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信已邮寄原国家计委我的同事好友、现任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郑新立同志。由于信中交流的内容是关于深化改革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特予全文公开发表，以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讨。】
郑新立同志：
多年不见了，近来好?
2013年12月3日我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你在宣讲《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认为讲得很好，不像别人全是套话，如讲到市场时提到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别人没有提及的。这引起我的兴趣，在电视上又“回看”了两遍。本想早日给你写信，无奈多病缠身，……学习三中全会有关文件后，脑子里放不下写信，拟同你探讨《决定》提出的以下四个理论性的问题，作为老熟人之间交换看法。我知道你工作特忙，并不急于盼望你的答复。
我们原来都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彼此相互了解。我在原国家计委综合局分管农业，又是局里的副总经济师，参与搞综合平衡，后来奉命参与起草国家计委的文件，也算是国家计委的一个秀才。你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材生，自调到国家信息中心(当时实际上归国家计委管)后，进步很快，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自学成才，很快成了经济专家。后来你又调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当主任，挑起的担子更重了。这段时间我们之间有过直接的工作联系，下面还要具体谈。以后你高升了，进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更加见多识广了。所以现在你宣讲《决定》，是很合适的人选。今天，无论在经济理论或对实际情况的掌握方面你都比我要懂得多，因此要向你学习。
拟探讨的四个问题是：一、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四、股份制与经济制度的关系问题。
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应本着二十几年前我们合作时的态度，以务实的精神，摒弃大批判的剌激语言，摆脱经济学的门户之见，和各种学派的派别观点。我们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济运行的实际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互相切磋，可能使研讨得出一些切合实际的结论，彼此能够听得下去，使认识深入一步。使用的数据，国外的，我用的是联合国的或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的;中国的，用官方的不用个人的数字，主要用国家统计局的，但统计局有些数字要作分析。下面就上述四个问题，一个一个地谈谈我的一些看法，抛砖引玉，请批评指正。
一、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
《决定》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因此，下面对这个问题要多说几句。
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人类社会在推翻封建制度以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自由放任的企业发展起来。企业完全独立自主，除给官方照章纳税外，当时的政府并不干预企业的活动。这样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大约经历了二百年左右。
到了十九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逐步突出起来。表现在供求关系上，就是广大的劳动者、工人阶级由于受剥削，在市场上的购买需求低，社会消费赶不上社会生产，商品供过于求。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起来，工人忍受不了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压迫，生活穷困，就个别的自发的破坏生产工具和机器。以后，发展为群体的罢工。到1825年，经济危机爆发了，劳动者所以忍饥挨饿，不是社会生产的东西太少了，而是生产过剩。正如傅立叶说的：“剩余成为贫穷困苦的泉源”。以后这种危机十年左右一次定期爆发，说明这种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性暴露出来了。
到1929年，爆发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史称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当时为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就消灭产品，破坏生产力，把牛奶倒到海里，粮棉就地烧毁，钢铁厂砸毁高炉平炉。银行破产，企业倒闭，物价暴涨，工人失业，失业率创历史最高水平，社会秩序混乱，似乎世界末日来临，有的资本家和学者也精神崩溃，跳楼自杀。
在这同时，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倒退几十年相反，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工业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几，钢产量达到593万吨，农业实现集体化，原来经济落后的沙皇俄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全世界都注视这个新生的工业化国家。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势，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一改过去的自由市场经济，实行国家干预。直白的说，就是美国学苏联，资本主义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计划经济。国家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政府也搞投资，兴建一些大型项目，甚至在田纳西河流域搞计划试验区。于是经济停止了下滑，逐步回升。这样，在理论上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了。过去的市场经济，个别企业是有组织的，整个社会呈无政府态。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传统的经济学只有微观经济学，从此西方经济学既有微观经济学，也有宏观经济学了。
回顾这段历史，是看到有的官员学者，受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某些教条的影响，说什么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一看到国家搞建设，政府干预经济，就认为与他们学到的本本不一样，应当予以否定。实际上，正是当年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国家干预经济，从此才产生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所以，这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实际地产生的问题。因之不能从概念出发，主观认为：只有搞自由企业制度，政府只管收点税，不管经济，才是好的。政府干预经济，就是不对的。须知罗斯福新政实行政府干预，挽救了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功绩，是否定不了的。
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经济，那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办事：“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管经济，这是天经地义的。你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管经济，不是把你自己的资产阶级顽固对立的立场暴露无遗了吗?
《决定》关于实行市场经济，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总结了三中全会二十多年来对发挥市场的作用，列举了认识深化的过程。下面把这一大段话简化和概括一下，就是：由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以后的改革，主要是：
1、去掉了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 2、市场发挥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
3、进一步明确“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 这里就产生了值得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按照十五大文件的规定，当时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现在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断然去掉“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这个前提条件。既然如此，这样的市场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了。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还要不要区别，还有什么区别?
其次，对发挥市场的作用二十多年来强调的程度逐步升级，调子越来越高，由“起基础性作用”，到加一个比较级形容词：“更大程度上”;再到加一个定性的名词予以修饰：“在制度上更好的”发挥作用;直到这次文件：“起决定性作用。”我认为，这样在修饰词上作文章好作，但一个会议的文件本身在逻辑上，起码要瞻前顾后，不要前言不搭后语，正式文件《决定》与重要《说明》，不要互相矛盾。在理念上一些世界上通用的概念，要与国际接轨，好与别的国家对话。否则，一个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无法与别的国家交流。
这里且指出两个文件互相矛盾的一例。在《决定》的“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一节里，对宏观调控，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需要的。“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管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这样，对宏观调控，一个文件断然去掉，一个文件又说是内在要求。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决定》接着具体阐明了宏观调控是干什么的。“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的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划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调性。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
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讲宏观调控，不妨先瞭望一下西方市场经济大国是怎么做的，以免闭门造车，似是而非。西德是西方国家搞宏观调控成绩卓著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在二战后稳定发展，与其严谨的宏观调控密切相关。西德的经济制度，叫做“宏观控制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也会出现违人心愿的发展，这时国家要努力通过预算、税收、社会福利和竞争政策来抵制这些发展。”1967年国家还制定了《稳定法》，来规范宏观调节。他们的宏观调节目标有四：一、经济持续适当增长;二、保证物价水平稳定;三、实现高就业率;四、做到对外经济平衡。由于严格的这样做，促进了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从1960至1986年，经济增长了1.2倍，年均速度3.1%。同时做到了物价基本稳定，从1976年到1986年，消费物价指数平每年只上升1.9%。这样，西德经济实力猛增，人民生活大为改善。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250亿美元，人均10243美元。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四，贸易额排名第二。(以上资料摘自《德国实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贝尔特尔斯曼辞书出版社。因该书没有系统的统计表，互相关联的数字有的找不到同一年的，以致有些数字显得不衔接。)
对照德国的宏观调控的理念和实际，看看我们的《决定》关于宏观调控的规定，就会发现起草人在这里写了这么一大段，好象是照抄某个学派的教课书的语言，文字还有点啰唆。表面上看来条条是道，但有的是不好执行的。因此这些宏观调控任务是否正确，还值得研究。
例如，提出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现在没有世界政府，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目前国际局势的实际情况，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横行霸道，企图独霸全球，在各大洲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到处驻军，杀人放火，进行侵略，谋取殖民利益。英法等大国有时对美国助桀为虐，合伙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侵略亚洲、中东、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占领战略要地，攫取石油等战略物资资源。有时灭了别人的国家，还没有找到出兵的理由。现在美帝国主义战略重点东移，首要的目标是中国。不少爱国的学者都说，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扶植疆独、藏独、台独，想分裂中国。前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接见了藏独头子达赖喇嘛，干涉中国的内政。最近在昆明发生的暴力事件，就是疆独制造的，造成死伤300人的惨案。
在这同时，美国现在仍继续在搞文化侵略，培养一批又一批亲美留学生，再派回中国当官员、科技和经济工，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美国服务。还通过福特基金会(美国特务机关中央情报局对外的牌子)以资助的方式，收买一批批西化学者、官僚、买办。
他们是1949年评白皮书中所说的“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这样一大群洋奴汉奸买办知识分子。去年一位通晓美国福特基金会这种作法的海外爱国华人学者，在互联网揭发了分布在我们的研究机构、大学、政府机关，成百名披着华丽外衣，公开或暗中拿着美元，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专家、学者、官员的名单，令人触目惊心。看到这批有名有姓(有的我们认识)的人士，既憎恶、又惋惜，一个人为了几个臭钱，怎么坠落到这种地步，连起码的人格、国格都不要了!美帝国主义从庚子赔款起积累了一百多年文化侵略的经验，现在的回报可丰厚了。但是这笔账，中国人民心中有数，迟早是要算的。
眼看美国这样耀武扬威，横行无忌，欧洲大国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也不甘示弱，结成欧盟，企图与美帝抗衡。二十多年前他们搞起的欧元区，与美元霸权对抗，已经取得可观的成绩。在美国的扶植下，日本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现在军国主义正在复活，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想重温当年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在经济上，世界上各个大国都在打货币战争，搞贸易磨擦，追求本国的经济利益，哪有什么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你如果要入伙哪个帝国主义集团，同他们搞政策协调，想分一杯羹，那就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必将遭到全国人民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反对，被他们所唾弃。
现在回过头来关注国内的实际经济问题。多年来我们的政府一再强调要实行宏观调控，2009年国务批转九个部委《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粗钢、水泥、平板玻璃等产品都属于产能过剩之列。但这个文件发布五年来，这些产品非但没有受到抑制，反而呈直线上升的态势。如粗钢，由2008年的50306万吨，增至2012年的71716万吨，2013年又增至77095万吨，当年增加5379万吨，比1986年全年的产量5220万吨还多，相当世界上一个大国的钢产量。水泥，相应由142356万吨，增至2013年的242216万吨。去年比前年增加21216万吨，比1990全年的产量20971万吨还多。平板玻璃，相应由2008年的59890万重量箱，增至2013年的79987万重量箱。去年比前年增加8273万重量箱，比1990年全年的产量8067万重量箱还多。工信部发言人指出，现在我国的24个行业，有21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这样做的结果，毫无经济效益，劳民伤财，浪费了许多投资和进口矿石所花的大量外汇，污染了环境，白花了许多的劳动力，赔了本钱在外贸上还落了个倾销的名声，受西方国家的制裁，增加了贸易摩擦，可见这是一桩有害无益，多么不合算的事情。前三十年一些好的经验，如在工业生产建设中，要充分利用“三废”(废水、废气、废渣)。后来规定在新建项目时，要求做到“三个同时”，即治污工程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1972年周总理提出中国环保工作的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这个方针，在当年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保会议受到与会各国的赞扬。这样一些宝贵经验，怎么全都抛弃了呢?
现在我国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都是一些破坏资源，污染环境，损害劳动力的行业。有鉴于这样的问题，多年前国际经济学界提出要计算绿色GDP，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胡锦涛也说过，“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我在2009年探讨了这个问题，写了一篇《试算中国的绿色GDP》的文章。所用数据，都是根据中外权威部门的资料。如中国科学院提出，我国每年在生产方面因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相当GDP的15%;国际经合组织(OECD)估计，中国环境污染对人的伤亡造成的损失，相当GDP的13%。两项损失合计，共相当GDP的28%。当时公布的2008年的GDP为30万亿元，两项损失共为8.4万亿元(30万亿元乘28%)，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啊!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GDP，同上年的25.7万亿元相比，增加了4.3万亿元。但如果扣除损失8.4万亿元，则当年GDP增加额是一个负数，即亏损4.1亿元。我据此得出结论说，这是：“吃祖宗饭(祖宗留给我们的是青山绿水，环境优美)，造子孙孽(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因工矿企业安全条件差而身体受摧残，丧失劳动力即被开除。没有医保，自家养着，许多人实际上是在家抱病拖着等死。肥外国人(当时外商在中国累计投资一万多亿美元，开办外资企业几十万家，外商说：‘把利润都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是多么严酷的现实啊!世界劳工组织说，“中国是个血汗工厂。”这是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的。我这篇文章《试算中国的绿色GDP》，还没有遇到知音。个别统计专家的研究还只停留在需要建立哪些指标，如何从基层起建立计算绿色GDP的制度。郑新立同志，你是高级经济专家，我这篇文章希望得你的正确评估、批评和指正。
回过头来，再说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中，宏观与微观、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此脱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在理论政策上存在的严重的误区造成的。一方面在宏观上，也提出要搞政府调控;但是另一方面在微观上，又要实行企业自由，把宏观与微观看成互不联系的两张皮。实际上从哲学的观点来说，宏观与微观这对矛盾既是相互对立的，但又是相互联系的。原来实行的这种市场经济政策，讲政府宏观调控实际上只是空喊一下口号而已，现在《说明》则进一步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甚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由于现在信奉市场经济万能论，于是下决心乾脆去掉政府的作用，在“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
过去的表述，企业摸透了上面的精神，喊政府宏观调控，那是喊口号，讲空话;让企业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则是着力要实行的。于是他们的胆子大了起来，又有投资决策权，不需要政府审批，就投资于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项目。这样，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贯彻下去，产能过剩更会有增无已，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国的官方和相当一部分西化派学者，他们理论脱离实际，认定市场经济中政府是不能管经济的，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想当然。这里且举美国为例。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他们总的是崇尚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上，两种观点经常在碰撞。美国在政治上实行两党制，共和党力主企业自由放任，政府参与监管越少越好。而民主党则坚信政府应发挥更大作用，认为对企业的监管是不可或缺的。这样，在政治上的搏弈，赞同私营企业的主创性，反对政府干预，被称为保守派。积极主张政府干预，也支持私营企业的，被称为自由派。尽管思想上的认识两党或两派有差异，但是美国人总的是务实的。美国的实际情况是：“至20世纪90年代初，国会已授权百余个联邦管理机构，所有这些机构都有一个共同点：以保护公众利益为宗旨。它们对一大批领域内的活动实施监管，从贸易到电信，从核能到产品安全到就业机会。监管机构的运作，受到政府中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门的影响。他们由行政长官或委员会领导，前提是两个主要政党的代表人数相当。…每个机构的工作人员经常在一千人以上。”这就是说，美国政府从事经济管理的公务员在10万人以上。(以上观点和数据，引自美国大使馆《交流》杂志，2003年秋季刊第7页)
这里还要说一下我国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不知道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美国的农业，是政府管理的部门。美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市场调节主要在工业部门和城市经济中运行;而农业，是不受市场调节的，这已载入美国的经济史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起，“农业已基本上变成一个‘被管理的部门’，制定价格和分配资源的决定因素，已不再是供求关系的市场力量，而是政府。”(《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第29页，1983年中国社科出版社)
这是过去的历史，现在是不是变了?美国学者D.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指出：“美国基本上是一种市场经济。然而，美国仍有许多不受市场指导的活动，如许多农产品的产量是由政府规定的种植面积和所支持的价格决定的。”(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5-276页)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领导人以为废除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树立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样板，农业就会自发地迅速走向资本主义。赵紫阳总理公开写文章要取消农业补贴，甩掉这个300亿元的包袱，拿去搞工业建设去。其实，这是不知道个体小农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对农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对国家来说，这同我们急剧的工业化进程也是很不相适应的，会拖后腿。而且在价值规律自发的调节下，土地、劳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将由农业转向工业，由农村转向城市。八十年代后期，这种情况在加速进行，可以说，农业汲汲可危。1992年邓小平为农业犯愁，于是派江泽民到江汉平原调查粮食，朱熔基到华北平原调查棉花。我听传达后，写了一篇《促进九十年代农业稳定发展的建议》，在国家计委研究中心的西化派负责人要枪毙此文，我就把它迳送国务院，满足了官方的急需。于是国务院把个人的文章作为国务院《参阅文章》印发，并加编者按说，此文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意见”，上送中央领导，下发各省市自治区执行。我在建议中指出，农业是个弱质产业，需要政府支持。在美国，农业是政府管理的部门。美、欧、日等各国对农业都是实行财政补贴的。我国对农业需要实行指导性计划，前三十年一些行之有效的农业政策，如农业补贴，合理的价格政策，农贷政策，农产品预购合同制度，奖励政策等要继续实行。要提倡科教兴农，扩大农业规模经营。这些政策措施贯彻执行后，农业连续多年获得持续稳定发展。
这里对老熟人要顺便说一下，在这前后，我在宏观管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国企改革、农业领导、分配政策等方面多次向国家计委(发改委)和中央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国家发改委在2004年过年时以人事司的名义给我贺年时说：“刘日新同志：多年来，您虚心治学，敬业求实，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政府部门决策做出了重要贡献。”我自己认为，党和人民培养我几十年，过去和现在我做了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是应该的。离休一二十年了，单位没有忘记我，倒是应当感谢的。
言归正传，这里还需要弄清几个概念：什么是市场?什么是市场作用?有人说，市场就是交换，并以古书上说的“日中为市”为证，似乎远古就有市场，就发挥了市场作用。这不准确。古书《易经》上确实说过：“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系辞下》)但这里所说的为市，那是原始公社末期的物物交换。至于市场，城市，那是私有制的奴隶社会才出现的。由于出现了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有了货币这个交换的媒介，这时才有市场的。列宁说过：“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因此，所谓市场，正确的说法，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有了社会分工，生产者把自己消费不了的产品，在一定的交换场所，通过货币，出售给购买者，这就是商品交换。这是与物物交换完全不同的交换，这就是所谓的市场。简言之，市场就是商品交换。郑新立同志，这样归纳，对吗?
关于市场的作用，我同意你在宣讲时说的，就是让价值规律起作用。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实际上就是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价格的涨落来配置资源，“让生产力魔术般的涌现出来。”你后面一句话是文学语言，有点夸张，经济学家说出来未尝不可。
有的年轻人可能以为市场、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都是我国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引进西方经济学以后才有的新名词。其实不然。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据郭沫若考证，3700多年以前的商朝，商品生产就比较发达了，所以这个朝代取名为商。商朝末代帝王纣王，所以能够搞酒池、肉林，就是因为酒、肉这两种消费品商品，生产比较多了。有商品生产，就有价值规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大体在2400多年以前，孟子对价值规律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与小屦同价，人岂为之哉?”(《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说，就是：各种物品价格不是整齐划一的，是因为它里面凝结的社会劳动量不等，或相差一倍或五倍，或相差十倍或百倍，或相差千倍或万倍。你把它们的价格等同起来，必将天下大乱。大鞋子与小鞋子一个价，谁还去做大鞋子呢?
到了2150多年前，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他在《史记》中写了一篇“货殖列传序”，是一篇高水平的发展商品生产的专著。论及价值规律时，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说：“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这就是说，物价是波动的，物价便宜了，就预兆着要上涨;物价贵了，就预兆着要下跌。“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不是有客观规律在自然地起作用吗?二是指出商品生产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这样概括，是非常准确的。如果这些文献早几百年翻译到海外去，那么十八世纪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亚当.斯密，十九世纪提出剩余价值学说的马克思，也会惊叹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文明太伟大了!
你去冬在中央电视台宣讲时，谈到市场的作用，就是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而价格上涨时，生产有利可图，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就被吸引到这个部门来。反之，当某种商品供过于求而价格下跌时，生产会发生亏损，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就会从这个部门转移出去。这样，价值规律就自发地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要素或资源在各个部门进行分配，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保持适当的比例，顺利向前发展。如果比例不适当，在小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有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商品生产的范围不一样，价值规律的作用也不一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一般是自发地发生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毛主席所说：“价值法则（这是老话，现在叫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算账，要利用它。实际上过去也曾这样做过。记得国家计委成立初期，曾经设置了一个成本物价局，1954年我曾在这个局实习过。当时这个局的局长是老经济学家骆耕模，内设成本、物价等处。他们经常下去调查一些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动，研究如何降低成本，制定计划价格，确定各种比价，以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大跃进时期，刘少奇、陈伯达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在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搞穷过渡，搅乱了是人们的思想，给经济造成莫大损失。文革十年，冻结物价，使价格长期背离价值;冻结工资，违背按劳分配规律，造成严重的后遗症。到八十年代实行“八字方针”(调整、改革、充实、提高)，才调整物价，补偿工资，如有的连升三级，作了一些补救，但也带来一些混乱，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应当指出，发挥市场作用，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既有正面促进作用，有时也有反面促退作用。如果只肯定正面作用，那就不好解释：美国2008年为什么爆发特大经济危机，漫延至欧洲，出现“占领华尔街风暴”。欧美的游行群众安营扎寨，在大街上高呼：“市场经济狗屁不如!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们是99%的穷人，反对1%的富人。时间过去五六年了，这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迄今为止没有过去，欧美几个大国的经济一直低迷，没有复苏，速度一般只有1-2%，而失业率则很高，美国高达8%，欧洲国家更高达10%以上。因此，盲目相信“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制度”，是不符合实际的。在危机的关键时期，美国政府动用了一万四千多亿美元财政资金救市，中国的总理也擅自动用了两千亿美元为美国救市，并且高调说：“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自己。”这个近期的事例，也足以说明只要企业，不要政府，是多么片面，是多么不符合实际。
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由浑浑噩噩，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语见《中庸》)，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用现代话说，由原来糊里糊涂，到做事认真，事先有预计、有准备，有计划，事情就办成功了，否则就要失败。这是古代人们的经验总结，这是值得肯定的。在对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不要忘了古人的这一经验。
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看成势不两立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学者和机构的观点。如哈耶克新自由主义，污蔑“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标题《从计划到市场》(这里用的是大概念，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封面上的“计划”二字为黑色，“市场”二字为粉红色，意味着由黑暗走向光明。这都是一些低级手法，不足取。我算是个“老计划”，在国家计委(后改称发改委)工作四十年，认为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表明，我们实行计划经济，并不排斥市场的作用。
恢复时期，实行了三个“年度控制数字”，实际是三个简易的年度计划，执行“四面八方”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实际是利用市场，利用价值规律，大力恢复和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国民经济三年就恢复到了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
“一五”计划时期，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相适应，我们的计划管理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不同于苏联实行单一的指令性计划。我们对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中部属中央企业计划比较全面，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也多一些;地方国营企业，计划只下达几个主要指标。对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实行间接计划，并不下达指标，由省市计委估算其工业产值和主要产品产量。对个体手工业也是这样。对个体农业，只作一个估算性计划。农业合作化以后，仍然实行间接计划，计划指标并不下达到合作社，农业计划的基层计划单位是县。粮棉等主要农产品计划产量，靠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农民来实现。
在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方面，“一五”计划安排了商业计划，规定了消费品商品流通的规模。在生产资料商品流通方面，通过编制物资平衡表，制定物资计划，按低于市场价格的调拨价格在国营企业之间进行交换分配。还安排了外贸计划，规定了进出口商品交换的总额。“一五”本本明文规定：“为了保持物价的稳定，不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提高或降低，必须根据市场的供求情况，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在这方面走了弯路，已如上述。
八十年代，对经济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管理方式。这里的所谓市场调节，就是对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不作计划，由价值规律自发的调节，任其“无政府”、“盲目”地生产和交换。
到了九十年代，西化派急于搞资本主义，认定计划经济是他们的主要障碍，因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只有取消计划经济，才能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于是刮起一阵要撤销计委，取消计划的妖风，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国家计委是党中央的经济参谋部，是计划经济的首脑机关，这股妖风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致命一击。在上层，搞市场化的急先锋赵紫阳总理对姚依林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说：“你知道改革是干什么的吗?改革就是要改掉你们计委的。”他要姚依林这个计委主任自己出来说话。(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揭露)姚依林是领导“一二九”运动的老革命，没理这个荏。在下层，那些西化精英学者大造舆论，说美国是市场经济搞得最好的国家，没有设国家计委，没有编制和实行计划。苏联改制后，马上撤销了国家计委，不搞计划了。现在改革到了攻坚时刻，要“攻克三里河这个顽固堡垒”(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是国家计委机关所在地)。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郑新立同志，你作为负责研究计划改革的国家计委政研室主任，首当其冲，你当时的心情我说是忧心如焚，可能是恰当的。你在委内四处问计，也问到我。我说正面争论，他说要撤销计委，你说要保留;他说不要计划，你说要计划，没有说服务力，不如拐个弯说。恰好我1991年应中国国际咨询公司邀请，访问过南朝鲜，于是先同你口头说了，后来写了一个材料《市场经济国家权力最大的综合部门--韩国经济企划院简介》。这个被西方国家称之为“超级部”的机构，制定并实施了六个五年计划，南朝鲜就由一个农业地区，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此材料登在国家计委内部刊物上，可能是你的作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简报》予以转载。李鹏总理作了批示，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看到很高兴，说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吗，当即布置整了八个国家和地区(美、英、德、法四个发达国家和“四小龙”)如何搞宏观调控的材料，上报了中央，为党的十四大提供了背景材料。于是十四大决策：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要用，要发挥两者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这样，国家计委总算逃过了被撤销的一劫，此后每年继续编报计划，计划经济的根基被保留下来了。最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二届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一项议案：“2013年计划执行情况和2014年计划”。这说明十四大决策仍在贯彻执行。
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这就是说，今后还要继续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由此可见，郑新立同志，你这个当年的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促进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当事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你可能认为过誉了，我却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评价。
还应当指出，西化派坚决否定计划，突出强调市场，但他们却不知道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关于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讲的就是实行国家计划。如“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这实际上就是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各项总量指标要综合平衡，相互协调，保持合理的比例。如果不作计划，不通过五年计划和年度计的安排，宏观调控的这些任务怎么实现?
关于“生产力布局优化”，这是计划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原来国家计委设置了一个地区局，在综合局和基建局综合平衡后，就是由他们负责具体安排生产力的地区布局。该局按六个大区下分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研究安排的重大工农业建设项目和基本建设投资，是否协调。年龄大一点的人可能都记得，在前三十年计划经济时期，改善我国生产力布局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就是“三五”计划开始，“四五”计划完成，大规模进行的“三线建设”，国家共花了两千多亿元投资，在西南、西北搞了许多大型工业交通建设项目。由于贯彻执行得好，使我国生产力布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原来我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使我国整个经济面貌一新，并且积累了经济建设丰富的经验。如果没有计划工作的这些经验，恐怕现在也写不出“生产力布局优化”这样的话来。郑新立同志，我这样说，不算偏颇吧。
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问题
这也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自然而然地出现的问题。原始社会很微弱的生产力，是公有的。从奴隶社会起，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封建社会，继续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两种私有制，共有几千年的历史。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社会，也存在370多年了。无数善良的人们看到其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设想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促进社会更好的发展，于是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出现了。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都出现了。但这各种社会主义没有科学性，无法实行，如大浪淘沙，被历史淘汰了。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既具有科学性，因它吸收了人类社会的先进思想，包括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又具有实践性，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成为他们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产生了物质力量，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站住了，变成了现实社会的新生事物。马克思主义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从理念上说，只有170年历史;从实践上说，不到100年只有97年历史。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从哲学上来说，按照辩证法是从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过程。具体说，是肯定(肯定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到否定(奴隶社会的私有制否定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封建社会私有制，从所有制来说，仍然是私有制的继续)，再到否定之否定(共产主义公有制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从阶级关系说，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实行私有制。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实行公有制。
无产阶级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人平等。大家都劳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各尽所能，按劳取酬”;高级阶段，“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都拥护这种制度。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说明》都说：“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但必须指出，《决定》和《说明》在写了坚持公有制的同时，又强调“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宣布两个“毫不动摇”，这是主观上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似乎是并行不悖的。但实际上，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两种所有制的斗争是激烈的，是你死我活，此长彼消的。如果是真正的共产党，就要坚决实行《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政策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实行的。但现在不能笼里笼统的说要鼓励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宣布两个“毫不动摇”，岂不是脚踏两只船，想两全其美吗?但这是办不到的。
实际上，三十多年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现在私有制经济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公有制经济不到三分之一了。国有制为主导也完全被颠覆了，国有工业被当作改革的对象，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国家统计局宣布，1997年为25.5%，比刚解放的 1949年的26.2%还要低。十多年来国家统计局不发表所有制变化的资料了，据我根据统计年鉴计算，现在更只有百分之十略多一点了。郑新立同志，你在信息中心呆过，现在更是高级经济专家，对两种所有制经济实际的情况，肯定比我要清楚得多。试问目前这种公有制向私有制倒退的状况，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吗?这还是成立九十多年的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吗?
四、股份制与经济制度的关系问题
我们仍然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济发展的实际，来讨论股份制问题。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资本主义出现后，更多的是采取垄断企业、独资公司形式，自由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可以说解放前没有像样的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因此，我的看法，总的来说我国的经济学界对股份制问题的知识是比较浅薄的，许多这方面的学问都是舶来品。
世界银行1984年提出在中国推行股份制来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说什么股份公司的董事会有战略决策权，可以避免政府干预，适当分散国有企业的自有资本，从多种所有制筹集资金，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实行社会主义股份所有制。这是一些花言巧语。我国的全民所有制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过三十年的拼搏，对把我国建设成为独立自主、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帝国主义和走资派要改变中国的颜色，就非把我们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搞垮不可。世行的股份制改革倡议，其目的是要摧垮我国社会主义国有大中型企业。
当时我国有的官僚西化派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司马超之心路人皆知，但其理论水平低为人所共知，对股份制可以说更是懵懵懂懂，似懂非懂，因世界银行一提倡，更重要的是听到上层走资派领导人说“股份制势在必行”，就在1986年最先提出“股份化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新起点。”打响了股份制问题大论战的第一炮，但其影响并不很大，因为人们经过现实的教育，并不相信“官大学问大”了。厉以宁作为北大的教授，名声在外，紧接着在1987年提出“股份制是明确国营大中型企业财产关系的最适宜和最有效的形式”，旗帜鲜明，目标明确，就把论战的阵势铺开了。
于是一批西化派学者，包括童大林、何伟、张伍常等等，都陆续出场了。由于得到官方支持，队伍较大。我所以说西化派以厉以宁为首，因为他是名牌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是名师陈岱孙的弟子。他写的书又很多。
但陈岱孙这个我国西方经济学的泰斗，与厉以宁的观点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陈岱老三十年代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北大。他对西方经济学有看法，认为它描述的只是一些现象，许多观点是假设，没有得到实践的证明。他指出，过去我国理论界对它只是批判，一概排斥，是不妥当的。但现在又盲目崇拜，全盘照搬，更是危险。用于教学，会毒害年轻人的心灵;用于指导发展和改革，会误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
与陈岱老观点相反的厉以宁之流，是一群书斋里的学者，对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实际经济情况都不了解。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官方要改革开放即搞西化，厉以宁这样的人才就正当行时了。许多人对股份制感到新鲜，厉以宁又竭力提倡，于是给他取了个浑名：“厉股份”。他也以改革派自居，经常发表宏论。许多学者和群众毫不留情的批判他所谓改革的观点。我对这种西化改革派学者，也不以为然。尽管也曾同他有一面之识，开过会，握过手。2008年他曾踌躇满志，赋诗喻意改革：“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予儿孙说短长。”对此我曾和诗一首，录此以博一笑。“长江滚滚东流去，变法窃钩好汉装。一枕黄粱君莫喜，此生后世骂名长。”
与西化派对仗的传统派，包括马宾、吴树青、蒋学模等，因为与官方观点不一致，有一定风险，人数较少。我之所以说传统派以马宾为首，这是因为马宾既从事过实际经济工作，又学贯东西。当过我国最大的全民所有制钢铁企业鞍山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又当过工业部长，对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比较了解。又留过学，懂几门外文，出国考察过。还懂经济数学方法(计量经济学)，是搞经济数学模型的专家，总之，传统派在理论上比较过硬，既懂马列主义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也颇为知晓。他们最初论战的主要对象，是对准世界银行1984年提出在中国推行股份制来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西化派都是拥护世界银行观点的，在对仗中当然要同他们进行论战。在论战中马宾出过五本关于股份制的书，第一本《企业改革与股份制》，曾送我。书中对股份制经营的名称，列出：在德国叫康采恩(Concern)，在英国叫辛迪加(Sidicate)，在法国叫卡特尔(Carter)，在美国叫托拉斯(Trust)。这是很实在的知识。过去许多学者对股份制经营的名称，只知其然，现在读了马宾的文章，也知其所以然了。
厉以宁在1988年冬，他以答记者问的方式，提出“全面推广股份制的时机已经成熟”。马宾则针锋相对，著文说：“全面推广股份制的时机永远不会成熟”。这里不想重复他们争论的观点，只想着重讲一下在当时学术界的争论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观点：
一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股份制通过积聚资本，可以办单个资本办不了的大事。对此，马克思予以充分肯定：“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第688页)
马克思这句话，传统派和西化派都引证，为我所用。传统派认为，股份制把单个资本变成集体资本，并不是如西化派所标榜的，是一种新的所有制。这是因为单个资本变成集体资本，小额资本变成巨额资本，其基础仍然是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其性质没有变。
其实，股份制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是资本主义的陈年旧货，十七世纪在欧洲就出现了股份公司，十九世纪后半期就广泛流行于资本主义各国。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资产阶级豢养的学者就宣扬这是资本的“民主化”;资本家还搞什么“职工持股”，员工也可成为股东，于是他们吹嘘资本主义已进入“人民资本主义”时代。这都是资产阶级的宣传，是骗人的花招。事实上股份制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没有变;他们分享的股息，仍然是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并没有变。
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制企业，实际上是把新生的进步的全民所有制，向背时的没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迈出了一步，这不是什么改革的创举，而是所有制的倒退。十五大报告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股份制称作“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重复八十年代被传统派批判过的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现在堂而皇之地写入了官方文件，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决定》还把公有制、多种所有制、混合所有制都统统装进“基本经济制度”这个笼子里。《决定》还说：“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我认为，这里概念有些混乱，有商榷的必要。
首先，经济制度本来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经济学范畴，指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五种经济制度，已如上述，如果再把它们归纳，可分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类。在现在的世界上，公有、私有两种经济制度泾渭分明，大家看得很清楚。要么实行公有制，搞社会主义;要么实行私有制，搞资本主义。可现在文件却在非常明确的经济制度概念前面，加一个“基本”二字，作为一个修饰词，意义含糊，是不科学的。有人指出，经济制度是所有制，在经济制度前面，加基本二字作为修饰词，文理不清了。实际上，其用意是要修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想搞资本主义吧了。这样分析，不知符合不符合文件的本意。
关于“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这是把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简单拚揍在一起，含义不清，不知想要说明什么问题。什么是“产权”?对此我曾作过一些研究。1994年在国家教委社科研究中心召开的西方经济学讨论会上，我曾提交过一篇论文：《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我在此文中指出，产权，是财产所有权的简称，是个法学名词，因为财产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而已。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研究的对象。所有制，是个经济学名词，是表述生产关系的，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这篇文章收入了会议文集《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主编高鸿业老教授把它作为第五篇，排在文集两本书几十篇文章的前面，可见得到了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的肯定。因此，说“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是把两门不同学科的范畴堆在一起，实际上其内涵指的是同一事物。如果直白的都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出来，就是“所有制是所有制的核心”，这是想要说明什么问题呢?文件起草人真是使人莫明其妙啊。郑新立同志，对此你有何看法?
对不起，扯长了，请原谅。
谨致敬礼!刘日新
2014年3月22
【刘日新简介：刘日新，1929年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现为涟源县)。祖父刘立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湖南农民运动兴起时，被推选为乡农民协会会长。父亲刘丘文是个穷苦知识分子，曾任乡农会秘书，1939年在陕北国民党榆林监狱坐牢时逃至绥德王震部队，参加革命。
刘日新少年时因家贫，在家乡上初小辍学，后经补习，考入湘乡县立初级中学，后又考入湖南第一师范。1949年5月，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离开第一师范，到宁乡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迎接湖南解放。1950年初，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52年转到计划系，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1954年本科毕业，留校读研究生;1957年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至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作了近四十年，研究员，曾任局副总经济师，直至离休。
刘日新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参与起草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专项规划和计划体制改革等文件,并在报刊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是国家计委的一个“秀才”。1963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探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文章，毛主席看到该文后，在中央领导小范围内给予了高度评价。在离休前，主编和参加编写、翻译的经济著作有：《计划工作手册》、《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苏联关于制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方法规定》等。曾应邀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务院办公厅专题汇报过研究心得，到有关部委、省市、大学讲课作报告。离休后出版的著作有：《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及其比重问题研究》、《中国通货膨胀论文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义》、《新中国经济60年论文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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