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加尔斯·布尔拉克斯*
Kgb1986 译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成体系的意识形态，出现于19世纪。作为与封建残余关系进行斗争的手段，民族主义的发展在很长时间内与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思想有着显著的联系。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地产生了如何看待这一因政治和历史原因而广泛流行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在足够多的著作中进行过论述，结果不外乎一个，归结起来就是那句众所周知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时，伟大的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斗争表明，革命者低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上和情绪上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这种影响加上民族资本和国际资本的武力反抗，导致了工人阶级在芬兰，拉脱维亚和波兰等国的失利，之后更进一步，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将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国社党推上了台，使一系列欧洲国家处在了法西斯专制之下。
苏联——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遭到毁灭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民族主义的喷发。
直至今日，民族主义仍是前苏地区、东欧国家劳动者团结道路上的最主要障碍。
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在大肆宣传自身政治正确、多元化和其它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一系列国家中，民族主义恰恰是其资产阶级government能够用来镇压革命运动的万能武器。
拉脱维亚社会党的国际主义基础(1904—1906).
1904年，在里加召开了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Латышской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чей партии-ЛСДРП〕第一届代表大会，“其思想和法理上的继承者正是(今天的)拉脱维亚社会党”[1]。自成立之初，拉脱维亚无产者战斗的党就组建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之上，并不断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斗争。
1905年1月9日的流血事件，引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也是拉脱维亚劳动者大规模行动，表现出国际主义团结性的开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工人们号召 “现在，彼得堡马路上的雪已被我们同志们的鲜血染红，为那些剥削我们的人的利益去工作和流汗是可耻的。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的义务、全体劳动者的义务，是丢掉工作，与彼得堡的同志们联合起来!我们宣布总罢工!”[2]。联合进行国际主义斗争的经验在革命的进程中成为了决定性因素之一，它给予了“联邦制机会主义”[3]——这一原先在党内盛行的联邦主义者主张毁灭性性一击。到了1906年3月，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中指出：“……必须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尽早实现所有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合并，组成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4]。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条件提案》，在列宁(提出)的原则基础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现了合并。合并的问题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最终解决，在取得了新名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 Латышского края-СДЛК〕后，1906年7月，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成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组织。
革命经验：胜利和失利(1914—1920)
在一战的最初阶段，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坚决地站在了列宁的立场一边，依照“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开展行动。
1915年，地方民族资产阶级试图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取代德国资产阶级及德国贵族在拉脱维亚的经济政治地位，于是发起并成立了民族主义的武装组织——拉脱维亚步兵队〔Латышские Стрелковые Части〕。"
二月革命后，拉脱维亚资本家曾指望民族主义的步兵队会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旗帜下奋起(抵抗)。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在整个一战期间对步兵队进行了长期宣传，阐明了民族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构想，捍卫了劳动者团结的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拉脱维亚步兵代表大会召开，在会议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决议案，并在其中说明了同德国士兵停战，与全球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之后该决议获得大会通过。大会宣告：“民主革命的号召就是我们现在的口号：一切权力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5]，这标志着红色拉脱维亚步兵——忠实革命士兵的诞生。"
对于分离主义的决定性反击是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 Латвии-СДЛ〕(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917年7月改名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完成的。会议强调：“目前国家生活以及个人生活的决定性话语权不属于无产者，到那时所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孤立将会阻碍……发展，并使其对资产阶级有利，妨碍世界无产者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联合”[6]。10月16日，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做出决议：“……现在摆在(拉脱维亚无产者)自身面前的是全方位的任务，尽全力和一切手段支持俄罗斯无产者夺取政权的斗争，拉脱维亚无产者应当保持与彼得格勒，莫斯科工人的最紧密团结”[7]。
当拉脱维亚工人刚一得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时，苏维埃就立即开始在未被德军占领的拉脱维亚领土上接收政权。在全俄立宪会议选举时，利夫良季亚省(利沃尼亚省)72%的选民投了布尔什维克候选人的票。在拉脱维亚步兵团中，有96.5%的人用选票支持了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候选人。[8]
必须要指出的是，在1918年2月中旬，苏维埃俄罗斯领土上大约有5万5千名红色拉脱维亚步兵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其中就有第6图库姆团，它按照苏维埃government的指示，驻守在斯莫尔尼宫(后来又驻守克林姆林宫)。当时，在未被侵占的拉脱维亚领土上，大约有9万5千名步兵。然而到了2月下旬，整个拉脱维亚就落入了德军占领之下。而再一次，革命的步兵按照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呼吁做出了抉择：“……拉脱维亚步兵不能向德国军国主义者缴械投降，而是要加入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军队”[9]。所有的拉脱维亚步兵队，无一例外，全都退入了俄罗斯。到了4月，拉脱维亚苏维埃步兵师得以组建——这是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最早的民族部队。
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苏维埃government废除了布列斯特条约。此时拉脱维亚劳动者有了争取苏维埃政权和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希望。美国和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自然是清楚这一点的。在他们的直接参与下(“……英国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是主要因素”[10])，11月18日，德军占领之下的拉脱维亚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了临时government——即所谓的人民委员会，所有当时处于活动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均加入了其中。
11月18日和19日，在召开了第十七次地下代表会议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决定组织武装起义，将德军驱逐出拉脱维亚，并推翻资产阶级government。在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中，大会一致通过：“拉脱维亚的无产者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之间毫无共同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他们对于拉脱维亚独立的图谋是用来对付拉脱维亚无产阶级的手段”[11]。
苏维埃俄罗斯为拉脱维亚起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粉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作战中，西方面军(第16军)和第7军的部队支援了拉脱维亚步兵师。1919年1月3日，里加的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将政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1919年1月13日，在里加召开了第一届拉脱维亚苏维埃代表大会，并通过了苏维埃拉脱维亚的第一部宪法，它标志着革命在拉脱维亚国土上的胜利。在3月召开的第6次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更名为拉脱维亚共产党〔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Латвии〕。
但随后拉脱维亚白军、德国大老板们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就发起了联合武装干涉，使拉脱维亚领土上的苏维埃政权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不仅如此，拉脱维亚资产阶级还拉走了相当一部分民众，首当其冲的是手工业者、农民和一些对“自己”国家民族主义主权抱有想法的工人。拉脱维亚苏维埃government的军队开始失利、败退。到了1920年初，拉脱维亚苏维埃government不得不宣布自行解散。拉脱维亚共产党转入了地下，宣布以独立分部的形式加入共产国际。
从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1920—1940)
在资产阶级专政时期，处于地下的拉脱维亚共产党进行了组织劳动者去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积极斗争，特别是发起和进行罢工、游行。共产党人通过左翼工会组织和社会工人团体，获得进行合法活动的机会。在第三届议会[12]选举中(1928年)，共产党人成功地组织起“工人与劳动农民”联盟〔Рабочих и трудов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获得了6个代表席位(议会总共有100个席位)，组建起工农党团。这在当时是巨大的突破。共产党人代表积极地利用议会讲坛宣传自己的观点，着重向劳动者阐明法西斯倾向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加强的危险性，不断展示苏联劳动者生活的范例。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背景下，拉脱维亚共产党的地位获得了显著提高。在第四届议会选举中(1931年)，共产党人取得了7个席位。 1931—1933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的劳动者罢工和失业者游行。意识到面对的是十年以来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反动的资产阶级人士发动了政变，建立起以乌尔马尼斯为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议会遭到解散，工农党团被逮捕，所有工人团体和工会组织的工作陷于停顿。
乌尔马尼斯的统治带有当时欧洲许多国家都具备的传统右翼保守思想色彩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成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政权实施了民族主义的和反共的主要行动。所以1933—1940年资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种种手法)能成为今天拉脱维亚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新纳粹效仿的对象，这绝非偶然。
在这样的环境下，拉脱维亚共产党根据建立统一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必要性制定了自身方针。在拉脱维亚共产党的倡导下，与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工农党〔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ч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партией Латвии〕(该党建立在左翼社会民主党基础上)达成了协议，还成立了拉脱维亚劳动青年联盟〔Союз Трудовой Молодежи Латвии〕(在共青团和拉脱维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合并的基础上成立)。许多拉脱维亚劳动者接受拉脱维亚共产党的号召，加入国际纵队，并前去西班牙履行了自身的国际主义义务。
1939年10月5日，拉脱维亚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2万5千名苏联军人进驻拉脱维亚。然而乌尔马尼斯却不止一次地违约，1940年7月16日，苏联government向拉脱维亚大使递交通牒，其中表示了对违约的关注，要求(拉方)最好能够组建一个可以保证条约义务得到履行的government，并提出增加在拉脱维亚领土上驻扎的红军数量。
6月17日，红军的部队进入了拉脱维亚——这对后来的革命事件带来了重要影响。不过，这样的影响并非是决定性的，至少不是资产阶级史学家力图描述的那样。在接下来革命的日子里，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表明红军践踏了拉脱维亚的主权。是拉脱维亚劳动者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认清现实——“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和其它的剥削者国家没有丝毫区别后，才成为了推动革命形势起变化的真正力量。
尽管党员人数相对不多，在经历了乌尔马尼斯独裁制度的镇压后还未完全恢复，拉脱维亚共产党在6月17日至6月21日还是组织了最广泛的劳动者游行，提出了取缔旧government，建立新民主government，共产党合法化和释放政治犯等要求。之后再次重建的人民government(它的组成中没有共产党人!)宣布将举行新议会的选举。在1940年7月的选举中，97.8%的人将票投给了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组成的“拉脱维亚劳动人民联盟”〔Блок Трудового народа Латвии〕。到了7月21日，规模宏大的十万人游行上，劳动者们提出了解决拉脱维亚与苏联合并问题的要求。8月5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接受拉脱维亚成为苏联一部分的决议。
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者们开始了和平的社会主义劳动，但不久后爆发的伟大卫国战争将打断这一切。
火的考验(1941—1945)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年代中，不仅社会主义经济经受着考验，也考验着全苏联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法西斯计划从战争一开始就在各加盟共和国中煽动民族分离主义主张以破坏苏维埃政权，毫无疑问，若处在来自法西斯和内部的双重夹击下，苏联将会崩溃。
(发生在)拉脱维亚(的那些)可作为证明当时所施行方针——将资产阶级(作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最主要力量)在阶级层面上清除、对“第五纵队”实施斩首行动是正确的例证。卫国战争对于拉脱维亚而言兼具有激烈阶级斗争的性质。尽管在战争爆发前一周，“第五纵队”已遭到逮捕和遣送，但在拉脱维亚，这个一年前刚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农村的资产阶级因子依然留存，城市的资产阶级依然幻想着恢复被国有化的财产。这时民族主义又被用来麻痹劳动者，为地方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侵略者谋利。纳粹分子和叛徒向自己的人民鼓吹“会有的经济和文化独立”[13]，对苏维埃政权的头一年却大肆进行欺骗宣传，诸如“恐怖的一年”、“对拉脱维亚人民的种族屠杀”[14]。这种宣传的结果就是相当一部分拉脱维亚人加入了武装党卫队。必须要承认的是，不少拉脱维亚农民(首当其冲的是拥有大片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富农)都积极地支持了战后的民族主义武装匪帮。
当然，斗争的阶级性也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跟随红军退入苏联内陆的是大批的工人，苏维埃和党的积极分子，拥有少量土地和无土地的农民。在1941年组建的第201拉脱维亚志愿步兵师(62%工人，29%普通职工，和9%农民)[15]中，阶级成分的力量也得到了体现，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保卫革命，抵御世界资本主义最反动部分的旗帜下，他们奋起而战。
“民族共产主义”的力量实验(1956—1959)
包括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在内的苏联统一经济体系和人民兄弟般的家庭，其战后的经济重建，已开始的工业化进程，都需要大量从事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工，以及具备经验的苏维埃和党的积极分子。但由于客观原因，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当时无法为自己提供足够的熟练干部(1950年人口194万3千，其中106万3千是农村居民)[16]。而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人口的大量自由增长(人口自由流入)。然而在涉及其它加盟共和国外来移民的民族问题上(外来移民的语言教学问题，与地方文化习俗的衔接问题等等)，却并未采取合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办法。相反，外来人口的出现还被一些党员和工作人员所利用，以达到民族主义和单方面上(个人)的目的。所谓“民族共产主义者”登场的“催化剂”正是苏共二十大的决议以及所推行的“去斯大林化”修正主义政策。在“保护独特文化”的借口下，首都(里加)曾试图限制人口的自由性增长。当里加成为苏联最发达工业城市之一时，也曾出现过这样的观念“必须将重点从重工业发展和生产资料生产上移开，转而放在轻工业上，以满足共和国居民的需求。”[17]，它们的本质正是破坏苏联统一经济，将拉脱维亚经济从苏联经济中分离出去的尝试。
不过，那时的共产党还能够对分离主义的表现予以回击，在1959年召开的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民族共产主义”的头头们遭遇到了思想上的惨败。
民族主义—反革命的手段(1988—1991)
由苏共二十大开启、并在六十年代中期经济改革中得到延续的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最终带来的结果是苏联领土范围内公开的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失利。
毫无疑问，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是反革命势力用于瓦解苏联的手段之一。在它的推波助澜下，各加盟共和国众多居民的分离主义情绪被煽动起来。这一过程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也包拉脱维亚。
复辟势力—未来的资产阶级很清楚，公开打出将国家资本主义化的口号是不得人心的，因为人民不会拱手让出苏维埃政权斗争来的成果，比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实际上免费的住房、劳动权、休假保障等。所以重点被放在塑造人们的民族感上，在边陲地区灌输“削弱联盟中央影响”的观念，降低人口的自然增长水平等等。逐渐地，这些口号为更激进的要求所替代,诸如“从苏联国民经济体系中独立”、“自治”等等。最后——“恢复1940年之前存在的那个国家”。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没有一份文件能够指出，这样的“恢复”同资本主义复辟有何差别。
反革命势力的组织——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形成于1988年10月。需要指出的是，那时拉脱维亚共产党思想上的分裂就已初见端倪。主要体现在：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层的一部分成员不仅不阻止，反而还为那些组织的成立感到欢欣鼓舞;而另一部分成员却公开地进行反对，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步骤。一年之后，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1989年7月—8月)，将“democratic”、“苏联框架下的主权”等口号替换为了《拉脱维亚共和国必须退出苏联，完全独立》的声明[18]。还需要指出的是，那时资产阶级就已经制定好了国家去工业化、破坏工业工人阶级和打碎成千上万劳动者集体的计划。随后，一切就在民族主义的口号下，就在必须减少外来移民劳力以维护本土人口数量的夸夸其谈中变为了现实。在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的纲领中是这样写的：“拉脱维亚人民阵线主张，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只能依靠本地劳力。因此必须裁减共和国内大量过余的工作岗位。”[19]拉脱维亚人民阵线也通过鼓吹“民族农业”(接下来就是全面瓜分集体农庄和相应的私人资本土地使用权)来抬高自己的威望，在“保持工业移民”的问题上他们采取反对态度，以博得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的好感。“拉脱维亚人民阵线认为农业具有优先地位，主张彻底地实施这一方针”[20]这样的论调从一开始就被写进了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的纲领内。
1990年4月，拉脱维亚共产党出现分裂。在代表大会上，700名代表中有242人宣布另立新党(成立另一个拉脱维亚共产党)，并表示支持拉脱维亚人民阵线。
尽管拉脱维亚的劳动者没有听信民族主义说客的说辞，也意识到了预定方针的破坏性，试图维持苏维埃政权(1989年初成立了劳动者国际主义阵线-Интерфронт，1991年5月，与拉脱维亚共产党联合成立全拉脱维亚拯救委员会〔Вселатвий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пасения〕)，但捍卫社会主义的尝试最终未能成功。
复辟后，资产阶级继续借助民族主义来分化工人运动(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为了进一步扩大自身影响，资产阶级夺权的第一步便是查禁那些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方针的团体。1991年8月24日，在未经审判和调查的情况下，拉脱维亚共产党被禁止活动，共产主义宣传被禁，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被投入监狱。
在破坏广大劳动集体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者非常明白，拉脱维亚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大部分是苏维埃政权时期从别的地方迁居而来的，于是他们剥夺了这些人的政治权利(公民权)。
与此同时，媒体上对人民的思想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隶属于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的历史委员会开始积极地篡改历史——美化那些直到战后仍然武装对抗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党卫队军团和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匪帮。将1940年对于拉脱维亚的“占领”变成不容置疑的事实，蓄意抹杀拉脱维亚人民同资本主义者进行的英勇革命斗争。
资产阶级宣传机器的一切行为都意在使大部分本土居民，特别是年轻人，形成对于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偏见，歪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让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深入人心。很明显，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去参加当局默许下进行的“军人游行”。至于民族主义在社会中已达到了怎样的影响力，则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拉脱维亚议会最近一次选举中，有6名当选的人出自新纳粹党派“一切为了拉脱维亚”，还有1名“人民选中的人”竟然是再次当选的前武装党卫队士兵。
必须指出的是，现如今，拉脱维亚的少数俄语人群的问题已经成为俄罗斯当代帝国主义谋利的主要借口。苏联解体后，如果说还有来自俄罗斯方面的支持，那么也是那些以“俄语人群保护者”的面貌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党提供的。它们不断激化族群矛盾，毫无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于社会进程的阶级立场，还不止一次地在活动中打出民族主义的宣传口号“俄罗斯人在行动!”。
在当前状况下活动的拉脱维亚社会主义政党在生活中坚决贯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拉脱维亚社会党对于现况的解释是从无产阶级利益角度出发的，而不是站在什么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它向劳动者说明：历史教训表明，正是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才造成了资产阶级的当权和对劳动者的压迫，才造成了为自身从资本主义中获得解放而斗争的工人统一战线的分裂。
资本主义最新的靠山
就像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那样，面对(经济)危机和爆发革命的威胁，资本主义从不会放弃使用最下流卑鄙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公开对人民使用暴力，四处挑起军事斗争，甚至发动世界大战。然而自二十世纪后半页，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发动战争对于国际资本自身来说已不再保险——若爆发核大战，地球上将不会有一处地方能够保证资本的代理人安全存在。另外，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所进行的斗争，资本主义不得不在社会—生产(经济)关系中采取某种程度上的人道主义。随着社会主义体系遭到破坏，虽然某种程度的人道主义已不再必要，但又不能立刻剥夺劳动者争取到的权益——因为这会引爆社会矛盾。所以，在最近十年中，许多国家都以“应对危机措施”、“稳定金融体系”或是“提高国家信用评级”为借口，逐步实施着消除(劳动者权益的)策略。
不过即便如此，还是引发了来自劳动者的抗议，并且经常演变为由左翼政党和左翼工会主导的大规模行动。不能公开使用暴力，又要设法消除这种愤怒，此时资产阶级只得将大众的不满转移到别的方面或别的对象身上。于是国际关系、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再一次被广泛利用起来，成为意识形态的基础。一系列欧洲国家极右势力和新纳粹的抬头，一些国家，诸如德国，公开承认“多元化政治破产”的言论，都是此类手法的体现。尽管这一切都是非公开的，但这的确表明，二十世纪下半页确立的民族关系原则已遭摒弃。
欧盟一直推行的以民族分别为基础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政治正确性，是徒劳无功的，而且还不时遭到公然歪曲。事实上，这类政策本身就在各国间制造起紧张局势，并为民族矛盾提供了温床。
如下几个原因，会使得在未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将愈发地泛滥，以便资产阶级维护其权力：
1. 成本低廉(使用方便)。发生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拉脱维亚)的种种事件表明，这不需要有充分的理由和长期的准备。只需造成“我们和他们不同，所以他们是外人。而外人就是敌人”的印象。然后，昨日的同事、党内的同志、邻居就成为了不能放过的敌人，要么准备去种族仇杀，要么就夺去“外人”的公民权。
2. 作用广泛。利用这种手段，可以“扭转”任何一个国家的形势。大部分的多民族国家，或是(历史上)前不久还存在的多民族国家，其形成原因要么是劳力迁徙，要么就是某些历史事件。而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侨胞在他国生活，可以借助“保护海外侨民”之类的口号对其施加影响。
3. 具有累积效应。利用民族因素上的缺陷和弱点，能够轻易地激化历史问题，引起领土争端。关于侵略、迁徙、移民的史实或是无稽之谈都可以被拿来当作催化剂。
在拉脱维亚所发生的一切证明，民族主义不仅被用在了破坏苏联的过程中，直到后来和今天依然是屡试不爽的手段。拉脱维亚当局贯彻民族主义政策的方式和方法，恐怕在西欧国家和美国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欧盟国家的government及政客，包括那些号称自己是“左派”的社民党代表、政治势力代言人，一边猛烈地抨击他国禁止同性恋、忽视动物权利，一边却坐视成千上万的人被剥夺公民权，纵容赤裸裸的种族保护主义，放任对二战纳粹分子的美化。
这样鲜明的不干涉态度，恰好表明了国际资本将拉脱维亚和一些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成了特殊“试验场”，用以寻找在未来能够将大众革命热情从社会—阶级斗争方向转移到内外民族冲突上去的方法。这是非常危险的趋势，而过度的善意会导致对它的忽视。民族主义实际上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同反共主义紧密相连，并且具有转化为新纳粹、新法西斯以及种族主义的倾向。
此外，拉脱维亚的形势还表明， 想要借助自由主义—世界主义思想和大量的renquan运动来抗衡民族主义是不可行的。进行过这种尝试的政治势力，要么失败了，要么为某种公开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放弃了自己曾经的思想。
只有以彻底地、革命性地变革社会作为目标的工人阶级的自觉的国际主义思想，才能够真正对抗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种种消极后果。
注释：
* 英加尔斯·布尔拉克斯〔Ingars Burlaks-Ингарс Бурлакс，1985年3月22日—〕，拉脱维亚社会党政治委员会副主席。2004年加入拉脱维亚社会党，2009年毕业于里加斯特拉京什大学医学系，获博士学位。
[1] 《拉脱维亚社会党纲领》(俄文版)〔Программа СПЛ〕，第4页。
[2] 《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组织》〔Листовк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Латвии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1956年里加版，第26页。
[3] 约·斯大林：《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6页。原文中俄文与斯大林原文有出入，全集中的中译文为“联邦主义形式的机会主义”。——译者注)
[4]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210页(原文中此条由拉脱维亚语译出)。
[5] 《拉脱维亚步兵史：1915—1920》〔История латышских стрелков: 1915-1920〕，1972年里加版，第136页。
[6] 乌·奥·米里尔：《拉脱维亚人民的第一个主权国家》〔Высварис Оттович Миллер: Первое сувере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латышского народа〕，1988年里加版，第40—41页。
[7] 《1917年十月革命中的拉脱维亚共产党》〔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Латвии в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里加，第466—467页。
[8] 《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История Латвийской ССР〕，第2卷，第32页(原文中此条由拉脱维亚语译出)。
[9] 同上书，第42页。" x; B& b, l6 f
[10] 《拉脱维亚史：20世纪》〔История Латвии, ХХ век〕，2005年里加版，第106页(原文中此条由拉脱维亚语译出)。
[11] 《1918年和1919年的拉脱维亚共产党，文献及材料》〔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Латвии в 1918 и 1919 годах.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58年里加版，第160—161页(原文中此条由拉脱维亚语译出)。
[12] 拉脱维亚议会有个专门称谓，俄文为“Сейм”，英文为“Saeima”。
[13] 《拉脱维亚史：20世纪》，2005年里加版，第247页(原文中此条由拉脱维亚语译出)。
[14] 同上书，第225页。
[15] 《伟大卫国战争中拉脱维亚人民的抗争》〔Борьба латыш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1984年里加版，第117页(原文中此条由拉脱维亚语译出)。
[16] 《拉脱维亚版苏联大百科全书》〔Латвий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1984年里加版，第117页(原文中此条由拉脱维亚语译出)。
[17] 《拉脱维亚史：20世纪》，2005年里加版，，第364页(原文中此条由拉脱维亚语译出)。
[18] 《拉脱维亚百科全书》〔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Латвии〕，2007年版，第4卷，第28页(原文中此条由拉脱维亚语译出)。
[19] 《我们的历史，1985—2005》〔Наша история, 1985-2005〕，2007年里加版，第126页。
[20] 同上书，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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