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观察中国，不要只盯着那几个发达国家，还要了解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逻辑。要知道，世界上有70%的人口生活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之中，过得好的不过就是30来个国家/地区，人口占比不到10%。因此，“回到中国”的社会科学，不但要通过理论“重述”来重新理解和建构既有的社会科学命题，更要通过比较政治研究、尤其是可比较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切实更新我们指向未来的知识系统建构。
在中国思想界，已经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共识：中国需要由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成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不意味要与既有的话语体系彻底决裂和割舍，事实上没有必要也做不到，而是要在对话基础上兼容并蓄，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社会科学最古老也是最基础的学科，政治学有着不容推脱的责任，为重述、有效建构中国的社会科学作出应有的学科性贡献。
社会科学的性质与中国经验的挑战
由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组成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先贤们对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观念化建构。冷战时期的国际社会科学更是直白的意识形态学，东西方莫不如此。这样，问题来了：如何解释今天的中国?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如何判断中国的发展成就，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方认为中国错了，原因是不符合自己所熟悉的一套既有观念;一方认为中国是对的，但理论上又无力解释。两者都反映出我们在观念和话语上的欠缺，社会科学范式的重建势在必行。
流行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中心主义;一类是以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中心主义。在两类话语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基本上是英、美两国经验的产物，其中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核心是商业集团。英国建国当中有两个因素：战争和贸易，其中海外贸易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从最早的十三州到西进运动，都离不开实业家集团的力量。美国是先建立医院、学校、教会，最后才建立政府的。因此，英美的经验突出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至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则主要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等人以德国经验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法国、德国和日本是一套组织体系，这些国家官僚制非常发达。
应该说，这两类话语体系对应了第一波和第二波的现代化经验。第一波现代化是英国和美国，靠商业集团来推动;第二波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日本、俄国等，靠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来主导。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起点都有标志性事件，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废除农奴制改革、德国的统一战争等。问题在于，在整个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当中，只有第一波和第二波现代化的经验，没有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话语经验。比如，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国家组织已经瘫痪，是政党——布尔什维克成为国家的组织者。同样，现代中国既不是靠商业集团，也不是靠官僚制，而是依靠政党组织起来的。可以说，政党组织国家是第三波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基本路径。如果基于第一波、第二波现代化国家的话语和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那肯定是错的。
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特别重视政党研究。对此，我曾提出过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政党中心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和客观存在，其内核、逻辑都不是简单提出问题就算完成任务了，都需要建构。很多西方概念的流行并不是因为它们有多好，而是因为国家强大，观念是物质实力的副产品。然而，学者中存在很多“观念战士”，他们习惯于用来自西方经验的书本知识比照现实中的所谓对与错，而对与中国更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了解。
中国社会科学应“回到中国”
张灏先生把1895—1925年间称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转型时代”，即西方的各种思想、概念开始抢滩中国思想市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式微。从张灏先生划分的“转型时代”算起，中国开始引进、发展社会科学就是一百年的事。这一百年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30年：西学1.0版，即从晚清到民国时期。这个时期除了个别概念，比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基本上都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初步学习者。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教授与其说是学问家，不如说是政治活动家，关注的多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因此，西学中的各种思想在中国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有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英国式的多元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西学”中包含着彼此冲突的思想和学说。
第二个30年：照搬苏联模式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主要的社会科学工多是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研究领域也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学说，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这一时期的理论工而言，诠释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是其主要工作，以意识形态语言来做社会科学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第三个30年：西学2.0版，即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大多是“留学生”，要么在西方读学位、进修，至少读的基本上是西方社会科学和政治思想的书，西方几乎所有代表性名著都翻译到了中国。如果说第一时期的“西学”尚是一个多元的矛盾概念，这一时期的“西学”则主要是自由主义的一家之言。
可以说，没有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所构成的“话语权”，构成了百年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特征。这也意味着思想的贫困，进而危及国家安全。在他国化百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应该到来了，“游离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回到中国”了!这也是我期许的中国社会科学下一个30年即第四个30年的基本方向和定位!
相对于张灏先生所说的“转型时代”，中国思想的“新转型时代”即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已经开启。自主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无疑是沟口雄三所说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即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的世界”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国”。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就提出：“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的理论自信，来自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建设实践的伟大成就，理应赋予我们新的发展时代的理论自信。
比较政治研究：社会科学的增长点
提出问题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解决问题是一项世代工程，个体化的学术研究工作都是这个“新转型时代”的一个分母。政治学应该成为一个大写的分母。
社会科学由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三大基础学科构成。这三大学科中，政治学产生于古典时期，经济学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社会学则为了应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晚到的经济学已经形成“帝国主义”架势，其对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无处不在。但是，那种以个体权利为本位的经济学，毕竟不能回答人类的整体性利益和整体性难题，而政治学的天职则是回答和解决“共同体之善业”。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学还停留在古典时期，而应当是吸纳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大政治学科。
在政治学科中，对发展社会科学最有价值、但在中国发展得最不好的，则是比较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学理论、本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关系不待多言，很容易理解。为国内学术界所忽视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乃至政治哲学到底是怎么来的?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从马基雅维利到孟德斯鸠，从托克维尔到马克思，以及近代的白芝浩与威尔逊，这些“政治思想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向来都是比较政治学者”，都是针对他们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的。因此，我们切不可把这些人的思想视为哲学中的“先验”，而是历史语境中的“先验”，即奥克肖特所说的“先前经验的理论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先前经验”(相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当下经验)进行系统的理解与研究，从而才有能力做到甄别、放弃与吸纳，否则我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乃至政治哲学研究就永远停留在翻译、引介和诠释的初级水平。
社会科学至少是二维的，即理论与现实或者理论与历史。这里的现实或历史就是比较政治的经验研究。研究者如果熟悉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就可以看到，很多古典思想需要得到反思甚至重构。这是因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结构，既完全不同于政治化的古典城邦，也不同于近代洛克笔下的二元化结构即政治—社会，今天是政治—经济—社会的三元化结构。这就是说，“利维坦”不但是政治的国家，还有资本权力这个“利维坦”。考虑到这样的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无论是古典思想本身，还是基于文本解读而发展出来的新古典思想(如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新共和主义)，都需要加以谨慎对待，因为很多关于政治、国家、人性的古典命题，都没有考虑到资本权力这个“利维坦”或波兰尼所说的“市场化社会”这些重要论域。因此，要真正复兴国内的政治学理论，需要寻求研究方法上的“新路径”。而回到源头，即比较政治研究与政治哲学不分家的传统，或许是一个好的选择。
比较政治研究的发现，对既有的社会科学命题很有冲击力。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历史终结”了，即自由民主已经彻底胜利了。但现实如何呢?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有12个，其中3个是早工业化国家——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它们靠掠夺和战争才得以发展，比如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灭绝式掠夺，日本和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其他9个则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墨西哥、巴西和尼日利亚，其中除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之外，其他8个国家都是代议制民主即自由民主。这9个国家有相同之处，都曾是西方国家“分而治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力量较弱，实行代议制民主则造成更加地去国家化。应该说，所有的后发国家是需要组织化的，但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政体能把整个国家有效地组织和统一起来。因此，代议制民主政体和民主集中制政体都需要在比较视野中加以深入研究。
放眼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看到，很多国家有了经过党争民主而获得的授权，即所谓合法性，但是国家治理如何?有的甚至因选举而使国家和社会分裂。很多国家也有了宪法法院，但是非但不能维护民主，反而成为动乱之源。与合法性理论密切相关的是，流行的西方治理理论给出的“善治”标准就是社会参与、公开透明、责任和合法性。这个药方具有道德上的优势，谁能否定公共参与和公开透明以及由此而达成的合法性的价值呢?但是，价值之善就一定是实践之福吗?世界上很多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确实按照世行的标准去治理了，公民社会活跃起来且无比发达了，结果如何呢?地方自治需要负责任的公民社会，更需要强大而有责任的政府去协调公民组织。美国人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一旦超出县域范围，自治的乡绅们便不再合作。而在印度，恰恰是民主社会最发达的二十几年来，其治理变得更差，出现了奇怪的“托克维尔悖论”：“1947年的最初几年里，民主政府运转顺畅，恰恰因为它不是发生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随着民主社会的慢慢出现，加上真正的政治平等意识的传播，它已经使民主政府的运转更加困难”。这实在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论，却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当一个群体最终安定下来并决定按规则行事时，其他新兴的鲁莽群体则以平等的名义公然违抗规则。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非守法性”文化，即使在已经发生民主转型并得以巩固的拉丁美洲国家，行政权远远大于议会的权力，通常是以行政法令绕开宪法。更严重的是，民主化之后的巴西、墨西哥，依然有高达75%的百姓相信警察是为有钱人服务的，随时可能对百姓滥用暴力。
其实，虽然同样叫公民社会，但是具有多样性，有好的公民社会，还有意大利南部的坏公民社会，而在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印度式碎片化公民社会、菲律宾式封建制公民社会、尼日利亚的部族式公民社会，结果导致“无效的民主”。鉴于此，曾经放言“历史的终结”的福山，最近在著名的《民主杂志》上发表《为何民主表现得如此差劲》，反思治理理论中的社会参与—公开透明的无效性问题，而绩效上的无效性必然伤害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在我看来，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不但重要而且必须，但地方政治公共性之和并不等于全国政治的公共性，而将地方自治协调起来进而变为行动能力的，非要强大而有责任的政府不可。这就是比较政治研究要告诉我们的基本结论。
观察中国，不要只盯着那几个发达国家，还要了解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逻辑。要知道，世界上有70%的人口生活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之中，过得好的不过就是30来个国家/地区，人口占比不到10%。因此，“回到中国”的社会科学，不但要通过理论“重述”来重新理解和建构既有的社会科学命题，更要通过比较政治研究、尤其是可比较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切实更新我们指向未来的知识系统建构。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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