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作家老赵谈维权：
赵剑斌：西安市信访办不能诬陷好人、迫害忠良
2013年三四月份，受孙礼静委托代理维权的桑文英被拘捕两次，被整得伤透了脑筋。然而此时，委托桑文英代理维权的孙礼静已大功告成，获得现金巨额补偿和一套产权房。
西安市整流变压器厂的退休职工孙礼静开始上访时就已经60多岁，至今快70岁，她身高1.5米，体弱瘦小，双目几乎失明，是个残疾弱势老人。但是她人的脑筋灵光、记忆力好、口头表达能力不弱，她曾经以口述形式由中国工人网的严元章整理出版一本《工人之路》的书。
这本书中记述了她曾在集体小厂觊觎国营待遇，想进国营大厂的事：“1977年3月，我被安排进桃园路缝纫社工作当时的小集体没有退休工资。1978年，西安市招病退返城知青进国营企业工作。当我拿着病退返城知青证明去登记报名时，街道负责人说：‘你已安排正式工作，不属于招工范围。’我急忙说：‘那我辞职。’答：‘那你就是辞职工人，不再是病退知青。一人只能安排一次工作，不能安排两次’。”
但是1984年，孙礼静还是有了机会进入了央企大厂的劳动服务公司，“缝纫社大部分人都已退休，只剩我与姜**两人上班”，“西整厂劳司通过我们与桃园电机厂达成协议，将我与姜**两人连同缝纫社门面房与设备一并接过去”。
孙礼静说她到大厂上班，厂长把她从库房调到门卫，“大厂劳司经理杨家祥提出，我的奖金和厂长杨希震一样多，待遇和杨一样。杨希震许诺我不上夜班，工资、奖金待遇照旧。”
2003年因为退休金停发，孙礼静走上访之路。上访之路是艰辛之路，是漫漫无边的渺茫之路，千百万上访大军之中可能只有百分之几的上访者有幸得到诉求的解决。
开始她只是为个人的问题上访，后来觉得自己势单力薄，难以胜任，就将工厂领导腐败贪污侵占职工利益的事作为理由发动更多职工一起上访，她被推选为职工代表。上访需要资金成本，然而孙礼静有办法，她发现桑文英办事阳光、坦诚，而她自己却颇有心计，她自己在书中袒露说：
“我坐车坚决不买票，也是想扩大宣传影响。而且我想我应该以一个素质比较高的上访人的姿态出现，我也是这样做的。”“不仅公交车，我还有几次坐火车不买票。桑文英有一点，她要回西安了，她就要先给驻京办打招呼，让人家帮她买好票。可是我呢，这点我不喜欢，除非是你把我架了，非逼着我回去，我才跟你走，这样我就掌握了主动。这是我和桑文英的区别。”
因为不买票，被列车员发现后要求她补票，她就跟列车员讲起她来北京上访，是代表全厂职工来集体上访的，只是因为上访太费钱，只好由她一人代表，她还介绍她在北京吃的食品如何差，睡的环境如何恶劣，以此来取得列车员的同情。于是列车员不再让她补票，还主动送她出站台。
孙礼静上访过程中，比较善于寻找同盟者，她的一个女儿和儿子不支持她去北京上访，虽然她已经面临着没钱养老的现实困难，她的儿女从小在贫困中长大，靠父母节衣缩食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了工作，走上了小资中产的小康之路，就羞于跟底层的贫困群体为伍，认为上访有辱于自己的脸面，当然他们会养活自己的亲生母亲，只是不会给的太多，否则孙礼静被逼上访的费用、患病住院的费用、日常生活的许多费用，他们应该给而没有给，一股脑都推给桑文英替他们负担起来。
当时孙礼静在北京被抓，让一个上访朋友给桑文英打电话，桑文英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为她呼吁帮忙。
因为孙礼静的女儿态度不好，桑文英说：
“我有过不想管的念头，孙礼静就告诉我她的女儿一直就是那样，她很生气，让我不要和孩子计较，我对她的帮助她非常感激永生难忘。听她这么一说我特别感动，因为感动我才出生入死支持帮助陪伴她(孙礼静)上访。为了早日解决她的问题，我起早贪黑认真查看阅读她的上访材料，为了找到有理有据的法律法规，我到处咨询四处请教，为了把她的材料写好，我学电脑，为了让大家知道她的悲惨遭遇，我省吃俭用的给她复印材料散发……” 她的儿子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她的妈妈出事了，关押在北京崇文分局看守所，我再次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为了她和她的孩子，我不顾前夫的反对离开了家，原本好好的家再一次彻底分裂。”
因为儿女不管自己，孙礼静只好全部依靠非亲非故的桑文英，为了拴住桑文英，她写了十几分委托代理书：
“我，孙礼静，女，1946年*月*日生，65岁，身份证号码(略)，我因为领导迫害，无故被停发养老金，进京上访无果，备受艰辛屈辱，青光眼日益严重，现已双目失明，生活难以自理，故委托桑文英全权负责我一切事情处理。特立此委托书永远有效。委托人孙礼静(按手印)2011年3月10日”
作为孙礼静的委托代理人，桑文英是非常尽责的，桑文英说：
“为了她儿子能够好好工作，我接受了她儿子的委托，留在了北京为她伸冤告状。
“为她喊冤告状，跪雪地。为她不在看守所里着急上火，往返千里看望她，想进办法找人给她送衣送钱。为了她能够早日无罪出狱，我咨询了多少法律专家?聘请了多少个律师?为了她我带着八旬多的父亲、有病的丈夫从西安到北京跑了多少趟?律师费、材料费、路费、住宿费……明的、暗的花了多少钱?跑了多少路?我没有钱行吗?……我爱钱、为钱，把来之不易的钱给孙礼静喊冤告状用了?我努力了、尽力了。”
孙礼静刑满释放，她的儿子从也不愿意请假去接，桑文英只能由孙礼静的残疾丈夫陪同去北京将她接回来。孙礼静的儿子从外地回到西安，不住到自己家，反而来桑文英家跟他母亲一起混吃喝。
后来西安市信访办私下透露信息：可能给孙礼静一笔百万补偿和一套房子。这样一来可能孙礼静和她儿子李智担心桑文英要跟他们分钱，至少要索回她为孙礼静垫付的成本费用。平时，李智很少抽出时间和精力管他妈的事情，然而，到了2013年三四月份，李智这次却出人意料地热心起来积极参与，有一天，他在桑文英家吃过饭，悄悄地把他桑姨叫到一边商量事情，说：“市信访办最近要给我妈解决问题，要一次性补偿16万，我看你们上访也不容易，给十几万也就算啦，别折腾了，还是接受下来吧!”
桑文英认为给的太少，标准太低，根本不够补偿十年退休及以后生活费用，她表示坚决不同意。她对市信访办赔偿这么少有意见，同时也怀疑其中可能有猫腻。
2013年2月24日，桑文英带着她的八旬老父亲、她的患病的丈夫，以及孙礼静的残疾丈夫等一行五人，自己掏钱买卧铺去北京，反映残盲老人孙礼静依法享有养老金被无故克扣、非法拖欠、十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上访期间，陕西省及西安市相关部门领导抵京接访，答应帮助解决孙礼静的问题，并核销这次上访费用8000元。然而，等他们一回到西安，3月5日西安市新城区公安分局以桑文英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为由将她拘留，3月22日，改为取保候审。由于有关领导事先作出的的承诺迟迟不予兑现，4月10日，桑文英购买了三张赴京火车票，同时将买票一事告诉给相关部门，随后新城区公安分局对桑文英再次做出“行政拘留10天、罚款200元”的处罚。
为何西安市信访局领导要指使公安部门拘留桑文英呢?桑文英是为孙礼静鸣不平的，她要急于为孙礼静解决问题的，可是这时市信访办确实也在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准备，方案已经拟定，但是不想让委托代理人桑文英参与知晓，此时将她拘留就是想实际剥夺桑文英的知情权、委托代理人的权益。
4月28日，孙礼静和儿子李智摆脱了她的“永远有效的委托代理人”桑文英，私下里答应了市信访办领导的条件，既不出具解除桑文英作为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又不再跟桑文英接触往来，签署了“诸多无奈，只能同意”，得到了103万赔偿款和一套80平方米的产权房。
现在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西安市信访局领导杨晓东这么果断决策，就是要给学雷锋助人为乐、豪爽侠女桑文英一个“好看”，就是要惩罚她多管闲事给市信访局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就是要为了发泄一时的心头之恨。否则，社会上这样的人一多起来，维权的人就多起来，伸张正义的人就越多起来。在市信访局领导看来，这可是万万不能够允许的呀!
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西安市信访局领导弄巧成拙这么办反而显得没水平，没有全局观念，只是个人意气用事，不理智。难道他这样简单地处理问题就能把矛盾摆平吗?桑文英一时被剥夺了知情权就等于她永远不知情吗?她一时被拘留就等于她不会行使行政复议和诉讼权吗?她要讨回为孙礼静委托代理上访维权的费用成本，她已经对新城区公安分局的处罚决定表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她已经向西安市法院起诉新城区政府不作为。
本来，信访部门应该为社会和谐稳定多做有益的工作，应该起积极促进的作用，但是，西安市信访局领导杨晓东，在处理孙礼静一案中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呢?是起了一个正能量的作用吗?大家分析一下，可以看出来他完全没有这样做，他在实际上起了一个相当恶劣的破坏作用。那么，桑文英何罪之有不是很清楚吗?杨晓东不是在栽赃陷害好人、迫害忠良又是什么呢?
希望各级信访部门多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绝不能像西安市信访办领导这样不惩恶扬善，不鼓励大家学雷锋助人为乐，反而要利用职权陷害好人迫害忠良，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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