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门显学。
它曾经是，也许今天在某些地方依旧是，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是。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某种新式的“马克思主义”来挤压、占据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基于这种新式“马克思主义”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所需要的只是拥护和忠诚而已，它不要求你接受任何本质上的新思想或新实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奇形怪状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行走在机关、企业、街道、高校等各个地方，面不改色地鄙夷底层、歧视妇女、鼓吹福报、操弄特权。如果有人真的认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身上有那么几粒马克思主义的细胞，那研究如何成为其中的一员倒也确实堪称显学。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而言，“主义”不是首先要纠结的内容，就业、营收、购房、抚育、养老、医疗等才是生活的主基调。许多劳动者希望在劳动仲裁中取胜，夺回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勇于共同进退集体争取，而这并不意味着ta们/我们就此需要在生活中匀出一部分，去学着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斗争首先是朴素地为了生活而斗争，而不是为了某主义或成为某主义者而斗争。
斗争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特权，而特权也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者。于压迫中求生存的人，纵使其下还有更受压迫的存在，这也并不否认ta们/我们实际受到了压迫。挣扎求生的姿态在其中是如此普遍，它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底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能直接有利于在这挣扎中取得喘息，反而有可能因为这主义带来的视野更加细致地品味重压的纹理，先于其他人一步被压垮，被国家机器镇压、消磨，乃至淡忘于社会中。对于个人生活的幸福来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必要项，甚至不是一个优选项，我们大可以把那些用于学习、调研、批判、驳诘的时间用于个人发展和自娱——试问，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会是一门显学呢？
我以为，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自命已成的，还是眼见将成的——无不处于巨大的惶惑中。这惶惑未必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而是凝结为一团疑云，既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疑云，又是关于应该“怎么做”的疑云。
我们如今有着琳琅满目的理论，我无意列举它们的派系名目或代表人物之类的冗余信息，无论它们在谱系上究竟是属于什么分支，和马克思主义有怎样的亲疏关系，它们都为我们思考当下现实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工具，这不假。但是在那之后呢？我们从中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过于轻易地从这些理论中得到了所谓“批判的武器”，就像第一次拿到水枪的小孩一样急切地瞄准身边的一切东西，并试图从中明察秋毫地寻出最隐蔽的“敌人”。各式各样的理论之间并不总是能够协调，各人的理解也互有龃龉，于是“批判的武器”在找到它应该瞄准的对象前，就时常率先瞄准其他人，且不吝于因最无关紧要的理由而扣下扳机，所幸发射的只是水而已。
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争讼并非毫无意义，理论建设总是必要的，为了把握当前时代状况，这是必须的工作。但如果仅仅将这一工作视作一种哲学工作甚至学术工作，仅仅将马克思主义视作一种哲学甚至学术，那这些争讼所能形成的东西也不过就是一些无关宏旨的玲珑雕饰，和自命不凡的马克思主义牙雕师。ta们/我们从理论的摩擦中享受着纯粹知性的快感，而忘记了这些理论工作是为了回答“怎么做”的问题，是为了回答“武器的批判”的问题，是为了回答“改变世界”的问题。如果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是一门显学，那当前的情况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真的赢得了最广泛的接受和信任，而在于它被一些人天真地缩略为一种“学”，成为ta们/我们的一件无形饰品，提供“恰到好处的叛逆”。
理论的学习阐发不需要额外的勇气，连打破鸡蛋壳的程度都不需要，但落到实处的每一步都意味着摸索。我们的理论很多，却尚没有一件可以拿来垫在脚下，供大批大批的人大踏步地向前一跃。那么这是因为我们还缺少某种更精细更好的理论吗？或许如此。但这不是我们靠纯粹的理论准备可以完成的工作，理论指导实践，同样要来自实践，不以实践喂养自身的理论是不足取的。更何况许多理论压根就不打算为实践而准备，只是打着准备的旗号永久地在茫茫人海的岸边逡巡不前——如果我们所谓丰富的理论都只不过是这种东西，那再过一万年，世界依然不会因我们的努力而改变分毫。正因如此，“怎么做”的问题才显得在这片惶惑中如此显眼，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实践已经是一项不容拖延的要求。
认为实践存在于某个空间、时间或场域上的“远方”，必须专门前往一趟，这是对于“怎么做”问题的常见误会。因为这默认了存在一个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净土”，仿佛在那里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压迫可以不生效，马克思主义因而与之处于神圣的休战中。马克思主义实践就在当下，就在身边。无论是了解其他劳动者的生活生存状况与人生经历，亦或是在家庭里维持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劳动公平，还是去做社会调研，做公益，参与维权，组织交流活动，乃至著书立说，以巨大流量带动思想传播，它们都是有益的实践。它们可能发生在你生活的次要时间和次要地点，仅仅作为生活的一种补充，但也可能就在你平时的工作生活场所中，是你的主要经验。这些实践能够发生在具有大量有志之士的头部城市，但同样可以在其他更边缘的地区或场域。如果我们相信压迫的普遍性，就应当同样相信为了抵抗压迫而凝结反抗的普遍性，它们也许是以很微观、薄弱的形式存在的，然而去让它们变得坚实可靠不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吗？
听上去这种实践并不让人热血沸腾，也并不具有肉眼可见的巨大变革力量，更重要的是，这或许不是很多人想象中关于“怎么做”的回答。它不能直接为你预报共产主义的来期，或者明示又一次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预备动作。不仅如此，许多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许能够感受到，此间有太多个人无能为力的东西，越是清晰地看见压迫的形态与扭曲的所在，就越是感受到自己的势单力薄。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在沉闷之中体会绝望，在打击之后变得虚无，这无可厚非。也有人处在挣扎中，一面明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一面又不可忘怀目力所及之处的惨状和不公，于是进入难解的自我矛盾，这同样再正常不过。只是这些情况可能会使得我们的实践更像一种阿Q精神下无原则的自我疗愈，并不能真正拨开重压。
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是呼吸着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空气长大的，绝无可能剔除身上每一颗压迫关系的原子。而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压迫并非一日形成，它们深入这个社会的骨髓，寄希望于干干净净地轻装上阵，毕其功于一役，反倒是认识上的浪漫化，是不清醒的表现。对于我们的实践，我认为至少得有两个准备：第一，是功成不必在我的准备。第二，是自身永久地负重前行的准备。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能多少会希望/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若因此忽然间觉得自己的言行伟大而先进，乃至后脑都泛出光晕，喉间都响出梵音，那就大可不必。理想高而远，路途长而险，从巴黎公社建立到苏联解体，其中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追寻之路何其曲折，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变革背后，都有太多人作为默默无闻的铺垫，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确实是为了给自己的信仰一个交代，而不是为了某种个人的爽快，那么我们应当对自己可能的平凡有所觉悟。我们或许时而自觉坚定，时而开始动摇挣扎，这不是值得羞愧的事情，因为最强大的大力士也没法永远抗住头顶的重压，ta会发抖，会筋疲力软。也许我得说，一个人要永远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件很艰难的事，我们的未来可能会背叛我们的现在，正如我们很多人的现在或许就是背叛了自己的过去。但是我们所做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会客观地留存在世界上，积累在历史中，既不背叛我们，也不背叛它所服务的主义。如果我们想要更久地坚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就难免要不断地遇见困惑、矛盾与痛苦，不断见证自己的无能为力和软弱，接受自己实践的琐屑和局限——然而，如果我们希望留下更多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那这同样是应有的负重。
话虽如此，我们依然需要一定的原则性，以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变成一种行为艺术式的自我感动。这一原则性不同人可能有不同阐释，我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应当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团结反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力量，力求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一门真正的显学，给予所有人斗争的勇气。一群人手执几十个理论概念碰来撞去，仿佛在打一款哲学麻将，力求凑一手好话术胡牌，日日消磨于此，我不知道要如何从中了解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以及劳动者们面临的问题。相比于眼尖地挑出彼此之间细微的观点不合，为做一点实事而求同存异是我们当下更需要的品质。我们的理论也好，实践也罢，都还可以更加接地气，更加地深入浅出，更加地争取广为人知，更加地追求贴近众多人的生活，浸润进去，成为ta们/我们生活乃至人生的有机部分。
最后，让我们回到那个最初步的问题：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呢？
我的回答是，很多时候并非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往往是因为无法忍受诸多不公，又无法接受视而不见，最后无法选择袖手旁观，于是进入了这条轨道。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秩序最终的不妥协，我们正是在越来越多的不妥协中，逐步靠近马克思主义的，是割舍到无法再割舍的最终归宿。也许很多人够幸运，能够始终不落于这样的处境，或者虽然一度落入却又再度出来，但只要压迫本身一天不终止它的扩张，那马克思主义终将追上我们所有人。我们不必等它追上，大可主动拥抱，所为的正是让以后需要的人仍有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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