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庆安枪案
多年以来，被那些利令智昏精英喜闻乐见、津津乐道并以此彰显“特别是”私有化改革巨大成就的无非是所谓世界第二的GDP数据，而在这些看似庞大、貌似辉煌却实质意效用相去甚远，一定意义而言只是起到为私有化精英脸上贴金，为某些资本主义强国经济发展竭力尽心作服务，为一个自称的“发展”、“强大”与“负责任”大国以求虚妄河蟹而作岁币外交服务之用以外，更多被当做“特别是”发展代价的普通老百姓，非但是基本无缘享用这些所谓的改革红利，更难以理喻的还是在这些所谓的经济发展数据背后，其实无不更饱含了辛酸与沉甸甸的血泪。
让人们不得不沉思与警觉的是，在日趋催生了丧地离家之侵袭，造就了更多的社会流民、更多的妻离子散、亲人天各一方之外，一部曾经的打工辛酸史、常年不固定奔波迁徙史也随之发生着变异。在上述被提及的背后，逐渐凝结而成的血腥也开始弥漫于一个特定社会之特定时期，分明有一股暴戾之气伴随了权力的野蛮与失控（或曰蓄意放纵），正不断腐蚀着一个特定社会的亚健康肌体。
最可怖也最可恨还是，竟有了所谓主流媒舆还为此乐此不疲做着辩护与释义，竟而面对了暴戾之气大声唱着赞歌。决无可否认，于此，那些所谓的主流媒舆，是属于倾向性站队，它们或为了利益，或忌惮强权，或抛弃正义良知而选择与暂处于弱势的人民背道而去。
“特别是”以来，伴随了官方公布的GDP数据的不断飙升，以及一个社会被处于人为的强力的，更还被称为是“倒逼”与“啃硬骨头”式非此即是“死路一条”的所谓转型期间，那些迅速暴富的大量资本大佬，一个特定社会的光鲜一面正被选择性作褒扬，而上述所得、所成、所有的背后，那些被不幸沦为“特别是”转型与作发展代价的更多普通百姓，除过为了维持一家老小日常生计而不得不常年奔波于没有尽头的打工路上，更还充当了“特别是”各种匪夷所思“死法”的对象。即如人所周知的诸多死法，现在又被扩充了“自找之死”的范围，即如近期就有发生于山西太原的“扯蛋死”，以及黑龙江庆安的“乘车死”。
如是将时空倒回于几十年前，谁敢大胆想象一下，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宪法所称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一个人民之一分子，携老母、子女外出乘车乞讨，却不慎、不幸于车站候车室被警察一枪击毙。人是被依法击毙，然而事后的系列“依法”做派，却让人们更见识了这个光怪陆离之社会的诡异面目。我们且不论该枪击事件之事发视频的荒诞与难以经质疑，随着候车室那一声枪响，一个生命消失了，而另一方涉事警员甚至已经得到当地政府领导的慰问与表彰。更改令人难以想通的是，将人击毙了，勿论是否开枪适当，是否须一枪致命，现在当地政府力排众议，还对其作出慰问与表彰，但涉事的开枪警察却还表明“心情很复杂，也感觉很委屈”。
想问问的，复杂嘛也属正常，毕竟死者再也难以开口，而事发视频都被倾向性作了对开枪者有利之公布，也许终究内心有愧吧，所以，复杂一下心情也应是人之常情。但又那里来得什么委屈？他已击毙一人了，更还因击毙有功受到表彰与慰问，那么，所感委屈何来？难道一旦开枪就难以收手？感觉当时只是毙了一人犹还觉不过瘾？是否将一家几口都尽数击毙了，所受表彰与慰问也将会更加那个些？
无论是周秀云被致死案之迁延日久未判，还是庆安枪案之表彰与慰问，其实都不同程度反映出一个特定社会之变异步伐。由于私有化发展所导致的巨大社会分配不公，遂使得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间矛盾不可抑止作凸显与放大。而表现于人们眼中的，实际演绎的，也正是强强联手，有时候还是权钱联姻，而媒体与政法机关选择性、倾向性站队问题也不容忽视。所以，人们会看到一幕幕的血腥，正对准了一个社会的最底层，肆无忌惮般发作。
提请人们注意，近期极其引人注目也是饱受争议的两个事件，都与警察有关。而两起事件的结局，都无一不是与警察发生纠纷方死亡为代价。太原周秀云一案，虽是进行庭审，但审而未判，迁延至今仍无结果；黑龙江庆安枪案，徐纯合被击毙，其家属被安置，开枪警察受表彰慰问。而两起死亡案中死者身份也基本相一致，一是农民工，一是上访者兼乞讨者。总之都是一个社会的最底层。所谓“特别是”改革的阳光均没有普照至他们身上，当然，改革的“红利”他们自是无福享用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
即便是庆安枪案中的被击毙者徐纯合，死后被媒体有意描述为好吃懒做，不出力发财致富而专事上访为地方政府出难题，为一方政府官员脸上抹黑涂污，所以，今次遭警察李乐斌果断开枪处置，应该说的确是为一方政府去除一大麻烦，所以，此时根本不具任何争议之必要，由于袭警在前，在高喊依法治国的今天，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既然如此结果，可见其没有受改革“红利”所荫也是想当然了。但周秀云呢？她生前没有什么好吃懒做之劣迹，依她所受到的不公正之际遇，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如果周秀云真的是好吃懒做，那么，也不会前往太原工地出卖苦力，更不会因为讨要不到工钱再被致死。即便是无辜被致死，也还迟迟未讨还一个公道的案件审判结果。不知人们从中可能得到什么结论？
即如有媒体刻意渲染那样，徐纯合是因懒致穷，再因穷而发疯，属于自取灭亡；那么，周秀云又是什么？她总不会是好吃懒做之辈吧？那又为什么要死于特别是警察之手？因为警察要依法治国，而一个依法治国之社会要树立警察于威严，所以，周秀云也必须死了。是不是这样？但事实的演绎确实如此。
窃以为导致徐纯合、周秀云之死的原因有二，第一，乃是其时代背景。他们都不幸遇上一个大力倡导依法治国之社会，又“有幸”遭遇“特别是”警察，由于社会发展所必须，警察威严所必须，他们只能做枪下鬼与脚下鬼了。第二，他们不幸有着相似的社会最底层身份，试想，如是将徐纯合之身份换做一个暴富、巨富的人大代表或是政协委员，即便是当时有着比徐纯合更激烈的行止，试问“心情很复杂，也感觉很委屈”的李乐斌会依然果断出枪开枪吗？同理，周秀云如果不是一个农夫，而是一个贵妇人，王文军之辈还会那样肆无忌惮张扬吗？
如果上述之问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也只能有一个结论，徐、周二人都是一个社会的最底层，是“特别是”社会的最弱势者。所以，商品社会里，丛林法则致胜所决定，他们只能死去了。并且，如果硬要书写墓志铭，依照“特别是”惯例，也实在难登大雅之堂。
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战争，乃至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集体化道路实施，中共所依靠的无一不是最广大人民团结奋斗之合力。堂堂正正的立意，堂堂正正地进行，也都收完胜之功。更获得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之拥护与支持。那时有一句话叫“组织起来”，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同群众相结合，最广泛宣传与团结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越是做到这样，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才越大。但后来的“特别是”改革，所作所为正好与前述相反。我们知道，所谓的“杀开一条血路”之改革，破釜沉舟之改革，“啃硬骨头”之改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之改革，诸如等等、等等的，谁能列举出改革是做团结、依靠人民群众的，让人们群众举双手拥护之改革的？
譬如一件事，一件不想为人所知内幕的事，一件不敢公布其内幕的事，它隐瞒得了一时，却隐瞒不了一世。它虽能一时蛊惑得人心，却难以永久赢得人心。后来，诸般手法使尽，伎俩用尽，连做梦的法子都试出来了，也难保不出岔子的。所以，也就有了备用之招术，不行就来硬的。
是否枪杆子里面也出改革成果？枪杆子里面还出河蟹治世？
血色渐浓了……却也未必都是坏事。
依照事物矛盾转化规律，此时的弱者，谁敢绝对肯定彼时不会变为强者？而此时的强者，彼时还将依旧呼风唤雨、肆无忌惮般作为吗？
似还可以肯定的是，徐纯合、周秀云之死决不会只是“特别是”诡异社会之孤例，也不可能就此终止此等血腥之事件再发生。但却可以绝对肯定的是，流出的血多了，代价高昂至某一节点了，也就是发生变化之时！
……
时至今日，依然苦口婆心提醒某些利令智昏精英注意，无论是人们上访，或是再作出舆论呼声，都表明还依旧对一个政府不曾死心，但若是连如此之愿都不能满足，但若是一再放纵将枪口对准了社会之底层，突然之间笔者想起唐朝的一个人魏征的那句话，什么水熬什么“粥”的……呵呵，扯得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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