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在致友人一封书信中，推崇曾国藩对传统文化的分类方法，认为“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在一生的学习实践中，他继承了国学这一传统中国话语体系中最辉煌的部分，并且在此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了了全新的现代中国话语体系。
对于青年毛泽东，传统文化教会了他什么呢？在《毛泽东早期文稿》里，答案是读奇书、做奇人、干奇事。
毛泽东自幼“背得四书五经”，为往后“略通国学大要”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五年半里，他悉心探索国学，从中至晚，读书不休，阅读了大量的传统典籍，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民族心理结构有了全面的常识。他对所读之书有严格的要求，在1915年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写道“治国学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他还在上万部经史子集中，精心挑选出77种书目，认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
对奇书的追求，实为对书所承载的“道”的渴望，当现有之思想不足以挽救积弊，就果断向西方“问道”，于是，就等到了苏联送来的马克思主义。
传统中国的学问，大都建立在道德伦理和人际关系上，因此，国学在修养道德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毛泽东在杨昌济老师的影响下，对人格学问道德文章诸多方面有了全新的认识，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等成为他心目中的“奇人”。面临国难当头，他把救亡图存的心愿寄托于“圣贤救世”，在给湘生的信中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
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毛泽东本人也成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奇男子。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自带着经世致用的“入世”气质，学的目的在于用。经过长时间的国学教育，毛泽东掌握了中国历史政治文化的遗产，了解了中国的人民，知晓了这个庞大民族的优势和弊病所在，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就有了希望。把经世致用精神升华为实事求是思想，成为他战无不胜的基因密码，让他成就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奇事”。
由此看来，毛泽东年轻时的追求是“奇”——奇书、奇事、奇人，所用的手段却处处是“常”——常识、常理、常功夫，处处可得“奇”，着手却在最细微处，这是传统文化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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