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盘计算数字关系的方式有鲜明的哲学性，其运算过程是先从大数字、高位上计算，再依次进行。大中有小，小中也有大小。无论什么数字发生什么变化关系，规则确定必须从高位着手操作，先算大的再算小的，这是人们都很熟悉的事情。过去就有“擒贼先擒王”，“逮住一个曹操顶十个夏侯惇”之说，但这并不能机械的理解成未擒王就不捉拿毛贼了，夏一类抓的多了曹也自垮，这是有机的辩证统一。
目前左翼范围争论较多，虽然在走资派、帝国主义、洋奴汉奸卖国贼眼里并不分彼此，认为是“一路货”，但“一路”内并无“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的意识。国民党政权灭亡时是这样，毛主席逝世后的非走资派势力也是这样。毛主席信任的高层领导不能团结一致，相互牛咬马挤，最终被一锅煮。注释了自明清以来最大的“螳螂扑蝉、黄雀在后”的闹剧，直接使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几十年奋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不复存在。往事不堪回首，教训非常深刻。
现在就按算盘运算的方式表明几点看法：
右派(右翼)体系，还有民族分裂分子反对现在的政权当局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要分裂中国搞联邦制，否定1921年以来的共产党、毛主席的一切，目的是使中国同俄罗斯一样。谁不赞成他们的主张就反对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七个字还在，没有同俄罗斯一样，就认为改革不彻底，“左”未肃清。
用美国标准对照，不像叶利钦一步到位“改旗易帜”，有时还讲几句共产党、社会主义，就认为是“左”。因而竭力要进行“顶层设计”，要勇趟“深水区”。强令民营资本实则同国际资本进入大国企、并购大国企，挖掉共产党仅存的一点经济基础。
左派(左翼)批评、批判现在……
虽然都提“意见”，但目的不同。这是第一个界限。
左翼队伍目前比过去有所扩大，但要作为一种势力相抗衡则显得微不足道。因而只要不与干资本主义的势力同流合污，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就应允许人家保留自己的意见，相互交流，求同存异。不宜互不联系不来往，甚至连坐到一起都十分困难。只要不是“线人、卧底”就不能排斥。这是第二个界限。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有团结95%以上人员的胸怀气魄。只要不反对真正的共产党、社会主义，不说毛主席的坏话，一时站不到左翼队伍里来，就要认为还是好同志。很多人虽然置身于各个机关内，为了生存，干过几件错事，说过一些错话，只要不死心塌地，也不宜划在敌人的范围内。革命不分先后，革命高潮到来了，促使其反戈一击。只要他们经过引导，能站在人民的一边，应该给一个觉悟提高的时间过程。这是第三个界限。
鲁迅翻译苏联小说《毁灭》，叙述参加到革命队伍里不光有革命党人、工人农民，还有土匪、小偷、妓女等，在消灭敌人的革命战争中获得了新生，有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人生升华，毁灭了过去。
千方百计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不能过分讲究纯而又纯，只要能进入革命阵营以内，接受真正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主张，就是告别了过去，就不能反复追究过去，达到最大限度的化解对抗力量。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本身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努力争取千百万人积极投身社会主义。这是第四个界限。
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使全体人100%参加，即使革命的高潮到来并取得胜利，仍然有一些人未参加到革命队伍以内。要把那些虽未参加革命事业，但从未反对革命的人和做过坏事、破坏革命事业的人区分开来。也要把做过坏事、破坏革命事业的人改造成拥护社会主义、自食其力的新人。社会主义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革命。“愚公移山”，感动上帝，上帝就是人民。这是应区分的第五个界限。
一切反动派是革命的对象，不管是党政军内，或其它的领域，要把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同履行职务领取报酬的人区分开来。几十年的新民主义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捉拿的只是几十个战犯，就是战犯中，一些罪大恶极的也应欢迎改邪归正、皈依革命，瓦解敌人，加快革命发展的步伐。傅作义等大批国军将领起义，接受和平改编，避免双方人员伤亡，立了大功;毛主席也欢迎李宗仁归来。这是应区分的第六个界限。
还应澄清一个重大的理论是非。
美国和中国的卖国贼等宣传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构成的“普世价值”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也是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有过干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揭露其几百年的私有化专制极权黑幕，把他们从“道义制高点”上拉下来，这是他们从共产党内走资派手里检去的，坚持剥削制度有什么理由占据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侈谈什么自由、民主、人权!
相互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的要害在哪里?
从美国历史看：自1776年以来，尽管总统、国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辩论、打闹，都是围绕着怎样干好资本主义。不论是陷入困境还是得到胜利，从未有过要反对、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转换经营机制”干社会主义的说法和主张，也从未见过要干公有制的议案、提案。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是干资本主义的。
由于全球几乎都是私有制，持续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是难事。曾经干社会主义的苏中不一样，当政的共产党上层各种不同的意见、主张和资本主义的有区别。大体上是两类：一类是怎么干好社会主义的分岐;另一种是反社会主义的。例如初搞社会主义时解散农业社，后搞“三自一包”被制止，再后来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全面非毛化，中小国企被改革光。而资本主义上层从未把全国私有制改制成公有制，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非常僵化的吊死在资本主义一棵树上。
一心干社会主义的领袖从未限制人表达怎么干好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示威游行，坚持把“四大”和罢工列入《宪法》，只限制、反对利用自由、民主的方式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一样，人民占领华尔街，便失去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个普世价值的“享受”。
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个党那个党，还未有干社会主义的党能“轮流执政”，从不给人干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也不给说社会主义的自由。真正干社会主义的也不能给干资本主义的自由，不应因此自感气短。
各讲各的话，就看谁能战胜谁。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不比资本主义少。谁不民主?帝国主义不民主，只让人民选总统，不让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制度。
回顾历史，从领导集体分析，已有的经验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危险在外部，从未有资本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先例。已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外部的敌对势力反共反社，表现为“和平演变”与武装干涉、颠覆两种。但主要危险在党内。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武装干涉过大小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社会主义的例证，因而持续干社会主义是不进则退，要敢于独抗主流资本主义社会。
搞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是党内走资派。走资派上台干不断削弱公有制经济，而资本主义社会绝不限制私有制经济，这是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自由、民主、人权之类的说法都是为这种政治服务的，阶级性鲜明，各有各的内容。试试到美国搞社会主义，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
列宁在革命中详细阐述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无论革命的，反革命的，中坚人物总是少数。中国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从1921年建党到1976年共55年，始终如一的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也是少数。因而反革命势力内也绝不是铁板一块。相信追求进步是社会的主流。
只要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作为自己的第一追求，像唐僧取经一样百折不挠、矢志不移，思考革命怎样才能成功，就能自觉克服自己的缺点、弱点，就会明白自己应该坚持什么、抛弃什么?“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的前面英勇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相互交流、相互往来、求同存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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