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论政治经济学
——学习《国富论》的体会(19)
翻开任何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安排都是，产品作为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但是，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却不是研究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而是划分为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重农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更多的金银财富，或者货币财富，或者价值财富。这种政治经济学被庸俗的经济学家篡改为为资产阶级辩护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农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更多的国民财富，或者物质财富!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采取的是批判的态度，对重农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采取的是基本肯定的态度。
在《国富论》中关于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论证，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关于金银财富的论证，第二，关于对外贸易(包括殖民地)的论证。
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产生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
财富由货币或金银构成是重商主义的核心和追求的对象。有很多货币的人，被称为富人;只有极少一点货币的人，被称为穷人。俭朴的或想发财的人，被说成是爱货币的人;不谨慎的、不吝啬的或奢侈的人，被说成是漠视货币的人。发财等于是有了货币。总之，按照通俗的说法，财富与货币，无论从哪一点看来，都是同义语。
象富人一样，富足的国家往往被认为拥有很多货币。在任何国家，贮积金银被认为是致富的捷径。美洲发现后，有一个时期，西班牙人每到一个生疏的海岸，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近处有无金银发现。他们就根据这种情报，判定那个地方有没有殖民的价值，乃至有没有征服的价值。
鞑靼人所常常问到的，只是法兰西王国的牛羊多不多。他们的问题和西班牙人的问题有同样的目的。他们想要知道那个国家是否十分富足，值得他们去征服。鞑靼人和其他一切牧畜民族，大都不知道货币的用处;在他们中间，牲畜便是交易的媒介，便是价值的尺度。所以在他们看来，财富是由牲畜构成，正如在西班牙人看来，财富是由金银构成一样。在这两种看法中，鞑靼人的看法也许最接近于真理!
洛克先生曾指出货币与其他各种动产的区别。他说，其他各种动产是那么容易消耗，以致由这等动产构成的财富不太可靠;今年富有这等动产的国家，即使毫无输出，只要是奢侈浪费，明年就可能很缺少这等动产。反之，货币却是一个可靠的朋友，它虽然会由这个人转给那个人，但若能使它不流出国外，就很不容易浪费消耗。所以，在他看来，金银乃是一国动产中最坚固最可靠的部分;他认为，由于这个缘故，增加此等金属，应当是该国政治经济的大目标。
另一些人却以为，一国如能脱离全世界而存在，则国内流通的货币无论多少，都毫无关系。借这种货币而流通的可消费物品，只会换取或多或少的货币;他们认为，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是富是贫，完全取决于此等可消费物品的丰饶或稀少。
但是对于那些同外国发生联系，而且有时不得不对外作战，因而有必要在远地维持海陆军的国家，他们的看法却又不同。他们说，除了送出货币来支付给养，否则就无法在远地维持海陆军，但要送出货币，又非先在国内有许多货币不可。所以，每个这样的国家都必须尽力在和平时期累积金银，一旦需要，才会有财力进行对外战争。
由于有这些通常流行的见解，欧洲各国都尽力研究在本国累积金银的一切可能的方法，虽然没有多大成效。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以此等金属供给欧洲的主要矿山占有者，它们曾以最严厉的刑罚或苛重的关税禁止金银输出。往时，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似乎也都采用类似的禁止办法作为它们政策的一部分。在某些古代苏格兰议会法案里，我们会出乎意料地发现，亦曾以重刑禁止金银输出国外。法兰西和英格兰古时候也曾采用同样的政策。
当那些国家成为商业国时，商人们在许多场合总感到这种禁令非常不便。他们以金银为媒介，向外国购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输入本国或运往别国，比用任何其他商品为媒介，往往都更为有利。因此他们反对这种禁令，认为它妨害贸易。
他们说，首先，为购买外国货物而输出金银，未必会减少国内的金银量。反之，还往往会增加那种数量;因为，如果外货消费额并不因此而在国内增加，那些货物就可再输出国外，以高利润在那里售出，所以，带回来的财宝也许会比原来为购买货物而输出的金银多得多。
第二，他们说，这种禁令并不能阻止金银输出，因为金银价值大体积小，极容易向外走私。他们以为，只有适当地注意所谓贸易差额，才能防止这种输出。当一国输出的价值大于输入的价值时，外国就欠它一个差额，那必然以金银偿还，从而增加国内的金银量。当输入的价值大于输出的价值时，它就欠外国一个差额，这必然也以金银偿还，从而减少国内的金银量。
以上的议论有一部分是有理由的，有一部分却是强辞夺理的。认为贸易上的金银输出往往有利于国家的议论，是正确的。认为在私人觉得金银输出有利时，禁令不能防止金银输出的议论，也是正确的。但他们如下的议论却是强辞夺理，即：要保持或增加本国的金银量，比要保持或增加本国其他有用商品的数量，需要政府更大的关心;自由贸易能确保这些商品的适量供应，毋需政府给予那样的关心。
他们又说，汇兑的高价必然加剧他们所谓的贸易差额的不利程度，或导致更多的金银输出，这样的说法也是强辞夺理。诚然，这种高价极不利于该欠外国债务的商人。在购买外国汇票时，他们要以高得那么多的价格付给银行。但是，虽然由禁令而产生的风险可能使银行索取额外费用，却未必会因此而输出更多的货币。这种费用，一般是在走私时在国内支付的，它不会使人在所需汇出的数目以外，多输出一文钱。汇兑的高价，也自然会使商人努力平衡他们的输出和输入，使他们尽量缩小他们的支付额。此外，汇兑的高价必定会产生类似课税的作用，因为它增高外货的价格，从而减少外货的消费。所以，汇兑的高价不致于增加他们所谓的贸易逆差额，而只会减少他们所谓的贸易逆差额，因而也会减少金银的输出。
尽管这样，那些议论却使听取它们的人深信不疑。它们是由商人们向国会、王公会议、贵族和乡绅们陈述的;是由那些被认为了解贸易的人向那些自认为对这种问题一无所知的人陈述的。贵族及乡绅和商人一样，都从经验中知道，国外贸易可以富国，但对国外贸易如何富国的问题，他们却没有一个懂得清楚。商人们完全知道，国外贸易如何使他们自己富裕。理解这个问题，原是他们的份内之事。但了解国外贸易如何富国的问题，却不是他们的份内之事了。
没有葡萄园的国家，须从外国取得葡萄酒;同样，没有矿山的国家也无疑地必须从外国取得金银。然而，政府似乎不必更多注意某一物品而更少注意另一物品。一个有资力购买葡萄酒的国家，总会获得它所需要的葡萄酒;一个有资力购买金银的国家，决不会缺少那些金属。金银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必须以一定的价格购买;而且，正因为它们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所以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那些金属的价格。我们完全有把握地相信，自由贸易无需政府注意，也总会给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葡萄酒;我们可以同样有把握地相信，自由贸易总会按照我们所能购入或所能使用的程度，给我们提供用以流通商品或用于其他用途的全部金银。
在各个国家，人类勤劳所能购入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量，自然会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愿意支付为生产这种商品和使它上市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与利润的那些人的需求，自行调节。但按照有效需求而发生的这种调节作用，在金银这种商品上最为容易，也最为准确;这是因为金银体积小而价值大，最容易从一处地方运到另一处地方，从价廉的地方运到价昂的地方，从超过有效需求的地方运到不足以满足有效需求的地方。当一国所输入的金银量超过有效需求时，无论政府怎样保持警惕也不能阻止其输出。
有许多货物，因体积关系，不能随意由存货充足的市场转移到存货不足的市场，但金银要由金银丰足的市场运到金银缺乏的市场，却很容易。一部分由于这个缘故，金银的价格才不像其他大部分货物的价格那样在存货过多或不足时不断发生变动。固然，金银的价格也不是完全不变动的，但其变动大都是缓慢的、渐进的和齐一的。
尽管如此，一个有资力购买金银的国家，如果在任何时候缺乏金银，要想法补足，那就比补足其他任何商品的缺乏都更方便。如果制造业的原料不足，工业必陷于停顿。如果食粮不足，人民必然为饥饿所苦。但如果货币不足，则既可代之以物物交换，又可赊账买卖而每月或每年清算一次，更可用调节得当的纸币来加以弥补。第一种方法很不方便，第二种方法就比较方便了，至于第三种方法，则不但方便，而且有时还会带来一些利益。所以，无论就哪一点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保持或增加国内货币量的关心，都是不必要的。
如果力求认真地证明，财富不由货币或金银构成，而由货币所购各物构成，并且只在购买货物时货币才有价值，那就未免过于滑稽。无疑，货币总是国民资本的一部分;但我们已经说过，它通常只是一小部分，并总是最无利可图的一部分。
商人所以普遍觉得以货币购买货物较易，以货物购买货币较难，并不是因为构成财富的更主要的成分是货币而不是货物，而是因为货币是已知的和确立了的交易媒介物，易于和一切物品交换，但要取得货币来交换货物，却不见得那么容易。此外，大部分货物比货币更易于磨损，如果保存它们，可能往往要蒙受大得多的损失。商人有货物存在手上，同有货物价格存在金库相比，更容易发生为他所不能应付的对货币的需求。而且，他的利润直接出自卖货的多，出自买货的少，因此他一般更急于以货物交换货币，而不那么急于以货币交换货物。
从长远看来，以货物交换货币却比以货币交换货物更有必要。除了购买货币，货物还有其他许多用处;但除了购买货物，货币就一无所用。所以，货币必然追求货物，而货物却并不总是或无需追求货币。购买货物的人往往打算自己消费或使用，并不总想再把货物出售，但售卖货物的人却总想再购买。前者购买货物，往往完成了他的全部任务，而后者售卖货物，顶多只能完成他的任务的一半。人们所以需求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他们用货币所能购买的物品。
在任何一个国家，锅釜都是用来烹调通常在那里消费的食物的，不必要地增多锅釜是荒谬的;如果食物的数量增加了，要连带增加锅釜的数目就很容易，只要用一部分增加的食物量来购买锅釜，或增加以制造锅釜为业的铁工就行了。我们也同样容易看出，任何一个国家的金银量都受这类金属的实际用途的限制，或是铸成硬币当通货使用，或是制成器皿当家具使用。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铸币量都受国内借铸币而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的支配;商品的价值增加了，立刻就会有一部分商品被运到有金银铸币的外国，去购买为流通商品所必须增加的铸币量。我们又知道，金银器皿的数量都受国内豪华家族的数目与财富的支配，豪华家族的数目与财富增加了，就很可能会有一部分增加的财富被送到有金银器皿的地方去购买所需要增加的金银器皿。要豪华家族购置多于他们所需要的厨房用具，以增加其快乐，那是荒谬的;同样，要一个国家输入或保留多于它所需要的金银，以增加国富，也是荒谬的。
金银的输入，不是一国得自国外贸易的主要利益，更不是唯一利益。经营国外贸易的任何地方之间，毫不例外地都可从中得到两种不同的利益。那就是，输出他们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过以剩余物品换取其他物品来满足他们一部分的需要并增加他们的享受，这种贸易使剩余物品有了价值。利用这个办法，国内市场的狭隘性并不妨碍任何工艺或制造业部门的分工发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由于给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了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他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他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对于彼此进行对外贸易的所有不同的国家，对外贸易都不断地从事完成这些伟大而重要的工作。当然，经营国外贸易的商人一般总是较多地注意供应本国人民的需要和输出本国的剩余物品，较少地注意供应别国人民的需要和输出别国的剩余物品，所以最受国外贸易的利益的，是商人所在的国家，但通商各国也都得到巨大的利益。以金银输入没有金银矿山但又需要金银的国家，无疑是对外贸易业务的一部分，但这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单为了这种打算而经营国外贸易的国家，恐怕在一世纪内还没有机会装满一船金银。
劳动者2014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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