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流通的虚伪性！
——给老同学的信（18）
老同学：你好！由傅立叶全面阐述，经恩格斯简化的商品经济流通的虚伪性，是认识商品经济罪恶的最好的材料！
关于流通的经济原则的虚伪性
（用表中第七、第八和第十二这三种特征，即供应源泉的人为阻塞、引起萧条的过剩以及赝币来证明。）
我们这个世纪虽然有这么多关于工业运动的理论，但总是不善于区别流通和阻塞。它把间歇的流通和连续的流通，简单的流通和复杂的流通混为一谈。还是论我们撇开这些枯燥的差别吧，事实将会说话，并将成为我们的、与经济学原则截然相反的原则基础。
各国政府和人民一致认为，应当判处赝币制造者以死刑，不管他伪造的是货币，还是国家有价证券。对于银行券和硬币的伪造者也应处以死刑。这是非常明智的预防措施。可是为什么商业持有这种制造赝币的权利，而别人这样做就会被送上绞刑架呢？
商人签发的每张期票都包含有赝币的萌芽，因为很难确定这张期票是否真会得到支付。每个行将破产的人都使自己的期票涌进流通，而且根本不打算支付它们。他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制造和推行赝币。
人们会反驳说，任何其他人都享有这样的特权，一个所有者也能象一个商人那样把期票投入流通。并不是这样。一个所有者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一种权利是人们不能行使的，那么它就是虚幻的权利。人民在宪法上享有主权就是明证，尽管规定了这种冠冕堂皇的特权，如果平民的口袋里一个苏也没有，那他就连一顿午饭也吃不上。诚然，从对于主权的要求到对于一顿午饭的要求之间相距甚远。有许多权利就是这样存在于纸上而不存在于实际中，赋予这样的权利就是侮辱那些连最起码的权利都没有的人。
让所有者发行期票就是这种情况。他有权发行期票就象平民有权要求主权一样。但是享有权利和行使权利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如果所有者签发期票，他不提供保证就找不到愿意接受他的期票的人；而且人们就会象对待一个发行赝币的人一样对待他。人们就会要他用完全没有债务的不动产作抵押，此外还要加上高额利息。有这些代价，人们才肯接受他的期票，在这种保证下，他的期票就成了有真实价值的货币，而不是象旧货商的期票那样的伪币，旧货商借助于“商业朋友”的称号，想方设法使他在没有百分之一的保证金，没有一万法郎作为一百万法郎的保证的情况下，把这一百万“可靠的”期票投入流通。
政府被大大地愚弄了，它自己不去利用这种能力，却保证商人去利用！一个拥有一万法郎保证金的商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发行总计为一百万的期票。他这样做是得到赞助和许可的。他有权把这一大批票据投入流通，而法律不能过问他的资本是怎样安排的、他拥有多少保证金。就国库来说，如果它拿一千万保证金，就肯定能按这个比例发行价值十亿的有价券。可是，如果一个政府尝试这样做时不征询公众的意见，不向他们说明动机，那么这个政府将眼看着自己丧失信用、使国家遭受政治动乱；而政府只不过做了同样的事，只不过利用了许许多多阴谋家利用过的特权而已。这些阴谋家往往拿不出这种保证金的百分之一，而且不能经营他们的生意。
有人会回答说，这些阴谋家善于向愚人游说，骗取他们的信任；因此，提出如下的商业原则：欺骗和掠夺好心人和轻信者的技巧应受到一切保护，而且这种保护应当只给予商人，政府不得受惠。我并不主张允许商人和政府使用这种高明的技巧，而是相反，必须禁止商人和执政者这样做。由此可见，
商人具有发行期票形式的伪币（第十二种特征）的能力——这同制造赝币是同样的罪行，如果其他类型的骗子犯了这种罪就会被送上绞刑架，——可是文明人的商业制度却使这种欺骗竞赛（第三种特征）合法化并加以保护。
对于制造赝币的责难也象对于其他罪状的责难一样，有人可能会这样回答：为了实现流通，就必须有商人；如果给这些代理人戴上脚镣手铐，生意就没法做了；那时国家就会破坏社会信贷，使它的全部工业受到毁灭性的威胁。
商业确实具有这样的特性：如果社会机体表示反抗，它就会把我们的枷锁上得更紧。只要一个行政措施妨碍商业施展阴谋诡计，商业就会紧缩信贷，使流通瘫痪，而国家本来想消除一种痛疾，结果却染上了新症。这种效果在一览表中称为反应（第十一种特征）。
人们借口上述危险而奉行这样的原则：让商人去干吧，他们的充分自由是流通的保证。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原则，因为恰恰是这种充分自由制造了补种阻碍流通的诡汁，如：证券投机、囤积居奇、破产等等。由此产生两种特征：（７）供应源泉的人为阻塞。（８）引起萧条的过剩。
我们来看一看这两种特征对于流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商业并不满足于把商品从生产者手中交到消费者手中，它阴谋通过囤积居奇和证券投机人为地造成那些不太充裕的生活资料涨价。１８０７年，由于证券投机，糖的价格在五月份突然涨到五法郎，而同样的糖在七月份就跌到两法郎，尽管没有增加一点儿新的供应。人们用假消息挫败了证券投机，就使糖又回到它的实际价值，并且排除了阴谋诡计和人为的害怕停止供应的恐慌情绪。这种阴谋诡计和人为的恐慌情绪每天都在某种生活资料上捣鬼，在并不真正缺货的情况下使它成为稀有物品。１８１２年，当收获有了保障，囤积居奇者的希望落空时，人们突然看到大量的谷物和面粉从他们的仓库中运来。
可见，只要把这些粮食加以合理的分配，就根本不会缺粮，根本不会有闹饥荒的危险。不过商业具有的特性是：早在危险发生以前，在看到有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时就停止供应、中断流通、制造恐慌情绪和人为的饥荒在过剩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那时商业会人为地造成对过剩的 恐惧，阻塞供应。在第一种情况下，商业积极地活动，囤积和预购粮食；在第二 种情况下，它消极地活动，不进货，把物价压低到使农民连成本都收不回的程度。这就是第八种特征：引起萧条的过剩。
商业回答说：当它预见到无利可图时，就不需要进货；它不会糊涂到去囤积根本不可能涨价的谷物，它可以把它的资本更有利地投到那些通过囤积很容易变得更加稀少从而使自己获利的商品上。
我认为，这就是在只是空谈相互保证的社会制度下推行的方便而惬意的原则。因此，商业，只要它愿意，就可以摆脱为社会机体服务的义务。商业这样做就象一支军队，人们允许它在有危险的时候拒绝战斗，在履行职责时可以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国家的利益。我们的商业政策就是这样，它把所有的
义务都规定得如此片面。
１８２０年，各省的谷物价格下跌到三法郎以下，而在这些省份，谷物价格只有到四法郎才抵得上成本。如果法国商业象它在适应双方利益的互惠制度下应当做的那样，为三千万人预先备办六个月的粮食，谷价下跌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了。这批从流通中抽出来保存在仓库里的储备粮将维持其余谷物的价格，农民也不会因为他的产品贬值和滞销而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可是我们的商业制度起着恰恰相反的作用，它加重了由于过剩而产生的压力和由于饥荒所造成的灾难，因而在这两方面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我选择第八种特征即引起萧条的过剩来表明现存的商业方法本身就具有消极的罪恶和积极的罪恶，它经常由于不介入，由于玩忽一项对它来说是很容易履行的职责而犯罪。因为如果在一次饥荒中需用五亿法郎来收购粮食，那么这笔钱马上就能筹到手。可是如果要把这笔钱用于预防措施：在过剩的时候增加库存，那就连五百塔勒也收集不起来。在社会机体和商业机体之间缔结的契约中，既没有互惠也没有保证。商业机体只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为社会的利益服务，所以，它所使用的大量资本是从整个生产中偷盗来的。我在一览表中把这种偷盗列为第五个特征：“资本的转移”。
因此，商业的两个方面对社会机体都没有最起码的义务，社会机体被捆住制权力。是啊，专制权力，人们针对专制主义的高谈阔论如此之多，却一直没有发现真正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商业专制主义，即这个文明世界的真正总督！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文明机构保证商人犯了制造赝币罪而完全不受处罚，其他阶级犯了这种罪就被判处死刑；商人不受处罚是借口他们似乎帮助了流通，其实他们是积极地利用供应源泉的人为阻塞，消极地利用引起萧条的过剩来拒绝对流通提供帮助。
除了后果具有这种欺骗性外，还要加上毫无原则。经济学家承认，他们的科学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原则。准许象商人这一类如此腐败的代理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这可真是登峰造极的无原则。
所有这一切的后果就是商业运动断断续续地在各种各样的痉挛状态，意外现象和越轨行为中进行，正象人们在当今的商业机构中天天可以看到的一样，这个商业机构只能造成既缺乏有规则的分阶段也没有均衡和保证的时断时续的流通。
这种混乱产生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结果：人民敢于谴责政府在金融方面滥用职权，却毫无勇气谴责商业滥用职权。罗银行券和阿西涅币双双破产就是明证。破产不是突如其来的，人们很早就察觉它们会来临；只要及时作出部分牺牲就可免受损失。但是尽管有这些可以减轻罪行的情况，公众还是不予宽恕。他们理所当然地宣布罗银行券和阿西涅币是赝币、是武力的掠夺。
为什么同一些公众能平心静气地容忍商人发行伪币，却不允许政府这样做，哪怕政府十分谨慎地通过缓慢的贬值这种使纸币持有者有可能脱身的办法来准备破产也不允许。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是没有逃脱破产的可能性的。破产象闪电一样向他们袭来。有些人今天入睡时拥有三十万法郎，明天早晨醒来时就会因破产而剩下不到十万法郎了。国民公会仿效这种手法实行了三分之一公债值。人们不厌其烦地谴责国民公会，说它的这种行动是货真价实的偷盗。可是他们却让每个商人有权进行更令人恼火的掠夺，在一次破产中窃取他所得的三分之二，而国民公会却侵吞自己从未得到的三分之二款项。如果把商业的罪行同其他罪行相比，甚至同重大的政治的丑行相比，前者
是多么令人气愤！
我将要详细论证明，现代政治把商业交给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义务约束的商人，是把狼引入羊圈并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偷盗。
劳动者2013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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