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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的迷乱——今日中国全民腐败的根源
（望诸位同志广为张贴）
落后的哲学产生卑劣的民族精神，卑劣的民族精神产生卑劣的民族行为,一个整体堕落的庞大民族正是因为缺少真正的信仰的力量，由此引发出应接不暇的腐败现象，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如果缺少了坚实的哲学世界观基础，共产主义理想就会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当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被严重的空洞化、口号化、虚伪化，乃是因为马克思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哲学家，这个人为共产主义大厦在沙滩一样的西方哲学上选定了一个脆弱的基础。他仅仅是近代欧洲一个有良知的学者而已，我们没有必要再学术上把他抬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今天，人们占有的知识和信息资源都要远比马克思时代丰富得多，我们如果在学术上不能对一个十九世纪的古人有重大的超越，
那么我们就应该感到无比羞愧。一个可悲的情况是，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如果谁还宣扬共产主义理论，就会被世人讥讽为傻瓜或伪君子。我敢说，“共产主义”在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员中已经成了自己不信却要求强迫别人去信的“伪信仰”，走出目前信仰困境的办法看来只有靠一场新世纪的哲学革命来完成。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都试图对这个本体论问题作出解释。
世界观是人生观的基础，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因此是极为重要的哲学问题。
世界观的唯心与唯物一直是哲学上争论的热点，也是每一个哲学家必须首先解答的问题。所谓的“唯心主义”偕同“神学迷信”臭名昭著，历史上一惯地反科学、反民主，充当剥削阶级愚弄劳动人民的精神工具，在这里我不准备再浪费精力去批驳它了。然而，唯物主义的状况又如何呢？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发源于德国，所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德国的唯物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人类因为在自然科学上有了重大的突破——质量与能量守恒，细胞学说的创建，进化论的确立——而处于一个相当自信的时代，人们从上帝和自然那里找回了做人的尊严和应有的自由，对上帝和自然不再是一味地跪拜臣服和惶恐敬畏。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假以时日，人类将会揭示所有的自然奥秘，并最终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使人们现在尚有所不知、有所不能，都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在“人定胜天”的万丈豪情下，体现人类绝对自信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应运而生了。
毋庸置疑，作为马克思哲学基本观点的唯物论，过去确实在反对“狂信的宗教神学”愚民，推动社会革命与进步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其在过去的功劳。然而，时至今日，唯物论却成了人类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原因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然产生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而这是与人类实现大同理想的目标格格不入的。其论证如下：
首先，我们知道，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来，“唯物主义”一直是处于社会正统地位的意识形态，被我们认为是最先进的世界观（宇宙本体论）：世界本身就是物质的，物质是从来就有的。宇宙中除了运动的物质就是物质的运动，任何其他的猜测都是人的主观的虚幻的东西。宇宙起源于137亿年前“（能量）奇点”大爆炸（现代版本的“创世纪”，作为人类精神追求的 “上帝”被西方人用“物质主义”残酷地扼杀了）。作为生物一员的人类只不过是物质运动到其最复杂、最高级状态后随机偶然产生的极其侥幸的现象。生命只有一次，死后没有灵魂或者其他相关的责任后延。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远远没有能力正确地解决人生的终极问题——生与死。那么，它所必然带给人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
人的生命起初是来自于飘渺不定的光量子运动，最终要归之于“死寂的物质世界”。人生是非常虚幻的，生命之真谛乃在于体验和感觉其真实的过程。假如生存之体验丰富多彩，则今生无遗憾矣！
无可否认，人生是“一次性消费”，谁都没有理由阻止我尽情享乐人生。谁愿意过的清教徒的禁欲生活呢？“一次性消费”的人生观念，必然导致不计长远后果、回避生命责任的“短期行为”。“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既然人生只有一次，何不尽今生之一切物力用于生存之享乐。同时，又可以从“人死如灯灭”推出结论，人死亡之后并不承担任何的后续连带责任，我等何不竭 尽今生之一切能力、不择手段寻求人间之享乐，不要羞耻，不要法律，不要道义，即使犯罪也在所不惜！“享尽生前乐，哪管身后评”。
发自内心深处的人对人的真实态度又如何呢？“拜物论人生观”认为：
人与人都不过是一群穿衣戴帽的由猴子演化来的会说话、会骗人的灵长动物而已。我自己的本性我自己最清楚，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过得更好一些，从心理体验上比别人更具“优越感”。自己内心世界是这样，别人也无非如此。哪个人不是“好吃的东西我想吃，好看的衣服我想穿穿，漂亮的人儿我想和他（她）亲热亲热”。难道不是这样吗？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哪个不爱“钱财”，谁人不好“好色”，又有谁敢说自己热恋死神的石榴裙？
将心比心，知己知彼。我是如此，推及别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既然有机会捞一把，又有什么值得客气（客气反倒是怯懦的表现）的呢？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逞尽手段，算尽机关，恣意汪洋于人欲横流。与以上人生态度并行不悖的生活口号是“过把瘾就死”。
“贪生活之快乐，惧死亡之断灭”是对“拜物人性”真实的写照。
“人性恶，其善者伪也”。所谓的“善”，也不过是装装样子，以便与别人完成“功利交换”罢了。最终的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一己之利欲，就连神圣的繁衍物种的“生儿育女”，也不过是为了防老而不得不去做的“经济储备”而已。
这些不可对人言说的隐秘的“人生观”虽然不合乎“虚伪的人道主义”，却极其合乎天理。《天演论》不是崇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弱肉强食，淘汰弱者”吗？——这是地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
本来为了净化人的灵魂的“世界观教育”，实际上却培植出了南辕北辙的教育效果——树立起了全社会普遍且牢固的“享乐主义”人生观。这可能是马克思在寻找哲学武器批判处于独裁地位的“宗教神权”时，所犯的始料不及的致命的理论失误。因为受到历史条件和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建立在西方近代机械科学基础上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解释世界尚且不够客观准确，更何谈拿来有效地改造世界？
我们在反思受党培养多年的高级干部为什么会走上腐败的迷途时，舆论界常说的一句套话就是“某某放弃了对世界观的改造，以致于走上了堕落的道路。”但是谁能敏感地意识到，正是因为信仰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才使他们丧失了对于生命更高意义的追求，心甘情愿地充当了“物质享乐主义”的俘虏。由此看来，中国理论界头脑的萎缩和智慧的贫乏严重到何等可怕的程度。既然宇宙自身也是在偶然和巧合中毫无目的和意义地随机生成，人又有什么必要去遵循虚假的道德枉过仅有一次的短暂的生命呢？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在面对死亡恐怖威胁的时候会作出何其卑劣的表演呢？否定了最高法则——宇宙因果报应规律的国家，如何使统治阶级和强势既得利益集团高度自觉和有效地进行道德自律，看来是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
现代共产党人如果在理论建设上继续目前的无所作为状态，就会是一种对自己的严重不负责任，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自身执政理由的“取消主义”。这样下去，“共产党员”恐怕就连自己高尚光荣的称号也对其不住了。（在苏联，“共产党”一度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
丧失了人文价值追求，一个为了活着而活着的民族，在利欲面前表现贪婪无耻，一旦恐怖和压力来临则苟且偷生，如此卑劣的族类还能够为人类贡献出什么有崇高价值的精神财富吗？
性格决定命运。
隐忍必然纵容邪恶。
纵恶的民族骨头里浸淫着寒彻性灵的胆怯。
懦弱的民族断然不会有什么完美的命运。今天能容忍得下贪官与恶霸，明天有更强大、更凶猛的异族入侵，则惟有缴枪投降、苟且偷生为上策。（如宋朝，如元朝，如清朝，如近代的百年国耻——中华民族屡次三番被文化落后但是武力强大的野蛮民族残酷地征服和殖民，被迫在经济上任凭异族无情地寄生和吸血，华夏文明发展的生机也同时遭受沉重地摧残）
“勇敢奋斗乃赢得生存之尊严”。在世界民族之林，犹太民族因为吸取了历史之惨痛教训，其抗恶之顽强，震慑得血腥的海盗一族形成一条默认的规矩，对悬挂以色列国旗的船只避而远之，绝对不敢妄生任何非分之想，以免招徕毁灭性的惩罚。试看青年毛泽东的绝妙正论：“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也”。
“物质唯一论”远远没有给人们一个值得向往的环境幽雅的 “精神家园”，以此避免人们在“生存的不确定和危机感”导致的与生俱来的恐惧的胁迫之下，变得丧心病狂和失去理性。恩格斯当年曾经撰文反驳宗教界对“庸俗唯物论”的诘难：
“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这时，他由于自己平时的“唯物主义”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并因此唱出了他心爱的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中国人的一个通病，常常因为某个观点是某个大人物说过的就被当作必然的真理，而这却是极其不可靠的。恩格斯的辩白，用人类现代的认识水平去给以客观的评价，可以说是非常苍白无力的。实际的情况是，唯物主义确实给人类社会带来如滔天洪水般的物质享乐欲望。
物质唯一论加上流行的“宇宙大爆炸学说”使人类认为世界是偶然产生的随机的现象，人的生命也无非如此，并且只是可怜地在世界上活那么短暂的、唯一的一瞬间。人生除了为了活着而活着，还能有什么更为高尚的生命价值在其中吗？请看当年梁启超的一番对物质主义的检讨，就可以发现由唯物主义引发的深层的伦理问题。梁任公是中国第一个介绍马克思的学者，但是他最终并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个中原因好象是不太赞成马克思的哲学体系——唯物主义世界观。（ 当年梁启超把“马克思”译作“麦可士” ）
要而言之，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依着科学家的新心理学，所谓人类心灵这件东西，就不过物质运动现象之一种。……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不惟如此，他们把心理和精神看成一物，根据实验心理学，硬说人类精神也不过一种物质，一样受“必然法则”所支配。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了。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帜乱，这位“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要凭他的试验发明个宇宙新大原理。却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说，敢是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异，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底树立不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象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这几十年尽情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律，总不能和欲望的升腾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近年来甚么军阀，甚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
总之，在这种人生观底下，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间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无奈当科学全盛时代，那主要的思潮，却是偏在这方面，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象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看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梁启超先生在以上论述中反对的是“科学万能主义”，丝毫没有菲薄科学的意思。显而易见，梁任公在文章中鲜明地表达了对于“唯物质主义”的不满和失望。
“金无足赤”，人总是可能犯错误的，伟大的革命领袖恩格斯因为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也不能例外。据著名学者何新考证，被苏联人弄错了，且被我国理论界多少年来以讹传讹、扭曲了的对“形而上学”原义的理解，其源头就是出自于恩格斯的著作。（详见时事出版社《何新集》：《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语源及语义》）任何一个学者和思想家都存在自己的认识误区和知识盲点，这种情况叫做瑕瑜互见。而当一个理论大师和他的学说被后人推崇到不适当的地位时，所引起的反倒是正确思想长期遭受压制摧残的恶果。
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人伦价值取向的错误引导是目前必须引起中国文化界高度关注的文化误区。哲学在于反思，我们必须对于所谓“唯物主义世界观”进行彻底地深入地反思，仔细考察根据它自身的逻辑推导出什么样的人伦观念，是对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纯洁净化还是导致人们思想混乱卑劣。由此，我们明智地决定取舍。
中国社会和谐进步的出路在于独立自主地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世界观的人伦导向
1 论唯物世界观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影响
马克思的社会学说有很多精辟的见解，例如：政治上主张加强社会统一宏观管理，避免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无序，消除经济危机根源；集体主义观点——社会整体效益大于个人利益；实践的观点——现实的问题要用现实的手段去解决；劳动的观点———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人必须劳动，不劳者不得食。这些真知灼见，直到今天还有其伟大的理论价值。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中同样有许多失误。苏联人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时，又犯了诸多形式主义的错误，一方面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一方面继续扩大马克思的错误。所以，我们教材中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本人的真知灼见，不如说是斯大林搞出来的一套哲学教条。它产生于苏联，同时也在苏联最早被遗弃。“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失败，根本的原因是这套理论自身存在缺陷，没有正确的解释这个世界，没有带给人们一套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唯物主义带给人们的一套价值观念恰恰和共产主义对于社会成员的道德要求相反，也就是说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为生命是机械地偶然地发生的现象，由此带给人们一种错误和短视的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人民自以为聪明地在心底里认为人们极其偶然地来到这个地球上匆匆忙忙走上一遭，唯一值得追求的生活目的就是不择手段抓紧时间尽情地享乐一把。所谓“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在这种世界观底下产生的人生观不过是抓紧时间提高个人谋私成功的效率而已。
既然共产主义要等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几百年之后才能实现，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谁还有耐心等待那么悠远的岁月呢？地球上有限的物质资源又远远不能使得每个人都过得富裕，人们与其默默苦熬，无望地等待“美好生活”在人间降临，还不如采用历史上现成的生存斗争经验，学会“弱肉强食”和迅猛突击集中财富的办法，像历史上一切“英雄好汉”——社会强梁者那样，屠杀、征服、欺骗、愚弄、掠夺、压迫，不择手段攫取控制社会的强权，从而在经济消费上同样占有优先的权力。聪明人迅速地完成个体生命意义上的成功，实现人生的高效率——最少的付出和最大的收益。人生体验的丰富多彩和个人支配的社会资源的最大化也就是人的生命价值的所在。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个人生命较之于社会其他成员的优越和尊严。
马克思创建唯物论世界观所采用的逻辑是不完全、不彻底的辩证法，而建立在片面的唯物哲学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理想必然不具有可实现性，我们把这个极其不完善的理论叫做“唯物共产主义”。追根溯源，马克思应该为人类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负有相当的理论责任。（韩德强先生发表文章《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认为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唯生产力论和人性恶论演绎下去，反而能够充分论证现阶段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现象存在的合理性。西方近代历史观是“恶是社会进步的杠杆”，斯密、黑格尔、马克思都是这一历史观点的阐述者，马克思还把这种恶的进步观更进一步的概括为唯物史观。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必要之恶”导致了文艺复兴后大量科技成果的涌现，人类由此认识自然的速度加快。照此逻辑，工农作出的牺牲，美洲土著人被屠杀、黑人被奴役、落后的东方国家被掠夺，都是历史进步的必要代价，社会弱势阶层只好遥遥无期地忍耐下去，等待生产力高度发达后才建立理想社会。这样，许多人的生命将被无情地埋汰和异化，并且他们的生命本身丝毫没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看看，马克思这种以恶为历史动力的唯生产力历史观点，难道不是在为资产阶级和强盗国家辩护么？可惜，中国人最为崇拜和景仰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却原来是“资本主义的首席经济师”。补充一个事实，西方近代文艺复兴、科技革命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其根本的推动力量乃是大批的人类知识分子精英集体努力的结果，资本家们只是顺便跟着沾了点儿荣光而已。）
在中国，如果我们再坚持迷信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正确”、“伟大”和“真理”的代名词，就会丧失理论创新的动力去构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国家意识形态并且以此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一句话，中国必须在文化领域迅速实现“精神软件产品”的民族化、国产化、现代化。
2宗教的伦理价值
（1） 宗教与人伦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是唯一（仅此一次）的、偶然的现象，随机产生的生命没有必要为后续的其他的生命承担责任，并且死亡之后万事皆空，有限的光阴何不尽情享乐。“马克思主义”哲学远远没有能够树立正确的人伦价值观念，在面对生死这个人生的终极问题时，人们会感到困惑、无助和惶恐。与唯物主义对立的宗教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伦理导向呢？
世俗的宗教理论同样没有恰当地协调人类理想与世俗功利之间的关系。现有宗教所描述的“天堂”和“极乐世界”，与人们世俗的对美好生活的评价标准如出一辙。“天堂”之中，人们悠闲地喝着可口的醇酒，品味着人间难得的鲸鱼肉，欣赏着庄严美妙的圣歌，陪伴着仁慈和万能的上帝，一片祥和，一片太平。总之，天堂之中人们不用承受劳动的艰辛就可以获取现实中难以满足的一切享乐，不用通过冒险奋斗就可以远离危险享有和平。佛教展现于俗众的珍奇瑰丽，无非是黄金翡翠装饰的神像；佛经中的理想境界，无非是香檀遍地，莲花绽放，金光万道，美景无限。因为长期的刻苦修行和节制饮食，释迦牟尼身体精瘦羸弱（据敦煌考古发现），尊处庙宇之中的佛祖就变为大耳垂肩、雍容华贵的富态形象。还有《华严经》中描述的释迦牟尼“十二妙相”，无不是基于人们世俗的审美标准。
既然天堂和“极乐世界”中的快乐幸福和人世间的快乐幸福别无二致，况且天堂是否存在还是不确定的未知数，那么，通过人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验，凭借强权和欺诈的手段掠夺他人的劳动、取消他人的消费权，照样可以获取天堂般的享乐，而且是今生今世可以马上实现的非常真实可靠的东西，何必遥遥无期地等待那个或许并不存在的“天堂”呢？“少量付出，巨额收益”，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人生效率最大化——去追求幸福快乐，今生现世就可以实现的幸福快乐，何必要等到来世呢？
“前生来世，佛说因果”对人类善恶的扬抑，可以说是毫无现实意义的。只肯相信生活的经验人们，更情愿凭借自己的感觉抓住现有的机会。此外，佛教宣扬的“前生来世，六道轮回”之说，也未必可信，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回忆起自己在前世究竟是行了善还是作了恶，所以今天命运和处境的好坏无法从前世找出因果，后世的善恶评判也就找不到可靠的依据。难道草民们今生之苦难是前生之罪业，贪官和强盗享福乃上辈子积的福报？贫弱者自己受苦只能忍着，这辈子偿还清了上辈子的“孽债”，等下辈子再投胎转世过好日子吧。世俗的“佛教”劝人隐忍，寄托美好的希望于不可预料期许的来世。如此一番“精神麻醉”，便无一点“勇猛精进”的奋斗气概，无从树立起求真求实，以追求现世现实、即时即事、马上报应的“抗恶扬善”的理性信条。
现有的世俗宗教都没有给人类指出如何建立一个现世现实的“人间天堂”的道路，因此需要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最终形成全人类大一统的生命哲学——人类共同的“自然神宗教”。
（2）宗教真正的价值所在
宗教本质上是研究生命起源、生命本质以及生命和宇宙关系的哲学，人们凭借天生的直觉准确地意识到了宇宙之中必然存在着超越人类的生命体，而且宇宙本身就是最高生命系统。宗教为人类提供了认识超出肉体感官之外的、普遍存在的更丰富、更广泛、更本质的生命形式的可能。基督教认为有超然于人类智慧之外的更伟大的生命——神灵，《圣经》中记载着耶稣的神奇事迹：他是一个能在水上行走的人，他能使瞎子复明，能使瘫痪多年的病人下床行走。耶稣的种种“异能”和东方人体科学中的特异功能何其相似。即使现代物质科学如此发达，基督徒中没有人怀疑耶稣神奇能力的现实可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耶稣的神奇，是人体特异功能现象在古代西方世界一次偶然的显现。
佛学的精粹之处在于发现和发展了生命信息感应技术，这同时也是支持佛教信仰的人类认知层次上的实践基础。佛教中许多高僧包括释迦牟尼本人遗体火化后产生的“舍利子”，足以用事实向迷信肉眼的人们揭示出：我们目前单纯依赖感官所能认知感受到的自然界的生命形式仅仅是宇宙中极其有限的部分，更加复杂和本质的生命现象人类几乎是一无所知。
人类从宗教之中得到启迪，就有希望开辟全新的人类认识领域，提高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理解。可以预言，人类未来的统一的大哲学、大宗教、大科学将是发源于中国的天地生一体化有机宇宙观——自然神论，人类未来的科学乃是人类自身同宇宙本体生命沟通信息和能量，同大自然感应与互动的人天感应物理学。
3 人伦观念的现实效用
现有的宗教并没有使人们摆脱对世俗功利的争夺。
佛教没有令东瀛日本以慈悲为怀，建立在佛教“六道轮回”基础上的武士道精神，反倒变成了日本民族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征服弱小民族，肆意地烧杀屠戮时壮胆的烈酒。
英美国家也没有因为“基督精神”而博爱善待邻人。基督教的忏悔成了恶人自我宽恕、逃避良知谴责的麻醉药物。他们白天营私作恶，晚上凭借“忏悔”从罪恶感中解脱。自私的宗教信仰成了醉鬼酗酒过度之后缓解痛苦的醒酒汤。
意识形态是虚拟的东西，但是却能起到现实的作用，叫做“借虚成实”。近代历史上，日本人靠着武士道精神的支撑，以其相对弱小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居然敢于同美国抗衡。“神道教”充当了日本发动民族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对日本军人起到了“精神兴奋剂”的作用。同样是面对死亡，大多数的中国军人视死亡为大恶，认为战争中的死亡是恐怖和无奈的事情，而日本军人则认为死亡乃是一种生命形式的升化，死亡在日本人眼里是凄美神圣的。这足以解释为何日本军人在战场上表现出惊人地勇敢，甚至战败之后的日本武士都羞于求生。武士道精神的灌输，比较起中国人“死后万事成空”的断灭生死观，造成两国军人在面对死亡时截然不同的心态，这犹如在做外科手术需要开膛破肚时，日本人采取了良好的麻醉措施，而中国人则是在赤裸裸地毫无帮助地直接承受着冰冷的手术刀带来的剧烈痛苦。
在两种不同的生死观影响下，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在恐惧着和企图逃避死亡的危险，我们表现出来的“勇敢”毋宁说是濒临绝境时被逼迫出来的最后的坚强，是经过权衡计算之后的无奈抉择。而日本人面对死亡时心怀则相对地坦然，这个民族在生存斗争中富有一种主动冒险进取的真正的勇气，因而也更能够把握最好的时机先发制人。在世界民族之间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中，这种“无所畏惧，积极进攻”的精神无疑是优秀的，它对于抵御外辱，保存种族，必要时征服弱势民族、转嫁生存危机，赢得世界霸权，无疑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如果中日之间再次爆发战争，那么首先就在民族精神的优劣上分出了高下，中国人面对的将是又一次惨烈的生灵荼毒。在这里，日本的“神道设教”充当了这个民族鼓舞士气，团结一致，发动对外战争，谋求现实功利的精神武器。而作为其文明母体的“老大帝国”——中国却在精神信仰上一无所有。因为，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在围绕着肉体感觉到的唯一的物质世界做文章——追求唯一的物质享乐是我们生活的最高目标。
4总的结论
从以上展开的逻辑思辨中，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在当今全人类普遍哲学贫乏的现实状况下，人要么是像低等动物一样在庸俗的“唯物主义”牵扯下昏昏噩噩地谋生，要么就是在宗教神秘的光环下、自我陶醉着将生命虚枉地度过。这两种人生态度其实都是对自己生命无情地亵渎。
人心问题归根结底要从人文科学着手去解决。这极有可能是根除“腐败现象”和“邪教迷信”—— 两大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癌症”的治本的苦口良药（反思与解剖自己的文化思维定势）。
如果说自然科学是人类驶向理想彼岸的航船上的“动力系统”，那么人文科学则是这艘航船的“控制系统”，他负责侦察航线和确保驾驶安全。自然科学越是发达，就越是需要强大的超前的人文科学与之匹配。否则，航船的速度越快，其触礁抑或是失控的危险也就越大。
中国人文科学的复兴道路在哪里？难道人类就没有其他出路了吗？这是摆在人文科学面前的头等问题。
理论创新是实践“代表人类最先进文化”的具体表现。“胆子再壮大一点，眼光再放长一点，步子再稳健一点”。社会科学界难道仅仅满足于“政治作秀”的表面文章，不愿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真正有价值、充满着智慧与爱国热情的理论成果吗?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建设应该如何与时俱进，是摆在全体炎黄子孙面前的严肃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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