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开放以降，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经济、生产力、发展、和平等等，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它们取代了革命、阶级、剥削、压迫等话语方式，并且逐渐变得习以为常，让许许多多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误以为社会本应如此。然而，就在一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时代中，社会的主流没有把经济建设当作是万事万物的尺度，那个时代中的人们也不会把个人对社会资源的攫取和占有，当作理所应当的价值取向。
用最简单明了的一句话来说：我们从一个阶级斗争的年代，走进了一个经济建设的年代。在这种论调之中，大家心安理得地认定：革命已经远去。革命的目的如果就在于制造一个让人们踏踏实实赚钱的环境的话，那么，它似乎真的应该带着自己的杀伐之气退出历史舞台了。目光应该从政治转向经济，生活应该从斗争转向和谐，国际主义应该转变为民族主义，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应该转变为追求饱食暖衣和高官厚禄，革命党也应该转变为执政党……这些听上去颇有一番道理的时代判断，构成了“中国特色”诞生的土壤。这种“中国特色”的理论，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理论;然而，它同时是一种“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它将一切努力，全部投入到经济建设之中，并且把生产力发展水平当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的力量，把经济建设的成败当成是实践活动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套理论中，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国家中一小部分人的富裕被等同于文明、强盛。可惜历史早已证明，这样的思路不符合实际情况：经济繁荣的雅典打不过野蛮尚武的斯巴达，经济繁荣的宋朝打不过军事组织能力强大的辽国，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一的清王朝也打不过在金融和军事上占主动权的帝国主义列强……笔者无意讨论强国之路或伟大复兴，只是这些事例证明了“经济唯物主义”的思路一定有着重大的理论漏洞，坚持这样的思路，一定会在实践中碰壁。这样的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否是一脉相承的呢?一句“与时俱进”，将这两种充满差异性的理论生硬地糅合在了一起。然而，与时俱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它是指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实现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且研究新的现实情况，不断改进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方法。如果我们将“与时俱进”理解为打着“新情况”的旗号，任意修改马克思主义原理、动摇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的话，“中国特色”尚存，“社会主义”安在?这无疑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社会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怪现状：有煤老板的儿子花了五千万人民币去换取网络游戏中的虚拟金钱，同时，又有湖南山村里的孩子坐在废砖头搭起来的桌椅上读书;有年轻的爸爸、妈妈用他们很有可能拿不到工钱的手在北京和上海扫地、盖摩天大楼，同时，又有他们的孩子在城里的打工子弟学校接受着这样的教诲：“你们要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去扫大街、盖房子。”无论是从物质生活还是从精神生活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都出现了畸形现象：两极分化、腐败滋生、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再加上物欲横流、人心丧乱。捧着这样的现象的时候，仍然心怀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这样的姿态，如果不是出于某种不可理喻的“胸襟”，那就一定是出于自欺欺人的阴谋。这些社会的畸形现象与经济唯物主义的路线是密切相关的，最简单的证据就在于，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立场和逻辑来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妖魔化，我们都不可能在那段历史中找到这些病入膏肓的现象;不仅国内社会如此，当时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也决然不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按照资本的赢利需求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们曾经坚定地站在世界人民的立场上坚决斗争;而今，我们已成为这个秩序的投合者：从所谓“反恐”等一系列行为的态度上看，对于帝国主义所主导的剥削秩序，我们不再努力推动世界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是努力维护这个秩序的稳定。这些重大的变化也都是来源于经济唯物主义的思路，并且给中国的命运留下祸根。
本文并不准备对上述实践层面的危机进行过多的讨论，因为，反思这些实践行为背后的指导思想，明显更为重要。问题在改革开放时期产生并愈发严重，为什么解决问题的思路却都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呢?吸烟者罹患癌症，药方却是加倍吸烟，这样的思路令人担忧。下面，笔者想通过几个问题的辨析，来看一看这套经济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危机在哪里。
第一， 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之下，我们需要考虑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中，生产力或者经济基础，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究竟如何看待历史发展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和平时期的建设与斗争与以往历史相比有着怎样的特殊性?
第二，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在此需要考虑，一旦工作重心成为经济建设，那么，无产阶级政权的意识形态才会把国际主义改为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由此就产生出一系列问题。共产党或无产阶级政权的爱国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前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国责任”?
第三， 官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开放，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建设的工具，为了不动摇国体、伤及革命根本，我们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并立，并多次强调“稳定”。然而，制度的稳定是表面的稳定。领导阶层是否会脱离群众?在根本制度尚未稳固的今天，是否还能无条件地相信法制、法权?
一、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都要考虑经济建设的问题，从中国封建的皇权到资本主义各国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政党。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世界进入了“漫长的十九世纪”，也就是由资产者统治的时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而后，阶级斗争的历史被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登上了历史舞台，为终结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生产方式、终结资产阶级的政权，开始了不懈的努力。在“短暂的二十世纪”，十月革命缔造的苏联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主导着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分庭抗礼。作为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要领导广大的无产者埋葬世界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当无产阶级在一国、一民族之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的专政之后，本应是追求人类解放的革命者的共产党人对自己的行动目标有了不同的认识。
作为革命政党的共产党在执政之后，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曾经纷纷展开生产斗争，最典型的如苏共二十大“超英赶美”的口号，以及中共随之而来的大跃进运动。这些生产斗争与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有明显的差异：第一，这些建设的历史，其基础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第二，历史上共产党的经济建设，从未彻底搁置甚至放弃世界人民的革命与解放事业，一句话，从未彻底遗忘阶级斗争。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共产党，凭着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敢于大量引进外资，与帝国主义资本家“互利共赢”的呢?我们又是凭着什么样的理论，才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于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不仅和平，甚至联合呢?这样的理论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
这套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阐释成一种经济唯物主义的思想，然后心安理得地“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有几个耳熟能详的命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命题来源于以下这段被誉为“历史唯物主义总纲”的话：“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物质生产力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和它们一向在其中发展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或者与不过是这些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束缚生产力的桎梏。于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
人们根据这段话，把马克思主义阐释为唯生产力论的经济唯物主义。在这种阐释之中，“生产力”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这个本身没有错误;然而，“生产力发展水平”却进而变成了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一种命运般的机械的客观;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观点。打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旗号，无数反革命、反动的思想有了一张“马克思主义的”保护伞。人们说：不准革命，革命错了，革命早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尚未达到一定的高度呢。那么，需要问一问这些先生，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残酷的剥削才能结束?我们怎么知道生产力是否已经为革命准备好了?我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次次危机当中，难道还能发现这种制度的生命力?当美国一个国家就消耗掉世界能源的三分之一，而这个世界每天都有数万人死于饥饿的时候，我们还能相信世界是平的?发展，在和平中发展，然后做着一场自欺欺人的和平过渡之梦;难道不用通过斗争，欧美的金融炒家能够自动放弃既得利益吗?难道不用通过斗争，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能够摆脱奴役的宿命吗?
面对充斥着商品的社会，我们仍然在按照资本的逻辑不停地生产，并且依靠金融资本，把实体经济头足倒置地放在虚拟经济之上;对内剥削腹地、剥削劳动者，对外则摇尾乞怜。这样的“发展”，其内驱力恐怕不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是人心亘古不变却愈演愈烈的贪婪。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不是关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学说。离开了对社会革命与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讨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来没有机械地判断过共产主义社会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步到位地、干净利落地取代资本主义;这种学说首先是对历史辩证前进的认识。历史的发展是几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
恩格斯就曾经坚决地反对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经济唯物主义：“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在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对此进行歪曲，说经济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就是把上述命题变成一句空洞、抽象而荒谬的废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结果——由斗争取得胜利的阶级所建立的各种宪章等等——各种法律形式，乃至这一切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各种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以及各种宗教观点及其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教义体系，——也都要对各种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而且在很多情况中对斗争的形式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上述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起着交互作用，其中经济运动归根到底要作为必然的东西透过无数偶然事物……而获得实现。否则把上述理论应用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就会比解答简单的一次方程式还更容易了。”[3]经济的教条终究是抽象的，而表现出生产方式的各个矛盾状态的“无数偶然事物”却是具体实在的。恩格斯在上述这段话里多次强调了斗争，实际上，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核心。同时，恩格斯也曾经对经济唯物主义的阐释做出过自我反思：“我们最初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律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忽略了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如意的借口来曲解和歪曲。”[4]这样的反思有很多次;恩格斯回忆自己和马克思一同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主要矛盾还是要打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束缚，因而，强调了内容，即历史发展动力中的物质因素，却忽略了形式，即这些因素的组织方式。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对这样的具体问题有最准确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在对唯心主义辩证法与机械唯物主义的双重批判之上。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黑格尔曾经用辩证的方式解释了事物运动、发展的原理。黑格尔认为，事物内部蕴含着自身的反面，这个事物与这个内在的反面构成了一个正题和一个反题，正题与反题的矛盾，即事物的内部矛盾，构成了发展的动力;在正与反的斗争中，双方面都放弃了自身的片面性，形成了一个合题。这个合题在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又是一个正题，它也包含着自身的反面，又构成了矛盾和发展。这套逻辑的唯心主义内核在于，黑格尔认为，精神对于具体事物的定名，也就是概念，是第一性的本质，具体事物本身反而是这种概念的第二性的反面，概念和具体事物统一成理念，理念就是合题。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一个终结点，那就是所有事物和所有概念的统一，这个抽象的统一体即著名的“绝对理念”。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诞生过程中，对黑格尔辩证法完成了唯物主义化的改造，同时也用这种辩证法中能动的观点对机械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最终形成了一种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思想。
这套哲学思想解释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而不是精神自我完善的问题。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个抽象的原理一下子变成了一句带有强烈革命性的话：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前进。矛盾，不再是抽象的精神与物质的矛盾，而是具体的对立阶级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还不是具体的矛盾，因为它是两个抽象概念;这样一组矛盾必须反映成具体历史现象，这种具体现象就是活生生的人的矛盾：被剥削者与寄生虫的矛盾，被压迫者与统治者的矛盾。“绝对”被取消了，辩证发展成为了斗争中无限接近理想的无尽的历程。这个历程不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相反，它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改造世界的行动的结果。历史也不是上帝的逻辑或是“绝对”的逻辑，它反映的是人民的逻辑;它同时也是客观规律，不过，不是抽象的、机械的自然，而是一种“不以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人是环境的产物，而环境也是由人来改变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绝对”是一种披着哲学外衣的宗教，而费尔巴哈对这种宗教的批判并不彻底，因为，当人们把客观自然与人格裂开来的时候，这种客观又变成了新的神。所以，马克思用实践的概念将主观与客观重新统一起来，在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境中统一起来;在实践哲学思想中，哲学，不再是大师们闭目冥想出来的思辨，而是那些奋斗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第一线的人民群众的活动。进而，我们得到了唯物史观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命题，这个命题比含混、抽象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更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
离开了这个立场，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论题，都将是没有意义的废话。马克思从来没有让经济唯物主义者心中的神明，也就是“生产力”，颐指气使地告诉人民群众：我的发展水平还没到位，你们面对剥削和压迫只能选择沉默和隐忍。而在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世界人民，也从未沉默过，相比默默等待着“生产力”给他们发布“革命许可证”，他们更愿意公开宣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或者是：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革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根本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全盘瓦解之前，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的理论力量，永远指向了革命与解放，而不是和平与发展。马克思本人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践行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7]在此，马克思绝对没有这样预言：共产党应该帮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社会，然后，等待着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相反，马克思要求争分夺秒的无产阶级革命;因为革命的条件绝对不是什么“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是无产阶级自身的发展壮大，是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人民群众的发展壮大：“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8]这段话中出现的问题是：“文明进步”的标识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来说明“文明进步”的问题，相反，他们看到的是人的问题，是历史主体力量的“发展”的问题。简单说来，无产阶级，而不是生产力，如果充分发展了，历史的脚步才有可能通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统治者的阶级斗争来向前迈进。
理解了历史发展的问题，我们进一步的辨析就会变得更加清晰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亲历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国之内实现的历史，那么，在一国首先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且建立起无产阶级统治之后，作为领导力量的共产党要面临什么任务?
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阶级斗争而不是生产力发展，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要继续阶级斗争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企图真的修订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9]如果搁置、混淆，甚至抹杀阶级斗争，我们就没有道理再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自身的理论合法性。然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要进行经济建设呢?答案仍然是肯定的。但这种建设决不是不择手段地膜拜生产力的神话，而是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生产斗争，这种生产斗争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继续进行本国乃至世界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式。二者的差别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应该以新的、进步的生产方式为基础。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没有亲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是，他们对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所需要建立的新的生产方式有着明确的要求。“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0]那么，在夺取了政权之后呢?“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1]这份改变了世界的宣言指出，消灭私有制，而决不是相反，决不是为了“经济建设”而重新制造私有制和剥削的土壤。
经济唯物主义思想却在自己的经济建设中，有意去淡化这样的原则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两极分化是不是社会主义呢?人剥削人是不是社会主义呢?私有制是不是社会主义呢?很遗憾，我们没能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中找到这样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只存在于“中国特色”之中。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什么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而是在于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我们的伟大复兴。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我们是作为被压迫民族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的。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资本主义的生产道路、制度道路都有人曾经探索过。洋务运动引进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技术，希望能“师夷长技以自强”，结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戊戌变法希望引进资本主义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结果因为脱离人民群众而遭到镇压，康、梁亡走，六君子人头落地;资产阶级革命将民主共和带入了历史舞台，结果军阀连年混战，帝国主义代言人肆虐中国;又待到官僚资本主义统一中国，中国人民却又等来了四大家族的贪婪攫取与美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师侵略学生呢?”[12]一次次的失败，中国人民的资本主义理想在世界历史的车轮下被碾碎，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3]在帝国主义为了解决危机，更加丧心病狂地盘剥第三世界人民的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比当年更成熟了呢?
邓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4]在此，“失败”与“邪路”的论述已经证明了，一旦社会主义的原则不保、根基不牢，一切“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就都需要在根本危机中重新反思了。
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这个问题是从上一节中我们对根本问题的辨析中延伸出来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思路必然导向爱国主义代替国际主义，也必然导向共产党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姿态退缩、让步成为反对侵略者、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姿态。当经济建设代替阶级斗争成为新的行动纲领的时候，我们似乎更需要和平，而不是斗争。共产党人不是战争的狂热分子，但却应该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15]这个问题的评判标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应该是一种站稳了立场的阶级分析，而不是对眼前经济利益的权衡。
在著名的革命样板戏《海港》当中，就写到了在阶级分析的视角和经济效益的视角中，对待国际社会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剧本中，阶级敌人钱守维知道台风靠近、暴雨将至，于是引导装卸队去突击装运北欧船的玻璃纤维，同时，把装运援非稻种的任务搁置，并且将两千包支援非洲人民的小麦全部放在露天。他用以劝说装卸队长赵震山和装卸组长高志扬的理由就是：“既能按期完成装运稻种的计划，又能替国家增加外汇收入……”[16]在种论调中，“经济效益”的诱饵成为了破坏国际主义义务的阴谋。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这出戏剧的矛盾被处理成敌我矛盾，而国际主义与经济效益的矛盾构成了这组矛盾的一个方面。所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革命样板戏反映的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在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态度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我们不断地付出努力，以求肩负起帝国主义定义的“大国责任”我们已经慢慢地滑向了世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对立面上。中国海军，工农的子弟兵，为了保卫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货物、财产，远赴索马里海域，与那些被帝国主义跨国渔业公司挤尽了生存空间、被迫拿起武器的贫苦渔民对峙。又如，中国近年来热衷于参与的反恐行动，它导致我们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同盟关系日益瓦解：面对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们并没有思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真理，反而帮助帝国主义去镇压一切反抗，以此维持这个残酷剥削的秩序。随着国际主义的崩溃，我们摆出一副偏安一隅的姿态来宣扬文化的爱国主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国家并不是一个超阶级的概念。
“国家是什么呢?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17]这个道理只要是稍稍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应该清楚的。那么，既然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阶级，实现大同，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岂不成了一个错误的表述?当然不是。回到《共产党宣言》，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呼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18]一国范围内的政治夺权完成之后，就会出现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政权：“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9]这段话中又一次出现了我们先前论述的问题，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表述得非常清楚：国有，即生产资料归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所有。假如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一个国家的政权，没有成为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或者说还没有以统治阶级的身份占有一国之内的生产资料，那么，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20]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之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必须包含一个前提，那就是无产阶级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能称得上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人民群众用不着爱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国家，也用不着爱官僚主义者的国家，更不会爱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人民的爱国，只能是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要发挥其特殊的功能，马克思把这种国家形态看作是一种过渡时期的产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1]没有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就没有了人民的国家，没有人民的国家却仍然向人民宣讲爱国主义，这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反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在民主和专政层面都有着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到，资本主义的民主的实质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哪些代表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22]这种只属于少数人、富人的民主制度在人民民主专政中被扭转，它将扩大民主的范围，同时建立人民的专政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简单地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大规模地扩大，使民主第一次成为供穷人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23]因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理解成继续革命的国家，它的专政特色只能理解成阶级斗争的延续。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24]这样的国家理论彻底粉碎了经济唯物主义者在革命胜利之后，对“和平”、“稳定”的追求;他们忘记了自己领导的国家，本身是为了斗争而存在的。第一，国家机器要继续为了镇压原先的压迫者、剥削者而运转，同时，还要抵御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由外而内的颠覆行动;第二，国家机器要稳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制度;第三，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必须致力于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世界范围内埋葬人剥削人的生产方式。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在要求，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的话，无产阶级的国家就不存在。
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论述过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同样要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为根基。如果生产资料私人所有重新出现，雇佣奴隶制也会随之出现，剥削和压迫自然也会卷土重来。到那时，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一纸空文。经济唯物主义者在追求实现生产力发展的目标之时，往往将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成果如此毁灭殆尽。我们看到最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界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25]如此界定忽略了“中华民族”这个抽象概念的前提。中华民族到了今天，已经出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化，三百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已经在改革的过程中消亡殆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私营和外资企业在中国出现，生产资料私有制卷土重来，雇佣劳动和剥削卷土重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共产党究竟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民族服务。人民是劳动者，却不是纳税人，不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之下先富起来的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在哪里?是今天三亿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的半无产阶级，还是用资本雇用他们的各个大公司老板?是挣扎在血汗工厂里的无产阶级，还是帝国主义的各个跨国公司?受着剥削的劳动群众和脑满肠肥的剥削阶级，难道不都属于抽象、空洞的“中华民族”?共产党给谁服务?是谁的先锋队呢?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界定，当然不是一贯如此;在一个公有制经济非常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动摇的时代，我们反而更清楚自己的阶级立场。四十年前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份党章，在那个历史文献当中，对共产党的界定是简单而清晰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26]这样的界定是符合《共产党宣言》的。
在私有制重新确立的改革过程中，邓小平所说的“两极分化”与“新的资产阶级”都已重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无产阶级的国家已经成为空谈，人民民主专政的经济基础若不存在，工人便没有祖国。从《物权法》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事实来看，祖国的确是属于官僚主义者和先富阶级的，相比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他们更看重的是赢利，以及借助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力量，来维护不平等的利益格局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宣传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无异于对劳动者进行招安和奴化教育。当然，笔者讨论的爱国主义是仅针对“无产阶级国家”建立之后的历史语境而言。对于被压迫民族而言，爱国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也曾经在特殊的时期宣扬过爱国主义，那个时期的特点是：民族独立成为人民解放的前提。在抗日战争时期，如果民族危亡，无论工人、农民，还是资本家、地主，统统成了奴隶，人民解放要从何谈起?因此，当年的毛泽东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27]今天，我们不是处于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尽管因为打开国门，资本侵入，我们重新有了一个民族解放的任务，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任务远远大于民族战争的任务。因此，坚持爱国主义还是坚持国际主义，人民立场还是民族立场，是需要重新反思的。
三、官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一直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没有任何的让步，并且，他还表示过担忧，因而也多次强调了根本方向的问题。“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8]人民民主专政的坚持，保障了无产阶级国家有若干良好的制度，然而，它自然也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国家，即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反复强调了。在邓小平讲这段话的时候，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还未彻底崩溃，因而，这个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邓小平提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概念界定，我们已经援引经典理论来论述过了。然而，就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列宁那里，对这个时期还有许多具体的阐释，尤其是涉及所有制问题和分配制度问题的经济领域。列宁说：“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29]在我们讨论官僚主义问题之前，不妨先对“初级阶段”做一番辨析，看一看今天我们正面对的不平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许可范围之内”的不平等。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者说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不平等;那是因为按劳分配制度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这样说的原因在于，按劳分配总有着这样一个特点：“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30]在我们看来，允许多种分配方式，也就是各种剥削形式，与按劳分配制度并立，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有房产的人吃房租、有资本的人吃利息，最终都是对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进行直接或间接地剥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只能允许按劳分配本身无法避免的不平等，却不应该允许剥削制度的复辟。
然而，历史却未必顺着我们的意愿运行。仅仅维护好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就能够顺利地防止复辟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具体怎样去维护，将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用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态度来维护，结果可能是维护了一个已经蜕变为统治阶级的官僚主义政治。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维护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他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31]邓小平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谁来替我们无产阶级政权做一个保险?谁来保证人民民主专政可以稳固?谁来保险中国能一直是一个人民的国家?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人民，而不能是精英，不能是上层国家机器。文化大革命就曾经为了防止复辟和动摇，直接发动人民群众，和领导者、统治者、管理者形成对峙;到了文革已被全面否定的时代，这样的方式也随之被自动忽略了。邓小平自己提出了新的“保险”的思路：“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32]军队和专政机构都是国家机器，共产党员是执政党的成员，如果是他们来教育人民和青年，那么一开始该由谁来教育他们?相比邓小平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景象似乎更容易“教育”一个人。相比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骄奢淫逸似乎更夺人眼球;相比消灭剥削的斗争精神，与资本家和平地互利共赢似乎更加诱人。在这套精英治国、精英维稳的逻辑中，脱离群众将是最严重的隐患。邓小平最后的论断是发人深省的，的确，然而，如何避免共产党内部出现问题呢?相比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们做一个有理想、有原则的干部，毛泽东主席也许更愿意把人民群众组织成一个有效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不归领导们领导，反而要领导领导们。
也许有人会问，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了，还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只要我们保护好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吗?理论的确是这样，然而现实却更为复杂。改革不会改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不会公开废除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如《物权法》这种维护阶级壁垒、维护利益格局的法律毕竟从人民代表大会上堂而皇之地通过了;私有制重新确立了;《宪法》中的“公有制为主体”也已经成为一纸空谈了。这些现实都证明，制度只能保证名义上的事情，不能保证实质上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是以人为主体的，把历史进步的力量赋予了人。探讨制度问题似乎也应该充分考虑“人”这个基本因素。这一点也是邓小平曾经提到过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33]同样，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党内理论界一样讨论过“人”的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公有制经济制度确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立的年代，由于“人”的灵活性，仍然让当时的人们产生了制度动摇的担忧。“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34]这个“没有完全取消”，加上“还有很艰难的任务”;我们可以看一看当时所有制领域的具体情况：工业生产资料百分之九十七全民所有，百分之三集体所有;农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商业领域营业额的数据则是国营占有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占有百分之七点三，个体仅剩百分之零点二。[35]这就是当时人们的制度原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有制仍然不敢懈怠，仍然对残存的一点点资产阶级法权保有足够的警惕。然而，当时人的目光没有停留在这个毕竟已经取得了辉煌成绩的所有制领域：“我们还必须看到，无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的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36]这段话就是在谈“人”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也就必然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37]
尽管有了很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仍然有可能松动，问题就出在这些制度总要有一些人来领导，这些人一旦脱离群众、成为人民的统治者，那么，在名义上属于人民群众的生产资料，就会悄无声息地流失。因此，官僚主义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复辟。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最清楚的便是毛泽东主席。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生命力，是否禁得起和平的考验;作为执政党如何保持人民群众的立场，避免官僚主义;官僚如果出现修正主义倾向，应该如何去遏制……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毛泽东认真思考过的问题，从革命时期的峥嵘岁月，到新中国的新形势，毛泽东一直在努力推动着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38]
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的斗争，被毛泽东视为阶级斗争。这的确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政治性的阶级斗争，从建国以后的历史来看，这种斗争不仅是作风、立场的问题，而且是政治路线的问题。解放之后，官僚主义往往和告别革命、放弃阶级斗争，及唯生产力论等方向性问题扭结在一起。毛泽东说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39]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带着重重忧虑重上井冈山，这一次带有明显意象性的旅程，预示着中国即将走入一个继续革命的岁月。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导致了人们对路线的怀疑和动摇;如果我们从上文中那么多的经典理论里看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农业的集体化道路等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路，那么，根据一时眼前利益的得失去动摇这条正路，就意味着革命的成果出现了付诸东流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认识比所有人都要清晰，而他的解决方案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人民和共产党的官僚制度形成对抗，这就是真正的重新革命、“重上井冈山”;在山上，毛泽东和身边的人讨论起一个话题：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有人说是“艰苦奋斗”，有人说是“支部建在连上”，而毛泽东却提出了一个被人们遗忘了的答案：“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40]士兵委员会是当时的一种民主制度，它通过群众管理而非官僚管理，建构起一个防止腐败、抵制军阀作风的有效的运行机制。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顾，就反映出了他的群众路线和根本立场。有人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由共产党来执政不就能自然而然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吗?然而，官僚主义的出现，却导致保障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可能必然地等同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因为，坐稳了天下的是一群活人，而非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概念;活人是可以变化、可以偏差、可以出现严重错误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毛泽东不相信新中国的工会、贫下中农协会：“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41]
相比官僚领导的、控制在体制之内的群众运动、群众监督;毛泽东更相信人民群众自发的运动、给人民以绝对自由的运动。然而，经济唯物主义的思路要求一切服从于经济建设的需要，因此，相比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他们更需要一个绝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其后果便是官僚主义的滋生。在全国解放的前夕，毛泽东曾经说过：“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42]在所有制基础稳定的前提下，还会有变色易帜的危险，更何况所有制基础已经不牢固的今天：改革了，“先富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难道不是更大的糖衣炮弹?开放了，帝国主义用第三世界人民的脂膏点燃的花花世界，难道不是更可怕的诱惑?毛泽东曾经在中苏论战的“第九评”中，改写了一段揭露苏联特权阶层的文字：“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成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43]任何经济唯物主义者都不希望稳定的政治环境变成滋生特权阶层的土壤，然而，良好的愿望总是和现实有着差距：当“稳定”压倒一切，甚至压倒了原则的时候，为人民服务的职权，自然也会转变成“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到那时再强调稳定的话，目的恐怕就不是要发展生产力，而是要巩固特权阶层的统治了。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却也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希望去解决、纠正的问题。
这场斗争将要比井冈山的斗争更加艰难。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时候说过：“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44]在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还是唯生产力论，走经济唯物主义的道路，同样也存在一个“旗帜”的问题;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旗帜决定命运。只有明确了理论思想，才能判断实践领域一时一地的得失和长远利益的存亡，哪一个更重要。
结束语：
在中共十大通过的《党章》中，我们看到一段界定中国共产党行动纲领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在最新的《党章》中已经看不见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45]这样的纲领不仅仅是消灭剥削的经济纲领，也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不具有一国“特色”，却是延续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纲领;它比经济唯物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少了许多“特色”，却突出了共产党不容改变的本性。在国际社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曾经是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坚强后盾，也是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死敌;当时的中国把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不是把维护不平等的秩序当作是自己的“大国责任”。我们一边帮助帝国主义国家消化危机、建构他们国内的“合理社会”，一边做着有朝一日成为他们的迷梦;在迷梦中，我们早已经忘记了这样的《党章》：“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46]在经济唯物主义者眼中，这样的纲领是“左”倾的、教条的，说白了是耽误赚钱的。孟子云：“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47]
在人剥削人的罪恶终结之前，共产党人的环境是只有“忧患”而没有“安乐”的。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罪恶并没有在我们的年代结束;反而比原始积累阶段更加贪得无厌、更加丧心病狂。“一方面是‘边缘’国家不得不接受血汗工厂、公共设施私有化、社会福利锐减和不公平的贸易条款，在残酷的环境中为生存而苦苦挣扎，而另一方面则是发达国家衣冠楚楚的经理们摘掉了领带，解开了衬衣领口，开始为员工的精神生活而操劳。”[48]如果我们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那么，暂时忘记了这个世界每时每日的剥削和压迫的罪行还情有可原;但是，我们生活在‘边缘’国家，我们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铸就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幸福社会，我们污染日益严重、资源日益匮乏的环境铸就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清新空气、碧海蓝天。我们对发展的膜拜会变成历史的笑柄，因为我们所膜拜的财富，正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今天，凭借腹地、农村和劳动者的牺牲而完成的国际接轨，已经导致了畸形的现象，导致了资本对我国人民的剥削已经愈发畅通无阻。“今天，中国是世界奢侈品的主要消费国。中国有三亿左右的人口是世界品牌的热爱者，他们消费名牌，其实就是真正地在彰显‘西方普世价值’，并通过这种价值来昭示自己的社会权力和地位，而不是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他们消费的只是观念。”[49]这种消费的后果是资本的增值，三亿人口，每年消费支出占全国人口总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七万亿元的消费有百分之三十是在购买名牌，名牌中有一半是“观念”，那么，每年一点五万亿白白赠给帝国主义的资本家;进而，“中国有钱人出国购买的‘品牌服务’和‘国际品牌’已经是世界第一，每年在外花在‘牌子’上的也约有一万亿元。这加起来应该有2.5万亿元，也就是说，仅这两项，每年中国就贡献给西方‘虚拟经济’、‘普世价值’2.5万亿元。更不要说‘成功人士’投资移民、稍微有点钱就要自费出国留学了，如果这两项再加起来，那么中国每年起码又贡献给发达国家7000亿元。”[50]消费社会的问题是具体问题，列举数字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阐释角度;然而，它却能够从一隅反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秩序的实质，那就是资本主义未曾改变的人剥削人。
经济唯物主义的思路，不惜将一个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社会，重新纳入到这个残忍的秩序之中，以谋求所谓的“生产力发展”;如此一来，根本的方向、原则就都成为空谈。历史的实践情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变变质来实现。堡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51]同时，领导集团的“蜕变变质”不一定是因为有人心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而有可能是因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理论指导，而经济唯物主义、唯生产力论，就是最危险的理论思想。这样的思想将动摇所有制基础，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52]如果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那么我们上面论述的国际主义消弭、官僚主义滋生等问题，都会随之产生出来，把社会主义国家带入一个制度动摇、社会危机、思想混乱的境地。
经济唯物主义思路并不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而产生的。相反，二者没有任何理论联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革命的延续、阶级斗争的继续，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在以往的《党章》中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53]就算是我们把最后这一句话全面否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最好的方式，那么我们也不应该对这些矛盾视而不见。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忽略、淡化这些矛盾，甚至混淆这些矛盾的概念，其后果就是面对这些矛盾，无产阶级一步一步地走向溃败、萎缩，最终形成历史的复辟、倒退。
理论来自实践，它作为人的认识，要经历两次飞跃，最终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并检验自身的真理性。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问题，那么就应该认真地辨析理论本身。这就是本文希望解决的理论危机问题。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一个修正的理论的危机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理论的真理性得到了又一次的证实。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通过考察历史和现实问题，也通过对理论本身的思辨，足以让我们增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心。不管我们正面临什么样的难题，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会看到光明的前景。马克思的社会辩证法早就告诉过我们，历史的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辨证前进的过程，也必然要经历曲折、反复。毛泽东曾说过：“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54]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不管它有多强大，我们就应该想到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定律”，历史辩证前进的定律：马克思主义还未离我们而去，它将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展现锋芒，将在世界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舞台上，演出人类对天下平等的不懈追求。
卢暖于2013年11月8日星期五
主要参考书目（详情见文中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列宁选集》
3、《毛泽东选集》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5、《前奏：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
6、《学习文件汇编》
7、《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8、《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9、《中国共产党章程》
10、《邓小平文选》
11、《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12、《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29页。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82-83页。
[3]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477页。
[4]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500-501页。
[5]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6页。
[6]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6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62页。
[9] 列宁，《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40-4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41页。
[12]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470页。
[1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471页。
[14]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0-111页。
[15]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3页。
[16] 革命现代京剧，《海港》;《革命样板戏剧本汇编》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12月;第287页。
[17]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64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48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46页。
[2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1页。
[22]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46页。
[23]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47页。
[24]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30页。
[25]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页。
[26]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第57页。
[27]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21页。
[28]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9-380页。
[29]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51页。
[30]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50页。
[31]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0页。
[32]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0页。
[33]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0页。
[34]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第6-7页。
[35] 参见：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第4-5页。
[36]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第7页。
[37]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学习文件汇编》第四集;北京出版社，1964年9月;第119页。
[38] 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265-266页。
[39]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33页。
[40]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74页。
[41]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77页。
[4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438页。
[43]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学习文件汇编》第四集;北京出版社，1964年9月;第387-388页。
[44]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72页。
[45]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第57页。
[46]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第59页。
[47] 《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第五册;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第6009-6010页。
[48]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7月;第9页。
[49] 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第9页。
[50] 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第9页。
[51]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学习文件汇编》第四集;北京出版社，1964年9月;第128页。
[52]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学习文件汇编》第四集;北京出版社，1964年9月;第91页。
[53]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第58页。
[54]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486-1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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