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在当下是颇受尊重的。我以为，这份尊重多少和他当面顶撞过毛泽东有些关系。他们二位交锋的缘起与怎么看待和处理农村问题有关，但高潮部分却跟小孩子拌嘴没啥两样了，梁后来的说法是“意气用事”。
梁漱溟谈农村，当然是有资格的，他是最早期的“乡建派”的代表人物。但不能不承认的是，与预期相比，他搞的乡建试验并无什么成效，可以说是一事无成。也有人说，是日本入侵打断了试验，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如果没有日本入侵，结果会是什么样的也难说。
其实，根本不用假设历史，在1934年梁漱溟就在倾诉“我们的两大难处”，其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其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对后一点，梁认为理想状况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可事实上，“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是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可见，当时乡建就已经陷入了深刻的困境，无论后来的时局如何，结果都不会改变的。
梁漱溟当年面临的现实困境并不奇怪，其种子已经种在他的哲学里面，稍加拆解便不难看出。梁先生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区别于西方的阶级社会，中国的穷人只要做到勤俭二字，就有改变命运的可能性;中国文明是早熟的，因其讲求理性，中国的伦理归结起来就是“礼”，而“礼”的基础便是理性，理性又“本乎人情”。
啥叫人情，梁先生没有继续说下去，可能觉得没必要继续解释了—人情无非人之常情，有什么事摊在桌面上谈，公道自在人心。可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人之常情”呢?梁先生显然不这么认为，他的困境的种子也就在这里被发现了。
梁先生认为，“士”这个群体，也就是读书人，才是代表理性的，理性来自读圣贤书，所谓“读书明理”(理性不是“本乎人情”吗?)。对农民，他认为“愚、贫、弱、私”的判断，切换到他的话语，就是说农民是没有理性的，不懂人情的(不懂人情还可以称为“人”吗?)。
这样，梁先生就以对知识的占有为标准而把人对立了起来。他是要维护这样的权力结构的，所以他虽然承认读书人是维护统治秩序的中坚力量，却只是把士和农、工、商的差别说成是职业分殊，而不是阶级对立;他主张改良，拒绝革命;他想改善乡村，却得保持作为“师”的高姿态;他只肯搞些“能力建设”、资金下乡之类的事来调和，却无视大量穷苦农民在卖儿卖女。
可惜，农民不是没有理性，农民固然弱，但一点也不傻。当时共产党在农村已经搞得风生水起，农民积极参与，梁先生们却被农民当成光杆司令晾着，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为什么两种搞农村改革的运动在效果上有这么大的差别?把梁漱溟的乡建理论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照着读一读，答案就有了。梁漱溟的困境的根子在他的哲学里面。
梁漱溟先生是个真诚的知识分子，也根深蒂固带着毛泽东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反动性”，有学问固然是好的，由此便自认为高人一等就不对了。瞧不起人民，在人民面前跌了跟头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如今我们有不少梁漱溟的追随者在继续他的事业。他们的哲学跟梁漱溟比，并没有什么进步，农民在他们眼中的形象仿佛也没什么改变。于是，时而我们会听到他们的抱怨，跟80年前梁漱溟诉说的难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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