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学的话题是近来论坛争议激烈的题目。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当大谈“儒”的时候，是否意识到存在有一种结束“周礼”，开创新文明时代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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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述对儒学的看法：
儒学的核心是“仁”，方法论是“中庸”。
关于“克己复礼归仁焉。”：
其中克、复、归是为了实现“仁”。“ 复”是为了“归”，因为孔子所处的时期已经出现礼崩乐坏的情况了，而孔子作为一个周礼的阐述者和教化者，只能以“克”--自我修养相号召，所以“克”是为了“ 复”。全句体现了儒学为民的思想，是儒学的目的论。后来的“仁政”、“王道”应该都是从这个“仁”字演化出来的。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是对“仁”的注解；
关于“中庸”：
匡亚明先生认为，“中庸”是“作为仁的人生哲学方法论的中庸”。我们认为“中庸”在儒学体系中应该是方法论。
朱熹认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我们曾经用华罗庚先生的黄金切割法的0.618来形容对“中”的最佳状态的探索。
“庸”则是遵循自然规律。因为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不易”者当然只有自然规律了。
《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辩证法也是方法论，但是没有“庸”--自然规律这层含义，原始状态的辩证法只是阿拉伯人争论的一种方法，后来有了发展，基本上也只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说来“中庸”含义 更为广泛、深刻，超出了方法论的范畴。应该说“中庸”是以最符合事理的方法理解和把握客观规律。难怪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民鲜能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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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的历史地位：
儒的历史地位：中国史上，多数情况下是儒、法并举，王、霸互济，文、武同道。另一层面上，则是释、儒、道三教一体。中华文明能有五千年，得益于开放和融合，充满活力的儒学也具备这样的特点；
儒的独尊地位带给社会的是封闭，对于儒学本身则是僵化，这种现象在汉武之后和宋的中、后期表现得至为明显；
我们说“还回本源”，指的是儒对“仁”的追求，也就是关于“民”的理念。周公制礼是结束了奴隶不为“人”的状态，而把所有的“人”谓之为“民”， “民”是有等级的“人“的概念。儒对“仁”的追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提出，到朱子所作的《孟子集注》，确立了孟子亚圣的地位，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第二层意思则是认识儒的始创者孔子一生的颠波流离，他的学说是在实践中，是在教育他的三千弟子和七十二圣人中产生的，儒学是入世之学，是实践之学，是发展之学；
儒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兴衰的演变，这和朝代更替有关，但是儒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中的影响只是在不断的增强，儒家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民族体内的基因。例如反儒激烈的”五四”时期，主要的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认真研讨他们的文章，都有强烈儒学的倾向。这种倾向对后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伟大的科学家“三钱”的先人都是“五四”时期的人，其中之一的钱穆先生竟然是“朱熹”研究者，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
儒家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份，这是费正清，也是冯友兰先生的看法。其实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和西方大不相同。照搬西方的理念来解释，肯定碰壁。
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创新的阶段，是“周公制礼”之后一个开创性的里程牌。之所以这么说，还是从“民”这个概念看。
所谓“仁”，也就是为“民”，包含“牧”、“治”、“管理”的意思，在这里“民”是被动体；
所谓“亲民”，其中包含主、客体，否则为什么用“亲”呢？无论怎么“亲”，那怕是父子之“亲”，历史上父子相残的也不乏其例；
所谓“明德”，如果德在人间，又何必“明”。例如，执政者在众目睽睽之下执行公务，劣迹未显即遭否决，执政者尚且如此，那么谁又能够违反社会道德，或违反社会道德不受惩罚呢？
毛泽东的后半生致力于继续革命，不断地进行执政者内部的斗争，甚至不惜全部推倒重来，他提出了“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提出了执政党的“吐故纳新”,提出了消灭“等级制度”，消灭“法权”。他是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这一开创性的思想，把人民从被“亲”、被“为”、被“明”的客体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是一种开创性的行动。
导致儒学的僵化原因有二种：
其一就是前面说过的“独尊”，走向封闭，走向“万马齐喑犹可哀”；
其二，就是脱离实际，与儒学创建者的孔子的从实践中认识真理的方法、方式相背离，而是从书本到书本，钻牛角尖。
影响较大的是前者，影响的是整个社会；后者影响较小，如果不掌公权，牺牲的只能是他自己。
危害“儒”的东西是什么？是企图把儒引向反社会、反人民的行为。这种现象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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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融入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儒重生的必有之路：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革命实践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今天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也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实践中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是立国之本，是指导中国走向辉煌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些所谓儒学卫道士认为，儒学的根本原则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相冲突，没能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真正的传承。把复兴儒学和中国的立国之本相对立，挑起意识形态的斗争。这种行为的后果只能使儒学再次偃兵息鼓，理所当然也将使这些陋儒们再次遭到痛击的命运。儒学是什么？有人认为它仅仅是礼乐之学，有人还把描绘成祭礼上的吹鼓手。应该说明的是，周代的祭礼是神圣的，儒的职责也是神圣的。
而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把儒演化成周礼的阐述者和教化者，也就把儒提高到与政权互为表里的地位，它为政权的存在提供各种依据和制度，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了理论上的保障。回到本源，有时候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当儒的地位不断地被抬高，一些术士，一些食古不化者，一些故弄玄虚的小丑把儒学变化为一种高深莫测的心学。儒学的本质被归结为一种发源于人心的道德心性之学，只要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变化气质，端正人心，就可以解决现实世界的一切问题。这些术士们认为儒学是一种“为已之学”，是“天德”在人心中的体现，作为 “形上本源”的“神圣天道”在人心中的体现。这个“神圣天道”本来就是内在于人心中的，即所谓“道心”、“本心”、“性体”、“吾性自足”、“万物皆备于我”等等。
这些陋儒也如同举着刲幡的算命先生一样为儒抹上神怪的面具，也象文革中的一些造反派，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一张张废纸而庸俗化了。独尊者，有时就要沦入这样的命运。
欲尊儒，现实的方法，就是让它回到自己应该有的地位，回到适应社会发展、回到为社会大众服务的位置。而尊儒者，只有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提到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舍此，别无他途，因为一个进步的、现代的社会根本不会容许弄神弄鬼的术士。
今日的儒学不清淡。在政府层面上儒学的影响是极大的。例如前政协主席李瑞环，他对于“和”的讲演是极为生动，在国内外都有影响力；如，胡主席、温总理，他们都有大量的以儒学的经典语言来说明执政理念的例子。在民间，儒学的影响更是不可小视，人们在讨论道德时，遵循的标准基本上是儒家的信条。儒的兴衰最终决定于大众的认知。
笔者早年读过美国人费正清的一本书，书中写到毛泽东思想是儒家的马克思主义，很觉诧异。稍长，书读多了，感悟出毛泽东的思想是建立在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上，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做了整理。
再说一件事：在李约瑟看来，朱熹理学作为一种有机主义的哲学，它很可能通过莱布尼茨传入西方，而成为西方有机主义形成的重要材料；这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与朱熹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约瑟写到：“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
李约瑟称：“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毛泽东思想和儒学的关系还可以见之于湘学的王夫子，王夫子则是理学家张载的传人。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说：毛泽东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马列主义，二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前者是毛泽东接着马克思和列宁讲，后一个是接着王夫之和张载所讲。
而最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任何一种社会学说，如果有存续的生命力，必然和“人”的解放相关：
周公制礼，孔、孟传教，董仲舒集大成，程、朱汇聚天下理学于一体。。。一代代的圣贤成就了以纲常伦理为内容的中华传统文化。二千多年来，中国人以一种与西方或其他文明不同的方式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在上帝和自然之间界定的，而是在纲常伦理所规定的人伦关系中定义的。于是，现在的世界也只保存了中国这样一个最为古老的文明，而且竟然显得如此朝气蓬勃。
这个具有终极性质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什么？周礼以纲纪天下，纳上下於道德，合天子、公卿、士民于一体；孔、孟主张“仁政”、“王道”、“民重君轻”。。。其核心是“民”。虽然从“氓”向现代“公民”的转化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但是看中国历史，得民心的皇朝兴旺发达，失民心的皇朝毁之一旦，载着历代皇朝这艘大船的水就是人民。而人民终于能够成为主人的时代，则是毛泽东开创的新中国。
毛泽东思想体现了对“人”彻底的解放。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这样几件前无古人的大事：带领人民赶走西方列强；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的利益是社会的最根本的利益；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逐步走向工业国。
伟人不外三类，一类是拯救苦难；一类是造福于人；还有一类是即拯救又造福。毛泽东都做到了。毛泽东所以被骂，与救世主的角色有关。救世主的责任就是打倒剥削者压迫者，解放人民。革命是结构的改变，必然重塑利益格局，改变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对比，也就是剥削者、压迫者丧失利益的过程。剥削者、压迫者能不骂吗？但是他们骂的越凶说明越证明毛泽东的伟大。
有些人质疑毛泽东时代复杂的运动。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看看著名的“延安对”：１９４５年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畅谈未来中国。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确实是中国人的困惑，历代帝王都无法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人民领袖毛泽东则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说到做到，他的后半生仍然坚持继续革命的理念和实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挑战数千年困挠而义无反顾的人民英雄。于是人民看到了希望。
作为西方文明源泉国的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这样说到：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平民主义。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发生冲突。那个时候的梁漱溟是儒家，儒家的道统就是精英主义，主张学而优则仕，主张劳心者治人。梁的思想还带有浓重的封建文化色彩，或称之“乡绅精英主义”。或称之为地主富农路线。梁漱溟同情他的“农民”的命运，反对国家工业化，反对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打倒地主富农----乡绅势力等等。
而毛泽东具有深刻的平民主义思想，来源于孟子的民本思想，也来源于马克思的学说。毛泽东和梁漱溟的冲突，实质上是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对决。
后来社会发展的事实，以及梁漱溟潜心研究新儒学，成就了儒表佛里或佛表儒里的境界，终于走近了人民。精英与平民相结合之路正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终极之路。从此后梁漱溟开始对社会主义事业坚信不二，对毛泽东主席则是仰之弥高，信之弥深。
1957年的韶山之行，梁漱溟发出了由衷感慨：“主席的思想确实博大精深，是可学而不可及的。”
1958年反右运动后他给政协写信，说：“我认为佛家出世思想的价值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被发现。” 这就是一代大儒的认知之路。
当前中国社会，已经拉开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角力的帷幕。带来大量工人下岗、民工被欠薪等等恶性事件的精英主义必将受到全面的批判。民众正是从这些精英主义的反面教育中认识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大家可以上各个论坛上看看，民众对毛泽东的好感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对于文革，对于以前我们曾经经历的种种事件，都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那种由精英们把持的状态必须结束。儒学之路必须和现代中国、必须和人民大众的走向相一致，否则是“此路不通”的。
精英与平民相结合亦即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终极道路。精英们主导的在中国一时的封建回潮算不了什么，用毛主席的话说，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一生的业绩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创了五千年中华民族史崭新的一页。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毛泽东思想是继周礼之后，又一伦理道德的建立，将长期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社会及其生活。
正如春秋战国之周礼，有一个礼崩乐坏的坎坷。文革使毛泽东思想走向宣传的顶峰，也使毛泽东思想在之后进入低潮。文革之后，中国人出现的信仰危机，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造成了现代社会的种种混乱。于是，又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出现，出现了许多企图拯救信仰危机的主张。
我们最终将回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之上，在社会经过充分的思考后，必将接受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人民今后千年，甚至数千年的思想指导，就象我们曾经接受周礼---儒教对社会的规范一样。
儒学的末路在于僵化，这是任何一种学说都可能遭到的命运，关键有赖于它的传人。儒学存在至今，坎坷倍至就是一个证明。 有人以为儒学是常青树，这就象秦始皇希望皇朝万代一样，是一种僵化，主张者即儒学毁灭者。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儒学的出路在于返回本源，返回大自然，接受实践的检验，为社会服务。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做得很好，可以认为这就是毛泽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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