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作审视 重造纽带 重现凝聚
——对中国文化战略路径的思考
(注：这是《环球财经》杂志采访我的录音整理，发于《环球财经》2014年1、2期合刊)
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历史复兴，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快速而深刻的变化，也无一例外地感受到了这个快步前行的巨人给世界带来的震动。中华民族的复兴注定不可能是静悄悄的事件，它注定要成为全球瞩目的大事。对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将带给世界的影响有种种猜测是很正常的，中国国内的民众也容易对自身的未来有种种不确定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中国将何去何从，的确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人们对此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同样关注于经济实力背后的文化。因为文化会决定经济实力如何使用、经济增长后劲是否充沛，以及我们将会成为怎样的社会。
找到与传统割裂的起点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核心要素——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体现了国家对当前及未来文化建设的新要求。三个自信要素提炼的很到位，非常符合实际，但问题是如何去建立这种共识并使之形成自信延续下去。
我认为，要达成这个目标，必须要有一个具备连续性国家文化战略，去主动修复因快速发展造成的内外文化割裂。而要使国家文化战略具备连续性，不光要重新审视改革开放的30年，还要去审视改革开放前的30年，甚至还需要再往前追溯，找到割裂的起点，找回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全盘西化”的悖论
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种种猜测。从文化的角度，我们很能理解西方世界这一不安猜测的原因。西方文化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文化，西方大航海时代500年以来，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扩张，无一不伴随着武力征服和侵略。
当我们今天某些人强烈主张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时候，西方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很容易就产生重大的疑问：难道未来中国强大了，也要像西方一样，在全世界实行武力征服和侵略?当我们在文化上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时，不管我们如何强调“和平崛起”、“韬光养晦”，我们都无法消除西方的这一怀疑。中国只有明确树立不同于西方惯于侵略的“和平竞争文化”，才能让西方国家的无端揣测与指责，显露出“小人之心”的狭隘。
由谁塑造新理论体系?
放眼全世界看，30年的计划经济历程作为一场彻底的社会实践，对中国而言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让我们认识到理论存在阶段性作用域，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走极端。30年的改革开放更是如此，打开国门之后，本土的与外来的应该如何相处，种种又提醒我们再做内功的时候到了。可以说，在新发展阶段下对理论创新的需求，早已不是口号式的背书，而是主动寻找并构建与传统文化合力的方式。《红旗文稿》2010年第15-17期刊发的云杉文章《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中已有表述——“过去，我们对文化作用的认识，也往往局限于把文化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种支撑来强调。现在看来，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显然后者意义更大，也更符合中国文化土壤的特性与传统。
因此，现阶段要求的理论创新不是一次性的研究报告，是不断根据实际情况链接传统文化的持续性创新，是从今到古的桥梁，客观上要求具备独立、客观、公正的态度。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对于文化创新、理论创新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根据过往的经验，单靠政府投入的效果并不理想，仅仅是某些课题小组出几篇报告、几本书，是很难在理论创新上取得突破的。而“政府引导”本身，也易使外界对研究成果的独立、客观、公正持有疑虑，从而难以达到理想中的效果。
另外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向往并追求西方的体系与制度，存在着一股逆向种族主义思潮，更不可能完成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理论创新重任。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后，很多西方智库纷纷来到中国成立分支机构，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智库宣扬的依然是西方价值观或美国价值观，是西方中心论或“美国梦”的支持者。倘若冀望与由隶属西方价值观领导，或受西方资金支持的智库来做关于中国梦的理论创新，明显是无稽之谈。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流行炒作“民国时期的大师”。对这些“大师”如何评价是另外一件事，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民国时代的一些大师由于不具有明确而强烈的政党意识，因此保留了一部分独立性，而独立性正是其之所以可称为“大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互联网大行其道的今天，其传播能力与传统的电视网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同时也沾染了电视网络金钱为王的恶习。不能说它们传播的全部是有害于国家民族利益的负面信息，但至少在华夏共同文化的维护上，没有起到更好的引导作用。而网络媒体的传播速度更快，辐射面更广，所有权问题更加复杂，在利润驱动下，更难保证以后的内容选择上到底倾向“谁的梦”。
在传媒业市场化，以及学术机构市场化的影响下，如果由我们政府主导的研究机构去做这件事，很容易在效率与效果上失分，变得事倍功半。因此，对能够承担责任并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本土民间智库，不妨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并成立由国有企业资金支持为主，民营企业和社会其他散户力量为辅的专项资金，既能对话语权有所保证，又能淡化政府色彩，由其着力去解决代表中国梦的理论创新的文化内容与当前媒体环境的对接问题。
改变“谁有钱谁有话语权”的局面
国家文化战略一方面是要构建自身核心价值体系，主要由官方及民间的研究机构、大学、智库等承担。文化战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对此，媒体将肩负重要的职责。但是，结合西方国家的现实，我们会看到在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和传播上，财富或金钱的力量往往起着巨大的主导作用，这必将导致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从内容到传播都倾向于资本势力。
美国是智库相当发达的一个国家，生存状况好坏千差万别。我们不难发现：凡是符合大资本利益的智库，活得都挺好，否则就未必。这种现象不光存在于各类智库，同样存在于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类学术研究机构中。资本主义社会在用金钱力量推动有利于资本势力的理论价值体系建设的同时，还大肆利用资本手段在全社会传播符合资本势力的价值观念，非常鲜明地树立了“谁有钱谁就有话语权”的规则。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中国的国家文化战略在构建和传播核心价值体系时，应对这一现象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国政府将文化产业化、文化市场化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与之相伴的还有一些人长期主张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开放报禁等。这些主张纯粹从理论上说并不都错，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谁有钱谁就有话语权。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行市场化规则必然导致这个结果，产业化也必然导致这个结果，其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所有权私人化，二是广告，广告就是钱与话语权的结合体。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也已开始呈现，虽然我们在媒体及文化传播机构的所有权方面还比较慎重，但广告或者说资本力量主导文化传播的现象已经非常明显。这一现象如不加警惕，即便我们形成了合理有效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也很可能难以获得有效传播，在与资本势力钟情的价值观相抗衡的传播较量中处于下风。我们不能只看到文化产业的经济性，却忽略其中潜藏的风险。对此，我们也不必简单化地反对一切市场化、产业化的做法，而是应该看清资本主义制度“谁有钱谁有话语权”的实质，改变或修正他们的市场规则，避免私人垄断资本操控话语权的不良局面。
深层次文化交流打消偏见
另外还需要有对外交流的通道。对西方大众与西方学者要采用灵活的交流方式。对于大众的宣传影响要尽量简练，以产生快速留下深刻印象为主。对西方学者要更侧重于文化的深层次交流。
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亨廷顿本人对中国几乎就不了解。如果我们跟类似亨廷顿这样的人有更多的交流，可能书里对中国的描述就不是那样，可能就会对美国政治产生另外一种影响。组织与西方社会中的学术、思想界精英阶层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打消他们的偏见。
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历史上就是具有极大包容力的，多元化的概念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鼎盛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是一种常态。共同文化作为多元化的基础，是维系这种和谐关系的纽带，它的繁荣程度体现着文化融合的成效。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文明思想也循例成为了多元化中的一员，文化融合的进程又一次被启动，只要我们对历史发展观有充足的认识，能够通过审视得出两者选择必然性的辩证关系，主动做出文化战略的调整与创新，就一定能够师之胜之，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增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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