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明进程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冲突还是调和？共生还是取代？一个简单的判断远不能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期“学海观潮”邀请习五一、蔡仲、安维复、刘孝廷四位学者从历史发生学、认识论等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学理分析。
对话人
习五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蔡 仲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安维复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刘孝廷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教授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亵渎神灵和腐化青年等罪名，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数千年来，在西方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争论从未停止。近些年，诸如“宗教是科学之母”、“基督教一神观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思想基础”等论断开始兴起，与进化论针锋相对的“智能设计论”更是再掀风波。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关注和思考西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意义就更加重大。
科学与宗教有一个分化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科学与宗教都扮演过重要角色，应该如何认识两者的特点和本质差异？
习五一：我们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首先有必要对二者的概念与本质分别作出界定。什么是科学？科学学的创始人、英国学者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说：“科学可作为（1）一种建制；（2）一种方法；（3）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4）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5）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什么是宗教？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学者吕大吉在《宗教学纲要》一书中提出，宗教是由宗教的观念、宗教的体验、宗教的行为和宗教的体制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社会文化体系。
蔡仲：在西方基督教文化语境下，科学与基督教的本质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科学力图通过实验去解释客观的、公共的、可重复的自然现象；基督教则运用圣经去解释世界中的秩序和美，以及我们内心生活的经验。第二，科学问客观的、“怎么样”的问题；基督教问有关意义和目的、“为什么”的问题。第三，科学的权威源自理论在逻辑上自洽和实验证据的充分性；基督教的最终权威在于圣经。第四，科学的数学语言功能主要在于预测和控制自然，理论是一件有用的工具，其用途在于总结数据，把可观察现象中的规则性联系起来，产生技术方面的应用；基督教使用激情、有效原因、目的和自然位置这类含糊不清的、象征性的、类比的语言表述自然，其独特功能在于规定一种生活方式，引出一种生活态度，鼓励对特定道德准则的忠诚，基督教语言产生于崇拜团体的礼仪和实践，表达并促成个人的宗教体验。
刘孝廷：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论述，科学、宗教、艺术、哲学等，都是人类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它们构成人类的一个完整的文明系统。既是方式，就意味着各有其存在的根基。
习五一：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宗教产生在前，科学产生在后。因为如此他们就可以说，科学是在宗教的基础上发生的，科学离不开宗教，甚至“宗教是科学之母”。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两者属于不同的领域。它们共同包容在人类最初的思维活动中，相互交织在一起。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开始出现文化形式的分化，呈现分离的运动趋势，这是文化进步的表现。但在原始社会结束之前，这种分化还处于雏形阶段，科学与宗教因素相互并存，内容彼此渗透。在原始科学中不难找到人类虚幻认识的神秘成分；在原始宗教中也不难发现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所积累的某些合理的经验知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科学与宗教意识萌芽是如何产生的呢？原始人的生存实践和生产活动才是科学（世俗领域）与宗教（神圣领域）意识萌芽的源头。马克思说得好，“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
西方早期科学在基督教笼罩下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科学与宗教属于人类思维方式的不同领域，但在西方文明史上，科学从产生到发展，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应如何看待这种影响？
刘孝廷：严格说来，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主要是个西方问题，因为现代科学产生于西方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之下，在历史上，科学与宗教（基督教）的关系非常复杂。正如怀特海所说，“用纯粹的消极或积极作用来分析科学与宗教的历史关系，这是不可接受的非此即彼。”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历史上科学与宗教彼此纠缠的历史，对于我们认清二者的关系将有所启发。纵观整个欧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与自然研究的关系，这中间近代科学以自然神学的方式开辟道路。第二阶段为英国的清教与科学的关系，大批清教科学家主要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导，形成了近代科学的第一个体系，德法的科学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影响的延伸。第三阶段是大批清教徒移民北美以后，从19世纪末叶以来所开辟的新的科学研究和运作模式。
蔡仲：西方科学家生长、受教育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基督教文化的世界，宗教思想深深植入到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之中。基督教有自己的一套自然哲学，这种哲学宣称，整个宇宙是由上帝创造的，世界的基本原理对于人来说，也是能够理解的。天主教强调自然界的合乎理性的原则以及上帝的存在，这给15、16世纪的西方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科学家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调合与融会天主教教义与希腊人的数学自然观。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宇宙是被设计而成的；它是合乎理性的；它能为人们所理解。这些是两种哲学中共同的内容。再需加上的就是，上帝按照和谐的数学定律设计、创造了整个世界。换言之，把上帝推崇成一个至高无上的数学家，这就使寻求大自然的数学规律变成一种合法的宗教信仰活动。这种信仰对于鼓舞近代科学奠基者们的“科学忠诚”是必要的。因此，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莱布尼茨和牛顿反复谈到上帝通过他的数学方案给予宇宙以和谐。
安维复：关于科学与宗教在认识与改造世界过程中扮演角色的变迁及其规律，有些学者往往将中世纪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后者对前者的压抑。从学理上看，基督教源自古希腊哲学传统，如强调数学的柏拉图主义和强调物理学、生物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这就酿成了基督教强调理性论证、认同两种真理、支持不悖于圣经教义的科学研究等特质。据目前我掌握的文献，西方科学注重数学表达、观念推演与实证分析的双重标准、无限性与有限性的关联蕴含在基督教思想史中。通过初步解读这些文献，我们发现，在西方文化的思想进程中，至少从古希腊中后期至19世纪的约两千年间，西方的科学及其哲学并不是传统定论中所说的“神学婢女”，而是基督教体系中的基本建制。早在8—9世纪创办的大学，按照“七艺”（数学四门及修辞学三门）的综合素养来培养神职人员。在基督教的观念形式下形成的西方世界观和方法论，包容了科学（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和哲学（以神学论证的形式）的探索方式。
近代西方科学逐渐摆脱神学的束缚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方面，西方基督教对科学产生过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抑制过科学的进步。科学是如何在这样一种宗教文化背景下形成独立的发展的？
刘孝廷：是的，宗教与科学的互动主要表现为欧洲文化的自我分娩或挣脱过程。经过中世纪一千多年，宗教已经成为欧洲的文化传统，但科学是具有扩张性的内生事物，二者之间的协调需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蔡仲：在方法论层面上，中世纪之后科学开始与基督教神学分道扬镳。为了避免同经院哲学的冲突，伽利略首先对“自然的数学”的本性作了一种自己的宗教解释：上帝把严格的数学必然性注入自然后，就通过自然，创造出人类的理解力，随后退出自然的舞台，让人类的理解力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后，可以探寻出一点自然的秘密。伽利略大胆地宣称，应按照科学的方法，而不是按照神学的方法去解释自然。用默顿的话来说，这就是科学家的天职。为此，伽利略把科学研究限制在描述事物是“怎么样”运动的数学关系上，至于这一数学关系后面的“为什么”的神秘原因，却交给神学用圣经去解释。这是从自然主义的方法论角度实现了科学与神学最初的分界。上帝被请到自然科学的后台。这是近代自然科学迈出的关键的、最困难的一步，从此，科学脱离神学的束缚，这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
习五一：中世纪科学与宗教相容情况下的科学领域，常常是局限于对一些具体的、局部的问题进行研究，而不涉及自然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等基本前沿问题或终极探索等。当用宗教理念无法解释新的科学发现时，科学家就会被视为异端或无神论者遭到迫害。贝伦布卢姆一言以蔽之：“信仰是宗教的基础，理性是科学的根本原理。当信仰受到错误推理的人为支撑时，或当理性受到信仰不合理的约束时，混沌和混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宗教方面对科学领域的干涉、教会反对伽利略和达尔文的斗争就是如此。伽利略的研究成果使哥白尼的“日心说”得到证明。他热情传播新天文学的思想，把“日心说”从大学扩展到公共场所，因而招来了敌意和猜忌。1616年，他受到罗马教皇和红衣主教宗教法庭审判官的斥责，被警告不要侵犯神圣的领域，天体的运行在圣经中有所涉及，这些应当留给基督教的权贵们去处理。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宗教领域同科学领域之间冲突的主要来源在于人格化了的上帝这个概念。这种象征性的内容，可能会同科学发生冲突。只要宗教的这套观念包含着它对那些原来属于科学领域的论题所作的一成不变的教条式陈述，这种冲突就一定会发生。由此可见，伽利略科学成就的取得得益于自己深厚的科学素养，敢于尊重科学事实，在科学研究中坚定地摒弃宗教信条，因此才能在科学上取得突破和进展。从这一点上来说，伽利略确实是一个“叛教者”。
“创世科学”是不科学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事实上，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对西方有神论的宗教文化造成很大冲击。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科学与宗教时常有类似冲突发生。
习五一：近代自然科学在各个领域——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其他科学理论所引发的科学革命不同，其影响超出了自然科学领域，引发了一场思想革命。达尔文的理论主要体现在《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871）两部著作中。其核心思想是：所有的物种，包括人类，都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生物进化过程。达尔文的理论——自然选择导致进化的原理和人类的起源，成为现代科学的重要支柱之一。进化论否定了人和生物是上帝创造的。基督教的神创论遭遇达尔文进化论的严峻挑战。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当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持续地向宗教神学发起挑战，引起文化思想界的巨大波澜。达尔文的进化论至今仍是宗教保守势力攻击的主要目标。历史进程和现实情况都表明，宗教是不会放弃对击中其要害的科学理论发难的。如今，甚嚣尘上的“智能设计论”正是“上帝创世说”的现代翻版。1987年以来，美国发现研究所提出“智能设计论”，向生物进化论发起挑战。他们认为，世间各种生物构造如此奇妙，必然是在超级智能设计下产生的，而并非经过自然选择的进化产物。1991年，菲利普·约翰逊的《审判达尔文》一书出版，标志着“智能设计论”正式向进化论发起挑战。
刘孝廷：在当代，科学与宗教的严肃的学理争论主要体现在智能设计论或创造论与进化论之间，可看作是科学与宗教争论的新形态。智能设计论的前身就是中世纪以来的自然神学，但当科学兴盛以后，智能设计论由于其自身的宗教性而愈益显得与科学不适应而捉襟见肘、应付不暇。比较典型的是号称“世纪审判”的1982年美国“创世科学”案。当时，联邦法官奥佛斯通主要依赖于原告方生物学学者鲁斯的证词，宣判了1981年3月阿肯色州参众两院通过的“平衡对待创世科学与进化科学”议案（也称“590法案”）中的“创世科学”不是科学。这场判决通过媒体传播，影响巨大。于是，1983年前后围绕这一案件在科学哲学家中也引发了一场有关法官奥佛斯通判决的证据合法性的问题之争。一般说来，科学哲学家们都认为创世论不是科学，但却各有不同的理由。其中，拉里·劳丹的观点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他认为由法官奥佛斯通推翻的“平等对待”法案，其判决基本是正确的。
蔡仲：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创世科学”或“智能设计论”本质上反映出宗教在当下社会中的一种困境。表面上来看，它披上了科学的外衣，目的是为了清除创世论进入公立中学的法律障碍。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是为了使其在科学化的理性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如何进入科学的话语，这一直是宗教感到棘手的主要问题，因为主流的科学哲学已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线——意义的实证原则。随着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出现，特别是随后出现的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一些人把目光转向社会语境，转向科学共同体中的政治本性与文化传统，把科学视为对范式的权力，而不是对自然的反映。“创世科学”正是利用这种后现代资源对科学进行解构，把科学视为对圣经或相关宗教团体的宗教信念的直接反映。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菲利普·约翰逊在《审判达尔文》一书中，声称库恩的范式理论为其“审判达尔文”提供了哲学的辩护工具，因为库恩之后的科学哲学已经切断了这种科学与自然之间的真理关联。从结果上来看，这种解构无疑是相当有害的，它使科学与宗教可能处于长期的无休止的冲突之中，不仅会危害到科学事业的发展，还会危及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因此激起众多科学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宗教学家，甚至神学家与神职人员（当然出于不同的目的）的强烈抨击。事实上，当把科学附属于范式、附属于宗教传统时，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界线就会完全消失，结果是科学也就不会成为科学。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的“创世科学”，因为，在当下社会，正是在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与现代性的诋毁中，伴随着对“地方性知识”的毫无批判性的鼓吹，为非理性与反科学思潮的泛滥提供了温床。否认宗教与科学、意识形态与知识的界线，必然会导致宗教甚至迷信与神话披上科学的外衣，从而打开反科学和伪科学的大门。
全面系统考察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考察西方历史上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以及相关研究，给我们处理当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带来怎样的启示？
习五一：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众说纷纭，可以概括为四种观点：其一，二者是协调一致的、和谐的；其二，二者是矛盾对立的、相互冲突的；其三，二者是毫不相干的、非冲突的；其四，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应从现实社会关系中寻找原因。事实是，它们在历史上有过相安无事的时期，也存在过势不两立的斗争。两者涉及领域有差异，关系十分复杂，有时可以相安无事，然而在认识论与世界观上，两者有本质的差异，又难免会发生冲突。当科学与宗教没有明显冲突时，信仰宗教的科学家在科学方面能取得成就，是因为宗教教条对科学活动没有多大影响，科学家在自身实践中，坚持着科学精神并运用科学方法，因此才得以成功。总而言之，科学家在科研活动中受宗教教条影响越少，他们能取得的科研成果就越多。西方中世纪宗教对世俗权力的控制，使得科学不得不依附于宗教取得自己的发展，但实际上科学有自身独立的发展规律。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导致在世界观、知识论方面迥异于宗教思维方式的科学受到宗教的打压。马克思从批判宗教走向批判社会，提出“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在近现代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的推动下，欧洲实现政教分离，确立现代国家制度，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宽松自由的环境。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国家对人民“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同时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里既包括信教自由，也包括不信教的自由。我们仍然应该倡导理性的科学，免于受宗教的干涉，并继续为人文科学的发展提供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推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宗教现象。
安维复：在20世纪出现了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问题的冲突或讨论，从相关文献看，20世纪学界对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有“冲突论”、“相关说”和“历史观点”等。这种争论的实质主要源自方法论的不同进路。一般而论，持逻辑经验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立场的学者往往持有冲突论的观点，而持有相对主义立场的学者更看重在特定文化背景中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相容关系，其他立场往往介于二者之间。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也好，和谐也好，都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逻辑经验主义夸大二者的对立是对思想史的无视，而相对主义往往拘泥于历史的某一片段也不可取。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从中世纪走到现代，基本上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于人类个体及其整个社会或民族而言，科学技术具有“生产力功能”以及“人类解放的力量”，但是我们必须提防缺失精神生活的“单面思维”、“单面人格”和“单面社会”，任何有利于维系并积极营造发自内心的和谐以及马克思、帕森斯等所说的“健全的社会结构”或“和谐社会”的社会存在都有其历史合理性。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处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应尊重事物发展规律。在当前历史阶段，科学并不能直接消除宗教，宗教消亡是一个历史过程。那种想急功近利地废除宗教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刘孝廷：人类已经走过了宗教时代，也就是宗教引领的时代，而进入科学引领的时代。这种判断整体上是正确的，指出社会发展主导要素变了。但由此也应看到，科学与宗教如同人类文化中的其他任何因素一样，并不只是一种时间上的替代关系，也有空间上的并存关系。关于科学与宗教的问题尽可以在思维方式和体验认知等层面上展开讨论，这是非常有益的。若涉及二者在历史上的关系，则至少不能忽略其背后的“第三者”——社会系统，这是一个更大的存在。古代社会关系简单，彼此的主从关系容易显得十分对立，现代社会内容更丰富、空间更广大，已经远不止是科学与宗教两个要素，它们都可以成为社会系统建设的积极力量。近年来，科学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而宗教更多地代表正在逝去的传统，我们在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必须时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鉴于中国社会的传统，短期内也不会看到类似西方那样的科学与宗教之争，但某些具有原始宗教迷信性质的现象还需要科学去甄别。
链接
科学与宗教的论争
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宗教，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的人们大多以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以圣经为主要信仰依据，以人的理性思想为基础，建构了著名的上帝存在本体论的论证，并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产生着重要作用。
近代西方的经济发展依托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进行，故其与社会政治间的冲突，也往往以自然科学与宗教思想间的矛盾、冲突反映出来。于是，看似无关的科学与宗教间的冲突，也以其备受关注的形式，出现于社会之中。这样的冲突以当时的三次大论争为标志，它们分别为：1．哥白尼“日心说”与“创世说”之争；2．牛顿和自然神论之争；3．达尔文进化论与持续创造之争。
哥白尼的主要观点是“日心说”，它认为地球是个时刻在运动的球体，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行星围绕太阳在转。哥白尼在其《天体运行论》中批判了于基督教义中占权威地位的托勒密“地心说”理论，科学地阐明了天体运行的现象，从而对基督教上帝创造一切的说法有所否定。同时，他的学说也促成了天文学的变革，使近代天文学的体系构建在此基础上进行，并由此开创了西方自然科学一个新的时代。
牛顿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构建了完整而严密的经典力学体系，将天体力学与地上的物体力学统一起来，实现了物理学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他证明了地上的规律与天上的运动规律是统一的，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基督教关于“天堂”与“地狱”的说教。
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提出自然界生物的进化，在生物学意义上全是靠自然选择、优胜劣汰和生存竞争。1871年，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进一步确立了生物进化论在科学中的地位。他否定了上帝创造说，认为人和低等动物从生物学的起源来讲没有根本性的区别。这些观点直接冲击与批评了基督教的核心思想——上帝创世说，同时也使“原罪说”、“赎罪说”失去了意义。上帝“目的论”也被推翻了，因为生物的适应性不是上帝有目的的创造或设计，而是自然界对物体变异进行有利选择的结果。
（摘编自潘德荣、童世骏、付长珍《六十年哲学的反思与六十年的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本报记者吴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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