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我们曾经发布过一期以人际交往中的“圆滑”为话题的集体写作，以精彩片段的形式，分享了许多朋友的见解。为了弥补“未窥全豹”的不足，我们在那篇文章的末尾设置了一次投票，鼓励读者们选出自己最想看到全文的篇目。
在大家的热心支持下，我们整理了票数前三名写的全文，将它们完整地呈现出来。这三篇短文都从自己的真实经验出发，探讨了自己对“圆滑”的理解和态度。@阿目将“圆滑”视作一种现实中的策略，肯定了它的工具价值，但同时提示我们警惕“圆滑”蕴藏的“堕落的危险”。在此意义上，群体成员相互帮助和警醒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钝感超人光波则直白地告诉我们，不必过于担忧“圆滑”会损害“自我”的某种“纯洁性”；在真正的工作场域中，我们的适应能力会大幅增强，完全有可能逐步靠近一种为人纯粹，处事圆滑的平衡状态。而@勒塞河的无尽区仍然强调代际之间“圆滑”教育中“自我”的能动性：我们需要对某些话语保持着一种可能有时“过激”的警惕性，这种警惕既是某个场域中弱势者的专属，也是逃逸以至反抗的可能性所在。
“圆滑”作为一个有些抽象的词语，本身指涉着很多纷繁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内容。因此，对它的认识和应对方式也很难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守则。每个人基于自己的具体处境，需要具体地判断怎样“圆滑”或“不圆滑”地处理问题。集体写作的意义正在于此，每位写都是立足于自己的经历和认识，与我们分享看法；而读者也可依照自己的境况，阅读复数的答案，理解更多的可能，并在放下这篇文章后，转头去摩挲“圆滑”与“自我”之间的尺度。
文｜叁零柒茶座
@阿目.
原子化的个体通常难以摆脱环境的强大力量，需要社群与志同道合的伙伴间的支持、互助和行动，才能一定程度上让个体的“圆滑”纳入到进步的实践中。
我想从一个很小的切入点谈谈“圆滑”。其实与很多伙伴一样，我觉得“圆滑”这个词的总体贬义色彩挺重，能换个词或许更好，但这样的特性也提供了讨论的空间。
关于“改变世界”，总有一个悖论：我们只能从要变革的现状出发，总得在“想要改变的现实”中行动。这其实也可以推广到生活中任何的“创新”上。既然只能从现实出发，就始终离不开对已有规则的理解甚至践行，以获得资源、支持等为做成某事或实现改变铺平道路。相反，若完全以抽象的理想社会的伦理理念进行思考和实践，容易变成对改变的束缚。
我会在此狭义的角度一定程度上正面地理解“圆滑”。“圆滑”可能是一种方法，通过对现实中的规则的深刻理解和实际践行，从而保证某些超越现实目标能够实现。从历史看，实践者往往需要“圆滑”的政治斗争技巧和群众工作方法，争取多方力量支持，瓦解统治阶级的联盟等，以实现目标；从现实中小的工作看，除非你已是主流秩序中认可的“大佬”且在做主流的业务，否则同样需要运用“人情世故”获取资源，把事儿办成。
但若这样看待“圆滑”，其中的“目标”就变得非常关键，其必须具有进步的内涵或明确关联上更广泛的进步性的行动。最理想的状态，我们能通过“暂时的圆滑”创造出“不必再圆滑”的条件。但“圆滑”的负面效应，或堕落的危险亦蕴含期间。圆滑中既有人际交往中应有的共情、尊重，也有许多由上位者/统治阶级所制定或把持的糟粕，且后者绝不在少数。在长期的实践总有逐渐“认同”的危险。一方面，践行既有规则顺手，总能“成事儿”，这本身就是一种激励；更何况技能傍身，一转用在压迫性的事业上，盆满钵满，岂不美哉？另一方面，如果总是圆滑处事，人脉渐增，朋友圈层中难免越来越多同样圆滑但“没有灵魂”的人。置身染缸期间，难免逐步同化。这样的例子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少见。
那如果一定程度的圆滑是在现实中做出改变的必要条件，又有着堕落的危险，该如何是好呢？坚守目标/坚定信念是直接的答案，但也等于什么都没说。原子化的个体通常难以摆脱环境的强大力量，需要社群与志同道合的伙伴间的支持、互助和行动，才能一定程度上让个体的“圆滑”纳入到进步的实践中；同时，个体亦有空间跳出压迫性的现实实践环境，得以喘息和澄清行动的意义，也能够疗愈长期“被迫”践行自己理念上不认可的“圆滑”所经受到的精神创伤。
@钝感超人光波.
只要真正迈进社会谋生，不出三年，就能让“学习圆滑”变成身后的小山坡，就能做到毫无包袱地拥抱真实的人民。
“圆滑”原本仅是处理客体对象的方法，但将它上升到主体气质的层面，恐怕是当代一类中青年面对的特别难题。我们这类人大抵是独生子女、职工（或重读书的农民）家庭、受教育时间长，青少年时代适逢新自由主义的人本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我们被家庭很好地保护在社会泳池岸边的热身区，但同时又极透明地与社会评价互相对望，社会于我们而言似一个“透明的黑箱”。那是一个梦幻的年代，政府不假思索地投资基建，家庭不假思索地投资房产，个体不假思索地投资“自我”……最理性的投资（也即负债）策略是定投增持、延缓变现，直到“缓”掉了小半辈子。
谁能抵御“自我”的勒索？我们被驯化出的思维是，每一桩事情、每一样工具乃至每一记念头，都会内化构成一种叫“自我”的东西，它还有一些证身化身诸如“人格”、“素养”、“灵魂”、“个性”、“特色”……所有爱好志趣，无外乎是为了奉养它；喂错一样饲料，都是对它极大的玷污。事事须要如履薄冰，因其皆能直达人本。如此仪范之下，“圆滑做事”自然是跟抽烟喝酒差不多的越轨之举。我曾以为同龄人皆奉此法门，直到结识了妻子。她生在一个多子的小商户家庭，很少跟书籍做朋友，反倒是同代城镇儿童中劳动和社交锻炼最多的。她居然能毫无内耗地，一边圆滑处置生活中的麻烦，一边保持对每个人单纯的善意揣测。我逐步探明她的秘诀是：不太关心自己或别人是什么样的人，做成好事才重要——啊，她是这样一个人本主义之敌，又是这样一个人间大众之友！
也许有一种可能，因担心“异化”而步步踌躇的人，已经被一种灌输来的“自我”所异化？也许有一种可能，我们在千方百计维持“自我”这桩事上，已经做到了前无古人的圆滑？历史上还有哪一代人比我们更擅长左右找补、层层叠甲？因此，就算我们对自己再失望，也要相信自己向“大手”低头的能力。只要真正迈进社会谋生，不出三年，就能让“学习圆滑”变成身后的小山坡，就能做到毫无包袱地拥抱真实的人民。唯一需要克服的障碍是：别因一次小事处理得不够圆滑，就急于推论自己是个不能圆滑的人。
@勒塞河的无尽区.
我相信，交往不是“我（们）”与“他者”的交往，而是“我”与“你”的交往，“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是通过一个个双边关系组成的社群网络。
我一直对“圆滑”这个概念抱有疑惑。首先它当然代表了一代人的生存经验，这种生存经验是嵌套在他们自己的身体里的，它是一种规范在这些人身上的表达，或者用更理论化的方式说，是一种“述行”（performance），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常常是被上一代人教育要“圆滑行事”，这表面上看（或者从某种角度说）是一种善意，但我们轻易就可以察觉这背后的意图，一种想要将你整合进既有的社会合理化习惯之中的意图。当然，我们常常面对的选择是，我通过这种合理化的方式换来了怎样的利益，所以我们把它当做了一种可以不“下水”的交易，我和它保持着一种理性的距离，但这个距离很可能是虚假的。我常常对这种从无意识透露出的规训意图感到恐慌，当从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口中说出这些话时，你仿佛看不清它们的模样，用左翼耳熟能详的术语说，你就是感觉身边出现一架活生生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
这种体验构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些惊恐时刻，它不断地向我言说和预言着，妄图改造我，而我则处在一种妄图与其割断，但在割断中相互融合的窘境里。我常常思考这种割断意味着什么，它一定有更多的意义，虽然不像五四运动时期移风易俗般的意义，但它对于我们这代青年人来说一定会激起一种懵懂的政治意识。我是想说，对生活中各种“圆滑”的反思和反抗，无论是学校、家庭还是工作场所，都是我们所最为切近的政治场域。这实际上意味着，“圆滑”提示了一个被压抑的政治空间，一个被和谐化了的、被一套主人话语整合化了的空间——用一个可能非常不恰当的说法是，这背后暗含着一种“法西斯式”的暴力，当然这需要限定条件，如果某种“圆滑”的话语妄图声明它能够整合和消泯一切社会矛盾，那它不就俨然一台生成中的法西斯国家机器吗？或许这些显得跳跃的、恐怖的联想才能够解释在我生活中的那些惊恐的经验，这些经验实实在在地破坏着我个体的秩序和边界。
另外，我们常常发现，“圆滑”的执行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在一个良性的意义上，它是具有一定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人在一个特定群体里表现出的游刃有余的交往方式。所以，如果你不能“圆滑”，大概率或许说明你属于这个群体的弱势者，你不仅缺失那种所谓的“教养”，还缺失能够负担起这份“教养”所应有的社会资源。因而实际结果常常是，“圆滑”可能对既得利益者有利，而对弱势者不利。因而，或许应当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下分析，“圆滑”的话语究竟在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将其运用为一种争取弱势者手段的工具，在这种意义上，“圆滑”或许可以由此反转——它应当也将变得具有力量。
所以，我的态度是，对“圆滑”始终保持警惕，乃至攻击性。这种攻击性不意味着不分场合不分条件地释放暴力，而是意味着一种敏感的察觉：察觉话语背后的意图，究竟它在何种意义上踏入和改造了我的边界（因此我必须给出一个交代，我为何要如此改变），但这往往是因为我敏锐地意识到，在这一处境中我的确是弱者，因而我必须思考清楚自己的边界，否则可能会在一个群狼环伺的情况下被撕咬的不剩什么。当然我觉得，这完全是因为我们处于一种资本主义为我们搭建的钢铁丛林的结果，是一种迫不得已。“圆滑”则作为另一种手段和武器，我会认为它是有代价的，而且只有在认清其代价为何的前提下我才会选择适当的“圆滑”，但它可能不会是我首先选择的一种处事标准。这也不意味着我想要彻底拒绝与遵从那些所谓“圆滑”模式的人进行交往，“圆滑”对他人来说的确可能是必要的“润滑剂”，但是在“润滑”之前，请允许我用一个非常污的隐喻，这必须要有一个“性同意”的过程，那么如果没有，我们必须用强硬的拒绝予以回应，让一些人知道该如何做。
所以对于在面对此类问题时应该如何做，我也给出一个肯定的交代。交往对我来说意味着需要提供一种融合的空间，一个可以共建的现实乌托邦，这个空间绝不是哈贝马斯说的那种被市场逻辑先验地结构了的“交往理性”，而是我以更加具身、更加灵动地的方式加入到交往之中，我可以在这里交出乃至取消我，那么对方同样也是的。所以我相信，交往不是“我（们）”与“他者”的交往，而是“我”与“你”的交往，“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是通过一个个双边关系组成的社群网络。在这个意义上，那个高悬于群体之上的，用流行的黑话说叫作“大他者”的东西，我们先不说取消这种根深蒂固的想象，而是先学会从其中（也是从我们在旧的惯习里形成的交往方式中）逃逸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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