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在民”、“天赋人权”、“人民主权”、“以民为本”这些民权学说的时候，千万不要欣喜，因为这些民权学说的“民”跟你没关系，它都是指资产阶级，而不是指普通人。
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实践来看，都是在自身力量不足，用“天赋人权”、“人民主权”的学说来忽悠城市平民和市郊农民参加暴动，来获得革命的胜利。但是在革命成功后，却又没平民什么事了，他们通过宪政将平民排除在外，资产阶级对平民所许诺的民主权利丝毫没有得到兑现。
1643年，当英国国王的军队占据优势的时候，克伦威尔组织了不论阶级出身的新模范军。但当革命取得胜利，平民要求普选权的时候，克伦威尔说，穷人都是坏人，如果共和国要受难的话，在富人下受难比在穷人下受难要好的多。1649年，共和国建立后，克伦威尔和他的新模范军镇压了要求民主权利的小资产阶级平等派和无地农民的掘地派。
当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英国的资产阶级再也不敢依靠人民，最终以妥协的光荣革命方式解决，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
法国大革命情况类似。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打着“人权”、“主权”的旗号忽悠巴黎人民起来反抗。在巴士底狱被攻克后，革命浪潮在整个法国高涨，各地农民冲进地主庄园，烧毁地契。此举引起资产阶级势力的恐慌，掌权的吉伦特派连忙跟封建势力妥协，制定了《人权宣言》，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却丝毫没有给予自耕农拥有土地的权利。
拿破仑御国期间，颁布了《拿破仑法典》。《拿破仑法典》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只是法律上的平等，而不是政治经济上的平等。这就用抽象的法律平等替代具备实际意义上的政治与经济平等。
美国独立战争也是一样。为了赶走英国殖民者，美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借助平民的力量。在战争胜利后，美国开始了制宪的历程。人们只知道美国有一部《1787年宪法》，却不知道在此之前，美国还有一部《1776年宪法》。《1776年宪法》是一部平民的宪法，它取消了议员选举的财产权限制。
民主宪法的诞生使富人开始恐慌起来，如果修宪的话，必须经过立法机关三分之二议员的同意，在平民议员占大多数情况下，这是行不通的。所以，美国的宪法之父们踢开《1776年宪法》，于1787年5月在费城召开秘密制宪会议，制定了一部将大多数美国人排除在外的《1787年宪法》。新宪法对平民的权力进行了种种限制。
威尔逊感叹道：“不幸的经历以高昂的代价教育了我们，这些限制有多么珍贵。”
与此同时，参议院取消人民直选，改为州议会选举;总统取消直选，改为选举人选举;法官取消直选，改为总统提名报参议院批准，终身任职。
综上所述，这些打着民权学说的资产阶级政府在革命胜利后，统统不要民主，他们实行了另外一种独裁——资本独裁。“主权在民”、“天赋人权”、“人民主权”统统成为欺骗人的谎言。所以，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讲，他们关于“民”的概念就是指富人，只有拥有一定数量财产的人才够这个“民”的标准，才能够享有各项民主权利，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是被排除在这个“民”之外的。
相反，在社会主义国家，农民一出身就免费获得土地;立法机关里皆有工人和农民的代表;主要资源实行公有制，国计民生行业由政府公益性经营，禁止私人资本寡头垄断。这才真正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才是包含所有人的“民”。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道：“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所有权。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先驱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时代给予他们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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