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30日)
“公社的羊儿格外多”，现在还能听到“草原英雄小姐妹”那行云流水般的演奏曲吗?“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是这些歌曲表现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先进吗?不是。是社会严重倒退，再呤颂这些词句，显得不合当下的时宜。
1976年后，毛主席生前要竭力防止的事情发生了，由新中国成立后的“破私立公”，“改开搞”成破公立私，不管为其涂上怎样的油彩都无法掩盖。要巩固改革的成果，就要占领思想文化领域，用另外的思想文化替代原先带有鲜明印记的毛式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体系，必然抬出些与此不同的标志性的、公众熟知的代表人物，以填补思想文化阵地的虚空。
在图书出版界，重新解读蒋介石、国民党体系的人物，由反动派还原成“一个人”的书籍、读物充栋满架，掩盖其勾结外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无数罪恶。胡适、吴宓、蔡元培等人的名言，大办孔子学院，尊孔读经等比比皆是。吹捧梁漱溟是此类旧思想文化死灰复燃的一出闹剧。
近年来知识、出版、文化界涌现了一波波“梁漱溟热”，并有愈来愈热之势，这是复辟旧时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自然产物。其所以热，就是因当年曾和毛主席对着干受到批判，如若同蒋介石对着干，恐怕目前没有这个“热”的待遇。鲁迅先生曾著文批评、论述革命者无原则的大度、“宽恕”，没有“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图虚名肇实祸。许多成功的革命被保留下来的旧世界的卫道士们击毁。他们一旦得势却决不宽仁容忍，政治上成熟，手段上刁狠。
梁漱溟对旧社会的某些方面是批判的，但对整个旧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体系是有保留的。他就是依靠这种文化体系下的社会习惯成为名人、学者和权威，高高在上，不可能同旧世界的一切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像一张白纸一样“画”上社会主义很难，因而对和过去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新社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体系有本质上的不容性。在旧中国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中，就不可能像范文澜等人一样进入延安，干最能发挥个人一技之长的职业，安于“学而优则仕”，受到其追捧者的颂扬，成为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
中国自有儒学以来的几千年，有多大的进步?儒学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鲁迅的结论是“为民众的一点也没有”，现在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同搞社会主义的人硬抗到底也不奇怪。
作为有影响人物，斗争的双方都在争取，瓦解对方的外围势力以壮大自己，更助长了此类知名人物对时代判断失误的自我陶醉，还自以为自己不同一般。专业学者和政治领导毕竟不同。
梁漱溟这类著名学者，如果用机器作比喻，他们按特定时代的“零件标准”检验，可能绝对是合格的。进入新社会，如何在一个庞大的机器中和其它零部件恰当的连接在一起，共同组成合理运转的成套机器，方能相互协调配套发挥其作用，尚需取长补短。尤其是从“旧机器”上拆下的零部件，更需要打磨修理调节，方能在新的社会的机器上成为新的组成部分。毛主席曾写诗告诫柳亚子“牢骚太盛防肠断”。
建国后，梁的错误不在于自己讲什么、建议什么，而在于要原封不动的照搬自己的“发明”。梁那时还不理解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一时不能把自己的农村建设方案，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融合在一起。发誓要搞公有制社会主义的领导人，连蒋介石、国民党这样大的绊脚石都能扫除掉，岂是个把儒家翻动如簧之舌就会拉马转店?需要转变政治观念的倒是梁一类人，不宜和时代前进的政治大方向过分的背道而驰。
中国的大局就像一个庞大的乐队，共同在毛泽东主席这个指挥师的指挥下按已成之曲谱演奏。各个乐器弹奏手只有服从统一指挥，方能弹奏出有声有色的、雄壮有力的乐章，任何要显示个人什么的，都是悖论行为，也是不符合大团体运转规律的。小提琴师非要把自己突出来高弹它调，这合唱团的已定之歌不是走调了吗?任何执意要出风头显示个人的行为都是不妥当的，十分有害的。
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月中，只有在毛主席的带领指挥下，从小到大。在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时，否定了毛主席的主要领导地位，同样是那些人，便一败涂地，性命不保，也就发挥不出后来的元帅、将军们的丰功伟绩了。重新把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交给毛主席，转危为安，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也同样是那些元帅、将军们和其它方面的优秀人物，就发挥出了自己最大限度的智慧和才能。
毛主席犹如卓越的建筑大师，把这些不同的“材料”安放在最能超常发挥其才能的恰当位置中，达到最佳组合，元帅便成了元帅、将军便成了将军，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奇迹。新中国百废待兴，过去是、当时也是只有毛主席才能把各类“材料”组合在一起建成美轮美奂的雄伟的高楼大厦。只要各个零件按毛主席绘制的蓝图组装，才能达到完美的理想境界。
现在，偶逢重大节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祭奠先烈，只字不提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毛主席纪念堂近在咫尺却从不缅怀瞻仰，梁漱溟不热谁热?
《乡村建设理论》虽为多年呕心沥血的结晶，到底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农业社不同。《中国文化的要义》肯定和鲁迅的认识有别，《人心与人生》不可能有马列主义的思想精神，绝不可能将人心与人生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著作可能都有经典的言论，但同时代所需要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有距离。一时为社会主义所需的舆论氛围他们还不适应，他们只图社会有些改良，不认识社会将要到来的质变。
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层地下，言语欠准。和蒋介石时代相比，生活在几层地下?绝对的平均那时办不到，以后也一时办不到。“工农差别”毛主席逝世时也未消除，但不是如此的悬乎，显然言过其实、夸大其词。梁先生你能和农民划等号不?
新政权体系那时尚不健全也不巩固，内外重大难题很多，不宜过分要求，应有容统筹解决之量。历数几千年历史，解决农民问题还是“毛共”首屈一指。过高的标准一时办不到，那样讲有哗众取宠之嫌。要试称“雅量”是“娘娘(太后)好了要摸胸”之举，以此来抬高自己，另类的谋虚名而已。梁先生一类人应当学会读些“无字书”，变浮萍式的无根理论为深植于劳动者用血汗铸成的社会实践中，在无垠的“五七”干校中提高自己，把光彩放在同人民共命运上。
他们都是过去时期的名人，现代人抬出这个、纪念那个，都是把他们当作枪使，去淡化、否定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毛式社会主义和思想文化体系，是旧世界卫道士们的作为，可能与无涉。
现在党内外许多“聪明人”跟嚎叫的驴一样，深知“中特社”时期，只要能想出什么冲淡、抵消、否定1949年到1976年提倡的、肯定的，“改开”的“官饭”就好吃，不但能混得好，而且还会红得发紫。所以，这些变色龙、投机家、复仇者什么狠毒无耻、无中生有的话和事都能搞出来。
毛主席曾叫许世友读《红楼梦》，认识、防止社会主义失败要吸取的历史教训。多少历史事件都过去了，成了一种时代的积淀。唯一的作用，就是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多少过去的名人虽未明目张胆地反毛反共反社，但大多不内心赞成社会主义。对于要重新干社会主义的人们，认识旧社会根基的深厚，从中去体验要取得一点历史进步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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