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周秀云讨薪被警察王文军打死一案，日前正在审理。该案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实此案并不复杂，有三十多名目击者，有现场图片，一个基本功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事发前的周秀云健健康康，活蹦乱跳，却在争执中倒地不起，短短几个小时，便命丧警察局。王文军对此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只有他与周秀云有激烈的肢体接触。现在庭审所争，不过是看王文军是主观故意，还是受激的过当行为。
关注此案的人士大多站在周秀云立场，谈了很多很好的看法，大力挞伐王文军，深切同情周秀云，并深入挖掘事件背后的根源。在这里，我要站在王文军的立场，为王文军喊声冤。王文军有什么冤?诸君且慢批我，听我细细道来。
俗话说：人之初，性本善。王文军虽然体胖肚突，然观其体形，应属人类。既然是人，便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想必本性也是善的。为什么王文军却如此凶神恶煞，对讨薪农妇大打出手呢?君不见，王文军等接到保安报警，来到现场，只与保安“咬耳朵”，不向讨薪民工们了解情况，就直斥民工们是“犯罪嫌疑人”，箕指怒目，如虎狼般欲噬人。不容分说，便铐人拿人。周秀云倒地不起后，王文军无动于衷，冷漠地站在周秀云头部旁边(有人说是踩住其头发)。周秀云的丈夫王友志、儿子王奎林等别的民工也遭受了警察们的暴打，王友志的肋骨断了六根。类似的暴力执法屡见不鲜，“威武”的城管更是“红”遍网络。如果只是一个王文军如此，说他有暴力倾向，还有人信;执法人员普遍如此，若说所有警察、城管都没有人性，就绝无可能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变得如此凶神恶煞呢?
我们知道，世界各国都有警察，民国时期也有警察。但唯有毛主席时代的新中国，才在这“警察”前面加上了“人民”二字，叫做“人民警察”。此外，还有人民军队、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人民教师、人民银行、人民邮政、人民……这些机构或职业前面都冠以“人民”二字，显然不是吃饱了撑得慌，多此一举，而是有其意义的。按照那个时代的宣传，这是因为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的政权。你非要说这是假的，是标榜的，但事实是，人家那时的人民政府，确实是十分清廉，是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那时的人民军队确实是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的，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那时的人民警察确实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守护神，小朋友捡到一分钱，也愿意唱着歌，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从未听说警察视底层人民如仇寇，大打出手的。谁又能否认这“标榜”的“人民”属性，不是名至实归的呢?
那么，这人民警察是什么时候去掉“人民”二字，成了警察的呢?是什么时候成了视人民如仇寇的凶神恶煞的呢?难道他们愿意暴力“执法”，致人死地，然后被千夫所指，锒铛入狱，甚至以命相抵?这样才快意于心?显然不是的。
央视有个电视剧，叫《历史转折中的XXX》，把新中国的历史分作转折前的历史和转折后的历史。电视剧中把转折后的历史打扮得像一朵花，把转折前的历史描绘得一片黑暗，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荒谬剧情，遭到经历过两个历史时期的广大人民的质疑和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里边的剧情都为人民所遗忘了，但“历史转折”这四个字却广为人民所熟知了。习总书记说前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但人家自认为自己很香，不屑于和前30年“为伍”，非要说“历史转折”了，以为这为自己“加分”不少。这下可好，由于他们的不打自招，人们终于明白了这30年与前30年是完全不同的，而是发生了“转折”。当今的丑恶，不关前30年什么事，而是“历史转折”的“功劳”。
比如，从前的人民政府“转”成了政府，由为人民服务转成了为人民币，(资本)服务，利用特权，谋取私利，钱权勾结，腐败成风。人民医院“改革”成了市场，医生救死扶伤变成了一种买卖，医生收入的多寡和病人割肉多少相关，病人花费越多，医生提成就越丰厚。人民教师不再是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成了计件挣工资的员工，按产品(学生)的合格率(升学率之类)等指标决定他们拿几级工资。人民银行不再为民理财，而是为自己生财，吸收存款的指标层层落实在每个员工头上，因此，大客户们可以拿着贵宾卡享受VIP待遇，小客户们只能在大厅里排起等候的长队……
就这样，随着“历史的转折”，过去各种各类机关、机构、职业的“人民”属性被迅速抛掉，变得丑陋狰狞。人民警察过去所服务的对象——人民，也在“转折”中分化成了两类人：一小部分有钱有权的“先富”老爷，和绝大部分没权没钱的“后富”百姓。“人民警察”不可能为全部的“人民”服务了，于是蜕变成了警察，与世界各国或是旧社会的警察一样，成了镇压、维稳的暴力工具。维谁的稳呢?镇压什么人呢?当然是替“先富”维稳“后富”，镇压“后富”了。钱老爷要暴力拆迁，他们便冲锋陷阵;工人们想维权，他们便驱散人群。权老爷想要政绩，他们便制造“和谐”;刁民们去上访，他们便跟踪阻挠;钱老爷权老爷一拍即合，“招商引资”，他们便负责打造“良好”投资环境。责任到人，制度管人，定期考核，有奖有罚，干得好的升职提薪发奖金。
王文军们接到报警，来到现场，不分青红皂白便要拿人。王文军们把底层百姓当成要对付的“犯罪嫌疑人”，错误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哪里是等到打死了人，才算是铸成大错呢?打死人，不过是这一错误的不可控结果罢了。王文军对这样的执法早已驾轻就熟，不过是对付刁民、打造“良好”投资环境、维护“和谐”稳定的“常规”工作。王文军很清楚，保安身后是怎样一股势力，根据他以往的“执法”经验，他们是要讨好、保护的上帝，而讨薪的民工才是待维稳的对象，要对付的刁民。王文军们有着千百次这样的“执法”工作经验，这一点是绝对不会弄错的。不这样做，就要影响自己的升职、奖金了。
就这样，人民警察被“历史转折”成了权力、资本的打手、家丁、走狗，用来对付没钱没权的底层百姓。王文军们在长期的这种“执法”过程中，渐渐一点点地泯灭了人性，视为理所应当、工作职责。当为“骨头”而“执法”的王文军们，遭遇为生存而讨薪的周秀云们时，便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暴力执法，大打出手，因为不如此不能得到“骨头”。先是民工们哭天抢地，惨叫连声;而后是王文军身陷舆论旋涡，站在被告席上。权力、资本这两位老爷却在幕后观看这场好戏，看他们的好狗王文军们与牛马般的周秀云们死磕。而他们既能坐享其成，又能撇清干系，这才是“上等人”的体面!
这一回，王文军们竭诚为钱、权老爷们服务，不仅没有得到“骨头”的奖赏，反而因为对付“牛马”的过程中不可控的意外，把自己搭进去了，面临牢狱之灾。不过做狗的王文军们并没有醒悟，痛恨做牛马的周秀云们纠缠不清，确属有待维稳的刁民无疑;而认为自己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和钱、权老爷们是一家亲。王文军的母亲在公开信中说：“王文军依法履行公务，却身陷囹圄，照此以往，今后谁还敢当警察?”辩护律师在辩护词中称：“(如果判王文军有罪)可能动摇一支队伍的职业信仰。”想用向钱、权老爷们表忠心的做法，以期钱、权老爷们救下他的一条狗命，真是热脸往冷屁股上贴。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太多太多了。
冤哉!农民工!冤哉!王文军!悲哉!中国底层人民!悲哉!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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