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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信仰与中国的海洋文化

壶公 · 2005-01-17 ·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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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妈祖信仰是一个不为网友熟悉的话题,海洋文化同样显得陌生。笔者在这里作一些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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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信仰的本源:
    在太平洋西沿,有一个名为湄州的小岛,一个美丽的女人佇立在海的边上,望着波涛和远去的帆影,目光专注、深情;她或许是在听着涛声中的橹响,听着亲人归家的歌唱。。。。一代又一代,沧海桑田。她静静地站在那里,无论狂风巨浪,无论冬夏秋春,无论昼夜如梭。她是谁的母亲?妻子?还是女儿?她是走海人的情,是走海人的爱;她是走海人割不断的牵挂;她是走海人的神――妈祖女神。

妈祖信仰是亲情文化。
    妈祖是闽东南人民的女儿。闽东南,这是一片黄金一样的海岸。自汉以来,凭籍大海之利,这里就是世界商贾云集之地,繁荣昌盛之邦。
    这样一片黄金一样的海岸,它的衰落自清顺治始。一纸禁海令,窒息了这片热土的呼吸。为了封锁台湾,康熙更是下了沿海三十里坚壁清野的命令。从此后闽东南人民蒙受深重的苦难。
    这里曾经是西方列强买卖猪仔---劳工的集散地;
    为了逃避苦难,这里是闯海走番人的原发地; 
    当国民党败退台湾,这里的渔民――整村的壮丁,被国民党掳掠而去;
    大海的门终于启开,这里又是走私、偷渡人的出发地。。。。。
    无论是为了获利还是受强人胁迫,人们进行的是生与死的赌博。他们乘着简陋的小船冲向大海,很多人葬身波涛之中,活着的人也倍受煎熬。他们得不到任何庇护,清政府称他们是不服王化的“莠民”。即使是现在,在阿根廷,他们面临经济危机造成的灾民引发的劫掠;在以色列,他们遭遇人体炸弹的袭击;更不必说鬼域印尼。
闽东南海岸有多少望夫石、有多少姑嫂塔、有多少寡妇村,没有人统计过。她们就站在海边,眺望着远去的亲人,呼唤着离乡的游子,一年又一年;闽东南的走海人有多少,死于海的有多少,闯过生死关的是多少,也没有人统计过。当他们在波涛中挣扎,当他们在异乡煎熬,他们呼唤的是他们在故乡的亲人,一遍又一遍。
多少情、多少思念、多少祈祷,化为神----妈祖女神。妈祖信仰是千千万万亲情的汇聚。

妈祖信仰是台湾海峽的文化
    台湾人民绝大多数是闽东南的移民。台湾的发现是在东汉。从闽东南前往台湾的移民,零散而行的应该自此始,近二千年来,积少成多,这类移民的数量是最大的。
    见于记载的,大集体前往的有三批,即唐末的“开漳闽王”陈氏兄弟及其部属;明末的郑氏父子及其部属;从大陆溃逃的国民党败兵。
    现在所说的台湾原住民,大约指的就是除了国民党败兵之外的移民,大多数是来自闽东南的人民。
    国民党败兵为什么会被斥为外来人?
    可叹的是,国民党治台近五十年,竟然被指认为外来政权,外省人,不为所谓的台湾原住民所接纳。其原因自然是国民党政治腐败。深层次看,则是文化的排斥。因为政见不同是正常的事,还不至于排斥到逐其出岛的地步。
支持这一观点的是京华去台文人李敖。李敖在他的一个访談录里这样说明台湾的文化:
在清朝统治台湾的时候,台湾是一个穷人、罪犯、农民落脚的地方,没有文化水平;
到了日本人统治台湾的五十年,同样的日本人带给台湾的不是日本那种高级的文化,而是那种町人的文化;
国民党来了之后,水平不但不好还给他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对大陆的政策,给***的两种定位,第一个定位就是***是坏的,第二个呢,就是***是小的。
    所以李敖认为台湾人整个的政治见解是很低的,我要做的要给他们洗脑。
    以京华文化为本的李敖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但是并没有得到台湾人民的认同。因为他即蔑视台湾文化,自然也为台湾文化所排斥。这就是他出任新党总统竟选人,不但不能为新党捞取选票,反而让新党无以自立的原因。

台湾文化是台湾海峽文化,其代表就是妈祖信仰。
    台湾的所谓原住民绝大多数是闽东南的移民。在台湾流行的歌仔戏来自闽东南的民间,至今仍然是民众认同的喜爱的剧种;遍设于台湾各地的妈祖神庙和对妈祖的崇拜,也同样来源于闽东南、盛行于闽东南。它实质是两岸亲情的神化。妈祖的圣城在湄州,到湄州烧香的来自台海两岸的朝圣者,已经使湄州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地。
台湾海峽文化与内陆文化的同源:有人根据闽东南的各语系与中原的不同以及妈祖文化的特质考证其为夏文化。我不得其证,只好以为传言。
    但是晋乱,衣冠东渡、入闽;
    闽西是客家之源,也是中原大移民的中转站;
    南宋朱熹在闽西北创建理学,讲学。
     这三者都表明闽东南文化与中华文明血脉相连。台湾海峽文化与内陆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组成的一部分。
从戏剧看两种文化的不同:李敖以为台湾海峽文化是边陲文化。他说:“譬如用歌仔戏来取代京戏嘛,你歌仔戏怎么能跟京戏相比呢?”说两者不同是对的,厚此薄彼则不是作学问的人应该有的偏激。
    单从戏剧来说,闽东南有闽剧、莆仙剧、南曲、歌仔戏等剧种,都随着闽东南人民的足迹享誉海内外。在海外的影响远非京剧所及。原因很简单,这些剧种的传播是民间行为,是民间喜闻乐见;而京剧的传播是政府行为,热闹一阵,人走茶凉。
    闽东南剧种源远流长。其中的莆仙剧有戏剧古化石之称,就是镇鼓的小狮子,也传自唐代宫廷,因为唐明皇的梅妃就是莆田人,是妈祖的老乡。同样是这个剧种的代表作――《团圆之后》、《春草闯堂》,其影响之广不亚于梅兰芳的“咿咿呀呀”。关于戏剧,可以写篇论文,为不冲淡主题,另文后叙。

    比较妈祖信仰和儒学,看两种文化的差异: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的的代表,儒学是内陆文化的代表。
妈祖信仰是亲情文化,表达的是人类自身深层次的感情,所以这种文化是纯洁的,信仰者是真诚的。 儒学是为皇家量身裁衣定制的“礼”服,带有明确的功利色彩,所以被用为敲门砖,用过就扔了,骗人的居多;
妈祖信仰是平民文化,对民众的保佑如影随形,植于人心,亘古不易。 儒学是权贵文化,随着权贵的浮沉,在中国史上,一会儿被捧为至圣,一会儿被踩在地下;
    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形态是开放的,价值取向是对大自然的求索,表现为勇敢者的拼搏,奋斗者的坚韧和不屈。儒学是内陆文化,形态是封闭的,价值取向是对当权者的求索,表现为歌功颂德,阿谀奉承,极尽奴才之能。
我这里说的儒学是末代儒学。并非对儒的有意攻击。因为自明、清及其后,儒学已经失去原有的内涵,成了专制、狭隘的、封闭的工具。
    古希腊有个故事:一个弄臣对一个哲学家说,你就把国王的唾沫当成海上的浪花。渔翁捕渔也被浪花打得满身湿透。你为了获得国王的好处,让国王吐得滿面口水又何妨?以这个故事来说明妈祖和信仰儒学的区别,大致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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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信仰的产生:
    让我们进一步理解妈祖信仰的内涵。请看看祖国的东南:
    湄洲湾位于祖国的东海之滨,三面小山青翠连绵,数岛环列如宝石项链。湄洲岛横亘在湾口北部,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湄洲湾也因之成为避风的良港。
    在湄洲岛――妈祖的故乡,绿荫长廊平覆千畴、金色的沙滩一望无垠;湄屿潮音如天籁仙乐之响、奇峰异石显鬼斧神工之变;这里的自然景观多姿俊秀,它是孕育了天后的胜地。
    位于湄洲岛上的天后宫是世界上1500多座妈祖宫庙的祖庙,它复盖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亿多信徒。朝圣是信徒的天份,妈祖的故乡是大陆吸引台胞、海外侨胞最多、最集中的一个地方。在仙境中,人们感受着妈祖的慈怀。  

    妈祖不是神,民间一女子是也。据文献记载,妈祖名林默,或称林默娘,出生于宋建隆元年(960),卒于宋雍熙四年(987),妈祖本是湄州屿的一位普普通通的海滨姑娘。元代的古籍中,第一次出现了妈祖在世几年的记载,程瑞学在《灵慈庙记》中说:神姓林氏,兴化都巡君之季女,生而神异,能力拯人患难,室居未三十而卒,宋元裕年间邑人祠之。
    其后还有更多详细的记载,略述之:妈祖生而有异。她是福建晋代晋安郡王林禄的二十二世孙女,父亲林惟悫,母亲王氏,二人多行善积德。一天晚上,王氏梦见观音大士对她说:“今赐你一丸,服下当得慈济之赐。”。北宋建隆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傍晚,王氏将近分娩,见一道红光,从西北射入室中,光辉夺目,香气飘荡,久久不散。又听得四周隆隆作响,好似春雷轰鸣,地变紫色,妈祖降生了。因生得奇,父母甚为疼爱。她出生至满月,一声不哭,因此取名“默”。

    妈祖生而异,一生治病救人、救苦救难。逝世后乡亲们感谢她生前的恩惠,于同年在湄洲岛上建庙祀之,这就是名闻遐迩的湄洲妈祖庙。妈祖庙扩建于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航海家郑和曾两次奉旨来湄屿主持御祭仪式并扩建庙宇。至清康熙时,已形成了具有五组建筑群的“海上龙宫”。 
与湄洲毗邻的忠门乡,现存一座南宋期间的“林默祖祠”。祠内保留一尊南宋时期的木雕妈祖像。同时,附近还有宋乾道年间的石井一口;祠内尚存清乾隆时代的碣石,碑文记载了该祠在清顺治期间裁界后重建的概况。碑文还载有台湾官府协助重建的过程。这也是妈祖与台湾有密切关系的佐证之一。

    妈祖因其德行而成为神之后,民间也就有了许多风俗表达对妈祖的纪念和崇拜。传说妈祖身着朱服为航海者护航,故湄州妇女仿效神圣,衣着一段红色,表示对妈祖的敬奉。湄州岛妇女的发型都是船帆状的,也叫“妈祖髻”。据说妈祖生前就梳这种发式。
    湄州人民信赖妈祖,崇拜她,传播她的拯危救难,济世救人的事迹。她渡海救难而自己身亡了,但是人们以为她没有死,而是升天成为民间的保护神。除了为她立庙供奉,还定期祷告致祭,祈求她的保佑。这种仪式越传越广,也就有了后来的规模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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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信仰延续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妈祖信仰已历千年,内容不断丰富。它延续之久,影响之深,传播之广,都是其他民间崇拜不能相比似的。任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真正的原因在于人类活动本身。妈祖信仰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原因之一是航海事业在宋、元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期间,福建泉州是世界东方第一大港。妈祖是航海者的精神支柱,于是从朝廷至百姓对妈祖的信仰也就理所当然了。 

    泉州作为中国南北海上交通的枢纽形成于东汉时期。南朝时,泉州已开始与海外展开海上交通的来往。泉州的崛起则在安史乱后,其时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南方的海路便应运而生。泉州凭其优越的条件成为当时内引外销的重要港口和中外经济交流的渠道。当时外销的主要货物是丝绸。所以泉州通往海外的航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外销的货物还有瓷器、茶叶等,它又被称为“香瓷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天文知识等,泉州因此成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枢纽。马可-波罗写到:“剌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这句话印证了泉州剌桐港当时的繁荣。宋元年间,海路贸易量十分庞大,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因此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泉州设立市舶司,专责处理海上贸易事务。这一措施,使泉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第一大港。
    这期间,妈祖成了中国航海业的守护神。南宋庆元二年,在泉州的市舶司相邻就起盖了天后宫。按常例,舶主开洋前,必先到天后宫请輭身的木雕妈祖上船奉祀。大型的海上船舶,有简单宫殿和专门配备香公负责朝夕行香。不管是官方出使的封舟,或私方商船,船舶到某个国家港口,例必上埠,奉船上妈祖到当地天妃宫进香。所以,宋、元、明、清各代的航海家,是将妈祖供奉为航海保护神,祈求海上航行生命安全和上埠贸易顺利。
另外,妈祖庙在各地会馆或华商住地蓬勃兴建。华侨中凡是林姓的后裔,在所在地的家庙中、祖祠中必定有妈祖神位。在海洋中的各国商船,凡是有中国的水手,则必定有妈祖的木雕神位。在巴西、在加拿大、在墨西哥的华侨居留地,也有妈祖庙。

    妈祖和官方的关系是决定妈祖信仰得以传播的重要因素。明朝的航海家郑和就很把妈祖当回事。从官方的记载看,中国海洋壮举的第一篇章的――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从祭拜“天妃”(妈祖),祀求海上平安开始的。郑和七下西洋,出于和平外交需要,特地在南京、长乐兴建天妃宫,立碑叙功,就是例证。妈祖荣任“天妃”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妈祖最后一次升迁是在清朝康熙年间,康熙皇帝赐封她为“护国庇民”的“仁慈天后”,封号由“妃”而“圣母”,终于成为“天后”,已经是人间女性名分的极品了。
    妈祖的升迁得益于施琅的推荐。史载,施琅奉旨征台之时发现了一口老井,往常雨水丰沛,井水不过百人之用。但施琅派人淘挖时,泉水大出,数千兵马饮用不缺。虔诚的施琅认定是妈祖显灵助他旗开得胜,凯旋之日立刻上奏朝廷敕封妈祖。施琅因井泉大出而感恩妈祖,是他信仰妈祖的縁故,当然也是告诉他的战士们,他们得到了神佑,因为战士们本来就在祈盼着妈祖的保佑。
    康熙皇帝是不会信仰妈祖的,他只是看到了妈祖信仰的力量。中国历代征服中原的少数民族或是登上皇帝宝座的、原来目不识丁的农民兄弟,他们收拢民心很重要的一招,就是对百姓崇拜的圣人加以封赏。于是,我们的孔丘先生官运亨通了二千多年,妈祖女士也算是颇为幸运的一位。两圣不同的是,孔丘先生的弟子们被掳掠进皇宫,成了政治的婢女;而妈祖则保持着平民的身份,穿着她的朱服为航海者导引护航。

    妈祖信仰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在《畅想闽东南》一帖中笔者这样写到:“说尽湄州湾畔的丰富多彩,最关键处还是妈祖文化。历史上,法国人曾经把他们的‘自由女神’复制一个送到美国的东海岸,以此开始了大西洋经济时代,称雄世界数百年。我想,中国人是不是应该复制一个被世界人民尊称为‘和平女神’的妈祖女神的神像,送到美国的西海岸,以此创建更加波澜壮阔的太平洋时代。”
    包括我的网上老乡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奇思妙想。其实这是对妈祖信仰的深刻理解和深度挖掘。从历史条件来看,“自由女神”时代是西方反封建、争自由民主的时代,而现在是全世界人民求和平、图发展的时代;“自由女神”时代是大西洋区域大发展的时代,而现在世界发展的重心正在逐步移向太平洋区域。在现在的太平洋区域出现“和平女神”不是适逢其会吗?而妈祖女神在太平洋西岸历史上的作用和形象不是恰如其分吗?
    如果说“和平女神”的封号只是闽东南人给的,或者有敝帚自珍的感觉。但是法国民族院谢鲍尔博士也认同这个称号,他认为妈祖是“国际和平女海神”。据说,自1972年起,谢鲍尔博士每年汇美金200元到中国妈祖宫,资助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祖诞辰的二天演戏活动,并备办礼物供奉。届时谢鲍尔博士还在巴黎“真一堂”举行拜祀仪式,向湄洲祖庙方向礼拜。这位洋先生一定是从“自由女神”那里得到了灵感。不过,妈祖的世界性影响可想而知。

台湾的妈祖信仰:
    妈祖是台湾人最普遍信仰的神明。无论大庄或小庄、山村或渔村、乡镇或市街、港口或内山,都可看到妈祖庙。有些妈祖庙甚到是跨乡镇或区域性的信仰中心。有些地方即使没有妈祖庙,也会有祭祀妈祖的活动。有关妈祖的祭祀活动,台湾林美容女士在《台湾妈祖的历史渊源》一文中有一个介绍(摘录):
    1、“妈祖生”活动: 妈祖生日为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所有的祭祀活动都环绕在其生日前后举行。信徒们抬着妈祖在辖境内巡绕,以保佑境内平安;
    2、“迎妈祖”的巡境活动 :是到外地去迎一尊本地居民普遍信仰或有渊源的妈祖来参与巡境的活动。通常是往地域层级高一点的地方去迎妈祖;
    3、进香:到远处的、有名的、历史悠久的、香火旺盛的寺庙去朝香,表示对该神明的敬意。与迎妈祖的差别是进香并不会把对方的妈祖之神像请回来,只是去分沾她的香火。希望自己神明的香火也同样旺盛 。

    这种活动的内容很多,在这里只是证明妈祖信仰在台湾的存在的广泛性。这种信仰实质上是和台湾历史相关,和台湾人民的生存相关。
    它体现了回思先民荜路褴褛的历史意识: 若观察进香的路线可发现它正好是移民路线的反向。先民由大陆过台湾,在台由南而北拓垦。今人到大陆进香,由北而南在台湾各地的历史名庙展开进香,不无回思先民荜路褴褛,移垦艰辛的历史意识。因此,郑成功登陆最早地点的鹿耳门有妈祖庙,中部移民进出的港口如鹿港与笨港,均有妈祖庙;
它显示台湾社会深层的二元结构: 台湾很多地方的妈祖庙都有二元之争,显示台湾社会深层的二元结构。二元之分有时是官庙与民庙之别,有时是城内与城外之别,有时是漳泉之别。妈祖庙是民气汇聚之处,民之所分,自然也就现之于神;
    妈祖的台湾化——由海神而成雨水之神: 台湾的妈祖神像有一些特色,黑面是其一,雍容富贵是其二,与大陆消瘦的粉面妈对照强烈。妈祖原是海神,生前死后都有护佑海上安全、救助海难的灵验事迹。台湾先民携之渡海来台,保佑平安,在台拓垦以来,迭获庇佑,妈祖已然台湾化,由海神而成雨水之神,“大道公风,妈祖婆雨”的传说更助长迎妈祖常带来雨水的事迹传播;
    具有整合人群的作用 : 妈祖姓林,林姓视之为祖姑婆,崇奉尤浓。台湾陈林半天下,妈祖香火不兴也难。妈祖亦具有整合人群的作用,例如,苗栗慈裕宫、台南泰安宫整合泉州籍与客家的人群;台中万和宫整合二十五字姓,彰化南瑶宫整合漳州籍与福佬客三百五十个左右的村庄,彰化天门宫、斗南顺安宫整合漳州籍与福佬客人群,北斗奠安宫整合泉州籍与漳州籍的住民等等。
    笔者在阅读、整理上述材料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妈祖实在是一个很优秀的政工干部。在探讨妈祖文化的时候,一下子走进了台湾海峽两岸的大千世界中,无奇不有。妈祖文化是台湾海峽两岸人民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活生生的事实。不管是海涛万顷,还是台独分子的破坏阻挠。妈祖文化维系着两岸人民的血肉关系,是谁、是任何力量都割不断的。

    台海两岸曾经有过直航,这个直航就是妈祖信仰直航。妈祖信仰在两岸的交流还有许多记载。記者鄧若寧在一篇台北报道就记诉了这样的一件事。
    一尊有八百多年历史,历经朝代动乱、战争却几乎沒有损伤的木雕妈祖,从妈祖的故乡莆田越洋來台接受信徒一个月的參拜,並为台湾祈福。一走出机场,守候多时的信徒,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妈祖坐上神轿前往松山慈祐宮。而在慈祐宮同样也是有众多信徒等候。这尊85公分高,重量高达25公斤的妈祖神像,是宋代第一尊朝廷敕封的妈祖神像,是目前文献记载,世界上保存最久的妈祖神像,因此迎接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都是小心翼翼。妈祖在慈祐宮停留接受信徒的參拜,随后再到国父紀念館与一百多件妈祖文物展出一个月。
    两岸宗教交流最多的还是“妈祖娘娘”,而“妈祖”在台湾有很多信徒。但是,这却引起了民进党等独派的注意,他们担心这样会加强两岸人民的情感,对“统一促独”起催化的作用,于是便跳出来指责大陆。两岸人民的各种交流是对台独的打击,所以台独势力才会一直利用各种借口,阻止两岸人民交流。可惜,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种民间的信仰交流又怎么挡得住?以此观之,台独何其怯懦,何其无奈;这种倒行逆施,又何其不得人心。

    台湾有80%以上居民信奉妈祖,建庙800多座。如此众多的妈祖信徒,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基本上是来自妈祖的故乡闽东南。1979年台湾当局公布,在台湾2300多万人口中,闽东南人占80%以上。根据台湾省文献会统计,台湾的前十大姓氏占台湾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来台之前大部分世居闽东南。 
    理解民众的信仰就是对民众的理解。对妈祖信仰不是俯视而是平视――即使你不是信徒,这是一种政治原则,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在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因蔑视民权为大陆人民所驱逐,又因为腐败和黑金为台湾人民所唾弃。民进党是因国民党的失败而走到政治舞台的,可惜死抱住台独的理念。台湾的问题是民权、民生问题掩盖了统、独问题。但是后者在一定的条件必然会转化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台独分子吕秀莲的祖厝位于福建漳州市南靖县,陈水扁和游锡堃的祖厝是漳州市诏安县。。。。可以说,他们的的祖先当年萎缩在船舱,尝尽风波之苦前往台湾的时候,那一个人不是抱着妈祖神象念念有词。现在,这些不肖子孙忘记了祖国也忘记了祖宗,当然也忘记了他们自小生存其间的信仰氛围。通观人类史,同文同种同一个国家,在社会发展的正常时期出现这样的一些分裂分子,确实是一个异数。

    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妈祖信仰是台湾和平统一重要的粘合剂和催化剂。笔者有数次以旅游者身分参谒湄州妈祖的机会,因故没去成。但有许多亲友在闽东南,耳濡目染,很为妈祖的感召力惊讶。看近年台独势力竟能号召诸多台湾民众,深感统战不力。为什么不能以妈祖的感召力化为台湾海峽两岸人民的凝聚力呢?妈祖也在用,可惜的是,封为天后,只是一个神;常常有祭祀,只是为招商引资搭台。看到这些,时常想起大科学家海克尔的一句话,有些人在摸索大海,有些人在搜索珠宝。
    有一个建议:挖掘妈祖信仰的内涵,理解台湾人民,用海峽两岸人民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进行对话,这才是一家人。这个建议或者是目前弘扬妈祖信仰最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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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海洋文明:
    一种信仰经久弥坚,追溯本源必有广大的民众基础和现实的社会需求。妈祖信仰的影响有不断扩大之势,是中国海洋经济方兴未艾的必然结果。笔者不是妈祖信徒,在这里谈论妈祖信仰,是以妈祖信仰为中国海洋文明的原生态,并作为切入点探讨中国海洋文明。

    如果我们以中国的整个地理为背景来看福建,福建、特别是闽东南的地理有其特殊性。福建三面与内陆阻于山,有闽道难行难于蜀道的说法。福建的东面向海,海洋提供了福建人民的生存条件和远行的种种便利。 “闽人以海为耕”,“闽人开门是龙,关门是虫”体现了福建的人文特性。这此特性表现了典型的海洋特点,福建作为中国海洋第一省也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问题的讨论如果仅仅止于此,妈祖作为一个海神和中国1万4千多公里海岸线上所有的海神相比,高明不了多少。

    但是,福建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历史上福建是内陆移民主要的目的地和向海洋移民的集散地。这种移民常常是迫于战乱或是饥荒,以求生存为动力,其行为坚韧顽强,不可阻挡。客家先民就是在几次战乱中逐步南迁的,唐宋之交他们又为了逃避战祸从赣北来到比较平静的赣南、闽西,以福建三明的石壁乡为其集散地,石壁乡是中国的第二个洪洞大槐树。客家的一部份滞留于闽西北,绝大多数前往闽南或广东,其中的部份则渡海进入台湾或走向东南亚,甚至更远。
悠久的移民历史说明,客家只是中国移民的一部份,更大规模的移民是在东晋及其后。
有报道称:台湾人口主要是三种人组成,即中原河洛人、客家人和先住民(高山族)。1979年台湾当局公布,台湾地区1740万人中,汉族有1710万人,占全地区总人口的98%,其中来自广东的客家人占20%,从福建去台湾的河洛人占80%。1988年,台湾出版《台湾族谱目录》,收录200多种族谱,这些家族的开基祖大部分是来自中原河洛。除了族谱之外,在台湾岛上的姓氏,尤其是台湾高居前10位的姓氏,也佐证了是河洛先民南迁闽南,然后渡海赴台、开发台湾。
同样的情况也见于闽南。1946年,福建云霄县做过一次人口统计,当时全县总人口为11.3万人,共81姓。在族谱中明确写明先世从河南入闽的有:关、张、陈、柳、王、汤、蔡、林等姓,共9万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80%。19S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其中“移民资料”中提到先祖来自河南固始的族谱也有16部之多,分布于晋江、泉州、南安、安溪、永春、漳州、龙海、诏安、仙游、长乐等地。
    难怪李光耀先生说到,新加坡是从福建等地区来的农民建设的,而留在大陆的是原来的贵族。不过李光耀先生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进入福建的移民不仅仅是农民,还有大量的贵族,包括几任皇帝,例如南宋、南明的末代皇帝。这些因为政治或是军事斗争失败而逃窜的贵族和军队中,还包括太平天国军的一部(有种说法,天国的幼王也在其中)、国民党军的大部。至于想把福建作为抗争基地的则有郑成功父子、淞沪战败的19路军。不过南宋末代皇帝的军队和国民党残军在福建的时间不长,一触即溃,可以忽略。
    当然,这些历史极为繁杂。而各种各样的中原文化,就是以这些移民和逃亡的官僚政客们为载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进入福建,特别是闽东南地区。这些文化在闽东南这个海洋文明的摇篮,逐渐和海洋文明的原生态妈祖信仰融合贯通,形成中国的海洋文明。

    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文化常常表现出内陆与海洋不同的二重性,例如郑和文化、朱熹理学等等。让我们看一看往事:
    在浩荡的洋面上,郑和船队一字排开,准备出使西洋各国。它们集合在福建长乐的太平港,等候东北季风的到来,同时进行人员与物资的补充和休整,更重要的是在此举行祭祀天妃(妈祖)的仪式。
季风来了,船队从太平港出闽江口的五虎门出发,乘风破浪,云帆高张,昼夜兼程地航行,渐渐驶入浩瀚的海洋……
这个景象一定很壮观。郑和是举世闻名的航海家,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率领庞大的船队,从福建长乐的“太平港”出发,先后六次远渡重洋,经东南亚、印度洋到达红海和非洲,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航行规模和难度之大,航海技术之先进,组织之严密,都是同时代其他远航活动所无法比拟的。
可是这个庞大的船队进行如此繁重的远行是为了什么,至今是一个不解的迷。有一种说法,是明成祖朱棣在追杀他的政敌皇太孙允炆。从郑和官方的行为后果看,这种说法是较为可靠的。因为郑和所经之处,除了宣示天恩之外,即没有领土要求,也没有物质占有。而且,当这些远航结束之后,中国基本上已经隔断了在海上的来往。明朝的行为令人遗憾,除了下文要谈到的对程朱理学的阉割之外,大约就是这些以内陆思维为指导的海上行为了。
任何行为除了主观意愿,还有其客观的效果。郑和舰队所经之处,除了宣示天恩之外,也撒播了中华文明的种子,这为后来的前往海外的华人、华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其中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关于“无事不登三宝殿”:据说,如果中国人想在泰国居留,一定要拜三宝公。在泰国的一个“三宝殿”的大门匾额上有斗大的四个字:"三宝佛公"。两付对联是:“三味宝真如无人无我;佛心公造化不灭不生”、“三宝灵应风调雨顺;佛公显赫国泰民安"。跨进大门,一尊巨型大佛赫然矗立,神态肃穆庄严,一石碑上刻 “大城三宝佛公凉亭”,墙边的木门两旁,又是一幅对联:“三光普照地上;宝筏慈帆天下”。
    至今在郑和经历过的各地,仍然留下怀念和敬仰。例如,印尼三宝垄,当地三保宫香火鼎盛,在600年后,遥远的异域后人建庙祭祀郑和。东南亚各国仍留存郑和遗迹达30余处。
    还有一些史实:郑和下西洋与马来西亚国家的形成,有很密切的关系;在东非索马里的基斯麦犹仍有一个郑和村;在肯尼亚的法茂人,500余年来即世代相传一直自称为中国的后裔。。。
    如果说郑和奉旨远航,主观上有锦衣卫出行的意思,但是其客观的一面却可以冠之“郑和文化”,并以此奠定了作为中华海洋文明一部分的坚实的基础。“郑和文化”并不是郑和的杰作,它是七次壮观的航海行为及其后中国海外移民精神的结晶。是一个以福建人文地理为背景产生的海洋文明。“无事不登三宝殿”正是这个结晶的体现,在这里显现了民众和中国政权是海船与港湾、游子和家的关系,具备了海洋文明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特征。但是,历史上的这个关系只能以精神寄托和期望的形态出现。

    笔者是在阅读印度文明的兴衰史后对朱熹理学感到兴趣的,也有了《中华香火的传承者朱熹》一帖。
如果说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的基础,那么官僚制度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中国的官僚制度实际上包含两项基本内容,官本位和吏治(对官吏的管理)。其中吏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兴衰。
理学的产生始自唐代的韩愈,到程颐、朱熹的集大成,经历了唐末藩镇割据的社会混乱、北宋中后期的腐败和最终的亡国。“吏治”始终是儒学的一项主要内容,社会的现状直接引发理学家们的思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学家张载的 “横渠四句”,表现了儒者的宏大抱负和迫切的使命感。程朱理学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是儒者的自律,更表现了对吏治的严厉。这一理论本身就是宋一代知识者沉痛的思考和坚定的主张。有一则故事:
    程颐为讲官,一日讲罢未退,上(皇帝)偶起,凭槛戏折柳枝。颐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掷枝于地,不乐而罢。
评曰:理学家自律如此。
    注:程颐,北宋理学家;"遇了孟夫子"句,《孟子》中记载梁惠王说自己有"好色"、"好货"之疾。孟子说,只要是与民众同享,好色、好货亦何妨。

    上面一节是对朱熹理学的的正名,因为没有这一段,对于朱熹理学在内陆和海洋两种环境下表现的二重性根本无法说明。
    朱老夫子祖籍江西,大半生是在福建度过,其业绩也形成于福建。至今他的行迹所至,遗风犹胜,不能不钦佩这位与孔子齐名的圣人。朱子之学即“闽学”,老实说,如果不是中原的板蕩,在闽西北这穷山僻壤中产生如此伟大的学说,是难以想象的。
    朱熹理学在明代倍受推崇,据说是朱元璋认了祖先。但是,如果看看明初对官吏的治理到了残忍的地步,可以理解,这个穷和尚出身的皇帝对官僚有天生的仇恨。朱熹理学主张的严厉的吏治理论受到重视,是不足为怪了。
明中、后期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昏君当道,恶吏纵横,朱熹理学却成了约束平民百姓的行为准则。朱熹的理念成了整个社会的束缚,却保护了一些贪官污吏的逍遥自在。
于是后代人对朱熹理学指责声不绝。其实这是一个曲解:
    其一,没有把朱熹理学放在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待;
    其二,不明白朱熹理学是对吏治的一种主张,是准官吏――儒生的自律的条例;
    其三,对封建制度认识肤浅,不明白一个人治、极权的社会,任何政治主张或哲学思想都只能是掌权者的婢女。
这也是朱熹理学在内陆文明之下悲惨的命运。但是,在海洋文明的范畴,朱熹理学却焕发出自己的辉煌。
朱子之学极广,但是即称“闽学”,和福建历史上形成的海洋文明自有融会贯通之处。朱熹的海外关系极多,朱子之学不仅仅曾是中国的“官学”,也同时是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官学”。笔者在武夷山下的书院里就看到朱熹的许多海外关系。
    朱熹理学是否束缚了这些国家的发展,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只要从决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企业的经营中就可以得到解释。在信奉儒教的国家,企业对职工表现充分的关怀,职工则对企业表现热切的忠诚。这两个特点其实就是朱熹理学的要义(礼:“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一个特点和我们一些企业的改革方式是截然相反的。在改革大潮中,有一些经济学家、企业经理、官员,他们视职工如草芥,以迫使工人下岗、失业为乐事;以欠薪、裁员为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为自己制定种种高额年薪,有的不遗余力贪脏枉法。这些行为难道不足以说明道德的沦丧?
    难怪现在有许多人在探讨北宋吏治的松散、北宋中后期的的腐败及其灭亡的原因,再一次得出程朱熹理学这样的结论谅已不远。
    海洋文明形态的朱熹理学影响下的社会,表现出的是受到民众监督的执政者的清明、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和人际关系的宽容和谐。和我们看到的,存在于社会的无恶不作的官吏、阿谀奉承的小人、忍辱负重的百姓等等现象是不同的。
 
    要说明的是,与海洋的交流不是单向的。例如,产生于泉州的明代李挚思想就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带有强烈的反儒的倾向;而出身于福州的林则徐、严复等人却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这些历史人物出现在福建这片土地上,也说明了中国的海洋文明在福建沿海的产生以及它的发展过程具有的系统性和合理性。

    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但是幅员的广大,历史的悠久,以及中华民族开放、融合的特性,决定了中华文明是一个多文明的组合。正如草原、翰漠、戈壁的地理决定了中国蒙古族的文明是游牧文明;而以海为耕的福建人建立的则是海洋文明。正如上述,中国海洋文明的构成是以生成于湄州的妈祖信仰为基础,以朱熹理学、郑和文化等为内容,它是从内陆四面八方、列朝列代进入福建的移民、迁往海外的华人华侨以及从事航海活动的民众共同创造的。面对一页页光辉灿烂的华章。让我们缅怀光荣的祖先,以一种更恢弘、大度、丰富、犹如海洋的胸襟气魄,发扬光大中华海洋文明。

    文明是人与自然的融合和造化,它是一个百流归川的过程,它是永无止竭的大海之奔腾。笔者贸然闯进中国海洋文明的探讨,就象飘进茫茫无际的海洋。我所有者,除了风声、涛声,就是妈祖女神的呼唤声。听我祈祷吧,妈祖――大海之神,我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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