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闭幕，无论是左翼、右翼，还是那些中间力量无不翘首以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也公之于众了。公报一经发表，不仅立刻吹散了压在左翼和爱国中间力量心头的满天乌云，而且还更是给了会议召开前极度疯狂的右翼、尤其是给了会议召开前极度猖獗的汉奸卖国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因此在当前乌云压顶、浊浪排空的形势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过和发布，充分地彰显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无不具备只有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才拥有的那种英雄情怀。
尽管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局势是矛盾重重，但是民族矛盾、尤其是国际和国内同时存在着的双重民族矛盾，仍然还是占第一位的。而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深陷于国际和国内的双重民族矛盾之中，一切皆是由于汉奸问题才造成的。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沉重打击汉奸卖国势力，有效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强力措施。所以如果暂且抛开阶级的立场而只是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立场上来认识，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当今中国左翼和所有爱国力量所取得的一场决定性胜利的会议。
由于受腐朽的儒家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受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这种思想的毒害，因此我们中国这才总是会自发地就能大量地产生汉奸。改革开放后新时代汉奸的产生，就更能充分地证明这一点。汉奸卖国的问题，历来就是导致我们中华民族挨打受辱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年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不屈抗争中，中国人民找到并选择了社会主义，从而才挽救了濒临亡国灭种边缘的中华民族。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来都是天然的爱国主义者;而凡是爱国主义者，最终也必然会进步转变成社会主义者。多年以来，经过我国左翼，特别是经过毛泽东主义者们对爱国主义的苦苦坚持，尤其是经过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他们的汉奸卖国行径持之以恒的揭露和批判，终于教育并唤醒了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因而这才部分接受了左翼的判断和主张，断然在党中央的全会上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备受人民的瞩目，就是因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改革开放以来，历届的三中全会都会对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发而做出重大的决策。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当然不会例外，而且在面临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和国内以“普世价值派”为代表的汉奸卖国势力的巨大压力下，还更有可能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然而与以往的历届三中全会不同，面对三十多年来由于“分权让利”和财富外流式改革开放而造成的国有企业破产倒闭、财富外流、公有制经济体制动摇和由于汉奸卖国势力的极度猖獗而给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巨大隐患与威胁，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断然否定了国外反华势力和国内以“普世价值派”为代表的汉奸卖国势力极力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并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确保改革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运行。而且还更是突出强调了“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由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极大地振奋了人心，所以许多左翼的同志才都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正面理解与积极的解读。然而对这样一些给了目前国内极度猖獗的汉奸卖国势力以沉重打击并必将推动社会主义回归的重大决策和措施，也有不少的左翼同志却仍然感到意犹未尽、心有不甘，因而便再一次犯了左倾急躁病，认为无论是去年的十八大政治报告，还是今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尽管都提到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虽然都提出了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但却由于没有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没有提出如何解决目前我国日益严重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问题。特别是当多达六十条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长篇《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公布之后，更是认为此届三中全会不过仍然是在“打左灯向右拐”。至于公报中提到的要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认为那不过就是为了安抚一下左翼而已。于是那些犯了左倾急躁病的左翼同志不仅丝毫没有表示对党内健康力量以应有的支持，不仅继续否认党内健康力量的存在，而且即使是对左翼内部对公报做出了正面理解与积极的解读的其他同志，也更是不断地进行着这样或那样的冷嘲热讽，甚至是进行无端的谩骂。
自去年以来，国内的局势可谓是更加扑朔迷离。在十八大召开前，美国人佐利克敢于公然带着妄图彻底摧毁我国国有企业的《佐利克报告》到我国来“传经布道”的情况下，在去年的“两会”正在进行中，由于重庆事件而造成了国内政局风云突变的情况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堪称是《佐利克报告》翻版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制定的“383方案”突然出台和要求推广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呼声突然高涨的情况下，在近年来的卖国行径越发地猖獗、尤其是在互联网上的汉奸言论更是铺天盖地的情况下，因此当十八大政治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公之于众之前，除了那些洋奴买办和汉奸卖国贼之外，哪一个真正关心当今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中国人，没有产生过命悬一线的这种感觉。然而十八大政治报告、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过和发布，不仅必将有力地打击汉奸卖国贼们的卖国行径，而且或许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改革教徒掀起的新一轮瓜分国有资产的狂潮。
目前我国的工农劳苦大众，的的确确是正在遭受着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此社会主义的回归，也确实是他们的迫切愿望。然而不仅和当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相同，而且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样。社会主义的回归，也必然要经过一定的过程。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过就是一种夸张性的描述而已。今天急切地盼望着能够马上回归社会主义的那些人，“粉碎四人帮”时的载歌载舞，意识到这将是要回到解放前了吗?涨工资、发奖金时的衷心欢呼，意识到这更是要回到解放前了吗?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到厂长(经理)负责制时的漠然视之，意识到这马上就是要回到解放前了吗?一直都没有。直到开始“砸三铁”并下岗、买断、失业、失地这样的痛苦加身，这才由于自身的痛觉而意识到了就是要回到解放前，但此时，无不悔之已晚。因此社会主义回归的过程，首先就是一个工农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真正提高的过程。如果只是从自身的感受而不是从理论上来真正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即使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在我国的回归，但总有一天也还会再失去。
没有“粉碎四人帮”时人民大众的载歌载舞，人民大众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艰难痛苦。时至今日，一个当年人民大众热烈庆祝“四人帮被粉碎”的场景仍然会时常出现在电视画面中：一队身着艳丽的服装，腰间系着彩带，容颜十分姣好的女青年，兴高采烈地扭着秧歌，脸上还洋溢着欢快的笑。她们的美丽，撩动得正处于青春期的我，内心躁动了许久。一晃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不知她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是当上了大款?还是傍上了大款?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等人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在毛主席逝世之后才刚刚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启动了转型接轨，从而使不少由于不追求道理而不懂道理并早已习惯了用自身的感受来认识事物的中国人，能在自己短短的一生里，就有幸经历了蒋介石、毛主席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而有些年龄在八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还更是经历了满洲国或日本占领的时代。从而让中国人通过自己前后的亲身感受，来直接对比各个时代都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对自己究竟都意味着什么。因此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等，都应该被授予学习毛泽东思想最优秀辅导员的“光荣”称号。
对任何事物，只有靠理论来触及大脑皮层深处的理性细胞来达到理性认识的高度，才能够形成深刻的认识。如果只是由于自身感触这样只是触及到皮肤而形成的浅表性的感性认识，那么由于“伤疤好了不再疼”的因素使然，这样的感性认识将会很快消失。所以，即使是因为如此，那么左翼也不应该再犯左倾急躁病，而是应当充分抓住当前私有化改革所造成的活生生的现实，通过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强烈对比，从而来引导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理论形成更广泛、更深刻的认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和失败的历史证明了，引导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理论形成更广泛、更深刻的认识，远比急于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在我国的回归更为重要。
在当今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只有那些不仅不惧任何风险，不仅能够经受得起生死的考验，不仅能够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还更是能够经受得起来自同一阵营的冷嘲热讽而始终不改对毛泽东主义信仰的人，才堪称得起是今天中国的左翼。而那些乘机要为自己树旗帜、拉队伍、造声势，甚至就连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还要特地标注上转载须署名的人，无论其观点是多么的正确，不管他在口头上是多么的崇拜与捍卫毛泽东，那也算不上是当今的左翼。
我国有着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话，同时也是一种长期而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对于“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种社会现象，当代的中国人无不认为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种长久的种悲哀。然而在我们这个讲求孝都讲求了两千多年的民族中，之所以会长期而广泛地存在着“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种悲哀，就是由于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没有多少道理。由于没有道理，所以父母也就只能用“乌鸦反哺”和“羊羔跪乳”这样的现象而不是用富含逻辑的道理来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孝子。而儿子同样由于也不懂得为什么要做一个孝子的道理，因此更难理解“乌鸦反哺”和“羊羔跪乳”这样的现象，于是孝子也就只能在棍棒这种严重的家庭暴力下产生了。一个全人类人口最多的且又历史悠久的民族，其传统文化中却竟然没有多少道理，这确实不能说不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悲哀。也正是由于没有多少道理来使人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而只有自身感触的这样浅表性的感性认识又很容易消失，所以我们中国人这才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于是两千多年来，这才轮回上演着一幕幕总是挨打的民族悲剧。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认为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没有什么联系，是大多数的中国人由于在没有多少道理的儒家文化中浸泡了两千多年而养成的愚的这种恶习。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我们的《国歌》中有着这样一句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抗日战争是一场事关中华民族存亡的生死之战，然而却又有多少中国人发出了最后的吼声?八年的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用大力鼓动宣传这样的言教，而且更是用浴血奋战这样的身教，才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发展到了三百多万人。而蒋介石的国民党，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抓了一千多万的壮丁。抗战时的中国，人口就已经多达了四亿多人。可是在这场事关民族存亡的生死之战中，却不仅只有几千多万的中国人才投入到了这场保卫中华民族的生死之战中，而且其中还有不少人是被迫的。而另外的那些总数都超过了四亿的中国人，却竟然都一边苶呆呆地充当着历史的看客，一边还都在各自做着自己的致富梦或是发财梦。就是由于把没有多少道理的儒家思想作为了自己的统治思想，就是因为把没有多少逻辑的儒家文化当作了是自己民族的主流文化，所以特别讲求孝的中国人，这才会变得愚孝，这才只能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了。
由于受没有形式逻辑知识的儒家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受儒家文化的那种只注重事物的变化结果而却忽视事物的变化过程和起因的实用主义毒素的毒害，有的中国人形成了极难理喻却又易于利诱并非常崇尚权力、甚至是崇尚暴力的这种性格。因为理喻的结果，一般是不会即时出现的。而权力、尤其是暴力的惩处。却是马上就可以加身的。就是由于受腐朽无能的儒家文化的毒害而养成的胆小懦弱的这种性格，所以有的中国人在崇尚权力、甚至是崇尚暴力的同时，又非常惧怕权力，特别是非常惧怕暴力。因而从古至今，我国始终是只有权力或暴力崇拜，而却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的个人崇拜。
排除人类社会处于早期蒙昧状态时的那种浑然无知的神性崇拜，其余的无论是个人崇拜，还是权力、金钱崇拜，都是人们有意识的活动。除了世袭制度的时代，任何人的权力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即使是真正有谁具有无限的权力，那么他的权力，也只能是靠他个人的能力获得的。而他获得个人权力的能力，往往就代表了真理和道义。所以真正的个人崇拜，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真理的崇拜，就是对道义的崇拜。因此崇拜某位个人，实际上就是在追求真理，就是在追求道义。只有这样的崇拜，才是发自内心的崇拜，才是精神上的崇拜，才是崇高的崇拜。而权力崇拜不同于真正的个人崇拜，崇拜权力，或是由于惧怕权力，或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所以权力崇拜，是属于低级趣味的物质崇拜。因而权力与权利这两个词的含义，才会是有些接近的。就是由于只有权力崇拜、甚至是暴力崇拜而没有道义崇拜或是真理崇拜，因此非常讲求忠的中国人，这才会变得愚忠，这才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是以两千八百万革命先烈的生命为代价才换来的。尽管这两千八百万革命先烈不可能个个都是先知先觉者，但最起码也都是具有一定的自觉意识和民族气节的人。而只有产生了一定的自觉意识，人们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才会意识到社会主义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年从“粉碎四人帮”到改革开放，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无不欢欣鼓舞。而直到下岗、失业、失地这样的痛苦加身了，于是这才意识到社会主义对于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因而这才要急于回归社会主义。当年毛主席之所以不仅一再号召工农兵要学哲学，一再号召要组建宏大的工人阶级理论队伍。而且还更是一再告诫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一旦复辟，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就是为了让工农大众仅仅从理论学习上，就能够认识到社会主义对于自己的重要，从而倍加珍视并去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然而由于受儒家文化的毒害太深，所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没有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并没有能够真正领会毛主席的教导，从而辜负了毛主席的一片苦心。于是终于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吃上了二遍苦，遭上了二茬罪。因此可以说，改革教的教主，就是中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最优秀辅导员”。是他用残酷的现实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辅导”成了毛泽东主义者，都“培养造就”成了推动社会主义在我们中国回归的主要力量。只不过就是这样的“辅导”，使被“辅导”者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甚至是太惨。是靠理论学习，还是由现实“辅导”才能够认识事物本质的差别，就在于认识者所付出的代价不同。而在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之所以往往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就是由于在没有多少文化营养的儒家文化中浸泡得太久而几乎形成了一种宿命。而要摆脱这种宿命，那就不仅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而且还必须做到像毛主席当年所说的过七、八年就再来一次那样的多次。否则，中国人将永远也无法摆脱这种宿命。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社会主义在我国回归的过程，绝不能也更不会是一个急于求成的过程。没有体制内外健康力量的共同努力，实现不了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回归。没有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觉悟，社会主义即使实现了回归，那么也必将再次失去。因此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回归过程中已经先行觉悟了的左翼同志，绝不要患上左倾急躁病。
今天我国的工农大众，确实是正在遭受着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但是如今的整个中华民族，却同样也正在遭受着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因此我国左翼的前途，就在于如何才能首先解决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问题，其次才在于如何解决工农大众所遭受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问题。
对今天的中华民族由于正在遭受着国际资本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而面临着新的亡国灭种危险的这一问题，由于帝国主义只是夹着皮包回来了，而并不是拿着真枪真炮打上门来，所以有些左翼的同志还没有能够认识到。于是便认为中华民族新的亡国灭种的这一危险，只是存在于理论上而并没有产生于现实中。然而理论上的存在，却不等于在今后某些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就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特别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理论上的存在转化为现实中的存在，将会是在瞬间就能完成的。因此对于中华民族新的亡国灭种的危险，我们不能不对其有所预见。然而对于那些因为在没有形式逻辑知识但却又充满了实用主义毒素的儒家文化中浸泡了两千多年，因而养成了只注重事物变化的结果而却往往忽视事物变化的起因及过程的这种恶习，所以造成了预见能力严重不足的人，却是很难用理论从正面去教育和唤醒他们的。因而这才会出现只有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会“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这种情况。毛主席生前之所以一再表扬反面教员，就是反面教员从来都是用事实而不是用理论来教育及唤醒我们中国人的。而这样的教育，对于那些严重缺乏预见能力的人来说，效果也从来都是极好又极快的。只是当某些事物的结果出现了之后，一切也就悔之晚矣!
每个人的世界观的转变和阶级觉悟的提高，都必须要经过一定的过程。健康力量的成长与聚集，更需要有一个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对于目前我国的左翼来说，却绝不应该是一个被动等待的过程，而是应该一个通过对汉奸卖国分子的汉奸卖国行径进行坚决揭露和批判，是一个通过对毛泽东与文革的坚决捍卫，来教育、唤醒和启发更多的工农劳苦大众的主动过程。而这个过程，注定了是一个艰苦、甚至是凶险而漫长的过程。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确是我国左翼获得的一场伟大的胜利。这场胜利，可能都出乎了许多左翼同志的预料。近年来，面对国内汉奸卖国行为极其猖獗的这个问题，左翼同志所能做的也不过只能是一再呼吁要设立一部《叛国罪法》或是《惩治汉奸法》，以制止汉奸卖国行为并惩处那些汉奸卖国贼。而今十八届三中全会却不仅接受了左翼的呼吁，而且还更是一步到位。通过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从而不仅在认识上和行动上，而且更是在组织上保证了对那些汉奸卖国行为能够实施严厉的打击。
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不过仍然是在“打左灯向右拐”的这种认识，实实在在是落后于了今天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今天的国内国际局势，早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了。而今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出现了由于买断、下岗、失业和失地而造成的残酷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这种现象，但却由于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所担心的“老贫农、老工人和老干部通不过”的那种情况，因而如今的改革教不仅早就不屑再自找什么像“打左灯向右拐”那样的麻烦，而且都已经敢于“打内灯向外拐”而导致国内的财富大量地向美欧外流了。“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和“383方案”的出台以及高声呼吁外资参与我国的养老产业等，就是最好的明证。
今天社会主义的回归过程，不仅是一个健康力量的成长和聚集的过程，而且也更是一个与汉奸卖国力量斗智斗勇的过程。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所进行的济南审判，不仅就充分地体现出了习总和熙来的政治智慧，而且也更是反映出了体制内外、甚至是国内外正反两方面力量激烈搏杀的现状。
三十多年的转型接轨，不仅摧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也更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竭力要推动深化改革，甚至是要以开放促改革这样“倒逼开放”的强大力量。然而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的掩护下而造成阵线不明的时候，体制内高层中的健康力量不仅很难得到人民的信任，而且目前的力量也还不够强大。济南审判，就不仅很明显地让中国人看到了高层内健康力量的存在，而且还更是一个体制内外健康力量成长与聚集的绝好机会。
……
从济南审判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充分体现了党内高层健康力量的高度政治智慧。尽管左翼多年来一再呼吁要设立《叛国罪法》或是《惩治汉奸法》，以打击和防止汉奸卖国行为。但不管是多么完善的法律制度，如果没有强大的组织力量作保证，那么也不过就是一纸空文。然而纵然是一纸空文，可是在当前的形势下，恐怕也行不通。根据我国现行的重要法律都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制定并表决通过的这一法律规定，那么只要看看如今那些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构成，《叛国罪法》或是《惩处汉奸法》还有通过的可能吗?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党内高层的健康力量这才抓住党领导一切的这一历史惯性，绕开国家法律程序，在党的全会上决定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十八大之后，我国向社会主义回归的进程明显地加快了。其表现，就是当前的民心所向。如果说济南审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体现的是高层健康力量高度的政治智慧。那么“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厉声断喝，则更是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过人胆魄。既然改革教用“打左灯向右拐”的办法完成了私有化的改革，那么左翼当然也可以“打右灯向左拐”把它再改回来。
在我们中国人的普遍印象中，社会主义就是毛泽东的时代。而毛泽东所亲手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被改变，也就是从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与文革开始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自述的其一生所做的与打跑了日本侵略者和赶跑了国民党反动派并列的两件事之一。而文革十年，又全部涵盖在了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之内。在改革开放仍在持续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厉声断喝，就是在制止任何人再继续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与文革。公开不准他人否定，其实就是表白了自己的肯定。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身份与我们中国人崇尚权力的传统习惯，因此“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厉声断喝，效果是极其强烈的。所以像陈小鲁那样要继续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与文革的人，虽然有贼心，但却由于没有贼胆，于是也就只好玩弄起“文革道歉”这样曲线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与文革的鬼把戏了。
我国三十年的转型接轨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样，就是由于改革教很好地玩弄了一手“打左灯向右拐”的鬼把戏，因而这才把我们中国人稀里糊涂地就领到了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的悲惨境地中。而我们中国人当年之所以会稀里糊涂，就是由于相信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等这些极其无耻的谎言。因此左翼的同志必须要在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厉声断喝所创造的有利氛围中，用对改革教彻底的揭露，来还文革的真相，来还毛泽东的清白。而当文革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当毛泽东重回中国的时候，社会主义在我们中国的回归，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教育、唤醒更多的体制内健康力量以推动社会主义的回归，不仅毕竟是一条终南捷径，而且还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能最大程度地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尽管毛泽东主义者从来都不畏惧个人的牺牲，但却不能不考虑在目前这种极其复杂凶险的国内国际局势下推动社会主义的回归，如何才能减少中华民族的牺牲。
当今我国的体制内，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的的确确是存在着一股健康力量的。毛主席曾经这样说过：“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的存在”。左、中、右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像在当年如此反动腐败的国民党内，尚且还有张学良、杨虎城、张自忠和张治中等这样健康力量的存在，更何况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了。
在推动社会主义回归的过程中，体制外的左翼绝不能放弃还文革真相和还毛泽东清白的这个大方向，绝不能放弃对汉奸卖国贼的卖国行径的彻底揭露和批判。只有坚持不懈地对汉奸卖国贼的卖国行径进行彻底的揭露和坚决的批判，才不仅能为体制内健康力量的成长和聚集争取更多的时间，而且还更能使体制内外的健康力量统一的聚集在党内高层健康力量的旗帜下，从而形成推动社会主义回归的强大力量。而在推动社会主义回归的过程中，要坚决克服左倾急躁病，要牢牢地把握住明确的政治方向。而在目前，狠狠地打击那些汉奸卖国分子，揭露和批判他们无耻的卖国行径，就是在最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的迅速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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