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的“前后三十年”和“第三大时代”
——从新民主主义到新民权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革复兴
导言
十八大前的中国共产党，自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并建立全国政权以来，又经历了社会主义制度初建的探索发展和改革开放这前后“两个三十年”，既是艰难曲折又充满矛盾困惑的发展历程。
中共十八大按既定“僭主十年”的官僚承传定式进行新一轮权力交接之时，正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特定周期之后，各种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矛盾反而空前激化，并突出表现为官僚主义膨胀、贪污腐败泛滥、贫富矛盾加剧、社会关系撕裂、生态环境恶化等，种种外部势力也趁隙而起地妄图对中国现行政治秩序进行颠覆，以及对中国主权、领土、安全和利益觊觎的侵蚀、破坏和制乱，这样的情形使令中共正面临可能亡党亡国的空前危机和严峻挑战!
这一切也必然反映到党内和政治高层，并实际形成，把马克思主义演绎成了新国家主义并坚持在既定党政官僚体系下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体制坚守派，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全面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并最终实现西方式自由民主的西化改革派，坚持以新民主主义为市场改革底线并真正实行共富发展的社会主义理想复兴派之间，波诡云谲并异乎寻常的激烈斗争。
在以上的党内思潮和政治斗争中，体制坚守派虽仍为主体，但被人们称是“打左灯，向右转”的改革却面临各种深刻矛盾，其庞大党政官僚体系的阵营，也在早已开始的政治演化中不断分化成了后两者(甚至主要是前者)的实际组成部分。这一切的矛盾斗争，在邓小平“不争论”的威权政治格局下，又十分吊诡地形成了大家都以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和改革为体制正统和权力主导，实际展现的却仍是中共“前后三十年”始终纠结的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路线之争。
正是这样，十八大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主导思想和施政方向，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家的高度关切和特别企盼!
人们看到的是，习近平上任伊始就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并把改革目标确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民族复兴是一个任何人都不可能秉持异议的命题，“中国梦”则意味深长);继而大刀阔斧地开始扭转早为广大人民痛恨的官场奢靡之风，打击贪腐，治理各种社会乱象，提出改革就是要打破各种不合理利益关系日益固化的藩篱;针对长期的信仰迷失、价值错乱、历史颠倒、思想混乱，在集中控制舆论的同时，又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意识形态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随即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的新一轮改革也被明确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等一切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指导思想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从十八大报告及以前的“就是‘邓、三、科’”而再次地明确是包括“‘马、列、毛’和‘邓、三、科’”(最初是2013年3月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政治局会上这样提出，后不知为何又“全然规范”地回到了“就是‘邓三科’”，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正式明确是包括“‘马、列、毛’和‘邓、三、科’”)……
至此，习近平“中国梦”的深度解读正可谓：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复兴，更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将真正代表人类现代文化价值理想和文明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新文艺复兴”(或“新文化革命”)的“三大复兴”。
习近平纠风反腐、关注民生、治理乱象、整顿秩序的举措，受到民众的普遍拥护和赞誉，有人甚至感怀，仅此之行，习总也是现行体制下不可多得的“一代明君”了。
习近平的施政表述也令早已被边缘化的社会主义理想复兴派的人们感到鼓舞。但许多人却未敢太过乐观。他们认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理想价值的主体地位早已不复存在，不仅是被虚无化、边缘化地束之高阁，甚至被妖魔化了，共富发展也成为口惠实不至，而贫富分化却一直被人为地制造着和加剧了，市场化改革则在私有化的绑架下成为一些人瞒天过海、步步为营地实施资本主义的社会纲领，由此而制度性地产生和加剧的官僚主义和权力腐败，更积重难返地使中国社会正震荡在那个千年魔咒“周期律”的危险边缘……如此，习这“一代明君”真的能够力挽狂澜并实现他所谓的“中国梦”吗?
习近平的系列表述则令自由派的精英们和各种利益集团大为不满，他们或是冷嘲热讽，或是针锋相对，或是柔性应对。如对“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就反诘道，“难到文革也不能否定?反右扩大化，习仲勋反党集团的冤案，也通通都不能否定吗?”更多的人则利用他们在上层建筑的各种“讲座”、“论坛”、“沙龙”、“会所”、“读书会”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提振信心，组合力量。有人表示“大家对未来要有耐心、有期待，市场化已不可逆转，只要能再搞一段‘开左灯，向右行’，就必定会在未来的五至十年赢得大家期待的宪政民主”。更有人鼓吹“大家要有信心，继续在体制内外，里应外合，改变中共”。也有人提出“不要期待这一代(领导)会有改革突破，这只是过渡性的一代，由于政治历史渊源而有毛泽东崇敬的情结，但这种情结已是一种历史绝响，绝不可能再沿袭和影响到未来一代了，另外，他们长期的基层生活经历，也不大可能要回到过去，所以大家应在各自领域继续推动改革，改变现状，以待未来”。还有人表示，“现在大家还不要急于提什么‘一人一票’的民主，这只能让民粹主义占得优势，对自由派反而不利，所以只能先搞好‘顶层设计’，把经济基础改变过来，实现自由民主，也不要在乎是初一还是十五，而要有一个较长期的准备，以待水到渠成……”
其实，中国思想混乱和社会分裂的现实情景远比以上阵线分明、截然对立地进行“道路之争”双方所表现矛盾冲突的情形更令人担忧。这就是，我们整个民族在长期以来先是左的伤害，后是右的破坏而形成的茫然无奈中已丧失了理想和信仰，大家对现实不满，却没有了“主义”，虽生活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标榜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早已没有了感觉，甚至是逆反……我过去在工厂时就认识一位很有代表性的老工人师傅，他平日里也知道要缄口慎言、不谈政治，但酒后又往往会真情流露、信口开河。“文革”后期“批邓”时的一天，他就酒后激言道：“邓小平要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他妈的，要是这样，我倒觉得，要复辟就赶紧复吧，我们成天吃的是清白苦菜，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就让邓小平赶紧复辟吧，我早就等不得了。”相当一些这样的工农群众也曾是改革开放的热情支持者，但当他们及家庭子女在不断遭遇下岗、失业和“新三座大山”，沦为弱势群体后，又开始怀念毛泽东，盼望“救世主”。更多那些“70后”、“80后”及更后的新生代们，则完全无法想象他们父母一代还曾有过一段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而是一开始就生活在一个完全自我，充满生存竞争和冷酷无情，虽五光十色却阴郁黯淡的世界上……我女儿中学时的一位同学，因父母单位陷于什么纠纷要去的处理而在我们家住了几天，她很自然地述说道，“本来责任在对方，但他们买通了公安，又买通了法院，要敲诈我爸的单位……”这个小姑娘眼中的现实社会，也许从来就是一个金钱万能、权势纵横、无是无非的昏天暗地。所以这一代人也往往会成为个人自由主义的拥趸。我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都有过认真研究的批判思维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积极宣传者，但却深深地感受到，生活周围的大多数也算是社会中坚和知识群体，甚至同学、朋友、同事圈的相当一些人，在对各种社会不公有着强烈批判的同时，却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已不假思索地都会表示拒绝和排斥，并成了自觉的自我主义者和不自觉的自由主义者，更愿意奉行所谓独善其身、自我实现、捷足先登的一套精英主义哲学，而不再理会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实现共富发展之类的大众主义哲学(认为这只是统治宣传的忽悠和口号)，并将后者十分贬义地斥为所谓的“民粹主义”;一些在党校工作的朋友也毫不讳言地声称，就思想认识而言，他们已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掘墓人”。更有甚者的是，人们也不断地看到，甚至是中央党校的一些高级教授们在共产党的殿堂里公开极力地贬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宣传资本神圣的社会哲学，甚至鼓吹“共产党也应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更多一些高居庙堂、身为国策顾问的主流经济学家更是公开鼓吹，“改革就是要牺牲几千万工人和几亿农民的利益，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等等等等……更令人们担忧的是，我们的党政官僚体系在相当程度上正在迅速地形成干部生成官僚化、政客化、帮派化、利益集团化、品行劣质化的趋势和“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化机制。当我们干部队伍中良心尚没泯灭的大多数人感到无奈和迷茫之时，在人们视野所及的相当一些单位，真正能够如鱼得水、飞黄腾达的往往是些不择手段、吹牛拍马、钻营投机的势利之徒和机巧之辈;在官僚机制内生逻辑的各种权利平衡中，也往往会形成总是一些平庸乖巧而不作为者上位的庸人政治格局;如此陈陈相因，我们党真是情何以堪，又将走向何方呢?
许多人还深以为忧地感慨道：当老革命家的一代领导人过世后，我们干部队伍中的理想主义也正在拜金主义的催化下迅速地淡出了;在已然是政怠宦成和逆淘汰的官僚格局中，像习近平这样，以革命元勋后代的特殊政治优势，继续保持着理想主义情怀和历史担待精神，而不必自我扭曲于异化的官场生态，并从基层一步步走来，最终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者的情形，也许正如一些自由派精英所说的“已是一种历史绝响，而绝不可能再沿袭和影响到未来一代了”;就真正意义上的消除贪腐，改革根深蒂固的官僚机制障碍和打破不合理利益关系固化的藩篱而言，有人甚至感怀，这几乎就是“习近平一个人的战斗”，并不由地产生了一种悲观主义的忧情……
许多人“担忧”而另一些人在“期待”的正是：习近平的“中国梦”真的只是“一代之功”而终将跳不出“人亡政息”的那个历史宿命吗?
我倒认为，人们大可不必如此的悲观，毕竟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也许，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将发生最重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候，习近平在我们现实党政官僚体系的权力交接和政治传承中成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并非是一种政治必然而只是某种历史幸运。但由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习近平，而不是一个什么“庸人”或“瘟神”接班，这难道不是中国人民一个莫大的历史幸运吗?
另外，一个蕴含着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伟大事业，岂能只是“习近平一个人的战斗”，又为什么不去到最广大的人民中去获得最坚不可摧的力量来推动这一伟大的人类事业呢?
这个“蕴含着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伟大事业”，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复兴，更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将真正代表人类现代文化价值理想和文明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新文艺复兴”(或“新文化革命”)。
这“三大复兴”的决定要素乃是，中共党人必须要不辱使命地首先完成好“两个重建”的重要基础建设——即：通过严肃、认真、系统、科学的自我反思和历史批判，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真正是代表着人类现代文化价值理想和文明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新教运动”(即重建运动)和共产主义“新文艺复兴”(或“新文化革命”)中，首先完成这一新文化体系真理价值核心的共产主义理想精神重建(即意识形态重建)，并在这一新文化体系真理现实性的意义上，切实地完成人们全面社会关系重建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全面政治制度的构建。
这后一个重建，正是要在共产主义真理现实性的新民权主义意义上(一种以建立普遍民权为社会基础而非仅是少数人的私有权)，通过全面的社会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共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市场机制的重建，以匡正既往那种由少数人在所谓自觉纳入全球资本市场体系和引入国际资本统一游戏规则的“瞒天过海”的私有化设计下，实际上形成少数人以对社会掠夺的罪恶方式，建立起一套完全是由资本或资本人格化的精英利益集团来主导社会发展，即马克思批判是“少数人靠牺牲大多数人利益来垄断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导机制，以切实解决好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并在真正奠定了人民民主应有的新民权主义(即普遍民权)经济政治基础之后的自我升华中，最终地建立起一个富强、文明、自由、开放和全面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制度!
这一切的实现正应从习近平“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这个当下中国最现实政治问题的反思和总结开始。
我们对“两个三十年”的科学态度应是都要批判地继承。
中共执政的前后“两个三十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理想坚持和实践发展的探索中，既饱含着积极努力和锐意进取，也充满了艰难曲折和矛盾冲突的“两个大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
我们正是应通过对“两个三十年”的批判继承、科学总结和超越发展，而迎来中国共产党将实现全面复兴和自我升华的“第三大时代”的崭新未来!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