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以来存在于许多被蒙蔽与蛊惑的人们心里一种错误既定思维，那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贫穷，尤其是到了文革结束时，中国国家的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了。而“特别是”改革以后，中国才真正是富裕了，并且发展与强大了。富裕的标志有明确数据的GDP为证，而发展与强大的依据呢?因为富了，并且不断以中国国家财富对外付出与屡次作出“相救”。试想，如果不是发展与强大，又怎么能如此大方的对外抛洒银子?
但事实情况究竟是什么?
要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穷，那么，此事还须费一番口舌说说毛泽东时代。
随着中共在中国大陆取得绝对领导地位的到来，在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前，1952年底到1953年初，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抗美援朝战争可望结束;土地革命的任务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提前实现预定目标;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中国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需要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
于是，过渡时期总路线被提出了。概括起来说，就是“一化三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之下的旧中国，在腐朽的反动政权统治下的旧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只能是一种梦想。‘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资本主义工业化这条路也无法实现。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反动政权，扫清了道路，中国才获得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国家工业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目标。”
“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
毛泽东同志又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过渡时期总路线(下)第270页”
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七大时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而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任务已经紧迫地提上议程。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不仅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而且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后者比起前者，任务更加艰巨，意义更为深远。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变化，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在一些批示中，不断地指出，提醒全党高度重视并采取步骤加以实现的，正是毛泽东。也只是毛泽东。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人民多少年的愿望，也是毛泽东同志一生追求的目标。
而要进行工业化建设，这一建设的规模之大、投资之巨以及付出之多，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也是前所未有过的伟大革命。如果没有巨大的政治魄力，没有使中国真正走向强大的政治雄心，是根本不会从事如此艰巨而重大的经济建设步伐的。而此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与鼠目寸光、政治短视、投机革命而谋取一己私欲的政治矮人，是伟大政治家与卑微政客的最大最明显区别之处。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通过怎样的途径，这是摆在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他们很费思索的一个问题。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不外乎两种道路。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和国内实际状况(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轻工业虽有一些，开工还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讲到：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而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我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时，一个回避不过的问题出现了。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资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主要还要来自农业的积累。这是由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决定的。中国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从掠夺殖民地来取得资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而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1949年是68.4%,1952年是57.7%，直到“一五”计划最后一年的1957年，还占到46.8%。”——《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73页。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即便是为了尽可能照顾到农民利益，国家曾采取缩小剪刀差的办法，使工业发展得到的一部分利益返回到农民身上。但毕竟还是要较多地取之于农民，否则就没有工业化可言。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党内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造成当时社会的人民“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
针对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与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国家工业化建设，已违反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大政方针，必须给予明确回答。这就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录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的由来与写作缘起。
在这篇著名的批驳文章中，毛泽东同志的独有文风，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致。
据百度介绍：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生的梁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自认自己有几分“分量”，而因为他提出的“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毛泽东尖锐的批评了他，表示：“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对梁漱溟那些言论要作出如此尖锐批驳?并且说道“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因为梁漱溟那样的所谓为农民讲话，是一种极其政治短视的看法。如果一任发展下去，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无法得到实施。而由此又将导致是没有后来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伟大成就，当然也就不具备一个稳固强大的国防。那么，在新中国还面临着那样恶劣与复杂国际环境的时候，又将怎样保证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而如果连只一点都不能得到保证，又怎么能有后来的巨大经济建设成就？且更别提什么农民的生活改善了。
对此，毛泽东曾有针对性的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他说：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上面地方呢？重点应该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了如何对待和处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二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当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强调当前利益而妨碍长远利益是错误的。甚至于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很显然的别有用心。是借强调人民当前利益有意把水搅浑。是一种很有害的误导与蛊惑。从根本上说，人民的长远利益才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泽东同志这段论述，有利于人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方针的认识。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原则无疑是正确的。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将会明白，正是新中国初建时期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建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才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相当长时间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此亦即所谓毛泽东时代中国穷的原因。而从国家长远战略发展来看，这样的牺牲与付出又是必须的。是一个国家要实现真正的独立发展与走向强大根本无法绕过的。
打个比方来说。好比是一个家庭新来到一处地方。四野里毫无遮盖，没有存身之处。但他们随身还带有少量的钱财。这时有两种选择：一是节衣缩食，用有限的钱财垒墙筑屋，以避免风雨雪霜的侵袭，更还要从安全角度考虑严防野兽的伤害。而还有蠢人的做法是，用有限钱财置办生活用品，买许多衣服与奢侈品，那么，没有足够安全的容身之处，一旦遇雨雪天气，一旦有野兽袭击，又该怎么办?是暂时的穷一点、艰苦点，但有足够的安全保障强?还是表面衣食无忧、生活条件好，但一旦有天气意外或是外来侵袭，却没有任何能防范的条件和措施好些?
还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有人明明是从哪个年代过来的，对那时候发生的一切心知肚明，并且还是相关政策制定的拥护与参与者，却在毛泽东同志去世之后，马上迫不及待的将此前实施的大仁政项目全部停止，以小仁政取悦于人。只顾当前利益，而无视人民与国家的长远利益。这种极具功利目的的、严重政治短视的实用主义思维还被用所谓的“理论”“总设计”出来，并且一直得以延续下来且贻害至今。
我们也承认毛泽东时代与现在相比，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方面是不如的。但分析问题的形成之因，必须立足于当时的具体国情。而决不能为着满足于自己一时的政治虚荣心，或是再还有不可告人的一种政治企图，就对新中国客观拥有的伟大建设成就持无视态度，或者一笔抹杀。还以“特别是”之后的无耻附庸文人、精蝇们的一贯误导与别有用心蛊惑为先导，造成许多人们心理认识上的误区。好似是毛泽东时代的贫穷是发展路线之误，那么，那时候之所以贫穷的“穷根”被找到了，那就是公有制发展所致。所以，也为后来“特别是”的私有化特色提供了貌似合理的理论依据。
我们说，上述的那种误导与蓄意蛊惑显而易见是一种蓄意的阴谋论调。目的还是为继续的私有化改革服务。而这样的政治短视、鼠目寸光、实用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弊病今日已经毕现无疑。先以所谓的小仁政收买人心，三十多年的“特别是”私有化发展，已是中国无论从国内矛盾的积聚与外来威胁等方面都到了怵目惊心状态。
而此也是所谓发展与进步、强大的“特别是”为什么今日饱受争议的最深刻原因。
但是，我们看到有改变了吗?
提及改变，又不免要说起曾被寄予厚望的所谓体制内健康力量了。我们是不能不承认还有着所谓的健康力量的。但还要分辨时至今日的体制内健康力量又是怎样的体现。可以说，只要不是心怀不可明示目的，不是以所谓“普世”旗号促使中国改旗易帜的，不是蓄意为特共掘坟挖墓的权力掌控者，不是利用权力而行资外，使中国国家财富大量流失的，基本都算健康力量了。但他们中许多人又具备着一个共性，那就是都还没有认识到所谓“特别是”发展路线之歧，都还实质认同并赞同这种政治短视、极具功利主义目的，又能为自己带来巨大利益回报的私有化发展道路。
而此才是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致命之殇！
一个只是强调经济发展，而毫不政治设防的国家，并且是即使想到了设防也已不具备了相应的条件，那么，一个失去自主性，不能真正自立、自强的政权，能做到引领中国人民实现所谓的强国之梦？必须承认，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友谊，而只有永远的利益。永恒存在的无非还是利益之争。所以，所谓的国际双赢，互惠互利等，都必须要有实力为基础。也从来没有将强国之梦寄托在别国的善良应对与所谓经济拉动之下。
而此，无异于才是一场痴人说梦的一枕黄粱再现。
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大仁政与小仁政的精辟阐述中，从新中国建立之初节衣缩食、艰苦奋斗搞工业化发展，也从毛泽东对梁漱溟之流的严正批驳中，再对照今日“特别是”之后的所谓发展与成就，其实客观面临的困窘，我们更应该得出怎样有益的思考?
一个国家真正强大的标志是什么？它决不是政治不能自主化而采用的折衷附庸化，更不是经济上的基本殖民化，国防上的自矮化。看大国脸色行事的，只能是殖民附庸之属。而用所谓的国际化、接鬼等名目来蓄意作掩饰，仅是也只能是可怜的政治遮羞布而已！
也仅此而已!
……
参考书目：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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