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阶级论之说，究竟对不对，当然在最有话语权的当今中国那拨精英人群中，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绝对的对。必定如今掌控着意识形态大权尤其是舆论大权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在阶级界限十分明了的年代，本人或者家人由于家庭出身或者思想意识根本就不在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序列内，而备感压抑与憋闷，甚至受到过某种冲击。取消了阶级之说，这些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共和国公民而不是以人民群众的身份，和那些从前同自己明显存在着阶级这道难以逾越鸿沟的人一样，不分彼此你我，都成了共和国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员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尽情地依靠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出众的神通与能耐，享受新时代赋予的各种荣光与财富，可以经常出现在各种镜头之下和各种体面场合之中，成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标志性人物和成果象征，享受改革带来的无尽乐趣，接受大小媒体无休止的颂扬。
自从阶级这一概念成为改开以后的犯忌词汇之后，没有谁再敢提再愿提阶级之说了。一旦谁有意无意间提及，不是遭遇讽刺挖苦，就是被人扣以巨大帽子。倘使有人再骂你是文革余孽或者其他更难听刺耳的称谓，也实在是不足为奇。新中国成立后开初年代里，阶级这一概念把包括所有民族在内的中华子民简单地分为两个或者三个阶层。一个是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士兵、革命或者同情支持革命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农村的贫下中农等组成的劳动者阶层;一个是在旧中国时期占有巨大社会财富、享有崇高政治权利的少数反动统治阶级;一个就是介于二者之间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其他阶层人员。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举起革命大旗伊始，它的宣言和主张就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阶级和政党。在党的一大宣言里，它很明白地告诉人们要铲除现存的资本制度。因为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人的圣经《共产党宣言》中就旗帜鲜明地宣称，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终极目的就是消除私有制，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为达此目的要联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选取了社会主义道路为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且在广大农村进行土地革命之后，让所有的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再后来进行的三大改造运动之后，又逐步把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科学合理人性地纳入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轨道上，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意愿。无论今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何辱骂贬低建国之初新中国在各行各业建设中取得的前无古人成就，如何诋毁侮辱共和国开国领袖高尚的人品卓绝的功勋超凡的才能，但正如任何乌云狂风雷电的袭扰，终究奈何不了泰山昆仑的巍峨豪迈一样，谁也不能遮挡住太阳发出的炽热光芒。喧嚣之后的神州大地上，江河湖海依然会碧波荡漾，春夏秋冬依然要组成年年月月，火星爷依然要放出自身的灵光，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必然规律。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宪法赋予中国人民的权利。旧政权存在时候少数人高高在上，不劳而获的时代一去不复反了。五十六个民族的劳动大众都是兄弟姐妹，亲如一家。人们不会忘记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的那首《北京的金上山上》中，藏族翻身农奴对共产党毛主席那份深深热爱之情，人们更不会忘记那位骑着毛驴去北京感恩毛主席的维族兄弟库尔班大叔。阶级的划分，把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大家不分地北天南，不分汉藏蒙回，除了那些过去欺压在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恶霸资本家农奴主巴依老爷之外，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都和睦相处，肝胆相照，彼此间是同胞是同志是兄弟是朋友是姐妹，哪里有什么东突厥伊斯兰国和大藏族国之说?
遗憾的是，如今没有阶级之分只有民族之分了，只有先富者后富者之分没有阶级等次之分了，只有公民之说没有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之说了。于是，新疆就有了声称代表本民族意愿的疆独出现了，恐怖活动这些年越来越频繁与猖獗了;西藏就有了大藏族国之说了，僧侣骚乱事件也就时有发生了。国家两个最大的分裂分子达赖和热比娅不仅在国际上兴风作浪，而且都成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座上宾了，反共反社会主义搞分裂的达赖和刘晓波也先后成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了。
共产党本来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是工人农民和一切普通劳动者利益的忠实代表。可如今在它的队伍里，竟然有与它的党性原则格格不入者位列其中了。并且它的党员中，竟有人窜至美国，公开讲自己的党是非法的，理由是它从成立之初到夺取政权一直没有进行过合法登记。更有一些名符其实的资本家只是在我们现在叫民营企业家的人，都成批成批地加入了共产党。不知这是共产党海纳百川的胸怀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展示呢，还是党本身就在慢慢改变自己的某些性质?工人与资本家原本就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一个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另一个的统治地位。如今，这些巨额资本的占有者其中也不乏少数掠夺者们竟然成了自己阶级队伍中的先锋队了，你工人对于他们的任何举动和现实状况还有何理由不满甚至反对呢?
如今，所谓的先富人群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翻新，私人的资本积累也越来越大。这中间确实不乏精明强干勤劳致富之人，可一个现象却不容忽视，那就是在富人行列里，为富不仁者却大有人在。老百姓尤其是各级党政官员们都看得很清楚，心里都明白，许多富人致富是怎么回事。原本属于全民的财富，经他们鬼使神差一倒手，就成了堂而皇之的个人资产了;造价本来不高的国家工程项目，经他们上下一窜动，不仅造价高昂了，也为他们疏通了从行政到技术部门的各种关系，使他们在以后的财富积累中更能左右逢源长袖善舞了。这些人是时代的宠儿，他们在占有了不菲财富后，名利俱收。可以入党，可以当基层领导，可以当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可以当劳动模范甚至可以获得高级别的五一劳动奖章，可以凭借四通八达的关系网络为自己的某些非法作为消灾去祸。而这些人中的不少人还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行列中，由他们来带领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了。阶级，在时代的前进中被人为地抹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内国际不分敌友的和谐大同世界了。
在今天的中国，无产者这一概念涵盖哪些人群是不好区分与界定的。因为在八千万中共党员中，成分已经十分复杂。如果说今天的大部分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党员，在积累了一定可以基本满足生活需求的财富以后，仍视为无产者的话，这部分党员实际占有的比例并不很多。而那些在改开之后先后富起来的人，他们占有巨大的社会财富，手下拥有为数众多的雇工，并且他们中不少人在财富积累过程中充斥着抢占掠夺剥削等非法获取性质，而这部分人中的党员比例又实在不少。因为他们是党员，就理当划入无产阶级的行列。需要质疑的是，如果共产党人奋斗的过程中，可以不再讲有产与无产，产多与产少，产业如何得来，那么，不仅《共产党宣言》的内容需要改动，恐怕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和许多既成规章制度也需要改动。
谁都知道，工人农民要想享有当家做主的权力，就必须有公有制的保障。一旦一切资产包括土地都成了个人私产后，在那里做工的一切人们和雇主之间就只有既成事实的雇佣关系了。他们再没有了宪法赋予的国家主人翁的自豪和担当了，有的只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依赖对与立关系。难怪如今走红吃香的不再是普通人民群众，而是那些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占有巨额财富的人。这些人在当今的社会中是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们的座上宾，是各级人大政协里光鲜的代表和委员，是各种媒体竞相歌颂的时代骄子。而当年被共产党解放出来的人民大众则处于时代的边缘了。他们被某些人明里暗里剥削压榨却敢怒不敢言，他们没有了自己表情达意的机会和渠道。他们一旦对现实处境有所不满与丝毫抗议，一切骂名就次第飞来。什么刁民，蠢猪，无能，穷鬼了等等，几乎成了原被宪法列为国家主翁的他们的代名词。建国之初，政府一切部门都冠以人民的实质也就发生了根本改变。人民这一概念被撕裂成许许多多别样的称谓，外出打工的乡下农民叫农民工，城市里生活水平低下劳动能力不高的人群叫弱势群体，受雇佣给人做家务活的叫家政服务者，被迫搞各种娱乐服务的叫洗脚妹、发廊妹。
在中国，今天利益相连的阶层其实很明显，最突出的就是相当一部分官员、精英、资本家属于最高等级人群。他们相互勾连，利益分享，都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政治资本。这部分人最仇视普通民众，也最赞成九十年代以来的各项改革政策和措施。即便这些人群中有人还要说自己是人民公仆的话，那就是十足的穿着人衣说兽话，披着盔甲冲王八。还有一部分凭着一定的勤劳和投机取巧，积累了一定财富的人群，他们大都是个体小经营者。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中产阶层却高于小康，他们既离不开广大的普通民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感甚至仇恨第一类人。离不开普通民众，那是因为这些人是他们的财富之源，没有这些人的支撑，他们的一切都无可依托。第三类人就是生活在基层的城乡老百姓，在如今这样的社会现实中，他们中许多人生活水平低下，面临的困难最多，遇到包括住房医疗孩子升学等情况时，常常捉襟见肘。如不是现在逐渐趋好的医疗保障制度，即使他们中某些人患了一般的病，也会致残他们的身体甚至要了他们的性命。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世界是较大的。国际规定的红线是0.4，而我们的基尼系数却达到将近0.6。财富的占有更是差距极大，在眼下的中国，0.4%的人群占有了70%的财富，这数字实在令人触目惊心。谁也不敢相信这样的情况，会出现在以公有制为主体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全民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的说辞已经很难再令一般民众相信了。虽然中央决心很大，有些举措很得力，可积重难返。业已形成的利益阶层，盘根错节，队伍庞大，上下牵连，结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网络，如不采取强有力的惊天举措，是很难撼动其根基的。
中国有一句很普通的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说一家话。在虽然取消了阶级之说的现实生活里，谁也不能否认阶级的依然存在。有了官位和巨额财富的人群，尤其是那些卖身投靠敌对国家的买办汉奸，他们不仅和一般百姓之间难以相容相存，就是与相当一部分处于高阶层的爱国官员和富人也是难以苟合的。处在富人和官员层面上的人，无论生活方式上，待人接物上，不说和素不相识的平民阶层，就是他们仍处于平民阶层的曾经的同学、战友、老乡、甚至亲戚，也会存在着方方面面的极大隔阂与反差。如今的富人和平民，官员和百姓，早没有了前三十年那种难分彼此和谐共荣的密切关系了。做了官的和没做官的，或者官做得小的;财富数以亿计的，或者百千万计的，虑事行事的各种做派就会和一般平民如山阻隔，难以同日而语。富人傍官员，官员恋富人，精英官员富人几位一体，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已经很难让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接受社会主义制度的原本内涵了。说实在的，这和封建社会真没有多大差别。古典小说《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式人物，在今天实在屡见不鲜。他们生活荒淫糜烂，可他们深得关系学奥秘，很会投机钻营捞取财富，很会利用手中的财富拓展自己的关系网，然后捞取更大的财富。刚刚被抓获的四川的刘汉，在当今中国不乏其人。他们共同的地方太多，不同的只是财富多少的差异，作恶大小的差异。和古代的西门庆相比，刘汉们的手段和西门大官人如出一辙，绝无多少高明之处。西门庆为了个人喜好与私欲草菅人命却安然无恙，刘汉们也可以杀了人之后逍遥法外一身无虞;西门庆上通朝廷高官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刘汉们同样多钱善贾长袖善舞;西门庆可以以地方恶棍之身跻身朝廷官员行列，刘汉不也照样成了省政协常委?总之，在今天，我们过去只能在影视和小说里看到的丑恶现象，生活里到处都可看见。如果谁要认为这是威言耸听，那只能是他少见多怪罢了。富人和官人还有部分甘愿出卖灵魂的所谓精英人物，历来都是一个线上的人，或者说是一个阶级的人。他们偶尔对穷人尽点慈善之举，不排除少数人出于真心，而更多则是为了捞取美名进一步欺蒙世人。这些人就同贾府里的王熙凤对待穷亲戚待刘姥姥一样，偶尔把自己床头花剩下的一点散碎银子施舍给生活困窘的刘姥姥，就会把老人家感激的五体投地，连声称好。虽然刘姥姥很会察言观色，讨贾母等人的欢乐，可透过她的笑声背后，谁都能感觉到她以自己的丑态换取他人开心的那份酸辛与无奈。正如鲁迅先生说的，北京的石油大王绝对感受不到捡煤块老婆子的辛酸，贾府里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一样，不是一个窝里的鸟，你咋着也不可能把它们凑挤到一块。这可能就是阶级身份地位的差别。
毛泽东一生追求的就是人民大众真正当家做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利用频繁的整风运动对官员们和知识分子们进行善意的改造和教育，使其时刻置于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监督之下，在四大自由的民主形式之中任何人不得越雷池半步。他把政府的各个部门都以人民之名命名，他把各级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以公仆称谓，目的就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人人权益平等的社会制度存在。只是在他身后甚至他在世的时候，这样的想法都处处受到党内甚至高层某些人明里暗里抵触。不少跟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人也难以接受他的这种深厚的民本情结，于是就有了他生前担心的事情在他去世后爆发式出现。
如今官民存在的严重对立水火难容，官员和民众之间衙门与百姓般的鸿沟存在，旧中国各种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作风的肆意泛滥，各种牛鬼蛇神的沉渣泛起和肆意妄为，已经把当今的中国民众再次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实在的阶级差别和态势已经形成，如果再不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加以矫正，人民共和国与社会主义制度就完全失去了它字面上和本质上的意义了。
201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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