恰恰是他们身后的外国后台老板和他们自己的过火表演充当了反面教员。埃及的经历恰恰又给中国人提供了前车之鉴。埃及“宪政”的结果被另外一部分人不接受,结果不是仍然通过“宪政”的办法解决问题,而是由军队发动政变,羁押民选总统。反对派示威,受到镇压(现在正在第二次弹压),美国政府曾经说停止对埃及军方的援助,后来又说不算数。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不亲美甚至反美的国家内,恐怕美国早已以“消除人道主义危机”的名义进行军事干涉了。
如果能够实施“突变战术”对于某些人来说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他们又不得不面对高层和大多数民众不支持的现实。于是“渐变战术”目前就成为了“理念宪政派”和“行动宪政派”都能够接受的“斗争方式”。自由派领军人物朱某某曾经借用一句话说:“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拱卒”在目前的具体表现就是仍然不遗余力地兜售“宪政”理念,围攻对此有不同看法的媒体和人士。
10、“理念宪政派”中的理性人士与大多数人的交集
那么,是不是“宪政派”都是坏人?他们的主张全部都是祸国殃民的呢?又不是这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或者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的意志来理解党性,或者从某一个阶层、某一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的利益来理解人民性,这些理解都是片面的、错误的。” 王伟光所批评的两种“对立起来”的情况第一种体现在某些官员身上,那句“你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第二种主要体现在某些自由派对国家和个别的民众的关系的观点上面,他们用某些地方存在的强拆现象否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性:“家都没有了要国还有什么用。”也是一个典型。
但是,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腐败现象和其它执政方面的欠妥现象的情况下,包括“理念宪政派”中的理性人士在内的大多数人的舆论监督仍然是一种有效的防腐机制,这让某些政府和官员不敢胡作非为,甚至倒逼他们依法行政。
另外,不能马上按照某些人的意志在中国实行所谓“宪政”,不等于“宪政”理念中没有可取之处。但是这些有可取之处的理念如果要变成现实并不是像茅于轼老先生说的那样,“改革必须由精英掌舵,不能由老百姓说了算”。恰恰相反的是,“理念宪政派”中的理性人士只有站在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的立场上,不断扩大与大多数人的交集,总有一天会实现咱们中国的共同的宪政梦。
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这是与中国的富强同步的宪政,而不是西方希望让我们实现的“宪政”,也不是某些“行动宪政派”现在正在极力推进的所谓“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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