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尊敬的爱国同胞：
大家好!
我们都是(或自认是)爱国人士。爱国是一种高尚的品德，具有这种高尚品德的人士应该受到尊敬。无论是左派人士、中间人士还是右派人士，只要是爱国人士，都应该受到尊敬，应该得到尊重。只要真心爱国，不管左派、右派还是中间人士，那么我们的目标和愿望是共同的、一致的，往大的国家上说，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都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往小的个人需求上说,我们都希望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在左派人士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右派人士是“自由”，中间人士是“大同世界”。
我们都拥有爱国的高尚品德，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和愿望，我们都愿意为了理想和目标而奋斗,理论上我们应该是互帮互助、团结一致、共同前进的一群人,然而，因为对爱国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不同，我们却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三个群体，而引起对立的，竟然是我们的国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我们分成了社会主义的左派，市场经济的右派和中国特色的中间派。三派鼎立，说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三派都各有优势,同时也都不完善。三派既有合作的基础，也有合作的必要。三派应该合作互助，相互完善，相互监督,否则，我们的国策将会成为一句不可能实现的口号，我们的爱国也将会成为一句响亮的空话。
如果能完善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个缺陷,认清市场经济的两个陷阱和突出两个主要的中国特色,我们完全能团结一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个缺陷
马克思以阶级斗争为线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无产阶级最终战胜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公有制、按需分配和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取代私有制、按资本分配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而使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然而，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个缺陷，使得马克思本人只能成为近一千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而没有成为最伟大的政治家,也使得当今世界对坚持共产主义的两个大国的几位领导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评价毁誉参半,誉满全球，也谤满全球。
首先,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对共产主义的定位过于狭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定位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基于此种定位，马恩认为共产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需要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及自觉程度的发展,即共产主义革命要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才能取得胜利,并且，“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也是基于此种定位，马恩非常重视阶级斗争，到后来，阶级斗争竟然成为判断是不是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都在自发为一个共同的理想奋斗!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可以在任何部门工作，社会公共机构调节着整个生产，能力强的人进入社会公共机构参与社会工作的分配但以个体意愿为主，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看，共产主义不仅仅只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而是全人类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早在《共产党宣言》问世之前，欧洲就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潮，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因为，“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中等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可见在当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基本相同的，只是阶级基础不同，实现理想的方式方法不同，马恩为了表明其理论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立场而选用了共产主义的名称。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社会保障工程和完善福利制度。马恩在《共产党宣言》曾设想在“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的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这十条基本被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又掀起了马克思热潮。种种现象表明，共产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需要，共产主义既解放无产阶级，也解放资产阶级；既解放受压迫阶级，也解放压迫阶级；既解放被统治阶级，也解放统治阶级；因此，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解放的学说，共产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和向往！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生产力就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生产关系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要看社会各种关系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能不能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整个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水平，只要人类社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到最高水平，其他国家或地区则可以通过购买或学习等其他方法也能达到同样的水平，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也将生成。因此，机器大工业出现和世界市场形成后，只要能创造相应的条件，任何国家或地区是可以通过先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然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苏联的建立和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前苏联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指导而新中国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为指导。
其次,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没有提出如何建设理想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指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几乎是人尽皆知,这直接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共产主义革命，革命进入低潮期。后来列宁开创了帝国主义理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平衡使得共产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少数或者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先取得胜利,由无产阶级先夺取政权,并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教育，壮大无产阶级,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条件。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可以先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夺取政权后再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壮大无产阶级,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虽然列宁和毛泽东都继承并发展马克思共产主义原理，但是也都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定位太狭窄的限制，这种限制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该怎样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准备的过程中表现更加突出。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革命首先在社会化大生产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到自觉程度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那里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没有指出公有制是怎样的“联合体”及公有制是怎样发挥消灭压迫和剥削的作用的。
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出，如果认识了一个客观规律，就能找到方法创造该客观规律所需要的条件，利用这个客观规律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分析共产主义社会产生的条件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环境，财产私有制、雇佣劳动和自由贸易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起的作用，财产私有制保证“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并形成资本;雇佣劳动使资产阶级的资本增殖并使现代工人即无产阶级得到“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机器的大量推广，分工的越来越细致，自由贸易使资产阶级能买到任何他们想买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及其他需要的东西和能卖出他们生产的物品，也使无产阶级能买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及其他消费品。雇佣劳动是资本和生产的纽带，如果资本是需要雇佣劳动使其增殖，那么工人为什么愿意被雇佣，同意被压迫，被剥削?因为，“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被雇佣，不被压迫，不被剥削，他们将无法生存。人们得到需要的物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己劳动所得;一种是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与其他人交换(对等交换或等价交换)，说到底其实都是劳动所得。如果没有一定的财富积累，人们就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求得生存;人们如果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财富如果不能增殖，终究会在与其他人的交换中用光积累的财富，最后也只能出卖劳动力以求生存。如此看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质是生存的斗争。推及到其他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历史时代，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斗争实质也都是生存的斗争。压迫者的生存和发展是以牺牲被压迫者的生存和发展为代价的。
阶级斗争的实质是生存斗争，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生存斗争的历史。财富的私人占有和按劳动所得即按劳分配是生存斗争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充分必要条件。要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或者改造私有制，或者改造按劳分配，或者二者都加以改造，最终废除二者。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提出如何建设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却有指出基本原则。原则一：“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会马上灭亡，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马上诞生，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所做的一切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是在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诞生准备条件。原则二：“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在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私有制依然会存在，只是不存在资本压迫和剥削，也就是说，除去雇佣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其他成分如私有制、机器大工业、自由贸易等都是保留的。有两种方法可以消除资本压迫和剥削，一是不让私有财富形成资本，即生活资料私有，生产资料共有;一是不形成雇佣关系，企业是由既是雇主也是雇员的劳动者个体或者劳动者“联合体”组成。
列宁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都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当时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处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条件下。是不是要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先发展资本主义壮大无产阶级和发展生产力呢?无产阶级的革命都胜利了，还要主动让资产阶级来剥削来压迫肯定是行不通的，但生产力还是要发展，社会化大工业也要发展,不能压迫无产阶级，只能牺牲农民有产阶级(农民在当时是有财产的)，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由此而来，中国的城乡差别由此越拉越大。苏联建立时间比较早,各资本主义间还没有联合起来封锁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当时能买到世界最先进的机器设备,从而得到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政治经济发展虽有小波折，但总体发展迅速，国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在西方国家爆发经济危机时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尤其苏联又战胜了德国，以至于人们都觉得找到了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办法，也让苏联共产党和领导层感觉很快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了，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模式，西方资本主义在二战后也借鉴苏联模式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等到新中国建立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起了强大的反共联盟，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全面封锁，新中国几乎从西方世界得不到想要的帮助，只能一边倒的靠向苏联，寻求帮助，新中国早期基本照搬苏联模式。
苏联建立了完备公有(国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制度体系，是不是就如理论所说消灭了压迫和剥削，就能各尽所能呢?苏联模式虽然是按劳分配，但生产是要按计划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变成了按计划分配，工人没有自主性，缺乏积极主动性，产生闲置劳动力和大量无效或低效劳动，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虽说理论上是共有，实际上并没有共享。工人被绑定在一个企业，全部的生活来源基本依靠该企业，而企业是有竞争的，企业竞争直接传导为工人的生存竞争，企业竞争由制订计划的权力部门决定，因此，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只是由资本压迫变成了权力压迫。苏联严重的官僚主义就是在这种模式下必然产生的结果，直到最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毛泽东后来看到了苏联模式的缺陷，毛曾经说过：“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公有制所采取的国家所有、政府代理的形式,并没有消灭产生压迫的条件，资本主义很容易就能复辟，因此毛认为需要打破这种模式。毛试图用高调的道德教育党员干部和用人民民主监督干部的方法来改变这种模式,“文化大革命”就是为打破这种模式而发动的，正因为如此，在毛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与建立新中国是同等重要。从对建设理想的社会主义方式方法的探索看，毛如果能找到一种比苏联更好的模式，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能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可惜当时能理解毛泽东高瞻远瞩的人很少，毛的良苦用心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文斗升级成了武斗，到后来毛也控制不了了，美好的愿望不但没达到,还使新中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动荡不安。
邓小平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指导，“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社会主义改革。从邓启动改革开放时的口号看，邓的改革使用的依然是试错法，既然毛用高调的道德和人民民主试过没成功，那就从打破计划经济方面试，恢复市场经济，一定程度的恢复私有制，这在当时是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严重挑战，后来的事实证明恢复市场经济和一定程度的私有制是非常正确有效的。改革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后来开放个体经营，搞活集体乡镇企业，承包小型国有企业，引进外资建合资企业等都是非常有效的措施，应该说没有涉及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改革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激活了市场竞争，激发了人们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虽然没有触及改革的真正核心，与早前的计划经济相比已经是非常大胆的进步了，当然由于其他配套改革没跟上，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后来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虽然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人们“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须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了，总体上看应该是偏离了公有制的发展方向，是弊大于利的。
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下，有些企业会被市场淘汰，怎样才能避免企业的生产竞争变成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对于劳动者个体或者劳动者联合体来说，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一定的交叉投资或交叉持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竞争风险，当这种交叉持股达到一定规模就成为集体的或国有的了，即公有制共有共享的形式是在明确公有产权的基础上实行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交叉持股，这样，劳动者不会因为一个企业的破产而失去生计，不会因为某位领导的不喜欢而寝食难安，也不因会为权力部门的计划无家可归！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不存在了，压迫也就随之消失了。
在探索如何建设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毛泽东和邓小平无疑比列宁和斯大林走得更远,取得的成绩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更有意义，毛和邓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人物，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世界共产主义历史的进程。习总书记提出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市场经济的两个陷阱
一是商品的自由交换、自愿交换与同意交换的陷阱。人类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品，简单的剩余品交换就产生了。当农业和畜牧业分离后，商品交换渐渐扩大，到后来手工业和农业分工,从而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使得商品交换经常化，从而产生了货币。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商品交换基本是在平等自愿，等价互利的条件下完成。随着分工的越来越细致及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人在生产中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从而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低下。与此相对的，由于单个人的生产越来越简单化，自给自足的生活越来越变得不可能，商品交换成了人们必需的生活方式，本来只是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成为了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当货币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时,在存在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剥削和压迫变得更加简单和隐蔽，掌握了货币就等于掌握了剥削和压迫的权力,只要把人们逼到破产，如果不同意剥削和压迫，他将无法生存。商业竞争中所谓“核心竞争力”就是要在商品交换中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人为制造不平等，从而在交换价格上造成对自己有利的不等价交换，使自己在交换中得到更多的货币利润。所谓的自由交换只是不平等，不等价下的自愿或不自愿的同意交换，正如罗斯福所说：“在个人主义物质至上横行之下，个人完全的自由,在实际上变成了强者虐待弱者的完全自由。”
二是利益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陷阱。马克思认为人自身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所谓利益，是指能满足或者能帮助满足人们需要的活动或物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体现在利益上也应该有各种各样，各种利益的取舍实质是各种需要的选择，因此，可以说人们对各种需要的选择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各种利益的取舍。如此，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把它解读成利润最大化，意义则完全不同，虽然二者只有一字之差。利润特指金钱利润或货币利润，只与金钱或者货币有关，与人们的需求没有什么关系，把二者等同看待其实是隐含了一个假设条件——金钱或者货币能满足人们的所有需要。在市场经济下，金钱或者货币的确能买到许多东西，能满足人们的很多需要，而且金钱能买到的越来越多,比如,人体的器官，污染排放权等等，等到金钱能买到人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时候，恐怕这世界上已经没有穷人的生存空间了，因为穷人没钱购买生存权。
在存在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自由交换只是强者压迫弱者的不平等，不等价的自愿或不自愿的同意交换，自由竞争只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富人掠夺穷人的生存竞争;只有在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才会有平等自愿、等价互利的自由交换，才会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产竞赛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最突出的两个中国特色
一是农业和农耕文明占主体地位中国拥有几乎所有人类能生存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差异比较大，所引起的生产条件、风土人情及饮食文化等不同的地方比较多，真正比较统一的是几千年流传至今的农业和农耕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中国目前有7亿人口在城镇居住和生活,7亿人口，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七个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还多,可谓成就巨大，关键问题是我国还有6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生。如果以当前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方式，中国目前无论大小所有城镇都要再扩大将近四分之三才能容纳农村的剩余人口，这将是中国无法承受之重，中国当前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及食品安全等问题都与此有关。新型的城镇化，是把农村城镇化，把农业产业化和把农民工人化，让农民过上象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二是溶进血液里的仁和孝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远古时代，要管理如此庞大的帝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的祖先运用儒家的仁孝就做到了。在思想文化上用仁和孝，与之相应的是家国同构的制度,两千多年来多少外来的文化和文明都溶入了中华的仁孝之中。仁者，人也。仁孝文化是天然的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文化。两千多年的继承和发扬,仁孝文化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里，溶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两千多年前《礼记》里描述的大同世界是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始版本。中华文化天然的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和大同思想是共产主义最自然的承载体，共产主义社会是大同世界的终极版本。
尊敬的爱国同胞们，我们有美好的愿望、良好的动机，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可是，光有美好的愿望和良好的动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我们同心协力，万众一心。西方有句名言，“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良好的动机铺成的”，希望我们美好的愿望和良好的动机铺成的道路，不是通向地狱，而是通向天堂，通向人间的天堂——共产主义社会!
谢谢!
一个共产主义爱国者
201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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