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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76年的“7月28日”条记载如下:
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七点八级地震......当毛泽东得知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放声大哭。
这让我顿时想到了《西游记》里,孙悟空败走狮驼城的那一段:
行者闻言,忽失声泪似泉涌。八戒道:“哥哥莫哭,我也是听得小妖乱讲,未曾眼见。你休误了,再去寻问寻问。”这行者却才收泪,又往里面找寻。忽见沙僧绑在后檐柱上,即近前摸着他胸脯子叫道:“悟净。”沙僧也识得声音,道:“师兄,你变化进来了?救我,救我!”行者道:“救你容易,你可知师父在那里?”沙僧滴泪道:“哥啊!师父被妖精等不得蒸,就夹生儿吃了!”大圣听得两个言语相同,心如刀搅,泪似水流,急纵身望空跳起,且不救八戒沙僧,回至城东山上,按落云头,放声大哭,叫道:“师父啊——
恨我欺天困网罗,师来救我脱沉疴。潜心笃志同参佛,努力修身共炼魔。
岂料今朝遭蜇害,不能保你上婆娑。西方胜境无缘到,气散魂消怎奈何。
(《西游记》第七十七回)
不太细心的读者或许没有发现,在《西游记》中,“流泪”最多的除了唐三藏,竟然就是“一生豪杰”的孙行者。但是,行者之泪与唐僧动不动因受惊吓“跌下马来”作“脓包之哭”迥然不同。行者之泪,几乎无不是哭“取经”之艰难,哭革命之不易。
已有过不下数篇论毛泽东晚年“大哭”的文章,论这“英雄之泪” 所包涵的意义。毛主席说自己兼“猴气”与“虎气”,这“猴气”自然指的不是一般的猴,齐天大圣是也。
“《三国》、《水浒》、《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
毛泽东爱读四大名著,想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红楼梦》至少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毛主席还曾专门批注过《红楼梦》,在此略摘一节:
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以优美的童话。用现实的场面,具体的情节,生活中非说不可的语言,把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象和性格,生动地渲染出来,自然地流露出来,这是最成功的范例。(《红楼梦》第十九回批语,1954)
如果毛主席没有走上革命家之路,也必定会在其他领域——比如文学评论——留下巨大的印记;不过相信大多数人,还是庆幸在世界史上存在着一个作为伟大革命家的毛泽东。
说起来,在四大名著中,毛主席对《水浒传》恐怕有着特殊的感情。从青年时代亲身踏访水泊梁山,到晚年的批水浒并指示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传》,可以说,《水浒传》一书对毛泽东的革命经历和革命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水浒传》竟也成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运动的预言之作。
2
“《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辨证法的事例。”
毛主席可能从《水浒传》中获得了哪些方面的启发呢?
我想,首先是在建国前的战争岁月,《水浒传》里提供了不少关于战略及战术方面的灵感:
那一阵怪风从背后吹将来,吹得众人掩面大惊,只叫得苦,把那缆船索都刮断了。正没摆布处,只听得后面胡哨响;迎着风看时,只见芦花侧畔,射出一派火光来。众人道:“今番却休了!”那大船小船,约有四五十只,正被这大风刮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那火光却早来到面前。原来都是一丛小船,两只价帮住,上面满满堆着芦苇柴草,刮刮杂杂烧着,乘着顺风直冲将来。那四五十只官船,屯塞做一块,港汊又狭,又没回避处。那头等大船也有十数只,却被他火船推来,钻在大船队里一烧。水底下原来又有人扶助着船烧将来,烧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来逃命奔走,不想四边尽是芦苇野港,又没旱路;只见岸上芦苇又刮刮杂杂,也烧将起来。那捕盗官兵,两头没处走。风又紧,火又猛,众官兵只得钻去,都奔烂泥里立地。火光丛中,只见一只小快船,船尾上一个摇着船,船头上坐着一个先生,手里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宝剑,口里喝道:“休教走了一个!”众兵都在烂泥里慌做一堆。说犹未了,只见芦苇东岸,两个人引着四五个打鱼的,都手里明晃晃拿着刀枪走来。这边芦苇西岸,又是两个人,也引着四五个打鱼的,手里也明晃晃拿着飞鱼钩走来。东西两岸,四个好汉并这伙人,一齐动手,排头儿搠将来。无移时,把许多官兵都搠死在烂泥里。东岸两个,是晁盖、阮小五;西岸两个,是阮小二、阮小七;船上那个先生,便是祭风的公孙胜。五位好汉,引着十数个打鱼的庄家,把这伙官兵,都搠死在芦苇荡里。单单只剩得一个何观察,捆做粽子也似,丢在船舱里。
(百二十回本《水浒传》 第十八回)
“五位好汉”,只引“十数个打鱼的庄家”,虚虚实实,神出鬼没,就把“五百官兵人马”“都搠死在芦苇荡里”,实在是充分体现游击战精髓的鲜活战例。其次,水泊梁山的根据地主义与组织结构高度的制度化,也很令人注意:
忠堂后建筑台一座,顶上正面大厅一所,东西各设两房。正厅供养晁天王灵位,东边房内,宋江,吴用,吕方,郭盛;西边房内,卢俊义,公孙胜,孔明,孔亮。第二坡左一代房内,朱武,黄信,孙立,萧让,裴宣;右一代房内,戴宗,燕青,张清,安道全,皇甫端。忠义堂左边,掌管钱粮仓廒收放,柴进,李应,蒋敬,凌振;右边花荣,樊瑞,项充,李衮。山前南路第一关,解珍,解宝守把;第二关,鲁智深,武松守把;第三关,朱仝,雷横守把。东山一关,史进,刘唐守把;西山一关,杨雄,石秀守把;北山一关,穆弘,李逵守把。六关之外,置立八寨:有四旱寨,四水寨。正南旱寨,秦明,索超,欧鹏,邓飞;正东旱寨,关胜,徐宁,宣赞,郝思文;正西旱寨,林冲,董平,单廷,魏定国;正北旱寨,呼延灼,杨志,韩滔,彭玘。东南水寨,李俊,阮小二;西南水寨:张横,张顺;东北水寨,阮小五,童威;西北水寨,阮小七,童猛。其余各有执事......马军五虎将五员......马军八骠骑兼先锋使八员......马军小彪将兼远探出哨头领一十六员......步军头领一十员......步军将校一十七员......四寨水军头领八员......四店打听声息,邀接来宾头领八员......总探声息头领一员......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四员......守护中军马饶将二员......守护中军步军饶将二员......专管行刑刽子二员......专掌三军内探事马军头领二员......掌管监造诸事头领一十六员......当日梁山泊宋公明传令已了,分调众头领已定,各各领了兵符印信,筵宴已毕,人皆大醉,众头领各归所拨寨分。中间有未定执事者,都于台前后驻扎听调。
(百二十回本《水浒传》 第七十一回)
梁山好汉虽然是“占山为王”的“强盗”,但其纪律之严明、分工之有序、司职之妥当,完全压倒了所谓的官军,因此高俅童贯之流的几次“围剿”全都一败涂地。
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与梁山中后期大量旧军官和文人的加入有很大关系:
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箫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
但与此同时却带来了一个问题:
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
梁山上的一百零八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不愿革命,而只想暂时托身水泊,等待招安后好封妻荫子的,这其中就包括了最高头领宋公明。新中国建国后的重大课题之一,就是如何对高级干部以及知识分子、技术专家队伍进行思想改造。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溃败,一个很要命的地方就是上述的三种人率先叛变了社会主义理想,造成共产主义信仰在整个社会中的空洞化。
如何能将那些“只专不红”的人改造成“又红又专”的人呢?如何能提前防止“宋公明”式的人背弃、瓦解革命呢?毛主席在建国后发动了一系列的运动,也形成了一系列的创举;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而有些未及展开就被粗暴否定了。但无论成功、失败或否定,都留下了无法替代的革命经验和教训。
文革末期代表性的连环画之一《揭投降派宋江》(1976),在梁山众头领中将三个人画成了反面人物:宋江、卢俊义、燕青。宋江逼卢俊义“上山”的目的是为了“下山”,因为“卢员外”代表了“先进生产力”,有卢,宋公明就有了下山招安的资本。最终,宋公明等人如愿以偿地“下了山”,连那些不愿下山的也都无可奈何着被裹胁而去。为了向“赵官家”表示心迹,下山未久就去打了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河北田虎、淮西王庆、江南方腊;而毛主席逝世未久,同样有人也“下了山”,同样为了向某超级大国表示心迹,去打了不“‘替天行道’的南方‘强盗’”。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一书成谶。
几百年前的《水浒传》,果真成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的预言。
3
最近,有某政协委员提案禁播《水浒》电视剧,理由是不利于“维稳”。我不想批评此委员——但他至少应该同时呼吁禁止好莱坞大片的进口,那个不是比《水浒》暴力低俗得多?——要批评的是中国所谓的“主流”媒体。两会有那么的代表、委员,有那么多的提案,但真正严肃的观点几乎从来就得不到关心。服侍着资本与权力的“主流”媒体基本上只干两件事:一个是为“最后的大抢劫”作张本;一个是追逐像禁播《水浒》、恢复繁体字之类的花边题材。
依我看来,今天不是应该禁止什么《水浒》,而是要大大地掀起一个学习四大名著的运动——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井波律子几年前著《中国的五大小说》(《中国の五大小説》)一书,在四大名著外加入《金瓶梅》,亦可取——其中很紧迫的一点就是可以防止我们民族的语文能力在不久的将来退化到只能编段子和读段子的水平。
更重要的是:看《三国演义》,能使我们知道“韬光养晦一百年不动摇”之类的“谋略”是多么愚蠢;看《西游记》,能使我们知道当今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如何的贫乏;看《红楼梦》,能使我们知道偌大的锦绣家业是怎样败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看《水浒传》,能使我们知道不要“官逼民反”和不要做“革命的叛徒”。
而看《金瓶梅》,则看见了我们这个甜蜜时代的惟妙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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