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一直被人关注。与他有关的话题，也很容易激起社会舆论的波澜。近些年，围绕中学语文教材删减鲁迅作品这事，争议不断。今年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再次删除鲁迅的散文《风筝》，激辩随即腾起，探究的焦点问题仍然是：为什么要删除鲁迅的文章?
坊间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不外两种：一是“过时”说，认为鲁迅的文章富于战斗和批判精神，带着“投枪和匕首”的冷气以及尖酸刻薄的语气，流露出一种黑暗、悲伤甚至阴森的气氛，渗透着破坏性的思想因子，已不适合现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二是“难懂”说，认为鲁迅文章遣词冷僻、行文滞涩、思想高深、文意隐晦、缺乏审美意蕴，既难学又难教，学生常生畏难心理。这两种说法，前者是从政治性、社会性的原因来观察鲁迅的“过时”，后者是从文学性、教育性的原因来审视鲁迅的“出局”，似乎都有些理直气壮。
但所谓鲁迅作品“过时”和“难懂”的说法，恐怕只是表象，伟大的作品没有“过去时”，更不会因为“难懂”而遭受冷遇;我们不能用浅薄的、极端的实用主义去认识鲁迅的作品。在我看来，鲁迅作品频频退出中学语文教材，当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背景。受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影响，文化的庸俗化和教育的媚俗化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文化快餐正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文化教育观念。这让严肃乃至稍显晦涩的经典文学作品缺少流行的社会性基础，倍受冷落。鲁迅那种独特的白话文文章不但“看上去不美”，还偶尔露峥嵘，硬邦邦的缺乏情调，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文化快餐消费中，实在难入时人的法眼，因此，“请出”鲁迅，迎合时俗，当是鲁迅文章不断被“微调”出教材的一个宏观文化背景。
经典文学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它所承载的精神价值不会局限于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之所以伟大，乃在于他用犀利、冷峻的文笔形塑了一个震撼人心的精神世界。鲁迅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便是其著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中所倡导的，要用恶魔派文学来打破传统文学的“污浊之平和”，呼唤自由的“恶声”;要敢于获罪于群体而抨击不公，肩负忧国忧民、正视现实与直面人生的使命。他的作品、思想和人格，在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奋斗、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近代中国任何别的作家都难以比拟的。这点毛泽东看得很准确。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在鲁迅精神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基础上的高度概括，认识不到这点，就没有认识真正的鲁迅。
新华网曾做过“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是否应减少”的调查，83%的人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仍需要鲁迅精神。学习和吸收鲁迅精神当然要熟悉鲁迅的经典作品，我们总不能把鲁迅作品也改编成文化快餐端给学生吧?在语文教育中，我们应让学生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既吸收向善的力量，也汲取批判的精神，那种一味迎合世俗口味而“去鲁迅化”的做法，是只顾眼前而不顾长远。古人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让学生在各种观念开始形成的关键期多接触些冰冷的提醒，有助于他们在保暖的成长环境中保持一种清醒的“内自省”。郁达夫在1936年《怀鲁迅》一文中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虽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句话，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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