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论争与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梦之坝》节选）
刘继明
一
1987年11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这是三峡工程论争由高层和专家圈向社会扩散并产生更广泛影响的一个标志。该书由田方、林发棠、凌纯锡任主编，将全国政协委员在水电部三峡论证领导小组第三次和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李锐、孙越崎、千家驹、林华、陆钦侃、汪受衷、方宗岱等人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汇集而成，堪称“反上派”的一个权威性文集。
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周培源为该书作了序，.周的序言标题为《从总体战略上论证三峡工程》。其中写道：
“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与国务院对三峡工程要重新进行论证的英明决定。但论证的主题不应是就三峡论三峡，单独论证三峡工程蓄水位150米或坝高185米的问题，而应是论证先开发支流或其它优选方案，还是先建三峡工程，以及这一超大型工程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等宏观决策问题。……比较现实而又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做法是，应先把长江各支流的水电站逐步建设起来。这样，可以满足实现翻两番的要求，也为将来三峡上马创造条件。经过几十年后，国家经济实力定会大大加强，科技水平也将大大提高，世界和平更有可靠的保证。那时再建三峡大坝，就比较容易了。”
据主编之一的田方回忆，该书出版时曾遇到了不小的周折：“正当第一本书行将问世之时，我们作为书的编者，尚未见到样书，主管部门的某领导却首先拿到了。消息传来，说有关领导不满意我们出这本书，不同意公开发行这本书。我们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理直气壮地进行申辩。我们从三个方面说明：一，为了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全面论证，避免失之偏颇，将不赞成早上快上的论述汇编成书，公诸于世，完全符合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精神；二，本书已经编集了40多位专家学者的论文，和周培源教授的序言；已有国内外20多家报刊发了书讯；新华书店发出征订后，已有根多订户预订此书。公开发行已既成事实；”三，如果中途夭折，突然停止公开发行，不仅难于向40多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订户做出交代；甚至使大家对党的十三大关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产生疑虑，其后果是很不好的。经过一番申辩，第一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总算于1987年11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出版以后，“反响之热烈，确实异乎寻常”：《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王淦昌教授为这本书写的“评介”；《光明日报》发表了《来自反方》的述评；香港《文汇报》、《北京科技报》、《瞪望》周刊、《团结报》、上海《劳动报》等等相继发表了对这本书的评介以及反对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专家学者的访问记、社论和评论文章。许多报刊也开始透露以前“讳莫如深”的关于三峡工程上马时机和建设方案的“第二种声音”。不少报刊甚至发表了众多普通读者的各种不同意见。《群言》杂志还发表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的四首读周培源序文的“有感赋诗”：
( 一 )
人力发电，科学之最；
利多弊少，无须词费。
纵览全局，衡量部分；
利害得失，有待考虑。
(二)
阿斯旺坝，瓦伽顿河；
得失利弊，究竟如何？
说者甚少，闻者无多；
事不关己，慎毋罗嗦。
(叁)
叁峡工程，人多意见；
高峡平湖，一定出现。
时间早晚，自是问题；
欲速不达，理亦明显。
(四)
全部工竣，十九年後；
本世纪内，收益不厚，
耗资百亿，国力不够；
天不会堕，杞人亦忧。
连权威的《红旗》杂志，也发表了题为《这本书不仅仅论证了三峡工程》的评论：
“这本书能够公开出版发行，也说明我们时代的进步。它是三中全会路线的春风中绽开的花朵。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两个尊重”（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没有这本书的出版。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课题有待我们的科研工［包括社会科学工］去精确地论证，而不是粗略地论证。已经作出决策的，正在形成决策的，尚未考虑决策的，都需要进行论证。愿今後有更多的此类书出版，蔚成风气，使我们的决策真正实现民主化、科学化，避免出现片面主张所导致的疏忽遗漏和决策错误，使我们的建设少走弯路，取得更大更好的效益。”
这充分表明，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业已形成了一种相当宽松透明的民主气氛。最高决策层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或接纳态度，在中共历史上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对三峡工程持激烈反对态度的声音，能够在当时影响以至最终延缓工程上马的主要原因。甚至有人认为，三峡工程的争论过程，既是许多政协委员争取科学民主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从“唯上是从”到“走向民众”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过程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有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首都新闻界一些关注三峡问题的知名记者如戴晴等人也参与到了论争的行列。他们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记者们访问了周培源、林华、孙越崎、乔培新、彭德、陆钦侃、侯学煜、罗西北、陈明绍、田方、林发棠等人，不久，一本反对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由孙越崎题写书名的《长江长江》，便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长江长江》的主要篇目包括：李锐答戴晴问《三峡工程21世纪再定》；周培源、林华同钱钢谈《我们很关心，我们不放心》 ；孙越崎答张爱平问《对不同意见应平等对待允许争论》；乔培新答李新喜问《三峡工程总投资概算打的埋伏太大》；彭德同方向明、李伟中谈《斩断了‘黄金水道’还能再挖一条长江吗?》；王兴让答陈鹰问《三峡工程移民和淹没土地将是生产力的大破坏》；陆钦侃答陈可雄问《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有限》；候学煜答朱剑虹问《三峡工程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贻害无穷》；罗西北同吴锦才谈《追求发电效益并非是合理的选择》；陈明绍答刚建问《治理长江应先支后干》；田方、林发堂同张胜友谈《国际舆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等等。
当时的背景是，1988年11月21日至30日，水电部三峡论证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一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出席会议的委员人数请自定，二是邀请在京有关新闻单位代表30余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议三峡工程最后两个综合性很强的带有论证结论性质的专题论证报告。代表们从不同的角度共提出27个问题，涉及到10个专家组，分别由这些专家组的组长或专家作了简要而明确的答复。在审议中，绝大多数代表同意两个专题论证报告的基本内容和结论。综合规划与水位专家组从长江流域治理开发规划总布局出发，论证了三峡工程的地位与作用，认为三峡工程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规模，确定在防洪、发电和通航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战略意义和重大作用。三峡工程与上游及支流工程，各有不同的作用和效益，都是治理开发长江的组成部分，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更不是相互排斥。关于三峡的水位方案，对推荐坝顶高程185米，最终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的“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方案，未提出原则性的不同意见。综合经济评价专家组也从防洪、能源、航运等方面，论证了兴建三峡工程的战略意义和工程效益，用多种方法进行三峡工程的国民经济评价，研究三峡工程与各种“替代方案”的比较，并进行了财务可行性分析，主要结论是：三峡工程是难得的具有巨大综合效益的水利枢纽，经济效益是好的，财务上是可行的，也在国力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比不建三峡的方案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及早决策。领导小组按照原来部署，责成长办根据专家组的论证报告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
有人获悉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已经确定了“早建方案”，并要求这个特大工程“在1989年动工兴建”的消息，记者们和被访问的专家学者都希望快速反映不同意见，以期对延缓这个工程上马 “发生一些作用”。
有关《长江长江》的出版经过，曾经参与过策划和主编工作的戴晴后来回忆道：
我那时对三峡工程一无所知，仅凭一名工科生的基本常识，觉得他们讲的不无道理。但我仅仅就职于一家报纸，既不掌握版面，也无采访派遣权。我能作的只是回报社找到总编室主任，问他如此重大的事为什么不派记者。他说上边有“精神”。了解大陆政治运作的人都明白，对“精神”这种事，权力核心之外的人只有干瞪眼的份儿。我能作的也就是对他讲了我的见解，请他以后在对工程作正面报道时“悠着点”。他什么都清楚，而且以后也确实尽量作了。我们的这一努力在声势浩大的“正面”推进中，当然微乎其微。
直到一九八八年秋。那时，香港文化界正忙着欢迎分别代表海峡两岸的两颗良心在彼地相会，我在被邀之列。第二次让我惊异的是，在大陆不见有多少普通人关注的三峡工程，在香港各报的版面上却是如火如荼，这很让我这个北京人觉得自己对于大事的漠然真是丢人。但我依旧不知道我能为三峡作什么。如果没有新结交的香港友人在我开完会回北京之后，依旧不依不饶，不停地将有关三峡报道的剪报源源寄来，弄得我火烧火燎，坐卧不宁，可能依旧没什么。我只盼与此工程有关的我的同业，如各报的科学版呀、时事新闻刊物呀等等能有点作为。
后来，那条消息终于出来了——也是在港报上见到：如果一切顺利，按早建方案，三峡工程“将于1989年开工"！
再忙，再不懂，再无直接工作关系，也不再能构成……“坐视不问”的理由。我狠狠心，开始“管闲事”了。
邓小平说过：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更广泛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样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有了小的错误，也能及时总结纠正。这也算有根令箭可捏了吧！于是我们所作的第一件事是把专家们在学术上的见解转译为普通百姓能听得明白的话；第二件事是找个地方把它发出去。
第一件事不难。我虽然不能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采访拒绝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的十名专家，但改革开放已十年，相当一批优秀的记者已经摆脱只听命于自己的上司，心甘情愿作喉舌的心态。我们可以合作，我们齐动手，可以在一周内推出十篇访谈录，但发表在哪里呢？对控制最严的报纸本不敢作任何奢想，但那时《世界经济导报》还没有停刊，或许有可能发一期专号？我与张伟国很认真地筹划了一番，不幸被上海本部否掉了——这是同人间的不同意见，没有官方插手。
我那时差不多快气疯了……问了北京的几家(出版社)，包括有眼光、有胸怀，不时赔钱出好书的几位和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出的几位，都被婉拒。绝望之中，就如上苍主使一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许医农！四十年代末即参加了“革命”的许大姐是全国最有见解、最肯为作品与作出个人牺牲的资深编辑，当时正代表贵州社在京组织另一套书稿。至为关键的是——“牢牢掌握”终于也有了一个小砂眼儿小漏洞——她有权在出版社审批的同时给我们一个书号。
《长江 长江》初版印了五千册，赶在政协、人大开会之前，送到了委员们下塌的宾馆小卖部，随后，贵州人民出版社又加印五万册，沿长江发行，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由于没有起码的出版经费，他们只得靠发动义卖寻求支持。许多被访问的专家和知名人士都以至少50元一本的价格购过此书，周培源甚至出了500元一册的高价。
至此，八十年代这场关于三峡工程的大论争，由知识界和新闻界共同介入推出的这两本书、使论争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其声势不仅波及全国，甚至再度影响了中南海最高层对三峡问题的决策态度。
1989年2月，解放日报社的《报刊文摘》刊登了香港中国通讯社的一则电讯，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目前五年内，根本不可能考虑三峡工程问题。所以现在可不必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讨论它。如果将来要做决策时，当然还要进行充分的论证。而需交付全国人大审议” 事后，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陆佑楣公开“辟谣”说，姚的讲话只是一个内部报告上的讲话，“根本没有想到新闻媒介把它泄露到国外去”，称“并不影响三峡工程的正常论证工作”，但姚依林报告透露出的信息表明，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三峡工程态度的变化，似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1989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第十次(扩大)会议的报道，标题是“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全部完成，两种不同意见依然尖锐对立，工程是否上马有待中央决策”。
而不久以后发生的“六四事件”，客观上使三峡工程上马的时间，再一次被延缓了。
二
1990年7月6～14日，国务院召开了一次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媒体对会议做了低调报道，因此很少有人注意。
其实，这次会议的“规格”倒是不低，出席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顾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各部委、各民主党派等有关方面负责人175人。会议听取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代表论证领导小组所作的《关于三峡工程论证情况的汇报》，76位专家、教授、学者和各方面人士在大会上发言或提交了书面意见。充分肯定了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各方面专家的工作成果，并决定将在此论证基础上重新编制的《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提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
新上任不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这显然表明，六四事件后，新的中共领导人把反复论证、久拖未果的三峡工程问题，再一次摆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
9月21日，国务院又发文批转了全国水资源与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关于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审查意见的通知。审查意见明确指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地理位置适中，条件优越，建成后可有效控制长江上游洪水，提供巨大电力，改善长江航运，增加中下游干流枯水期流量，综合效益巨大，在整个流域综合治理开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建议列为国家建设项目，在国家财力可能的条件下，尽早兴建。
1991年8月28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的讲话中说：“关于三峡工程争论已久……，但我认为：从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这个长远的需要看，从确保长江中下游安全这个紧迫的需要看，三峡工程的必要性日益明显。迟上马不如早上马，这是关系亿万人民切身利益的长治久安之策，建议国务院列入十年规划。”
1992年3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向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
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2633名代表对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进行表决。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的结果通过。会议批准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12月29日，湖北省政府向国务院递交了《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坝区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报告规划征地1870.6公顷，移民14677人。到31日止，三峡坝区工地已有8个项目相继开工。
1993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致函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邀请参加该学会在达拉斯举行的年会和小组会，并专为三峡工程组织了一个编号4P的小组会。潘家铮在会上在发表演讲时向美国同行们详细介绍了三峡大坝的进展情况。
在演讲即将结束时，这位曾经写过科幻小说、颇有文学才华的著名水电专家撇开讲稿，讲了一段似乎是题外的话：
我经常看到有人在文章中说，建三峡工程不是人民的意志，是少数领导好大喜功为自己树碑立传，这是不确切的。
中国过去最有权威的人无疑是毛泽东主席，但正是毛泽东，一直不批准搞三峡工程，他要求的是搞清问题、积极准备，到条件成熟时再建。以后最有权威的是邓小平同志。1984年中国政府已基本上决定要建三峡工程了，但当时有很多人对工程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后，正是邓小平建议暂停施工，组织重新论证。这样才有412位全国一流专家来重新全面研究。这些专家包括搞泥沙的、通航的、环保的、移民的和财经的各个领域。经过三年多的反复深入研究，403位专家得出一致意见：三峡应上，而且应早上，只有9位专家有不同意见。这样，中国政府才把它提到人大表决，并以多数票表决通过，所有的不同意见，都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过，在大量书刊上发表过，有的重复很多次，请问，这难道是少数领导的好大喜功吗?
女士位、先生们，我是个工程师，不是政治家、演说家。我无意把自己的见解强加给任何人，而只想把自己亲历的事实真相说一说，希望大家理解。中国和美国情况有很大不同，中国现在有百万人民生活在洪水威胁下。中国的电力非常不足，人均用电量只有美国的1/20。中国人民要不要活得比现在好一点?如果是要的，那我相信各位对三峡工程的必要性会有比较客观的了解。
同时，我也希望问各位一个简单的问题：各位作为献身事业的土木工程师，有几位在一生中能遇到象建三峡这样的跨世纪工程?为什么不来取得个机会呢?因为你们不可能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上有这样一个坝，即使你们能找到这样一个工程，也有钱、有技术能建它，我仍怀疑你们能在生态环境者和不同社会组织所提出的无数问题前获得通过。所以，我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土木工程师们来和我们合作，表示出你们的兴趣来。
至此，这个“梦想70余载、勘查50多年、论证40个春秋的盖世工程”，伴随着20世纪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国家的风风雨雨，终于走完漫长而曲折的艰难旅程，跨入了崭新而浩繁的工程实施阶段。
我们无从知道两位”主上派”和”反上派”的代表人物──卧病多年的林一山和离休在家忙于著书立说和李锐此时会作何感想?欣喜若狂耶？怅然若失耶？不得而知。但必须承认的是，围绕三峡工程在所谓“主上派”与“反上派”之间展开的那一次次论争，无论是专家学者深思熟虑的见解，还是舆论界的推波助澜，其目的都是非常明确的，即试图影响到最高决策。而另外一个无情的事实是，无论是鼓吹上马的人，还是反对上马的人，实际上都早就在某种程度上预期到了最终决策的结果。
就最终的这个结果而言，那些持反对意见者所扮演的，也许注定是悲剧性的角色。如果说他们是失败者，也像历史上的殉道者一样，失败得悲壮而勇敢。因为，如同那些胜利的“主上派”，他们也同样是为了认识和探求真理，履行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公民应当承担的责任和良知。就此而言，他们之间没有胜负之分，都应该得到历史所追加的尊重和敬意。
三
然而，全国“人大”的表决结果所形成的法律文本，和三峡工程的正式动工兴建，并不意味着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和声音也从此消失了，如同人类对真理的探求和认识过程并不会因为某一目标的达到而终止和放弃一样，在随后三峡工程进入紧张施工的阶段后，我们仍然还能听到那些尽管显得刺耳不和谐，却充满了责任感的“不同的声音”……
1992年11月和1993年6月，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总书记接连写了三封信，内容都是对刚刚获得人大表决通过的三峡工程提出的“不同意见”。
他就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
黄万里是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之子，1935年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后，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曾经参加多项大型水电工程的论证工作。从五十年代的三门峡水库开始，黄就是坚持反对兴建“高坝”的著名异议人士，1957年因一篇题为《花丛小语》的杂文而获罪被划为“右派”， “顶着右冠，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黄万里是清华大学最晚被改正的“右派”之一，时年，他已年届古稀，正是在家中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的时光，但他仍然时时把目光投向世人关注的三峡工程，固执地向国家有关部门直至中央领导人致函表达自己的意见。在1992年写给江泽民的第一封题为《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信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内容是：
1．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作为关键的造床质是砾乱卵石，不是泥沙。修坝后原来年年逐出夔门的砾卵石将一粒也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内就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逐年延伸，汛期淹没江津河川一带。
2．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在全球为第一，不是某些人说的第六。中国所缺的是有水处的耕田。水库完成后淹地五十万亩，将来更多，用来换取电力，实不可取。详见《论降水川流与水资源的关系》。
3．三峡电站经济可行性考虑到卵石沉积是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是错误的。十八年内只有支付，没有产出，也无以解决当前缺电的问题。
4．三峡水库对于长江中游防洪虽有帮助，但作用不大，而其代价是使守堤防洪时期加长，和利用的电能减少，实不可取。长江中游防洪当今迫在眉睫，除应加强堤防外，必须在堤身内建穴分流，长年送沙流向两岸，以淤高其洼地，并疏浚江槽。
在第一封信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黄万里又于次年写了第二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江泽民总书记，诸位委员：
1992年11月14日曾函陈长江三峡大坝决不可修等水利方面的意见，附文简释有关技术问题，未见批复。而总理已赴汉口开始筹备施工。在此我愿再度郑重地负责地警告：修建此坝是祸国殃民的，请速决策停工，否则坝成蓄水后定将酿成大祸。
此坝蓄水后不出十年，卵石夹沙随水而下将堵塞重庆港；江津北碚随着惨遭洪灾，其害将几十倍于1983年安康汉水骤涨21米，淹毙全城人民的洪灾。最终被炸掉，而两岸直壁百米，石渣连同历年沉积的卵石还须船运出峡，向下游开旷之地倾倒。航运将中断一两年。不知将如何向人民交代。
顺致 敬意
黄万里 1993年2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黄万里在信中除了再次陈述其“反对意见”外，还希望，“党的经济建设科学化民主化要确实贯彻下去,切勿规定经济建设可行性由行政当局事先决定。”
1993年6月14日，黄万里写出了第三封信。他在信的末尾坦言道：“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现在虽有许多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大坝，但又只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称是对国家经济不利。可能诸公相信群众多数，我个人仍希望公开争辩……”
而当时，三峡工程已在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获准通过，并已经开始动工兴建。在这种情形下，黄万里这种近乎天真的行为和言辞，真可谓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这对黄万里来说，早就不是第一次了。正如信中提到的那样，当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电工程三门峡水库动工兴建之前，黄就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当时，为了建设三门峡水库大坝，中国政府在邀请苏联专家同时，也邀请了到西方留学过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张光斗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和三门峡工程说一个“不”字，只有黄万里和一个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并和苏联专家及至此三门峡工程的中国专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指出，所谓“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
另一位水利专家张光斗，此时则站在跟他完全对立的立场上，积极支持建设三门峡大坝，并出任工程的技术负责人。耐人寻味的是，后来，这两个经历颇为相似的科技知识分子，每次遇到重大事件，几乎都处于互相对峙的位置，他们的人生经历也因而呈现出各自迥异的命运轨迹。
张光斗，1912年出生于江苏常熟，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同年秋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资格，赴美学习水利工程，1936年至1937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工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期间曾受政府派遣，到美国垦务局实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副校长等职务，同黄万里一样，也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
张光斗曾在一篇自述中这样回顾自己：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因水电建设尚未发展，我请假到清华大学任教，从此，就在学校工作。我参加了创建水工建筑专业，创立了水工结构和水电站学科体系，开讲了水工结构课，编写了水工教材，进行课程设计、生产学习、真刀真枪毕业设计等教学环节，培养大量水利水电科技人才。同时我参加了黄河、长江和其他河流上许多水利水电工程。我有机会全力为水利水电工程教学和建设工作，向同事、学生、工人学习，向实践学习，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工作，深感庆幸。我也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才能有所作为。我负责设计密云水库、渔子溪水电站和人民胜利渠渠首工程，参加葛洲坝工程等设计，有所创新。我促进三峡工程建设，认为已作了大量勘测、规划、设计工作，防洪、发电、航运等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科学技术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库区人民生活艰苦，开发性移民后，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当然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及其他措施，使不利影响减至最少。为此，我积极建议三峡工程早日兴建。以上这些工作，都是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但是，对于黄河三门峡工程，我一向主张泄洪冲沙，防止水库淤积，坚持要保留导流廊道畅通。但后来却参加了导流廊道的封堵，造成水库淤积，危及关中平原，必须重新打开导流廊道，增建冲沙泄洪隧洞，减少水电装机容量。我深感内疚，看来要坚持正确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我国洪涝灾害严重，而水资源紧缺，水能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内河航运也待进一步开发。水利建设为经济建设的基础，我上书党中央，建议把水利作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得到中央领导采纳，决定把水利作为基础产业，重点发展。但要做到真正落实，尚需努力。回顾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感到人要有点精神，必须有坚定的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振兴国家的精神。作为工程师和教师，必须有宽广扎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理论联系实践，不断继续学习；还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坚持原则；要有集体主义精神，能与人合作，向人学习。愿把自己的认识，贡献给来者。”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水库大坝工程正式开工。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２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库蓄水后一年半中，十五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30多万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许多移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门峡工程直接经济的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１／５，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
三门峡工程后来虽然经过数次改建，但仍然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隐患。这一严重的后果，显然证明了当初黄万里的意见是正确的。而对新中国的水利建设者来说，三门峡的确是一个值得长久汲取的惨痛教训。
三十多年之后，当三峡工程即将动工兴建时，历史又将张光斗和黄万里安排在类似于唱“对手戏”的位置上：张作为工程技术权威，头上戴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等一大串耀眼的头衔，并出任三峡工程论证审查委员会技术总负责人和专家质量检查组的副组长，负责向中国最高层提供工程质量论证报告，为工程决策提供技术上的权威依据，可谓位高权重、一览众山小了；而黄呢，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长时间赋闲在家的前“右派”，连授课权尚未获得，又站出来反对这项比三门峡更引人注目的超大型水利工程上马。
此时两个人的地位悬殊之大，也许他们以前都不曾预料到的，但这显然不是考量各自人生质量和价值所必须遵循的标准。
在考察三峡工程论证和论争过程中，我在每每感动于中国科技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那股强烈的人文情怀的同时，又不得不思考的是这样一个“尴尬”问题：历史、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复杂纠缠和影响，常常使我们找不到一条可以公认的尺度去衡量。尤其当知识分子以个人化的方式去参与历史进程，而“个人叙事”同时代的“宏大叙事”发生尖锐冲突，在时代大踏步前进的脚步之下，连个人的甘苦荣辱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时，由此产生的悖谬或歧义，会使我们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你甚至很难用同一个标准去评价和臧否他们中的某个人，比如，当你称赞黄万里以近乎殉道者的姿态，为了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维护真理，而独自承担生活施加给他的苦难时，并不能就此否定张光斗同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选择的态度和立场。无论支持或反对三门峡和还三峡工程，它们作为一种特定历史空间的存在，都只是为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提供的一条通向真理的路径。在此，所谓“真理”无疑具有多面性、类似于斯芬克斯的谜一般的品质。在此前提下，置身于特定历史境况下的个人，谁也无法垄断对真理的最终解释和裁决权。这就是人面对历史必然产生的虚弱感和无力感的原因所在。黄万里和张光斗是如此，李锐和林一山们也同样如此。
2001年8月26日下午3时05分，黄万里在他任教50年的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盍然逝世。在时昏时醒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1958年的得意门生沈英夫妇前来病房探视。他们走后，黄万里向守候在一旁的老妻要笔纸，写下了以下“遗嘱”：
敏儿及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手笔候存
这也是黄万里留在世上最后的话，他心头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长江的水患及其对策。
四
2000年3月3日，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一份由全国五十三名知名学者和专家联名的“呼吁书”，提交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案前。
这份题为《关于三峡工程初期按156米蓄水位运行的紧急呼吁书》，执笔者就是著名水利防洪专家陆钦侃。
陆钦侃，1913年生，193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1947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水利硕士，曾供职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参加过“萨凡奇计划”的具体论证工作，1946年被资源委员会派赴美国垦务局的三峡工程研究工作。1949年后一直从事水利水电规划，曾任水利电力部规划局副总工程师。在1950年代的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陆曾参加过周恩来率领的那次三峡考察活动。
这份“紧急呼吁书”的背景是：1992年国务院在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关于三峡工程的建设方案中曾经说明，“初期先按照156米蓄水位运用，有利于移民安置，又可验证泥沙淤积对库尾航道、港口的影响。” 但一些专家发现，在随后三峡工程的设计施工安排中有所变化。比如1987年论证时曾提出初期蓄水位运用时间暂定为10年，1989年可行性报告中则缩短至４年；1992年初步设计中定于2003年封堵导流底孔，2005年筑高溢流堰顶至158米，但1997年出版的《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一书中说，到2009年三峡工程竣工，正常蓄水位达到175米高程，根本不提初期蓄水位。
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是长期研究都很难确定的关键问题。当时的论证方案考虑到各方面的要求，拟定最终蓄水位175米，分期蓄水，初期蓄水位156米，以便验证泥沙淤积，缓解移民困难。因此，以陆钦侃位代表的一些专家觉得，此事关系到水库泥沙淤积，影响长江航道及大量移民困难的一系列问题，于是，他们分别以《建议三峡工程先建至初期蓄水位，观察泥沙淤积，缓解移民困难》和《再次呼吁三峡工程建至初期蓄水位──以缓解防洪与泥沙淤积碍航的矛盾及移民困难》为题，先后于1998年3月和1999年3月联名上书至国务院， “吁请检查贯彻全国人大通过的议案，认真实行初期蓄水位。”
在前两封信没有明确答复的情况下，53名大多为水电科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针对“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联名上书的举动，可谓是一个惊动朝野和国内外的大动作，虽然媒体未做任何公开的报道，但其引起的震动也是可想而知了。
这封洋洋近万言的“呼吁书”出自陆钦侃之手，显然不是偶然的。从上世纪50年代起，陆就一直对兴建三峡工程持反对意见，并始终怀疑三峡库容对长江防洪所起的实际作用，在1988年的三峡工程专题论证中，担任防洪组顾问的陆钦侃，是该组两位拒绝在当时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专家之一（另一位是已故的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咨询方宗岱）。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之后，陆钦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说， “有人主张以水库蓄存基流——这只是想当然，哪里有那么大的库容？还有一种想法是措峰：初步设计审定的以枝城控制，三峡水库可拦洪95亿立方米，但中下游还要分蓄洪400余亿立方米。如果考虑湖南四水进行预报措峰，以城陵矶控制，三峡水库可拦洪183亿立方米，中下游还要分蓄洪300亿立方米。在这样的局面下，沿江堤防还将维持高水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三峡水库库容相对较小，对减轻中下游洪灾极为有限的理由。”
这一次，连近九旬的陆钦侃，在《呼吁书》中又一次系统地陈述了“三峡工程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泥沙淤积、水库移民、生态环境等方面，指出了“175米方案”存在的问题，强调了按照1992年拟定的“156米方案”蓄水的重要性。《呼吁书》还特别“吁请”国务院领导充分重视和汲取当年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惨痛教训。
当年，三门峡工程黄河综合利用规划中最重要的第一期工程以防洪为主，原本设想一举而解决黄河下游的防洪和河床淤积“地上河”的问题，拟建高坝大水库，同时取得巨大的发电、灌溉、航运等综合利用效益。在1957年讨论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水电总局技朮员温善章、水科院专家叶永毅等曾经提出降低水位、底孔泄洪排沙的意见，但未被采纳。1960年三门峡大坝建成后，封堵导流底孔开始蓄水，可不久就发现库区泥沙淤积迅速向上游延伸，甚至威胁到了西安市的安全。后来经讨论研究，决定改建，在坝旁开挖两条大隧洞和利用四条发电引水钢管泄洪排沙，然而，由于隧洞进口和钢管位置较高，泄洪能力不足，水库泥沙仍然继续淤积。于是只得第二次改建，把位置较低的10个导流底孔在水下艰难的条件下打开，并降低发电进水口高程，增加低水位时的泄洪排沙能力，这样，才使潼关以下峡谷库区的泥沙得以冲刷出库。目前尽管趋于冲淤平衡，但离坝址114公里的潼关卡口河床被淤高约5米尚未冲开，潼关以上库区还在继续淤积，增加上游洪涝灾害，遗留问题也尚未得到解决。
这份“呼吁书”送交上去后不久，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给予了陆钦刊等人 “长达十六页”的复函，对“呼吁书”中陈述的问题一一作了可谓详细的“解答”
复函的末尾写道：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三峡工程自1993年开始施工准备，1994年12月正式开工以来，进展顺利。对于各方面专家的不同意见，我们一直采取博收其长，吸取合理部分。即使不能采纳的意见，也有助于我们谨慎从事，把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对于从事三峡工程的广大建设者来说，任何纰漏都将影响三峡工程的声誉，影响我国的形象。我们一定按照周恩来同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教导，严肃认真、谨慎细致地处理好各种问题，努力搞好三峡工程建设。
感谢您们对三峡工程的关心和支持！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
2000年4月17日
这段话，似乎可以被看作是中国高层部门，对持续多年争议不断的三峡论证和论争及其参与者做出的一次既“坚持原则”，又不无“人情味”的结论，具有某种“决议”的性质；不管陆钦侃们满意与否，或者保留意见，或者继续上书（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似乎也“于事无补”了。
但这远远不是对三峡工程本身的“结论”。
1999年9月2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水利（电力）部老部长钱正英在水利部机关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迎接21世纪对水利的挑战”的长篇讲话，其中的一段话颇能引人深思。她说，三峡工程“人大也算是通过了，现在也开工了，但是从我个人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我感觉到最后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当时论证中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现在我还加上一个库区污染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仍然值得非常重视。”还说：“三峡的论证虽然是结束了，三峡工程虽然是开工了，对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
对于钱正英的这段讲话，当年参加过论证的陆钦侃等人质疑道，钱部长当初为什么不表示这样的“担心”呢？
而此时，三峡工程正式动工已经整整五年了。
近一个世纪以来，三峡工程作为困扰几代中国人的一个难题，为当代形形色色的政治和利益集团、知识体系、理论话语，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原材料和演习战场。表面上看，它只有三个答案：支持、反对或不置可否，但在这简单的三个回答后面，却是扑朔迷离的历史悖论和理论黑洞。对此，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折射出来的，是中国人百年来从实业救国梦想，到走进工业化，迈入现代和融入全球化的一部奋斗史。
正如学者葛笑所言：“在围绕三峡工程几十年的争论中，即有技术纠纷、政见相异、利益分争，又有对运作程序的不同意见，对国家根本利益的不同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看法，甚至有当事人之间的性格冲突。在众说纷纭的派系论争中，似乎很难划出白与黑，对与错，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明确界线……”
这位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说，“常有西人朋友问我，既然有这么多困难和未知因素，如此耗资巨大，工期冗长，为什么中国要坚持建造长江三峡大坝？我思索许久，不得头绪。直到不久前看到中国官方媒介在长江截流时的大规模宣传攻势，将三峡工程阐释为“强国梦”的实现，才略有所悟。这一修辞反映了三峡工程主流赞成派的意识脉络。对三峡大坝的执着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官僚阶层的一个深深的‘技术强国’的情结。”
的确如此，自清末以来，西方列强的奇淫技巧和坚船利炮，使中国知识分子相信了科学与技术，是使中国重新站立起来并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唯一途径，由此开始了中国知识阶层连绵几代，不懈追求科学、技术、工程的艰难历程。从早期的实业救国，到后来的四个现代化和科技兴国；从容闳、严复、詹天佑、到茅以升、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陈景润…；从林一山、李锐到孙崎、张光斗、黄万里和陆钦侃；从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平，“当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建造东亚最高的电视塔、亚洲最长的纤拉桥、世界第一水电大坝的时候，当中国也跻身在世界原子弹、氢弹和卫星大国俱乐部时，不知我们能否找回中国人心中那丢失已久的自信？”
然而，历史的怪圈就在于：当现代中国人觉得自己凭借科学技术已经或正在走出一直被贫困和落后笼罩的历史阴影时，我们才渐渐发现，这个科学与发展的“终极”，其实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局部区间”。
在今天，工业化进程使地球有限的资源日见匮乏，而当中国进入现代化和世界前列的目标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时，却不得不承认，我们也许正在割断五千年文明维系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并且已经永远失去那个给了屈原李白和世世代代中国人精神灵感的文化与自然情景交融的古老意境。
那么，究竟怎样评价三峡工程？前不久,在三峡水库135米蓄水前夕,著名水电工程专家、三峡工程质量专家验收组副组长潘家铮，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接受主持人王志的提问时说，要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三峡工程，至少需要100年的时间。因为除了专家验收组，还需要长江和大自然的验收。“它们才是三峡工程最权威的验收者。”
这，也许就是将长期纠缠我们的历史悖谬和现实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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