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初欧洲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西方世界在17、18世纪形成的基本价值观念，如经济上的市场自由主义、社会上的个人主义等在19世纪成为现实。不过欧洲思想家从一开始就不断反思这一转型。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使西方人对于19世纪以来的社会转型有了更深的体会。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论战把这一反思推向了高潮。在此期间，卡尔·波兰尼深入剖析了人类自19世纪以来的“巨变”。
1886年10月25日，波兰尼出生在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在布达佩斯大学读书期间，曾创办“伽利略俱乐部”，与卢卡奇、曼海姆等人过从甚密。190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继续攻读法学。一战爆发后，他因病未能参战。1924年，他来到维也纳，担任周刊《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编辑，开始了解到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思想。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倡导市场自由主义。不过，波兰尼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认为恰恰是源于英国的市场自由主义要为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负责。
1933年，他逃往英国，成为“工人教育协会”的讲师。利用授课之便，他收集了大量英国经济与社会史的资料。后来他又转往美国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做访问学者，开始撰写《大转型》一书。该书于1944年发表后，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视为经典著作。 波兰尼对人类社会的货币、贸易和市场进行了跨学科研究。他认为人类历史可以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或前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或现代社会）两个时期。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一套独特的互惠性和再分配制度。而从1815年开始，英国工业革命却引发了人类社会的“大转变”，让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社会的根据就是市场自由主义，即人类社会根据自身调节的市场来组织、发展，即使出现通胀或紧缩等经济危机，社会也要耐心地等待市场自身缓慢的调节来恢复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现代社会的特点是“非嵌入性”：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大转型”，就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再嵌入在社会之中，而是重新组织与建构人类社会。
波兰尼认为，市场自由主义所假定的“完备的、自身调节的市场”，其实是一个“乌托邦”。因为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可能最终脱离社会，反过来重新建构社会，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根据市场自由主义的要求，一切东西，包括人和自然本身，都必须商品化，这样最终会摧毁人和自然的“神圣性”。而且，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民众也未必能够忍耐长时间的市场调节。特别是在全球层面上，各国会“以邻为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或者故意让本币贬值，从而破坏“金本位制”。欧洲各国在享受了1815—1914年的百年和平与繁荣之后，突然陷入世界大战之中，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此。因此，为了避免这类悲剧的出现，人类社会必须用社会来反制市场。
对于波兰尼的《大转型》，论者褒贬不一。但波兰尼对市场调节的社会容忍度的揭示，有其合理之处。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社会逐渐向“主客分立”的世界图景过渡。在政治上，霍布斯率先提出国家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作品。洛克、卢梭等人认为国家是人们理性协商的结果。而在经济上，作为重农派代表的法国思想家魁奈强调土地(即自然)是价值的载体，而政府的税收就源于此。所以，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必须以自然法为基础。但是西方社会由于海外贸易量大增，远超国内的土地产出，英、法等国逐渐资本主义化。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系统地提出了“市场经济”学说。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经济学日渐成熟。一方面，商品的价格是由需求与供给的互动关系决定的;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量是由储蓄与市场需求等条件决定的。而这一切又与人们的工资、收入紧密相关。
然而，波兰尼认为，这一发展趋向却有着敌视自然、把人“物化”的可能，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普通大众的生计广受影响。一旦经济危机超过了普通大众的容忍度，那么就会引发各种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反过来又加重了经济危机，使得市场自身的调节遥遥无期。但“危险”中也存在着转机。新的世界图景其实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其中，需求与供给、货币发行量与经济交易量等相互交错。各要素之间既有趋同，也会相互脱节和对立。如何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政治资源之间寻找新的契合点，应是人类努力的方向。
（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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