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拿枪”的记忆——神话时代与城市游击战的历史、影象及其他（下）

　　5.迷雾中的囚徒

　　1978年5月9日，一辆红色雷诺意味深长地停在意大利天民党与意大利共产党的总部之间，车的后备箱里是用红色毯子裹着的天民党主席，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身中十几枪的尸体。

　　“莫罗事件”无疑是意大利现代史上最重要和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红色旅(第二次)路线的破产、天民党内部的权谋斗争、“历史性妥协”的历史性危机、安东尼奥·内格里的被捕(与迈克尔•哈特在2000年合著名作《帝国》的他，当时以此事件幕后指使的嫌疑遭逮捕)、教皇保罗六世的登场、拒绝出席官方葬礼的莫罗家人、相关者的神秘死亡、格拉迪奥组织、黑手党、美国人......线索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以及走马灯式的人物拼图，直到今天，“莫罗事件”的全部真相仍深锁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或许也不会再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关于“莫罗事件”第一部有影响力的电影来自朱塞佩•费拉拉的《莫罗事件》(1986)。此片的特点是在忠实于当时已发掘的主要材料的基础上——有少许艺术加工——进行的再构之作。叙事空间保持着均匀平衡，面面俱到的全景式展示了红色旅、天民党与意大利政府、警察、莫罗的家人等事件中主要的登场者。影片中莫罗对于自己被绑架感到疑惑。“你是一个象征，一个代表。”红色旅的领导人(马里奥•莫雷蒂)回答道，“就像我，是无产阶级的代表。”随后，在红色旅领导人与莫罗之间展开了大段的思想辩论，这一真实的场景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今天新闻节目中的那些“恐怖分子”，以“斩首”甚至吃人心肝的面貌出现，思想辩论之类的事简直如同天方夜谭。

　　1991年，拍摄过冷战电影名作《满洲候选人》的美国导演约翰•弗兰克海默，在苏联解体的年代里推出了一部名叫《枪的年代》(Year of the Gun)的政治惊险片，同样是关于莫罗事件。这部影片很典型的反映了美国对其“敌人”的一贯视角：“极左恐怖分子”凶残卑鄙，而且十分粗俗。在故事中还很“好莱坞”地设计了作为无辜受害者的美国人形象，表现出美国人一贯的自作多情——张艺谋在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里，安排一个美国无赖从天而降般地“落入”大屠杀的现场，成为其臆造的“救赎”故事的中心，可见某些“中国导演”向好莱坞、奥斯卡、美利坚的献媚邀宠到了何等程度。

　　相比纪实性的《莫罗事件》和以编造为主要趣味的《枪的年代》，2003年马尔科•贝洛契奥关于同一题材的《早安，夜》则是典型的重构式作品。故事的中心角色是一名红色旅的女性成员——以安德里亚娜•法兰达为原型，她参与了行动，但反对处死莫罗——人物关系高度简化和象征化，主要的情节就在绑架者(四名红色旅成员)与被绑架者(莫罗)之间展开。与《莫罗事件》着意于还原历史细节的风格不同，《早安，夜》是一部关于灵魂煎熬的心理剧。女主角从最初的狂喜，到逐渐的动摇以至最后的自我质疑、恐惧，内心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出身反法西斯游击队家庭的女主角，在家人的聚会上，看着老游击队员们唱起用《喀秋莎》旋律改编的游击队之歌，无比地羡慕;但她在现实中的“革命”，却是关押一个孤独可怜的老者，从门上的小孔中时刻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半梦半醒间，电影《游击队》中纳粹在船上一个一个枪杀游击队员的场景如噩梦般出现在眼前......

　　长期以来流行一种看法，即红军旅、红色旅、日本赤军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大激进左翼组织，之所以诞生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三个二战时的法西斯轴心国，正说明了某种“法西斯基因”的遗传。这完全是颠倒因果的歪曲性见解。事实是，红色旅的创建者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奇尼和雷纳托•柯西奥，他们的家人都有从事反法西斯运动及被法西斯主义者拘捕、杀害的经历;1972年死于西德警察枪下的红军旅成员汤姆•魏斯贝克，是纳粹犹太人集中营的幸存者之子;因杀害同志而身败名裂的联合赤军领导人永田洋子，她的革命意识起源于亲身感受到的日本社会中对在日朝鲜人的极端歧视与侮辱。在浅间山庄进行了最后枪战的“联赤”中未成年的加藤伦教，因在中学时代参观了一次“中国展”，被曾遭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而如今却生机勃勃的“新中国的跃动感”所震撼，受此影响，他追随哥哥加入了革命运动。

　　很显然，不是因为继承了所谓的“法西斯基因”，恰恰相反，对于父辈时代的罪恶历史以及对于那些被这一罪恶历史所践踏的国家和人民的负罪感、忏悔感，对于亡灵复活的现实可能性的警惧——这一现实可能性就是当时在越南战争的背景下，作为美帝国主义盟友的西德、意、日等国对侵略战争的支援——才是他(她)们拿枪反叛的真正初衷。他(她)们的动机建立在“赎罪”与“解放”两大意识之上;他(她)们拿枪的勇气不是因为掌握了多少政治或经济的资源，更不是有什么过人的军事才能，而只是凭着一种高度神圣的道义感。然而，《早安，夜》中女主角的心理巨变正是由于这种神圣道义感的逐渐坍塌，而道义感丧失带来的恐惧则是最致命的。联合赤军在杀掉十几个自己的同志后，再怎么用“中国革命中也杀了很多同志”来做辩解也无济于事。

　　德国纪录片《法国房子》(Maison de France 2003)回顾了1983年发生在西德的爆炸事件。当时，为了营救关押在法国的两名成员，卡洛斯组织的魏斯贝克对坐落于西德的法国文化中心(即所谓的“法国房子”)实施了爆炸，结果造成多人受伤，其中一名抗议法国政府进行核试验的26岁的和平运动活动家死亡。这部纪录片完全站在对“恐怖分子”进行谴责的立场上，而且使用了典型的媒体操纵术。表面上给予事件相关的几方“同等”的发言权，但重点是渲染年青牺牲者的形象：他的母亲、姐姐、叔叔、朋友、同事充满温情和感伤的回忆，娓娓道来中，一个前途光明的自行车手、和平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希望无限的好青年却死于一场冷血的屠杀;在这样的叙述语境下，“恐怖分子”一侧的辩护必然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魏斯贝克对受害者家属表示遗憾但拒绝道歉的态度就会越发让人愤怒。自然，魏斯贝克等人有其反驳的余地，但毕竟无辜的生命在他的“革命行动”中丧失，道义上的困境是无法躲避的——于是这部纪录片中一位保守的记者就可以这般评论道：“他们(指魏斯贝克这样的68年学生运动一代)反对纳粹时代的父辈，可基本上，他们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

　　城市游击战，一种以秘密行动为主的战略，自动切断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看起来就象是“左翼罗宾汉”们的天真冒险——密特朗时期的司法部长巴丹泰尔曾如此评价“直接行动”：“一些患精神分裂症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在戴锦华与王炎的对谈(《“反恐时代”与“好莱坞出品”——国际恐怖主义影片之喻》)中，戴锦华这样分析道：

　　“我以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发生，是变革世界的动能被阻塞、革命实践可能遭到压缩、乃至封闭的结果，而非相反”，“换言之，最为激进的欧洲左翼青年由城市游击战到依托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恐怖行动，是革命无望后绝望的铤而走险，与反抗绝望的极端选择。”

　　从立足于今日进行历史分析和历史反思的角度上说，这样的观点当然是合理的。1968年之后，解放的出口依次封闭，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但如果对当时的史料再做一些观察，“绝望”与“希望”之间的界限似乎并不十分明显：

　　红军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创造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国内斗争与国际斗争、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以及战略性与战术性的联系。

　　在西德红军旅关于城市游击战的纲领性文件《城市游击战思想》中，一开篇的三段引文全部来自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全文除了提及马克思、列宁、马里盖拉、埃尔德里奇•克莱文(黑豹党最著名的理论领袖之一，不过1990年代后转变为共和党右翼)之外，出现最多的名字依然是毛泽东：

　　......如果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指毛主席的“纸老虎”理论——笔者注)，那么战胜美帝国主义就是可能的。因为全世界的反抗斗争喷涌而出，而帝国主义将会因之分裂瓦解......正如毛所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雷纳托•柯西奥在一次访谈中表示，红色旅从没指望过依靠城市游击战来夺取政权，但却依然相信“胜利”是可能的。这里的“胜利”也许包涵着两个意思：一个是在国内，可以动摇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制度;另一个是在国际上，可以呼应各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所以，与“革命无望后绝望的铤而走险”或许同时存在着的，是那一代人所具有的“革命乐观主义”思想，至少在他(她)们拿枪的时期，仍然未被击败;相信长征、马埃斯特腊山、越南的史诗奇迹的精神之焰还在燃烧，这是我们考察城市游击战和西方激进左翼组织时不能忽略的一点⑺。

　　建立“国际根据地”是赤军派的一个著名口号，而当时的激进左翼组织确实也都是国际性的。红色旅得到了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但也正由于这种国际性，红色旅等也身不由己地被编入了一张更为复杂诡谲的巨大网络之中。红色旅是否被黑手党、格拉迪奥(北约秘密的反共部队)、以色列摩萨德渗透和利用，即使相关当事者也众说纷纭。天民党的“温和派”莫罗究竟死于何人之手?莫罗在党内的政敌安德列奥蒂与黑手党交情莫逆;另据莫罗夫人回忆，就在莫罗被绑架前不久，基辛格及美国情报官员曾当面警告莫罗，不要鼓励把意大利共产党纳入未来内阁的计划，否则将会付出严重代价。

　　《早安，夜》的尾声部分，反对杀死莫罗的人最后一次试图说服他的同志：

　　“所有人都想让他死，如果我们杀了他，就称了他们的心了。”

　　1978年5月9日，莫罗获得了——最符合其宗教信仰的——超脱肉身的自由，红色旅却成为了历史迷雾中永远的囚徒。

　　6.“漫画与马克思的一代”

　　如果1960年代的法国青年曾被称作“可口可乐与马克思的一代”，那同时代的日本青年或许就是“漫画与马克思的一代”。

　　二战后期，像日本其他的社会和文化团体一样，漫画界的中心人物全被统合在一起，组成了所谓的“日本漫画奉公会”，紧密地配合“国策”，画着诸如《一亿激愤击溃美英》(加藤悦郎 1944)这样的题材鼓舞士气，直到最终的失败来临。

　　战后，以手塚治虫、酒井七马合作的《新宝岛》(1947)为滥觞，强调故事性的长篇漫画逐渐成为日本现代漫画的主流。第一次漫画潮出现在1945～1950年代初，手塚在此期间成为了新漫画风格下绝对的主宰。但此时传统的漫画形式，如南部正太郎、长谷川町子的四格世情漫画，或以山川惣治为帅旗的“连环画”(绘物语)依然活跃。第二次漫画潮发生于1956～1960年代初，一种以租借为主要形式的“贷本漫画”大为流行，其间伴随着日本现代漫画史上一次真正的革命，就是所谓“剧画”的诞生。

　　1957年12月，漫画家辰巳嘉裕在“贷本”漫画杂志《街》12号的《鬼怪出租车》一作中打出了“剧画工房”的招牌。“剧画”，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区别于传统漫画以及手塚式漫画的提法，是在战后日本特殊的风土上成长出来的文化事物。

　　何谓“剧画”?依据国内比较权威的辞典的解释，“剧画”被译成“拉洋片”或“连环画”，不过日本的“纸芝居”和“绘物语”似乎与“拉洋片”、“连环画”更相匹配。另一种对“剧画”的译法是“写实漫画”。诚然，从绘画风格看，“剧画”比起以夸张变形、抽象省略为特征的“漫画”来，确实更为写实，但是“写实”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区别，并没有说明“剧画”与“漫画”之间的本质性不同。漫画评论家石子顺造在《战后漫画史笔记》一书中把排除了“笑”的因素，并以青年为主要读者群概括为“剧画”的主要特征;而用“剧画”一 词的“发明人”辰巳嘉裕在自传漫画《剧画漂流》中的话说：“‘剧画’是愤怒的能量!”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对“笑”的排除和“愤怒的能量”。

　　其实，在辰巳嘉裕命名并使“剧画”一词从此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之前，“剧画”式的作品已经存在。松本正彦在“贷本”漫画杂志《影》创刊号(1956)上发表的《奇怪的邻居》，被认为是“剧画”式作品的奠基作之一。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陷入创作困境的“贷本”漫画家。他的邻居是一个阴森森的奇怪男子。这男子养的一只黑猫，经常窜入公寓旁豪宅里一个喜欢擦猎枪的阔佬家中偷吃金鱼，因此怪男子与阔佬的关系变得非常糟糕。不过漫画家却从中获得了灵感，创作出了如下的漫画：怪男子在空袭中失去了家人，所以极度的厌恶战争。某一天，怪男子养的黑猫——当然是因失去了至亲而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寄托——死在了阔佬家的院墙下。怪男子气冲冲地想去找阔佬算帐，恰好听到阔佬在里面向家人炫耀他的枪法。原来阔佬的枪法是在南方战线从军时通过杀人锻炼出来的。怪男子闻言怒火中烧，于是他设计了一个机关将阔佬杀死，但警察识破机关，最终将他逮捕。一气呵成地画完后，漫画家带着他的得意之作前往出版社，当他经过阔佬家院墙下的时候，怪男子家那只黑猫的尸体正躺在那里......廉价公寓与豪宅;穷汉与阔佬;战争的受害者与战争的夸耀者，《奇怪的邻居》为我们很好地提示出了“剧画”的核心思想：与战后大量出现的以机器人、少男少女、广袤的非洲丛林、无垠的太空这些试图逃避现实中战败的废墟，完全藏匿于幻想世界中的手塚式漫画或其他面向儿童的读图物相比，“剧画”始终在战败的废墟中瑟瑟发抖。由于在战争中以东京为中心的大出版社元气大伤，一时间“乱纷纷英雄并起”。当时出版“贷本”漫画的出版社与“草台班子”差不多少，依托这些出版社的漫画家和摆地摊的也无甚分别。朝不保夕、痛苦幽愤的心境很自然地投射到了他们的作品中。1960年，“贷本”漫画达到极盛期，整个日本的“贷本”书店超过三万家。同一时期，轰轰烈烈的60年安保斗争炽热地展开。在安保斗争的象征桦美智子死亡事件前后，诞生了几部“贷本”漫画时代最重要的作品，如白土三平(战前无产阶级美术运动的主要漫画家冈本唐贵之子)的《忍者武艺帐——影丸传》——其后被著名导演大岛渚改编成了一部特殊的“漫画”电影——是关于一个神秘而具有超凡魅力的忍者影丸，领导农民起义反抗权力的阶级史观色彩鲜明的长篇故事;代表性的“剧画”家佐藤雅旦，创作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黑色伤痕的男人》。其中塑造了一个像是左派无政府主义和古典侠客混合体的杀手形象，以及他如何孤身对抗巨大而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最终败亡的故事。这部作品中不仅主人公杀死警察的内容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同时还揭露了当时日本社会在“高度成长”的前景下，依然存在着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绝对赤贫的事实。

　　第三次漫画潮发生于“贷本”漫画衰亡后的1960年代中后期至1970年代中前期，这是在第二次漫画潮的基础上，将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卷入到热潮中的时代，发端于战后的现代日本漫画由此在日本的大众文化中占据了统治性地位。在这个时期，白土三平描绘了江户时代阶级斗争的史诗《卡姆依传》(第一部及外传);拓植义春抒情性的形而上学作品《螺旋式》、《李君一家》等在知识界激起了辩论;山上龙彦在《王道乐土的落日》等作品中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了批判和反思，而他的代表作《光风》则更像是对今天的某种预言：建立了“国防队”的日本再次走上了军国主义之路，无力抵抗现实的主人公在寒风中死去;作为原子弹受害者的中泽启治，将满腔怒火化为半自传式的《赤脚阿元》——这部名作不久前遭到了以《产经新闻》为代表的右翼势力的集中攻击——对美日帝国主义和天皇制表达出强烈的抗议，更难能可贵的是该作还暴露了被有意掩盖的关于“广岛”作为加害者的一面。1970年代初，中日恢复了邦交。古代无法做比，但毫无疑问的是，自近代以来，中日关系可说是进入到了最好的时期——和当下的形势真有天差地别之感——对中国的好感和兴趣自然也反映到了漫画界。横山光辉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古典题材的作品后，画出了一部表现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长征》;藤子不二雄A的《毛泽东》则让人想起战前以柳濑正梦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美术运动的漫画风格⑻。

　　第三次漫画潮与当时如火如荼的左翼学生运动正处于同一时期，左翼学生与漫画和政治的关系被形象地描述为“右手周刊，左手杂志”或“手拿周刊，心怀杂志”。所谓“周刊”是指对左翼学生运动有很大影响的《朝日周刊》，所谓“杂志”，则指的是漫画杂志《周刊少年Magazine》。那些在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领袖，要求同伴往拘留所里捎少年漫画的事非常普遍;劫机飞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同赤军派成员宣布自己是“明日的丈”(一部拳击题材漫画中的台词)，至于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更是以漫画的书名为自己的一支部队命名。漫画与学生运动的联系一直藕断丝连到70年代末，当时从政治的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全共斗”活动家，以“三流剧画”为号召构筑了一条想象中的防线，但此时的日本漫画生态已经全面进入到由读者—编辑—漫画家形成的供求关系的时代里，日本漫画的创造力和内在激情事实上正在慢慢地衰退——不过与好莱坞很相似的是，由于在1980年代全面开拓出了海外市场，因此在商业层面直到今天仍保持着繁荣，以至于“动漫”成为一张代表日本“软实力”的王牌。

　　那么，1972年用捆绑殴打来实现所谓“共产主义化”的联合赤军，是不是受到了漫画的影响呢?

　　这个问题似乎既古怪又残酷。不过联合赤军对同志的杀害，绝不是某些评论者所说的什么左翼革命中的“必然”或是大清洗、文革的“迷你版本”，因为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持有同样信仰的红军旅和红色旅中没有发生这类事情。很明显，联赤的行为首先涉及到一种特殊或极端环境下的普遍情况——这与特定的意识形态构造或信仰体系无关——即处在被敌人包围的状态中，人的心理会产生出焦躁不安、多疑偏激的情况，从而怀疑眼前的同志是不是内奸，怀疑自己的信心够不够坚定等等。于是出现了要求纯化思想和排除异质的行为，在联赤这里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化”，但其所采用的方法却是殴打。用殴打同志来促使其提高“觉悟”，和旧日本军队内部拳打脚踢的暴力风格似乎很接近。原赤军派议长盐见孝也认为，这可能与联赤领导人之一的森恒夫的剑道部经历有关，森把武士道和右翼体育会的锻炼方式不自觉地带入了左翼。不过，我尝试用漫画作为另一种视角来分析联赤的行为。田宫高麿在《出发宣言》中将赤军派比喻为“明日的丈”。在连载于《周刊少年Magazine》的《明日的丈》这部漫画里，主人公拳击手矢吹丈在擂台上不断地被击倒，但几乎每一次都顽强的站起来，最终打败了在技术上比他更高超的对手⑼。这种战前和战时的“精神主义”旋律普遍地出现于当时的少年漫画。甚至在以体育题材为主的少女漫画中——如著名的《头号主攻手》(浦野千贺子 1968～70 《周刊玛格莉特》)——总会有一个“魔鬼教练”，对那些芭比娃娃般的花季少女又是扇耳光又是扯头发，但这些行为在作品中全都得到了合理化。因为在这种斯巴达式的训练下，少女们战胜了强敌，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精神力量而并非技术水平，最终少女们也由此理解了教练的“真意”。这样的故事获得了现实世界的支撑，带领“东洋魔女”横扫世界的大松博文就是“魔鬼教练”的典型，“魔鬼大松”的旧日本军经历与他的训练手段是否存在着联系也值得注意。而在联合赤军“共产主义化”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精神力”一词也正频繁地出现于同时期的少年少女漫画中。应该看到，日本的“精神主义”与“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的“精神”有一致的地方，但本质上却存在着不同：“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的“精神”，强调的是在艰苦的客观环境下如何调动和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激发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主义”或“精神力”的“精神”则强调忍耐住肉体和思想——尤其是前者——的痛苦来领悟痛苦之源的“真意”和“本意”，更接近于一种古老的苦修式的僧侣行径——在旧日本军队中，长官一拳将士兵打倒在地，然后会喝道：“你小子现在明白了吗!”——“精神主义”在二战中的极端表现就是所谓“玉碎”或自杀式攻击，但“精神主义”并没有因为战败而消失，它作为一种顽强的文化传统仍然深植于战后的日本社会之中。正如小森阳一在《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对战后的“日本型共同体主义式企业”批判性的比喻：“对曾经是‘皇军’的士兵们而言，是最为基础的、经济的，同时又是最为精神性的复员场所......男人们置身于这种象征天皇制日本型共同体主义式的企业之中，成了‘企业战士’。”战前和战时以“精神主义”为代表的战后的“精神性复员”当然不仅仅出现在企业内，如上所述，我们也看到了包括漫画在内的大众文化领域中这种“精神性复员”——甚至是对激进的左翼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可否认，脱离了战争的“精神主义”和“精神性复员”，在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同时带来了文化、政治以及历史问题特别是历史责任问题上的一系列困境。即使是到了1970年代末之后，日本普遍进入所谓“一亿中产阶级”的神话时代，在那些最著名的少年漫画中“精神主义”的倾向仍然如此强烈。《圣斗士星矢》里四个等级最低的圣斗士，用被打倒爬起来，再被打倒再爬起来，最终唤醒“小宇宙”这样简单乏味的行为，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强敌，而“小宇宙”当然是“精神性”的;《七龙珠》里成为“超级赛亚人”的前提条件就是要被对手打得奄奄一息......

　　“打呀!加油啊!这是为了革命!”

　　1972年，联合赤军将同志殴打致死，其结果却是精神和现实的彻底败北。

　　7.不眠的历史

　　最早的关于联合赤军的电影，可能是熊切和嘉的《鬼畜大宴会》(1998)。此片完全属于1990年代中前期以血腥、暴力、猎奇为噱头的“原创录象”(OV)的风格。这部以联赤领导人永田洋子为原型的影片，将左翼反叛学生描绘成一伙嗜虐狂和色情狂，没有进行任何分析的意图。 2002年，一部名叫《突入吧!浅间山庄事件》(原田真人，以下简称《突入吧!》)的“大片”上映，电影改编自著名的警察官僚佐佐淳行的原著。佐佐淳行参与指挥过安田讲堂攻防战、浅间山庄事件等众多与激进左翼有关的重大行动，据说此人在1991年访问中国时，还曾建议中国效仿日本建立机动队，而机动队在六七十年代就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代名词。《突入吧!》正好赶上“9.11”事件和“全球反恐”的大背景，电影也的确很符合站在权力立场上的“反恐”大片的标准。《突入吧!》从头至尾没有正面展现过联赤的形象，只有当最后的高潮部分，警察和机动队“突入”山庄内混战并实施抓捕的时候，才出现一名被捕的联赤成员目光阴毒的脸。

　　在《突入吧!》的前一年，出现了一部公认的关于联合赤军及“总括”事件的重要作品《光雨》(高桥伴明 2001)。影片根据立松和平的同名小说改编，但与原著有一定的区别。《光雨》在结构上的一个特点是采用了“戏中戏”。一位参加过学生运动的导演想拍摄“那个时代”的电影，而且是再构左翼学生运动中最痛苦和阴暗的一段历史。不过，进入摄制组的年青演员，完全无法理解当年同龄人的行为和“那个时代”的意义，导演随之陷入了迷惘和无助之中，在影片拍摄到一半时，他失踪了。整部影片在剧中的现实世界与“戏中戏”的世界中穿插往复，以至到最后无法分清彼此间的界限。

　　在一部专题片中，某记者就过去的学生运动采访了当下日本的年青一代，他(她)们大都一脸茫然：

　　“你们知道60年代的学生运动吗?”

　　“哎?什么?......噢，不太明白，是不是罢课之类的?”

　　当年的学生运动在现实时间上并不算过去太久，但在意识时间上对于现在的日本年青人来说已经是遥不可及。

　　“现在的年青人，除了和钱有关的梦，什么梦都没有。”二十一世纪初的某个夜晚，曾经想加入日本赤军的电影导演若松孝二，坐在新宿的一家小酒馆里愤愤然地说道：“日本再这样继续下去，就变成美国的一部分了。”——因为与日本赤军和巴勒斯坦抵抗组织这些“恐怖主义”团体的关系，美国、英国把他列入了禁止入境的黑名单——“算了，我已经放弃了。”

　　不过若松孝二并没有彻底放弃，其证明就是2007年他自掏腰包拍摄的《实录•联合赤军：通往浅间山庄之路》(以下简称《实录》)。

　　《实录》的起源来自“愤怒”。若松曾说“不会生气，拍不了电影。”《实录》的“愤怒”是针对上述的《突入吧!》一片，若松看完该片后非常不满，于是决定拍摄他的“联合赤军”——“那些年青人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方式，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从事斗争，简单地说他(她)们‘愚蠢’的人我看才是‘愚蠢’。”

　　所谓“实录”，当然是指一种叙事上的纪实性风格。“实录”式电影在六七十年代深作欣二等人的“押苦榨”电影(描写黑社会内部争斗的帮派片)中大为流行，虚构的人物在出场和被杀时会打出关于人物身份和死亡时间的字幕，予人以确有其人其事的逼真感。与此不同的是，若松的《实录》中的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自然，他(她)们的死亡也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某某死亡,时年28岁、25岁、21岁......《实录》主要根据联赤成员的相关证言对联赤事件进行了再构，用导演的意图来说就是“不左不右”，将非权力一侧的材料客观地展示在观众面前，让观众自己去作出判断。

　　《实录》一片上映后获得了很可观的反响，不过也遭到了各种批评：一种是在意料之中的关于影片“美化”了联赤历史的批评;另一种批评主要是以曾经的赤军派成员和新左翼运动参加者为代表。他们有的对具体的史实及细节方面提出不同看法，有的则认为“实录”式的风格造成了批判分析的不足，即影片并没有很好地回答联合赤军为什么会失败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不过颇值得一提的是，在《实录》参加柏林电影节期间，电影放映完毕后，导演在影院前遇到了一位刚看完影片的观众，据说他激动不已，“这就是当年的我们!”随后他道出了自己的身份：原西德红军旅成员。

　　关于《实录》还有个小花絮。即在《南京!南京!》中扮演“好鬼子”角川的演员，在《实录》里扮演了植垣康博一角。植垣关于联合赤军事件的回忆录《联合赤军的士兵们》，被认为是相关题材中的名作之一。

　　联合赤军失败之后，以阿拉伯和世界为舞台，“日本赤军”展开了国际性的斗争。或许张承志说得对，在某种程度上，日本赤军为联合赤军赎了罪，安了魂。当我们看到阿拉伯人民簇拥着日本赤军的战士欢呼的那一刻，确实异常令人动容。可以说，日本赤军的国际主义精神在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十分罕见，因而也就更加可贵⑽。

　　2009年，爱尔兰纪录片《革命的孩子》展现了两位特殊女性的人生：一个是前日本赤军领导人重信房子之女重信命，另一个是前西德红军旅领导人乌尔里克•迈因霍夫之女贝蒂娜•罗尔;两位母亲，两个女儿。

　　阿日混血的重信命，现在是一名年青的电视时政评论员、记者、作家。凭借着对中东问题的亲身理解，最近还出版了一本关于“阿拉伯之春”的书：《阿拉伯之春的实貌——随着欧美和媒体起舞的民主化革命》，她在书中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定义为“媒体战争”，左翼立场十分鲜明。重信命非常尊重自己的母亲，并为使母亲早日出狱而做着努力。据她说，自己名字中的“命”(メイ)意味着“生命”和“革命”。

　　虽然与重信命不同，同样也是一名记者的迈因霍夫之女贝蒂娜•罗尔，并不认同母亲当年的行为，但据说每天都会有人以电子邮件等方式来告诉贝蒂娜，他(她)们是多么尊敬或厌恶她的母亲。就像直到今天仍有人在争论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安德里亚斯•巴德尔、古德伦•埃斯琳的死亡原因一样，“德国已经能够告别纳粹的历史，但始终翻不过红军旅和68年的一页。”

　　之所以“翻不过这一页”，是因为历史没有终结。

　　红色旅仍然存在，日本赤军虽然已经解散，但在中东依然活动着其后继的组织;在欧洲和拉丁美洲，旧的城市游击战组织退出舞台，但新的组织很快又出现——就在不久前，深陷于严重危机之中的希腊，再次出现了宣布进行武装斗争的共产主义城市游击队——全球资本主义的末路和“追求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梦想使得各种造反运动始终处在“临战状态”之下，并且每时每刻都在制造着“预备军”。四十年前，那个神话般的时代，对于所有身处反神话的时代却又因不愿同流而苦闷彷徨的的人来说，仍犹如“暮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般的令人心动，仍然能从中获取宝贵的教训和战斗的勇气。

　　终曲(但绝不是终结)

　　何止小小的日本赤军，被人百般咒骂的，首先是毛泽东

　　和中国革命。这场咒骂，终一个两个世纪不会停止。因为这

　　工程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千年大计，是它们

　　的深谋大略......找出脚踏伟大意义的一部分历史，此刻更

　　显出紧迫和重要。否则，若是只剩下了右派的叫嚣和侏儒的

　　哲学，世界该多么寂寞!

　　——张承志《赤军的女儿》

　　2006年，特立独行的日本漫画家山本直树开始连载以联合赤军历史为原型的漫画《RED》。漫画的开头部分，为了阻止外相访美，左翼学生赤着身在深夜泅水潜入羽田机场，他们躲藏在冰冷的水泥管中，等待着天明。天亮了，起了雾，外相的飞机已经开始在跑道上滑行，这时学生们冲了出来，高举着燃烧瓶，呼喊着口号：

　　反对外相访美!

　　反美斗争路线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在学生们的面前,突然现出了怪物般的巨大机身。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的美国，一名黑人青年参加了地区黑豹党的学习会。当学习会结束后，讲课的黑豹党活动家给了那名青年一些书籍：关于美国黑人斗争的历史以及“毛的书”。此时青年急不可耐地说：“嘿，伙计，你们什么时候武装我!让我到街上去干掉那些猪(警察)!”活动家微笑着指了指青年手中的书道：“年轻人，我刚才已经武装你了。”

　　这如同经典的宗教典故或是哲人传道般的一幕，真是令人回味深长。

　　不过，那个时代的残酷性，使得纯粹“理论的武装”已变得不可能。1969年，芝加哥警察谋杀了黑豹党杰出的领袖弗莱德•汉普顿，美国统治阶级露出了它最狰狞的一面，而混入黑豹党内的政府密探则鼓动进行极端激烈的武力行为，以分裂和败坏党的力量。

　　拿枪。

　　前文跳跃式的、有选择性的回顾了1960年代末“拿枪”的历史。这是一部大写的历史，同时也充满了痛苦的时刻：联合赤军事件、“德国之秋”、莫罗事件......污蔑与辩护，争论和反思，都将继续。在联合赤军最终的“共同军事训练”之后，森恒夫流着泪作了总结发言——关于森，其实并不如电影里表现得那样性格暴戾——然后有人提议：“一起唱国际歌吧!”雪山里随之回响起了国际歌的声音;而他(她)们中的很多人，不久便永远地失去了年青的生命。2011年，当年联赤的领导人之一，永田洋子病逝狱中。永田送别会的主题是“盖棺”。无论是谴责还是痛心，最终还是采取了“盖棺”但不作“定论”的立场。这绝不是一部无错的历史，但今天，他(她)们的青春、理想、斗争、希望、苦闷、迷航，也绝不能被一句轻描淡写的“恐怖主义”所勾销。

　　不久前，一个名叫阿道夫•奥拉埃奇亚的人因病去世了。

　　谁是阿道夫•奥拉埃奇亚?奥拉埃奇亚是秘鲁的毛泽东主义知识分子。为了毛泽东主义和秘鲁的社会主义革命，长期流亡海外;又因支持“光辉道路”的武装起义和控诉秘鲁政府对游击队员的酷刑和狱中屠杀而身陷囹圄，蒙受不白之冤。在读那篇纪念文章之前，阿道夫•奥拉埃奇亚完全是个陌生的存在，但在那之后，竟生出了丧失同志的悲哀。这种悲哀之源大概就是：无论相隔多么遥远，被共同的信仰纽带联系在一起的情感的共振，超越了地理、语言、个人交际范围的限制;于是，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的死亡，却能够使人悲伤。“拿枪”的时代，神话的时代，今天给予我们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个人以为，正是这种基于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之上的国际主义的共同体情感;而1980年代反革命运动取得优势，也正是由于这种共同体情感的消失。用1960年代的“先知”之一帕索里尼的话说，便是在这几十年中，很多人最终都变成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一个个小希特勒”。

　　抗美援朝，今天有多少人谈论的是“值不值”的问题。中朝革命者付出巨大牺牲，以鲜血支援彼此的民族解放事业的历史竟然已被遗忘在了角落;当乌戈•查韦斯逝世的时候，不少中国人关心的只不过是石油问题。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猥琐和自利?!1970年代末，中、越、民柬之间的战争是60年代共同体情感分崩离析的重要象征之一。正如因受这些战争启示而写出传世之作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这几场战争具有世界史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们是在几个无可置疑的独立革命政权之间最早发生的战争，同时也因为交战国中没有任何一方尝试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为这些战争进行辩护。”

　　今天，亚洲地区的“领土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新仇旧恨死死地纠葛在一起，形成了异常险恶的气氛。历史已经证明，以“民族主义”恐怕永远解决不了民族主义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温顾知新，恢复1960年代国际主义的视野，用国际主义的方式实现突围。2014年的甲午春节联欢晚会，突然从天而降抑或是自地而出的“红色娘子军”和“英雄赞歌”，无论本意为何，在经历了2012年以来一系列的云诡波谲及谈“红”色变之后，又一次激活了关于“革命”的记忆。在那个时代的“样板戏”和“红歌”中，唱的并不只是某个民族的“伟大复兴”或矫情的所谓“梦”，而是“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为人类求解放奋斗终身”，“站在码头放眼望，反帝怒火燃四方。世界人民声势壮，相互支援力量强。”追求一个真正平等、民主、正义、自由，没有剥削压迫和贫富不均的人类大同的革命星火，即使是在最微弱的时刻，也绝不会熄灭。

　　我们终将看见，那燎原的日子。

　　⑺另外从当时的国际背景看，70～80年代，越南、柬埔寨、阿富汗、格林纳达、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秘鲁等地相继建立了左翼民族主义政权或是爆发了左翼游击运动，虽然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势已处于退潮期，但西方激进左翼组织的国际活动空间依然存在。

　　⑻1993年纪念一百周年时，在中央电视台的的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中，曾出现过一段藤子不二雄A和漫画《毛泽东》的内容。

　　⑼关于《明日的丈》((あしたのジョー，高森朝雄原作，千叶彻弥画，1968～1973年，讲谈社《周刊少年Magazine》)，可参考拙文《作为寓言的“擂台传说”》

　　⑽里达机场的乱射事件，被资产阶级媒体尤其是以色列政府宣传为“恐怖主义”组织日本赤军血腥残忍的最大“罪证”。但“乱射”的真相究竟如何，直到今天仍未有定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曾要求国际组织介入调查死亡者身上的子弹类型，被以色列方面拒绝。

　　关于“拿枪”的记忆——神话时代与城市游击战的历史、影象及其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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