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如何配置资源?
——与吴敬琏先生商榷(8)
银行资本是古代高利贷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银行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贷款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从中收取利息,借此发财致富。因此,银行资本家利用银行资本配置资源,就是银行资本发财致富的过程。这个过程马克思在150年前,利用《资本论》已经告诉人们!吴敬琏先生把这一点忘记的干干净净!因此,就钻进当今以美元为首的世界金融资本的圈套,让世界金融资本统治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人民想要摆脱世界金融资本的统治,就要认识《资本论》中的银行资本!
第一,银行资本的组成
货币资本,始终只是同资本的其他形式即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相区别的资本的一种经过形式。而生息资本则是货币资本的发展形式即是借贷出去生利息的货币资本。银行资本是借贷资本,因而是生息资本。货币资本是流通的手段,生息资本是支付的手段。
银行资本由两部分组成:1.现金(金或银行券);2.有价证券。我们可以再把有价证券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商业证券即汇票,它们是流动的,按时到期的,它们的贴现已经成为银行家的基本业务;另一部分是公共有价证券,如国债券,国库券,各种股票,这里还可以包括不动产的抵押单。由这些物质组成部分构成的资本,又分为银行家自己的投资和别人的存款,银行家资本的这些实际组成部分——货币、汇票、有息证券——决不因为这些不同要素是代表银行家自有的资本,还是代表存款即别人所有的资本,而会发生什么变化。它们都是为了借贷出去获得利息。
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资本。同样,有了生息资本,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和它能够生出的可能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
国家债卷这种资本,即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这种资本也是虚拟资本。资本主义思想方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在这里,不幸有两件事情不愉快地和这种轻率的观念交错着:第一,工人必须劳动,才能获得这种利息;第二,他不能通过转让的办法把他的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转化为货币。
即使在债券——有价证券——不象国债那样代表纯粹幻想的资本的地方,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信用制度创造了一种联合的资本。这种证券就是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权证书。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是代表现实资本,也就是代表在这些企业中投入的并执行职能的资本,或者说,代表股东预付的、以便在这些企业中作为资本来用的货币额。这里决不排除股票也只是一种欺诈的东西。
但是,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
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象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在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巨额的所谓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都采取这种形式。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
银行家资本的一部分,就是投在这种所谓有息证券上。这本身是准备资本即不在实际银行业务上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一部分。这些证券的最大部分,是汇票,即产业资本家或商人的支付凭据。对贷款人来说,这种汇票是有息证券;就是说,在他购买汇票时,会扣除汇票到期以前的利息。这就是所谓的贴现。因此,从汇票所代表的金额中扣除多少,这要看当时的利息率而定。
银行家资本的最后一部分,是由金或银行券构成的货币准备。存款,如果没有立据规定较长的期限,随时可由存款人支取。这种存款处在不断的流动中。不过,在有人支取时,又有人会存入,所以,在营业正常进行时,存款的一般平均总额很少变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银行的准备金,总是表示贮藏货币的平均量,而这种贮藏货币的一部分本身又是自身没有任何价值的证券,只是对金的支取凭证。因此,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象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第二,资本在货币借贷上所起的作用
在货币借贷上,货币也似乎只是一种凭证,依靠这种凭证,使某个所有者不使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这种资本,同作为资本转移工具的货币额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同一货币可以连续用来进行许多次的借贷,正象可以用来进行许多次的购买一样。
既然同一货币额根据它的流通速度可以完成许多次购买,它也可以完成许多次借贷,因为购买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借贷只是货币不通过购买而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移。对任何一个卖者来说,货币都代表他的商品的转化形式,而在每一个价值都表现为资本价值的今天,说货币在各次借贷中先后代表各个资本,其实只不过是以前那种认为货币能先后实现各个商品价值的说法的另一种表现。同时,货币还充当流通手段,使那些物质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在借贷中,它并不是作为流通手段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只要货币在贷出者手里,那货币在他手里就不是流通手段,而是他的资本的价值存在。在借贷中,贷出者就是在这个形式上把货币转给另一个人。
第三,货币资本的积累是对劳动的占有权的积累
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这个部分是用课税的方法从生产这些财富的人那里取走,然后付给国家债权人的。
公用事业、铁路、矿山等等的所有权证书,固然是现实资本的证书,但有了这种证书,并不能去支配这个资本。这个资本是不能提取的。有了这种证书,只是在法律上有权索取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这种证书也就成为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正如提货单在货物之外,和货物同时具有价值一样。它们成为并不存在的资本的名义代表。这是因为现实资本存在于这种复本之外,并且不会由于这种复本的转手而改变所有者。这种复本所以会成为生息资本的形式,不仅因为它们保证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因为可以通过它们的出售而得到它们的资本价值的偿付。当这些证券的积累表示铁路、矿山、汽船等等的积累时,它们也表示现实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就象动产征税单的扩大表示这种动产的增加一样。但是,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它们的价值额,也就是,它们在证券交易所内的行情,在利息率的下降与货币资本特有的运动无关,而单纯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结果时,会随着利息率的下降而必然出现上涨的趋势,所以,单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想象的财富,按照它的原来具有一定的名义价值的每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表现来说,也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扩大起来。
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这种想象的货币财产,不仅构成私人货币财产的很大的部分,并且正如我们讲过的,也构成银行家资本的很大的部分。
第四,货币怎样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
货币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是一件比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更简单得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把以下两点区别开来:
1.货币单纯地转化为借贷资本;
2.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只有后一点,才能包含真正的、同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相联系的借贷资本的积累。
1.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
只是由于和生产积累成反比而同生产积累有联系的借贷资本的堆积或过多,是能够发生的。这种情况发生在产业周期的两个阶段上:第一是在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两种形式上的产业资本已经收缩,也就是危机以后周期开始的时期;第二是在已经开始好转但商业信用还不大需要银行信用的时期。在前一种场合,以前用在生产和商业上的货币资本,表现为闲置的借贷资本;在后一种场合,货币资本在日益增长的规模上被使用,但利息率很低,因为现在正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迫使货币资本家接受条件的时候。借贷资本的过剩,在第一种场合,表示产业资本的停滞,在第二种场合,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相对独立性,这种情况,是以货币不断回流,信用期限短,主要用自有资本进行经营为基础的。依赖别人信用资本的投机家,这时还没有出场;用自有资本进行经营的人,距离几乎纯粹的信用经营还很远。在第一个阶段,借贷资本过剩,正好是现实积累的相反表现。在第二个阶段,借贷资本过剩同再生产过程的新扩大结合在一起,伴随着它,但不是它的原因。借贷资本的过剩已经减少,仅仅同需求相比还相对地过剩。在这两种场合,现实积累过程的扩大都会得到促进,因为在第一种场合同低廉的物价相结合的低微利息,以及在第二种场合同缓慢上升的物价相结合的低微利息,都会增加利润中转化为企业主收入的部分。在繁荣时期的顶点,当利息提高到平均水平的时候,情况更是这样,因为这时利息虽然增加了,但是还比不上利润的增加。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没有任何现实积累的时候,借贷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各种纯技术性的手段,如银行业务的扩大和集中,流通准备金或私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节约(因此,这些准备金在短期内就转化为借贷资本)而实现。虽然这种借贷资本,始终只是在短期内保持借贷资本的形式(并且也只能用来进行短期贴现),但是它会不断地流入和流出。一个人把它提出,另一个人就把它存入。因此,借贷货币资本的总量(我们在这里说的完全不是定期若干年的贷款,而只是凭汇票和抵押品的短期贷款),实际上会在同现实积累完全无关的情况下增加起来。
农村的存款人以为自己只是在他的银行家那里存款,并且以为银行家贷款,总是贷给银行家所认识的个人。他决没有想到,这个银行家会把他的存款交给伦敦一个汇票经纪人去支配,对于这个经纪人的交易,他们两个都丝毫也不能控制。
象铁路建筑那样大的公共企业,因为股东所缴纳的款项在实际使用前总会有一段时间留在银行手里,由银行支配,所以也能暂时使借贷资本增加。
但是,借贷资本的量和通货的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里所说通货的量,指的是一个国家内一切现有的流通的银行券和包括贵金属条块在内的一切硬币的总和。这个量的一部分,构成银行的数量不断变动的准备金。
在信用发达的国家,我们可以假定,一切借贷货币资本,都以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银行和贷款人手里。这个假定至少对整个营业来说是适用的。此外,在营业兴旺时期,在真正的投机尚未盛行之前,由于信用容易取得,信任日益增长,所以流通职能的大部分,则由简单的信用转移来执行,而无须金属货币或纸币介入。
2,资本和收入转化为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我们首先要说到不是作为收入来花费、而是要用于积累、但产业资本家最初还不能在他们自己的营业中利用的那部分利润。这个利润直接存在于商品资本中,构成商品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并且和商品资本一起实现为货币。现在,如果这个利润不再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要素(我们先把商人撇开),那末,它就必须在货币形式上停留一段时间。甚至在利润率下降的时候,这部分利润的总量也会随着资本本身总量的增加而增加。要作为收入来花费的部分,是会逐渐消费掉的,但在消费以前的那段时间内,它会作为存款,构成银行家的借贷资本。
因此,甚至作为收入来花费的利润部分的增加,也表现为借贷资本的逐渐的不断反复的积累。用于积累的另一部分,也是这样。因此,随着信用事业及其组织的发展,甚至收入的增加,即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消费的增加,也表现为借贷资本的积累。并且,一切逐渐消费的收入,例如地租,高级工资,非生产阶级的收入等等,也是这样。它们都在一定时间内采取货币收入的形式,因此可以变为存款,并由此变为借贷资本。一切收入,不论是用于消费还是用于积累,只要它存在于某种货币形式中,它就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从而是现实积累的表现和结果,但不是生产资本本身。
第五,银行信用的基础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即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互相提供的信用。这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它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每一个人都一面提供信用,一面接受信用。如果这些汇票通过背书而在商人自己中间再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由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中间没有贴现,那就不过是债权由A到B的转移,而这绝对不会影响整个的联系。这里发生的只是人的变换。即使在这种场合,没有货币的介入,也照样可以进行结算。
在这种纯粹商业信用的循环中,需要指出以下两点:
一,这些互相的债权的抵销,取决于资本的回流;也就是说,取决于只是延期的W—G。如果纺纱业者从棉织厂主那里得到一张汇票,这个棉织厂主只要能在到期之前,把他投放市场的棉布出售,就可以兑付这张汇票。如果谷物投机商人向他的代理人开出一张汇票,这个代理人只要能在到期之前按预期的价格把谷物出售,就能够支付货币。因此,这种支付取决于再生产的不断进行,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不断进行。但由于信用是互相的,每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因为在签发汇票时,一个人不是指望他本人企业中的资本回流,就是指望在这期间要向他兑付汇票的第三者企业中的资本回流。把这种对资本回流的指望撇开不说,支付就只有依靠准备资本,这是由发票人自己支配,以便在回流延迟时偿付债务的。
二,这种信用制度并不排除现金支付的必要。首先,支出的一大部分,例如工资、税款等等,总是要用现金支付。其次,B从C那里得到一张代替付款的汇票,但他本人在这张汇票到期之前就要向D兑付一张到期汇票,为此,他必须握有现金。一个如此完全的再生产循环,象我们上面假设的由棉花种植业者到棉纺纱业者、又由棉纺纱业者到棉花种植业者的循环,只能是一个例外,实际上这种循环总要在许多点上发生中断。
不变资本(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彼此用一部分不变资本进行交换。这样一来,汇票就能或多或少地互相抵销。从生产的上升序列来看,棉花经纪人向纺纱业者,纺纱业者向棉织厂主,棉织厂主向出口商人,出口商人向进口商人(也许又是棉花进口商人)签发汇票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过,与此同时,并没有发生交易的循环,因而,并没有发生债权序列的回转。例如,纺纱业者对织布业者的债权,就不能用煤炭供应商人对机器制造业者的债权来抵销;纺纱业者在他的营业中,对于机器制造业者,从来不会有相反的债权,因为他的产品,棉纱,从来不会成为机器制造业者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因此,这样的债权只有用货币来结算。
这种商业信用的界限就其自身来考察是: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这种回流可能在时间上延迟,或者商品价格也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下降,或者在市场停滞时,商品还可能暂时滞销。首先,汇票的期限越长,准备资本就要越大,回流因价格下降或市场商品过剩而发生减少或延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最初的交易越是依赖对商品价格涨落的投机,回流就越没有保证。很明显,随着劳动生产力,从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1.市场会扩大,并且会远离生产地点,2.因而信用必须延长,并且3.投机的要素必然越来越支配交易。大规模的和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会把全部产品投入商业手中;但是,要使一国的资本增加一倍,以便商业能够用自有的资本把全国的产品买去并且再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数量和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而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
如果我们把这种信用和银行家的信用分开来进行考察,那就很清楚,这种信用和产业资本本身的规模一同增大。在这里,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是一个东西;贷出的资本就是商品资本,不是用于最后的个人的消费,就是用来补偿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所以,这里作为贷出的资本出现的,总是那种处在再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的资本,它通过买卖,由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不过它的代价要到后来才按约定的期间由买者支付。
因此,在这里贷出的资本,决不是闲置的资本,而是在它的所有者手中必须变更自己形式的资本,是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只是存在于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也就是必须完成再转化,即至少必须先转化为货币的资本。可见,在这里,信用是商品形态变化的媒介,即不仅是W—G,而且也是G—W和现实生产过程的媒介。
把银行家的信用撇开不说,再生产循环内大量的信用,并不意味着有大量闲置资本打算贷出和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而是表明资本在再生产过程内已被大量动用。所以,信用的中介作用在这里表现为:1.就产业资本家来说,使产业资本由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使彼此有关和彼此衔接的各生产部门联系起来;2.就商人来说,使商品由一个人手里运到和转入另一个人手里,直到商品最终出售,变成货币,或者交换成其他商品。
在这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
第六,商业信用转化为银行信用
我们不妨把货币资本的积累,理解为银行家(职业贷款人)手中的,即私人货币资本家和国家、团体以及从事再生产的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人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因为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的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这些人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这类人的财产的积累,可以按极不同于现实积累的方向进行,不过在任何场合下都证明,他们握有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
国家证券也象股票及其他一切有价证券一样,是借贷资本即用于生息的资本的投资领域。它们是资本出借的形式。但它们本身不是投在它们上面的借贷资本。另一方面,就信用在再生产过程中起直接作用来说,必须指出下面一点:产业资本家或商人拿汇票来贴现或申请一笔贷款时所需要的,既不是股票,也不是国债券。他需要的是货币。所以,如果他不能用别的方法取得货币,他就把那些有价证券抵押或卖出去。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问题,就是这种借贷资本的积累,具体地说,也就是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
除了上述商业信用外,现在还有真正的货币信用。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互相的贷款,同银行家和贷款人对他们的贷款交织在一起。在汇票贴现时,贷款只是徒有其名。一个工厂主出售他的产品而得到一张汇票,他把这张汇票拿到汇票经纪人那里去贴现。事实上,这个汇票经纪人只是发放他的银行家的贷款,而银行家贷给他的又是自己的存款人的货币资本,这些存款人就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人自己,也有工人(通过储蓄银行),以及那些地租所得者和其他非生产阶级。因此,每一个工厂主或商人个人无须握有巨额的准备资本,也不必依赖资本的现实回流。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地因为有单纯的空头汇票,部分地因为有那种专门以伪造汇票为目的的商品交易,全部过程就变得十分复杂,以致在资本回流实际上早已只有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贷款人,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生产者才能实现之后,营业扎实可靠、回流十分顺畅的假象,还能平静地保持下去。因此,正好在崩溃的前夕,营业总是显得几乎安然无恙。关于这一点,例如1857年和1858年的《银行法报告》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在那里,所有银行董事,商人,总之,以奥维尔斯顿勋爵为首的所有被邀请的专家,都互相祝贺营业的繁荣和稳定,——这正好是在1857年8月危机爆发前的一个月。而令人奇怪的是,图克作为研究历次危机的历史学家,在他的《价格史》一书中,再一次陷入这种错觉。在总崩溃一下子到来之前,营业总是非常稳定,特别兴旺。
第七,银行资本的积累
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加,并不是每次都表示现实的资本积累或再生产过程的扩大。这种情况,在产业周期的紧接着危机过后的那个阶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借贷资本大量闲置不用。在生产过程紧缩(1847年危机后,英国各工业区的生产减少三分之一),物价降到最低点,企业信心不足的时候,低微的利息率就起着支配作用。这种低微的利息率仅仅表明:借贷资本的增加,正是由于产业资本的收缩和萎缩造成的。当物价下跌,交易减少,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收缩时,所需的流通手段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在对外债务一部分由金的流出,一部分由破产而偿清之后,也就不需要追加的货币去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了;最后,汇票贴现业务的范围,随着汇票本身的数目和金额的缩小而缩小,——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因此,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不论是用于流通手段,还是用于支付手段(这里还没有谈到新的投资),都会减少,这样,借贷货币资本相对说来就显得充裕了。不过,正如我们以后将要谈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也会实际增加。
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从前的私人贮藏货币或铸币准备金,都在一定时间内转化为借贷资本。这样造成的货币资本的扩大,和伦敦股份银行开始对存款支付利息时存款的增长一样,并不表示生产资本的增加。在生产规模保持不变时,这种扩大只会引起借贷货币资本比生产资本充裕。因此实行了低利息率。
如果再生产过程再一次达到过度紧张状态以前的那种繁荣局面,商业信用就会大大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又是资本容易流回和生产扩大的“健全”基础。这时,利息率虽然已经高于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事实上这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时期,这时可以说低利息率,从而借贷资本的相对充裕,是和产业资本的现实扩大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容易并且有规则地流回,加上商业信用扩大,这就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虽然需求已经增长),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这时,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赖货币信用进行投机的骑士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大批开设。现在,利息提高到它的平均水平。但是,只要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并且,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在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这时,利息率就会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
因此,表现在利息率上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总的说来,是按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有一个阶段,低的但是高于最低限度的利息率;与危机以后的“好转”和信任的增强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另一个阶段,利息率达到了它的平均水平,也就是离它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等距的中点,——只是在这两个阶段,充裕的借贷资本才和产业资本的显著扩大结合在一起。但是,在产业周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则是高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过多结合在一起。伴随“好转”而来的低利息率,则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商业信用还是立足于自身。
第八,银行信用造成的危机
产业周期的情况是,同样的循环一旦受到最初的推动,它就必然会周期地再现出来。在松弛的情况下,生产下降到上一个周期已经达到并且现在已经奠定技术基础的那个水平以下。在繁荣期——中期,生产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在生产过剩和欺诈盛行的时期,生产力紧张到极点,直至越过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限制。
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这是不言而喻的。汇票能否兑现,取代了商品本身的形态变化,并且,单靠信用来进行交易的厂商越多,这个时期的情形就越是这样。象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并且,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不会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只是金银条块、硬币、银行券、汇票、有价证券。在全国金融中心,例如伦敦,这种颠倒表现得尤为明显。全部过程都变为不可理解;而在生产中心,情况就不象这么厉害。
关于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还要指出:商品资本本身同时也是货币资本,是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一定的价值额。作为使用价值,它是一定量的有用物品,这些物品在危机期间出现过剩。但是,作为货币资本自身,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它总是处在不断的扩张和收缩中。在危机前夕和危机期间,商品资本在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的这个属性中会表现收缩。商品资本对它的持有者和这些持有者的债权人(以及作为汇票和贷款的担保)来说,同它被买进和用作贴现和抵押的依据的时候相比,只代表更少的货币资本。如果这就是认为一国的货币资本在货币紧迫时将会减少的那种主张所说的意思,那就等于说商品的价格已经下跌。而价格的这种狂跌,只是和它以前的猛涨相抵销。
非生产阶级和靠固定收入为生的人的收入,在同生产过剩和投机过度同时发生的价格猛涨时,绝大部分还是保持不变。所以,他们的消费能力会相对下降,同时他们对再生产总额中平常应归他们消费的那部分的补偿能力也会相对下降。他们的需求即使在名义上保持不变时,实际上也在减少。
第九,银行信用造成的进出口危机
关于进口和出口,应当指出,一切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那时就会发现,一切国家,除了少数例外,出口和进口过多,以致支付差额对一切国家来说都是逆差,所以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支付差额方面。例如英国正苦于金的流出。它进口过多。但同时,所有别的国家堆积着过多的英国商品。所以,它们也进口过多或被输入过多。(当然,在凭信用出口的国家和不凭信用或只很少凭信用进出口的国家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过,后一类国家仍然会凭信用进口;只有在商品按委托销售办法运到那里去的时候,情况不是这样。)危机也许首先是在英国,在这个提供信用最多而接受信用最少的国家爆发,因为支付差额,即必须立即结清的各种到期支付的差额,对它来说是逆差,尽管总的贸易差额对它来说是顺差。这后一情况的原因是:一方面它提供信用,另一方面又贷给外国大量资本,于是除了真正的贸易回头货外,还有大量商品流回本国。(但是,危机有时候也会先在美国,在这个从英国接受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最多的国家爆发。)在英国以金的流出作为开端并且伴随这种流出而发生的崩溃,之所以结清了英国的支付差额,部分是由于英国进口商人宣告破产,部分是由于在国外廉价抛售一部分英国商品资本,部分是由于出售外国有价证券,买进英国有价证券等等。现在轮到另一个国家了。对它来说,支付差额暂时是顺差。但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平时适用的期限,由于危机而废除或缩短;所有的支付都要一下子结清。因此,同样的事情也在这里重演了。现在英国有金流回,而另一个国家则有金流出。一国进口过剩,在另一国就表现为出口过剩,反过来也是如此。但是,一切国家都发生了进口过剩和出口过剩(在这里,我们谈的不是歉收等等,而是普遍的危机);也就是说,都发生了生产过剩,而由于信用和随信用发生的物价的普遍上涨,这种过剩更加严重了。
1857年,美国爆发了危机。于是金从英国流到美国。但是美国物价的涨风一停止,危机接着就在英国发生了。金又由美国流到英国。英国和大陆之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是象排炮一样,按着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爆发的危机,会把这个支付期限的序列压缩到一个非常短的期间内。这时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度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于是金流出的现象会在一切国家依次发生。这个现象的普遍性证明:1.金的流出只是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2.金的流出现象在不同各国发生的顺序只是表明,什么时候轮到这些国家必须结清总账,什么时候轮到这些国家发生危机,并且什么时候危机的潜在要素轮到在这些国家内爆发。
英国的经济学家,——而且自1830年以来,值得提到的经济学文献主要是论述通货、信用和危机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单从英国的立场出发来考察危机时期贵金属的输出,不管汇兑率怎样变动,总是把这种输出看作纯粹一国的现象,完全闭眼不看如下的事实:如果他们的银行在危机时期提高利息率,那末,欧洲其他一切银行也会这样做,如果今天在英国对金的流出大声叫苦,那末,明天在美国,后天在德国和法国也会发出同样的叫喊。
商品资本代表可能的货币资本的那种特性,在危机中和一般在营业停滞时期,将会大大丧失。虚拟资本,生息的证券,在它们本身是作为货币资本而在证券交易所内流通的时候,也是如此。它们的价格随着利息的提高而下降。其次,它们的价格还会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这种缺乏强使证券所有者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这种证券,以便获得货币。最后,股票的价格也下降,部分是由于股票有权要求的收入减少了,部分是由于它们代表的往往是那种带有欺诈性质的企业。在危机时期,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从而它的所有者凭它在市场上获得货币的力量也大大减少。这些有价证券在行情表上的货币名称的减少,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关系极大。
第十,银行资本家就是赌徒
这样再转化为资本的大量货币,是大量再生产过程的结果,但就这些货币本身来看,作为借贷货币资本,它们并不是再生产资本的量。
在以上的说明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用于消费的收入部分(这里撇开工人不说,因为他的收入=可变资本)的扩大,首先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积累。因此,在货币资本的积累中,加入了一个本质上和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不同的要素,因为年产品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并不是资本。年产品的另一部分是补偿资本的,即补偿消费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的,但只要它实际转化为资本,它就会处于这个不变资本生产者的收入的实物形式。代表收入、仅仅充当消费媒介的同一货币,通常会暂时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只要这个货币表现工资,它同时就是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只要这个货币用来补偿消费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它就是他们的不变资本所暂时采取的货币形式,被用来购买他们所要补偿的不变资本的各种实物要素。虽然它的数量和再生产过程的规模一同增长,它本身无论在这个形式上或在那个形式上都不表示积累。但它暂时执行借贷货币的职能,即货币资本的职能。因此,从这方面看,货币资本的积累所反映的资本积累,必然总是比现实存在的资本积累更大。这是由于以下的事实:个人消费的扩大,因为以货币为媒介而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积累,因为个人消费的扩大,为现实的积累,为开辟新的投资场所的货币,提供了货币形式。
因此,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部分地说,只是表示这个事实:由产业资本在自己的循环过程中转化成的一切货币,不是采取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预付的货币的形式,而是采取他们借入的货币的形式,因此必然在再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货币的预付,实际上都表现为借贷货币的预付。事实上,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一个人把再生产过程中需用的货币借给另一个人。但现在这一点是采取这样的形式: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把货币借给银行家,这个银行家又把货币借给另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因此,银行家就表现为恩赐者了;同时,对这种资本的支配权,就完全落到作为中介人的银行家手里了。
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货币资本家阶级也增长起来;第一,退出营业的资本家即食利者的人数和财富增加了;第二,信用制度更发展了,因此,银行家、贷款人、金融家等等的人数也增加了。——前面已经说过,随着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发展,有息证券、国债券、股票等等的总量也会得到发展。但是,对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需求同时也会增加,因为在这些证券上搞投机活动的经纪人在货币市场上起着主要作用。如果这些证券的所有买卖都只是现实投资的表现,那末似乎可以说,它们不会影响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因为当A出售他的证券时,他所取出的货币,和B投在这种证券上面的货币刚好一样多。可是,甚至在证券虽然存在,但是它原来代表的资本已不存在(至少不作为货币资本存在)的情况下,它总是对这样的货币资本相应地产生新的需求。但无论如何,这时候它都是货币资本,以前由B支配,现在由A支配。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象伦敦那样大的集中的货币市场就兴起了。这个货币市场,同时还是这种证券交易的中心。银行家把公众的货币资本大量交给这伙商人去支配,因此,这帮赌棍就繁殖起来。
以上就是银行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赚钱的活动,这种活动就是吴敬琏先生非常迷信的资源配置活动!
劳动者2015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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