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皮村讲座的日子，是2018年一个秋日的傍晚。我先是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下了地铁之后，按照华山的建议，打的或找辆黑车送我去皮村。从地下走到地上，目之所及，到处都是拉活儿的黑车司机。我被带到了一辆黑车附近，上车了才发现，车上已经有了三个人。大家挤一挤、每个人十块钱，均摊后的车费比打的便宜了不少。车上的气氛并不凝滞，闻着浓重的汽油味、四个操着不同口音的乘客不时彼此聊两句或和司机侃两句，我们就这样一路颠簸着，你挤我、我挤你地到达了皮村。走进皮村的大街小巷，一股熟悉感油然而生。皮村和我记忆中的家乡、长春铁北工业区和家属院里的街道与商店逐渐重合。是因为街两侧同样挤满了林林总总、密密麻麻的小商店吗？是因为小店内类似的货物展示方式和装修风格？还是小店牌匾上同样的字体和颜色？皮村的街道、店铺、甚至空气中的气味都弥漫着一股廉价的塑料感，但这是我曾经最熟悉的气息与味道。我的人生被不同的时空劈成两半，清华园里的书香和饭香把我和普通人真实粗粝的人生隔离起来、短暂营造了一种身为知识精英的错觉，而皮村的气息和氛围让我回归了脚踏实地的生活。
讲座是晚上七点开始，五点半左右华山把我带到了一家主营牛肉粉丝的小店。十块钱，满满一大碗牛肉粉丝，是我绝对吃不完的量---上次遇到这么慷慨的店家，还是我在家乡吃十块钱不限量的麻辣烫。汤头的胡椒味挺重，我碗里的干豆腐丝严重超标，在我埋头苦吃干豆腐丝加喝汤时，粉丝逐渐被牛肉汤泡发，这碗粉被越吃越多了。直到我实在吃不下了放下碗，华山还在感慨我的食量之小。我被清华食堂惯出来的胃口和食量的确对不起这碗可以给打工人带去饱腹感的诚心之作，而我很快就发现，在皮村，吃饱甚至吃撑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更是有着现实意义。吃完饭后，我被华山带去参观了打工者博物馆，接着便来到了讲座地点（应该是打工者博物馆的办公室）。博物馆和办公室都处于一座平房里，冬天屋里烧了炉子，但因为屋内空间较大，加上当晚气温较低，我被冻得瑟瑟发抖。讲座进行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的上下牙床已经开始控制不住的打颤，工友们为我搬来了电磁炉取暖，瞬间感觉暖和了不少，我能控制住肌肉不再打颤，就这样一边搓手取暖、一边继续分享我的研究。
皮村的工友们显然早已适应了秋冬室内的低温。讲座期间他们非常礼貌、非常耐心、也非常友好。一位工友告诉我，他身上的军大衣25块钱，保暖效果比我身上的羽绒服要好得多。我也意识到刚才实在应该多吃一点---我应该吃到撑，然后尽情燃烧自己的卡路里以适应低温。这里的室内低温又让我想到了家乡的冬天和室内温度。烫手的暖气片、室内汗流浃背是我对工业区冬季的记忆。上次回家见到了几位小学同学，他们说工厂转制、国企职工下岗之后，厂里大片家属区的地皮被卖给了地产开发商。家属区的房子是分配制的产物，厂里分你一套房子，你是没有产权证的。地被卖给开发商之后，开发商要把家属楼推倒重建商业住宅，所以下岗和转岗的职工一度被赶出了自己家，很多人四处辗转，也有些人不肯搬走，于是就经历了断水断电、甚至冬季集体供暖被切断的威胁。东北老工业区的冬天，室内也可以刺骨冰凉。
我的家乡长春是一个存在感远不如尔滨和沈阳的城市。某些巨变彻底颠覆并持续改造着家乡的社会纹理，它现在已彻底变了模样，再难与我的儿时印象重叠。倒是皮村的人、事与经历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我的记忆不是虚假而是在某个时空真实存在过的，也许是我始终存在的怀旧感（nostalgia）作祟，当下的皮村成为了我记忆中童年的现实对照。穿过时空的洪流，皮村和我年少时的家乡开始重叠：低廉的物价和租金；小店里从地上堆到屋顶的货品，其中好多货品是价格亲民的塑料制品；小发廊门口的霓虹灯柱以及非常接地气的店名和装修；低矮的楼房以及楼房上、楼与楼之间密布的电线网络，许多像是不合规定、个人私拉的电线；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小广告；柏油路和土路的交织和无缝衔接，以及街边门店的白色铝合金门窗…皮村的基础设施和我记忆中的老工业家属区很像，更像的是那股气韵和味道，简陋和素朴背后难掩的是那一份生机和野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我觉得古人也许搞错了顺序，挣扎在温饱线上下的打工人也在拼尽全力维持着自己尊严和体面，皮村的乱中有序就是这样的一份明证。打工人的尊严也许是吃饱喝足了就能暂时忘却生活的艰辛而决不叽歪决不抱怨，也许是敞开肚皮吃饱了就能从容、大方地在寒冷的秋冬室内过好一个晚上，再不知疲惫地听一个未经世事的书生唠叨自己是如何理解工人文化的。他们的精神追求和生存意志一道支撑着他们熬过一个个疲惫的白天和寒冷的夜晚。皮村生长出了自己特有的生态系统和群落，外来者必须适应并融入种种真实又粗粝的细节，皮村的工友是这个生态群落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存逻辑和意志逐渐融入并长成了皮村的血肉。
最近有很多人说《繁华》和《漫长的季节》构成了改革开放的两套叙事。前者将镜头对准了90年代东南沿海的造富神话，后者将国企转制过程中的性、暴力、与社会冲突加上了一层悬疑和惊悚的滤镜予以风格化。与悬疑和惊悚并存的，是《漫长的季节》用画面和叙事结构营造的怀旧感。悬案本身的戏剧冲突和张力不时被颇具时代感、怀旧感的滤镜所解构和重建，旧时光里不止有残酷真相，也有虽逐步瓦解但实实在在存在过的家庭、集体、以及人与人的羁绊。地理上一南一北的对照确实鲜明，但对我来说，改革开放从来就没有两套叙事，东北厂二代、厂三代的流动、彷徨、抉择足以将这两套看似割裂的叙事串联起来。去皮村的那个晚上让我认识了一个从东北家乡来北京打工的年轻人、厂二代，他当时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回去后又给我发了他和父母争吵、冲突的截图和音频。和很多我的小学同学一样，留在家乡对他来说意味着一边打零工、啃老、一边还要面对父母的责问、情绪发泄、甚至是殴打。在家乡老工业区，暴力时常伴随着社会、家庭冲突的升级出现，是日常生活中再常见不过、却经常性地被忽视和无视的文化现象和符号。70、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的文化转向，让一些哲学家、人类学家不再执着于探讨暴力的成因，他们转而致力于将暴力中性化（neutralize the violence），进而更好地解读暴力的文化内涵。我在皮村遇到的这位原本可以成为东北厂二代、却因为企业转制无法延续父母一代生活足迹的年轻人，委屈地向我诉说着父母如何对他拳脚相向，我却不知如何回答。因为在老工业区，曾经延续了数十年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空间早已坍塌，压垮了无数得齐荫蔽的家庭和个人，这种因为经济结构巨变而带来的家庭、生存困境我已经目睹了十数年。在我看来，已经渗透入社会肌理的暴力行为，尤其是挥向至亲之人的拳头，不仅代表了痛苦下的爆发与反抗，更代表了绝望下的自毁与自弃，因为子女、夫妻、父母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人格的一种延伸。挥向亲人的拳头，纵然是弱者向更弱者的一种发泄和压榨，也代表对自身无能的厌弃与宣泄，我的一名小学同学就曾在聚会上毫无顾忌地描述自己如何随意殴打妻子。这名同学告诉我，国企转制、改组后能进厂当工人的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的关系户，他只是大专毕业、但关系硬，所以成为了我们小学班上唯一真正意义上的能够进厂、延续父辈足迹的厂二代。像这位皮村工友一样难以进厂、又难有稳定收入的厂二代，只能要么留在家乡受父母嫌弃，要么选择外出打工、为自己搏一个未来。当然，社会结构巨变下也总会有获利者和适应者，我的同学里有人就抓住了从旧向新过渡中的机会，先是盘下来一座洗浴中心，有了资金再闯出去搞运输、把南方的时令水果倒腾到北方赚钱。这个同学是个厂三代，小时候也是个拳头很硬的混混。在他看来，钱虽然赚到了，但是情义却没了，社会变了，太多人把道上的情义放进垃圾篓、只求把票子踹进兜里。他告诉我，也曾想带着全家移居到硬件设施更好的城市，但又总是问自己，离开了又怎么样呢？就能回到曾经吗？他甚至会想，过去真的如记忆中那么好吗？还是当下的不甘和苦恼给过去渡上了一层金色滤镜，让人误以为回不去的才是最好的？
离开还是留下，两种看似不同的选择，在我去皮村的那个夜晚汇合了起来。也许生活给我们的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生活给予我们的，只是不同时空下类似生活方式的再次展开。皮村的这个夜晚和我家乡的某个秋夜逐渐重叠了起来。从家乡陷落的老工业区，到北京城郊的皮村，记忆和思绪的闪回仿佛为我提供了一个从北到南的时空隧道，让我一脚就从家乡跨到了皮村。承载我乡愁的那个时空早已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被挤散、压碎，不论是从好、或坏的维度来讲，我的家乡都已经面目全非，我的生活记忆早已没了物质载体，这或许是为什么，我一直把去皮村的记忆与我的家乡记忆小心盛放在一起。当我注视着皮村夜晚的各类发光灯牌、霓虹标语时，我的思绪再次飘回了少时记忆中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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