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借一篇博客阐释封建之意
作为国内科学问题验证的专家，方舟子老师在国内的影响力可谓巨大。2000年以来他对于现代中国反封建思维体系的建构，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净化做出过不朽的理论贡献。我们在这里使用“不朽”二字，意义双关：其中之一为了表达对方先生前期作成绩的认可，如方舟子、司马南等反封建迷信的社会工的工作，是中国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广大学术界同仁对于社会思想问题的深入发展，其理论贡献堪比再发动一次五四运动;其二却为了说明最近一些新生的社会现象与方先生工作的不调适之处，这些不调适的问题并未贯穿方先生工作的始终，只是其工作中的特例事件，并且也只局限在个别有争议的社会科学问题的证伪工作中，然而从科学的态度出发，我们不得不对这些问题背后的科学性问题进行进一步整理，以方便未来学者在同样问题上的学理建构。
下面就把这几个存在争议的学术问题做一个简单排列，以便我们在下面通过严谨的学术态度进行思辨：“唐骏学历造假”课题，“韩寒代笔”课题，“林志颖的明星广告代言”课题。针对这三重课题的调研，个人认为早已超越了现代科学研究的实质范畴，应该予以撤回。
因由以上，故撰此文，以图与方舟子老师商榷。
一、科学的神圣启蒙
科学是一种神圣的理论符号，这个理论符号的神圣性从它对封建思想发起的第一场冲锋就被证明了。
爱因斯坦曾经是科学的，可是当他顽固的坚守“上帝不会掷骰子”的命题时，海森堡就轻易证明了他的伪科学性;时任英国皇家科学会会长的牛顿是科学的，可是当他试图证明自己对微积分知识的绝对发现权时，他就不再科学;亚里士多德是科学的，他的理论曾经是基督教经院哲学的物理学基础，可是当他的力学理论被两个铁球砸到时就不再科学了;伽利略是科学的，这种科学直到宗教裁判所将目光注视到他身上之前;哥白尼是科学的，这种科学是一种科学家信念的始终，而同样坚守哥白尼科学信念的布鲁诺，却要为自己的信念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
我不再举更多的例子，只是在缅怀先烈们对于科学性问题的验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科学体系建立的不易之处。这种不易之处是由大量的血的教训和事实建构起来的。曾经我们建国后最大的钢厂出现过一次化工泄漏事故，那时的工人刚刚从封建地主的铁蹄下被解放出来，面对自己工厂的事故更是奋不顾身的冲在第一线。工人们不顾个人安危，不顾科学的规程，只是舍死忘生的奔向厂区，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去终止正在发生的事故，大量的工业毒气在厂区肆虐：党委书记冲在第一位，他倒下了，副书记冲了过去，他倒下了，厂长冲了过去，他倒下了，副厂长也冲了过去，他倒下了，车间主任们冲了过去，他们都倒下了……，凡是冲在第一线的，都是那时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都是那时人民的好儿子，都是那时我党在钢铁战线最珍贵的血液，他们都在第一时间倒下了，倒下时无声无息。曾经他们也是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的一份子，曾经他们也在三大战役中流过血，曾经他们也是中国力量最中坚的中流砥柱，那一天大多数人都只有二三十，还都是他们人生鼎盛的时间，就是因为坚信人定胜天的信念，于是他们都倒下了，倒在化工厂无声的毒气面前。那一次厂区的棺材从厂内一直排到工厂大门外，从此之后，工业企业建立起了钢铁的纪律。你们知道“鞍钢宪法”么?敢称作宪法的至少要有铁和血的纪律在支撑，是然工人阶级的纪律是最强大的，他们最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就是他们的第二条生命。
那时我母亲刚刚进厂，她进厂时候的第一堂安全教育课就是站在前辈的灵堂前展开的，有过这样的视觉冲击，你会不珍惜科学这二字的神圣意义么?很多从那时一直活到现在的工人，都知道遵守安全规程的意义，因为所有的安全规程都是前人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表面上看他们没有特殊道理，但实际上规程就是活生生的科学。
也许这么评价科学有点偏颇，科学的真正意义在于反封建，而不止是治病救人。什么是科学，为什么科学和封建截然对立，我们应该从科学产生的历史说起。卡尔·波普尔被尊为现代科学之父，但是科学的产生却远比波普尔更早。第一次科学与神学的正面交锋可以追溯至中世纪，那个时候哥白尼发现太阳中心说比起地心说更适宜解释太阳系几大行星的运行规律，然而这个学说显然与基督教的宗教理法相悖。如果说宗教立法与一种世俗的观念相悖只是一个孤立事件的话，那么这个孤立事件的社会价值远不会被世人所重视。关键问题是，当时的基督教欧洲社会把自己的封建等级社会的君权与神授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我们畏惧神，也就同时畏惧于君主的权威。文艺复兴对于封建宗法体系的冲击体现在科学家对于神学思想的解构过程。当神学博士托马斯·阿奎那将自己的神学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念”集合在一起时，科学家发起了对封建统治势力的第一次冲锋。这个冲锋号由尼古拉·哥白尼最先吹响，而由试验科学奠基人伽利略·伽利雷接过接力棒，此后欧洲大陆的伏尔泰和笛卡尔等学者延续这种理性的思辨思维，将瑟缩进神学角落里的封建王权一步步的解构出来，并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科学体系。
我们可以想见当年提出日心学说的哥白尼，对于宗教思想的冲击效力，而在宗教思想庇佑下的欧洲封建势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为什么他们那么恐惧，就因为欧洲封建贵族的世袭体系建立的基础就是墨洛温王朝的高贵神系血统，而一旦神性的宗教思想被打破，附着其上的封建宗法观念必然被打破——这其实是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我们以后再撰文讨论——宗法观念背后的神圣外衣第一次被一种叫做科学的概念打破了，是然那个时候一个叫做资本主义的观念第一次出现在人类的国度。人类的资源从此服从于人权而不是皇权的分配，这就是反封建的本质。对于这个本质，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但是从一个战士的视角，我们认为只有科学的战斗下去的精神才是让人类从神国被解救出来的关键。
卡尔波·普尔是一个幸运儿，他的科学理念在提出之初就承载了当时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使命，从而科学成为封建二字的对立面，进而所有试图打破资源屏蔽的尝试都与科学二字联系在一起。科学是什么?简单的说在波普尔的体系下就是可证伪的学术体系，之所以把证伪作为科学的决定标准，是因为所有封建思想的建立基础都是神学的不可证伪性。而一旦开启证伪的逻辑，就相当于打破了神学一统的绝对观念。我们知道，神学最大的矛盾就在于其体系的自完备或自封闭性。因为他们的体系是自封闭的，所以外人无从下手，譬如神学家说天堂在月亮的背面，那么在无法登月的时代，这个说法就是绝对的真理，哪怕最后我们可以登月，神学家只要说他们所谓的月亮还在人类可观察的范围之外，那么那些笃信真神理念的个体就会把这种信念坚持下去，而建立在这种神学观念下的封建宗法制度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科学给了一个大家触摸神圣领域的机会，把人和神拉到同一个起跑线上，这样公平的结果就是建立在伪科学观念下的封建迷信思想被一一攻克，而伴随神学观念的攻克，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观念就伴随着科学观念的推广被建立起来了。
所以，有人说科学是神圣的，是因为市场关系的神圣。这句话没错，因为现代市场观念的建立正是基于科学神圣性的基础，而科学的神圣性则建立在一种我们可触碰，可证伪的世俗逻辑基础上。
二、科学证明的社会价值
所以我们知道，科学的价值在于帮助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如果没有科学的思辨，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启蒙运动，就没有现代哲学的理性思辨，就没有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建立，从而我们就不会享用WTO规则下的一切便利。没有科学，我们还在神学家杜撰的领域中战战兢兢的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无法放开自己的手脚，当科学把神学的殿堂攻破，最直接的价值就是人类敢于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要知道，科学的价值不在于他的绝对真理，也不在于他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念，更不在于他帮我们更好的观察这个世界。科学的价值在于它其实是一把钥匙，一把通往人类未知世界的很好的钥匙。但是光有这种钥匙还是不够的，因为人们对于自己的认识还很肤浅，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用哈耶克的话说，就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当人类误以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社会历史的真谛时，往往会把更好的社会发展路径掩盖其后。
历史上的亚里士多德体系就是第一个值得被推翻的信念体系，这种体系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想象力基础上，我们不能说亚里士多德是不科学的，因为他的很多观念都留给后世可以证伪的出口，比如我们熟悉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故事，但是光有这种出口并不能保证这种体系的绝对真理性，反过来说光有绝对真理也不能证明一种神学观念的绝对权威。比如托马斯·阿奎那就把自己的神学观念与自己最喜欢的物理学家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这样结合托勒密体系的笨拙证明，整个基督教文明实际上建立在一种岌岌可危的物理观念之上。我现在忽然问一个问题，如果当年托马斯·阿奎那认识爱因斯坦，并且把相对论作为基督教最神圣的教义，这样在未来世界基督教是不是可以显现出其神圣不可侵犯性呢?一个科学家显然会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爱因斯坦，其证明的都只是物理学问题，物理学问题与神学之间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亚里士多德之后是牛顿。我不谈经典物理学的创始人在微积分理论演进中的倒车作用，只谈物理学家们对于物理思辨的一种极度自负。牛顿认为当万有引力指明一种物理世界发展的权威路径后，物理学家就掌握了上帝呼吸的脉络，从而人类甚至可以跳出上帝的掌控。我们当然知道后来的爱因斯坦和普朗克都分别用自己的方法打破了这个屏蔽。事实上，在物理学领域堪称绝对真理的发现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出现，爱因斯坦之后有海森堡，海森堡之后有杨振宁，杨振宁之后有霍金，霍金之后有超弦理论，而超弦之后依然有未尽的事实等待我们发现，测不准原理现在几乎成为一种家喻户晓的社会学观念，强调价值的绝对权威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不靠谱的。那么这个不靠谱的学术观念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我们知道科学的意义在于打破，打破封建宗法制度下的资源分配格局。关键问题是打破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其实这种现象很简单，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在社会上的存在做一个打算。用一个时髦的说法就是我们的社会从原先的孤立的线性系统进入了一个复杂的人人有作用的非线性逻辑体系。只要其中一个人说不，我们都要围绕着他说不，而这个变化在之前的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
比方说，某个地方一天中所有路口一路红灯，只为了一辆载有窒息儿童的出租车顺利抵达医院。这是信息时代的便利：交通台为了这个孩子沟通了市交通指挥中心，而交通指挥中心则同时调动全市数十个交通路口的信号灯，此间被激活的电子眼数以仟计，而为了一个孩子的生命而服务的好市民的名单无以计数。
你认为上面的事情科学么?答案是不科学，但是人性。科学的办法有，但是紧张的时间谁想得到，但是一个呼声，一个交通台让大家都听得到的呼声，就唤起了整个城市的精神，这是什么，有人说这是科学?傻瓜才会把这个叫科学，这个叫人性。
那么你们说不科学就好了?偶尔不科学一次还可以，大家一贯不科学，那么每天要被浪费的资源有多少，其实这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问题。每个人生命中都有那么一两分钟，科学的利用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用来做一些不科学的事情，其实也是无伤大雅的，这就是人性，人性不一定科学，但是一个承载了科学的社会完全不排斥人性的存在。换而言之，连人性都不要了，我们要科学还有意义么?如果一个科学连人性都要否定，那么科学还能成为反封建的尖兵么?如果让科学和人性对立起来，是科学的悲哀还是人性的可鄙?
三、反封建道路任重道远
辛亥革命胜利了，中国还有阿Q。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中国还有刘青山张子善。“改革开放胜利了”，中国又出现了仇富与炫富，出现了干爹和校长……，中国人似乎从来都不缺社会发展中的对立面，即使社会再发展，对立和统一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发展永远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路径中展开，没有社会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人相信中庸，相信辩证，相信思辨哲学，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种变的思维就是易，易就是改变，没有任何事物是绝对的，除了改变本身，而这种改变决定一切的思维方式就是中国理学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的根基所在。
所以，在我们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经一直影响我们社会生活发展的那些矛盾，有的被错误的定性为阶级，有的被定性为宗法，还有的被定性为国人的道德缺失。我觉得这些问题概括的都只具备一个时代的特点，他们不能代替全部的社会发展路径，不能代替我们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认知。
然而，封建宗法制度下的资源锁闭，以及建立在神学逻辑之下的君权神授已经一去不复返。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了，比袁世凯失败的更惨的还有辫帅张勋，更多的例子在中国数不胜数。所以民心所向一定是科学的，是开放的，是包容的，是整合了全部社会资源的社会化的大趋势，这种社会化的大趋势就是科学这种证明的全部意义所在。所以，科学并不反对垄断，垄断中也有资源集中，也有社会主义，也有资源的最优化配置，那些建立在旧经济思想下的卑鄙猥琐的市场化设想想要借科学的外衣借尸还魂的企图总归会失败的。
我们的社会离社会化最科学的发展愿景还很远，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迷失，都会带来资源配置方式和价值方向的迷乱，都会导致整个社会发展道路的崎岖和反复。因此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社会，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社会发展前景才是真正重要的，也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克服的不仅仅有封建社会的封建所有制结构，那种君权神授时代的认知早已为我们所有人所理解，并被我们所唾弃。袁世凯失败了，张勋也失败了，一贯道更失败的一塌糊涂，但是那些我们发展路径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发展图景，那些曾经合理但在现在已经不再科学，不再适宜社会发展路径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才是今天我们社会应该着力证伪的。
所以，我们在反封建的道路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这其中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集中我们的思想和精神，发现真正不合理的社会发展路径，发现那些批着科学外衣的，早已不适合社会发展道路的发展路线，发现那些表面科学实则对我们社会有害的思想理路。
那么我们怎么能发现这种批着科学外衣的灰太狼呢?其实，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要证明的两件事情就是：
第一、中国的东方思维包括易学思维很好，他们符合科学观念，中庸的观念不但不违背科学，反而是科学最好的，最符合康德的自由意志的载体。
第二、东方人的理学，是包含伦理学观念的辩证唯物历史观，是符合最正统科学观念的思维方式。这里就有对中医和易学思想的一些学术思辨。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谈，我只在这里证明一个问题，方舟子先生在科学证伪道路上走得已经太远，已经不再符合中国的中庸式的审美标准。正如康德先生的论证，那些不美的极致，是不科学的，至少是不符合现代意义的科学标准的。
四、不是科学的科学证明
在这里我只谈几个简单的事实，对于这些事实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只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认知视角有所不同。我谈的恰是建立在康德审美逻辑基础上的一种符合真美逻辑的科学观念。而那些在我们社会不具美感的科学论证，也许就不再是我们所需要的科学论证。尽管我们承认他使用了一些科学的方法。
(一)唐骏事件的真实反思
唐骏事件的反思是我们社会的一面镜子。方舟子先生对于唐骏事件的切入点颇值得商榷，在方先生看来，所谓科学就是一种真理，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正确的。譬如唐骏如果在学历上造假，就会连带着否定其社会价值，进而形成对于学术反腐的一种有力支撑。事实是否真的如方先生所言呢。
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来反思唐骏的造假问题。如果一个不具备某种学历资质，但是却具有真才实学的人，通过个人打拼成为众人心目中公认的社会精英，你觉得这个事件背后所影射的意义何在?最近一年时间，诸如读书无用说，大学上了我，高考副本等消极说法甚嚣尘上，这种说法的背后是中国教育的人力资源本质被恶意透支的后果。当社会公众失去了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社会发展路径预期后，教育投资的神圣性就成为一种封建思想，而绑定在这种封建思想背后的资源配置就需要一种宣泄渠道。这显然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
唐骏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社会典型。我们发现，唐骏本身的社会工作能力获得了微软和盛大等国内外知名公司的认可，这种认可是很多科班出身的学生所不具备的。而另一方面，可怕的是唐骏的这种个人能力并非源自传统的东方式教育结果，从而通过唐骏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全新的关于社会科学的认知结果，那就是学完全可以是另一种不同的形态，我们需要对于整个社会的认知结构产生一种反思和怀疑。
所以，方舟子先生的问题提得很好，可惜的是他对问题的分析却强加了主观性在里面。如果方先生能够虚怀若谷的从主客观角度全面分析唐骏事件，那么他不难发现唐骏作假背后的社会价值，这个价值就是那些非学术精英出身的人才，也就是纯粹的草根人才的学养同样值得我们尊敬。
如果方舟子先生一再把这种主体性模糊的概念用一种刻意的方式加以批驳，并认定这就是学历造假矛盾，那么很遗憾的说一声，方先生您应该警醒了。
(二)韩寒事件的科学价值
韩寒问题可以说是唐骏问题的一个翻版，又或者可以视为唐骏问题的加强版。
方舟子先生对于韩寒问题的切入视角并不一定符合科学归纳法的基本原则。从科学角度来看，韩寒是否作弊，或者在某个时点作弊，或者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作弊，但是只有一两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这个问题与韩寒的实际工作能力没有丝毫的关联之处。
方先生所要证明的无非是韩寒不具备写出一种美丽文字的文采，这是他要讨论韩寒作弊问题的关键之处。但是方先生似乎忘记了，韩寒代表的也是和唐骏一样的寒门学子跳过读书唯一路径之后的能力至上路径。在这种路径上，方先生要证明的问题恐怕不是韩寒的学术能力，而是工作能力与学术绩效的因果关系。换言之，方先生实际上正在把中国的教育制度放在火炉上烧烤而不自知。
中国学生中诚如北大清华毕业生，有多少最终走上了文字工作的道路。而在文字工作的路径上，又有多少比韩寒现在的成绩更好?如果没有，那么有一个漫画，画的是一对父母，把上百万的钞票摆在自己成年的孩子面前，告诉孩子，这就是他从来没上过学积攒下来的价值百万的学费。你们觉得这个漫画讽刺的是什么?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呀。
(三)明星广告背后的真伪逻辑
关于林志颖逆生长胶原蛋白广告的问题，与前面两个都有不同，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同情方老师的。因为凡是摸过化学试剂的人，每个月换下的白服都是千疮百孔，所以从一个实验员的角度林志颖先生的形象显然托大了。这种形象摆弄化学试剂当然不科学，不安全，但是你却不能由此否定他的专业性。譬如胶原蛋白的试剂成分被证明是无毒副作用的，那么他完全可以在实验的时候玩票。别忘了林先生的职业是演员，做实验充其量就是一个show，而花花绿绿的试剂也是为了视觉效果，你在实验室难道没有童心未泯的时候么?说真话，谁没做过铝热爆破实验，哪个男生没烧炸过一两个坩埚，谁在化学实验的时候是绝对安全的?科学研究从来都是高风险职业。
所以，在化妆品问题上，方先生的论证是对的，但切入点依然是错的。科学论证不同于人身攻击，似乎早些年和司马南先生的合作让方舟子以为自己的对手都是江湖上二三流的骗子，因此只要拆穿一两个拙劣的演技就可以把他们从神圣的舞台上扯下来，不幸的是我要告诉你，你现在的对手不是林志颖。林志颖即使从来没做过化学实验，但是这与他自己论证的问题一点都不相悖，他只要有一张逆生长的脸就足够了。说他做化学实验，只是证明他的结果与这个过程密切相关，充其量就是公关部的切入点选错，没想到这个切入点撞到反伪科学大军的触角。但是林志颖退一步你却无法进一步，因为如果你不能从源头上证伪胶原蛋白，就面临着诽谤的威胁。
证明一种药品的有效性实验，动辄需要五到十年周期，你跟他们斗五年，结果还是五五开。在最后时刻，药监总局的一纸文书就会断送了你的科学证伪过程。从另一个角度，你的失败也是中国反伪科学实验的重大挫折，与其在五五开的问题上纠结，反倒不如抓一抓那些真正有意义的具有重大社会历史价值的问题展开。
五、怀念司马南老师
1988年5月，支持与反对张宝胜的两派权威人士观看了张的不开瓶盖取药的气功表演，于光远与何祚庥是反方的两个特约嘉宾。张宝胜表演失败。但事过7年，即在1995年，此事才以《张宝胜败走麦城记》为题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登了出来。
1992年，一个叫王洪成的骗子，公开表演一个把戏：用90%的自来水加10%的汽油，加入几滴“膨化剂”，使“水变油”，再燃烧。事实上加入的“膨化剂”不过是些黑肥皂和高锰酸钾。媒体吹嘘说这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十几年中吸引了全国十几个省市300多个单位和企业向王投入巨额投资。王洪成最终因经济诈骗和政治讹诈被判了10年徒刑。郭正谊说，十几年打赢一场战役，代价太大了。
1998年打伪的漂亮战役是对付胡万林的那一仗。1998年初“恶人们”看了柯云路“大师”的《发现黄帝内经》，感到有必要向神医胡万林宣战，于是派了“少侠”司马出马。司马把胡的终南山老巢搅得不亦乐乎，胡神医被迫东躲西藏。此后司马与胡、柯等人在各种场合互相叫骂，不断开火。小司马南勇气可嘉，只用了1年的时间就把胡神医送进了看守所。胡的案子判决在即，他的“非法行医罪”是逃不掉了。
——以上是中国反伪科学志士冒着生命危险，全力证伪伪科学的光辉见证，我们在这里对于反伪科学事业的大师们表示致敬，同时对于在反封建事业上为新中国科学秩序建立的权威大师们的丰功伟绩表示自己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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