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从“西藏问题”开始，中国的民族问题在西方持续升温，并渐渐成为一个西方社会公众耳熟能详的“公共话题”。虽然“西藏问题”一直是西方试图用来牵制中国的一张牌，特别是1959年以后，但它进入西方普通民众的视野，却是80年代的事。其原因正如著名的美国西藏问题专家戈登斯坦所说的“达赖喇嘛在80年代成功地争取到了西方对他的支持，特别是美国公众对他的支持，是他脱离困境的主要原因”。客观地说，虽然达赖得到西方反华政治势力的支持有其地缘政治逻辑上的必然性，但他在国际公关舞台上的“成功表演”，却也是使他成为了一个“明星”般的公众人物、受到众多西方普通人精神追捧的重要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西方的社会舆论与心理对达赖是“一边倒”的。反倒是一些西方学者，以他们比较客观的研究揭露了许多事实，破坏了围绕在达赖头上的“神圣光环”。这种“达赖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加深了我国政府在西方公众层面的“恶人形象”。而当西方反华政治势力在90年代发现他们热切期望发生的“西藏人的暴力反抗行动”悄无声息，西藏社会一片安定时，当他们意识到达赖非常可能在“西藏问题”上“无所作为”的时候，他们的重点就开始转向新疆。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披着学术外衣的“新疆工程”。虽然对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问题”在西方有越来越热的倾向（和美国政府及紧随其后的基金会的密集资金投入关系密切），但“新疆问题”终究和“西藏问题”不一样，一方面“新独”缺少达赖这样的对西方“有感召力”的人物，另一方面涉及到伊斯兰教，在美国这样的宗教情绪很浓的国家里还是会有所顾忌。所以在“新疆问题”上，西方社会舆论就不是一边倒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民族问题，特别是西藏、新疆“问题”，实质上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和境外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际化了的“中国民族问题”，其背后更包含着深邃的地缘政治因素，或者可以说是一种霸权主义阴谋。这种阴谋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但从意识形态上颠覆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是其关键的一环。在这一环上如果西方得手，中国政府和中华民族面临的处境将无疑是“内外夹击”。鉴于自上世纪90年来以来人类社会在民族冲突上走过的痕迹，以民族问题作为颠覆中国政治制度的借口和突破口，其有效性在西方某些人看来已经越来越显著。而且，问题的残酷性更在于，在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两个方面，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美国人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但美国人的如意算盘现在还不灵，主要因为两个因素：第一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平等”为原则的民族政策路线奠定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基础。虽然这种基础近年来有所削弱，特别是在新疆以及其他穆斯林地区，但大局没变，民族分裂主义要成气候，还需要时日。第二是在美国建立霸权主义世界“新秩序”的日程表上，颠覆中国还没有被列为首要任务。今天看来，按照美国表现出来的战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本应该是那张日程表的最后一项。在“解决期限”到来以前，美国企业还可以继续从中国市场上攫取金钱，美国的“政治家”们还可以期待和平演变的成功。
事实上，中国在民族关系上所走过的道路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西方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民族-国家”的理念深入人心，所以欧洲地域不大，国家很多，当然现在又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中国历史却不是“民族-国家”史，而是中华文明史。当梁启超第一次把“民族”这个单词引进中文的时候，中华文明帝国已经存活了几千年了。中华帝国时期看待少数民族通常说“有教无类”，以“教化”（接受儒家文明标准）为衡量人类群体差异的标准，颇符合“文明冲突”的理论描述。但我们今天“吃的亏”实际上也正是源于“文明的冲突”，因为当前主流的人类社会的价值标准是西方人规定的，这也是美国人打着传播自由民主旗号谋取霸权利益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无论如何，中国作为疆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存在，单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无疑是当今基督教文明主导的全球一体化意识形态下在“民族”问题上唯一与西方不同的实践。这一方面使中国的民族问题在社会冲突上的意义上还不是那么显著，另一方面也确实暴露出一个战略上的“软处”，如我们在“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上看到的那样。
实际上，今天我国在民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造成的，是我们必须承受的由第三次国际民族主义运动浪潮的形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所带来的历史代价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幸运的是，这种困境目前更多地体现在理论层面，而不是前苏联末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失去控制的现实民族冲突。这得益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社会整合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从民族识别开始，中国的民族政策就一直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照搬理论教条。然而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民族”在意识形态冷战后的今天，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工具。在台湾，民族分化成为台独“最有效”的社会动员工具之一，台湾的“四大族群”（包括原住民、客家人、闽南人和外省人）中有三个原本都是汉族。这要求21世纪的中国人需要有更多的智慧来因应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是，还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正确立场：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话虽简单，其深意却超越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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