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有的民族问题,都是从胡耀邦当政时开始的。
毛泽东时代,经过建国后一段时期的治理,民族问题很快即已不成其为问题。那时的中国,严密管理包括民族宗教在内的民族问题,手段虽严厉,少数民族却畏威怀德,几十年波澜不惊,执政党和政府在这些地方威望很高,毛泽东更被包括新疆、内蒙、西藏在内的很多民族尊为“大神”,藏人即视毛为比达赖地位更高的神。所以那时的达赖,在西藏也没有多少市场。
胡耀邦当政后,欲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有所作为。他跑了几个地方,认为政府对当地贵族、宗教的压制太厉害,主张改弦易辙,将拆掉的庙再建起来,将宗教领袖请回来、供起来。于是,少数民族宗教重新开始兴旺,宗教领袖重新成为各民族的精神权威,不少少数民族开始与中央、与中华大家庭离心离德,分裂之势死灰复燃。
有人认为,现在新疆、西藏等地分裂势力抬头、扩张,起因是中共原来压抑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宗教,导致精神空白,被境外分裂势力钻了空子,填了空白。这种说法不符合逻辑与常识。站在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的立场上,到底是与中央、与中华文化更亲近,还是与和自己血脉同源、文化同根的境外势力更亲近?答案不言而喻。所以,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宗教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境外同民族同文化势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当地民众对中央、对中华大家庭的认同越来越少,除非你这个大家庭有一种强大的核心价值观,能够征服各民族的精神。但是,又有哪一种价值观能够比宗教具有更强大的精神影响力呢?
有狗屁学者说,一些西方国家的宗教都是放开的,放开了也没有出什么事,所以中国也可以而且应该放开——问题在于,那些国家实行的是多党制,而中国是一党执政,不同的基本制度,必然对社会治理有不同要求。照搬多党制国家的此一做法,怎么能避免致国家于混乱甚至动乱呢?
还有些砖家说,宗教组织也就一社团而已,与其他社会团体没什么区别,可以取消宗教管理局,交给民政部统一管理——宗教专涉心灵信仰和精神权威,它对人心的影响力、对民众的动员力,岂是其他社会团体可以相比的?放松对宗教的管理,新疆、西藏就是前车之鉴,分裂、动荡乃必然之势。
胡耀邦在民族问题上的最大错误,是搞了个《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一味怀柔,规定对少数民族犯罪要从宽从松处理,所谓“顾全大局”,既破坏了法治的统一权威,又使一些少数民族人士越来越肆无忌惮。国内很多城市中,以新疆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强买强卖现象,正是从那时开始的,不但令普通市民不无畏惧,官府也束手束脚,不敢轻易碰触“民族问题”。而给胡耀邦起草这个文件的阮铭,所谓“胡耀邦文胆”,早就跑去海外,甚至一度成为陈水扁的“总统府国策顾问”。
应该说,胡耀邦是个好人,品格不错。但他政治上幼稚,且有崇洋情结,所以连香港一个小小的无良记者陆铿,也可以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胡的后人则与胡相反,不但政治上不幼稚,知道借力“普世大潮”;经济上也不幼稚,四处捞钱,卷入多个腐败丑闻,而胡之品格则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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