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在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
杨福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夫人彭老师与他相濡以沫35年，又都是复旦同事。在她眼里，他并不是一个健谈之人，总是在别人多次邀请，无可推却时才不得不接受做一个演讲的请求。可每每发声，其尖锐、深刻的观点和思考总是发人深省。
杨福家先生的经历使他足以有机会感受到中外高等教育的差异和差距，从而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当他从一个单纯的物理学者转型为一个校长时，他必须研究教育。
中国大学盖大楼世界第一
要谈高等教育，必须得首先从整个国家的大发展谈起。如果未来5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保持其过去1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那么我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跻身世界第四。
但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发现了三大问题：高能耗、低效率、创新缺失。我们这个世界第四制造业大国，赚取的只是劳务加工费，以知识产权为标志的高附加值，高利润均为外商获取，同时还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承担巨大的生态代价。更为严重的是：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这条腿相对长,社会这条腿相对短。而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
所幸，2004年中央提出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2005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
中国的高等教育与此太相似了。盖大楼的速度也是高校发展史上的“世界第一”。全日制大学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扩张到2004年的447万，高校在校学生2000万，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1.4%到今天已超过19％，2020年的目标是40%。空前的发展,巨大的成就!按照国际上的惯例，超过15%时，高等教育为大众型，超过50%为普及型。
但是，我们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今天的孩子不快活。升学的压力让老师怨声载道、让家长敢怒不敢言，而学生却处于被“迫害”之中，过半数中小学生睡眠严重不足。
高校作弊风屡禁不止，清华、北大也不例外。学生中甚至流传这样的话：简历不作假，典型一大傻。没有文凭不要紧，作假只需百元钱。
《人民日报》及《文汇报》报道，在安徽省，一个人18年收入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再往西走，35年的收入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四川一所农村高中，一个叫郑清明的优秀高三毕业生，因为家庭贫穷拖欠了学校600元学费而不被允许参加高考……
我们这个社会，能允许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吗？
我的八条建议
中央领导已经开始在各种场合呼吁创新，我听过一场45分钟的报告，“创新”这个词被提到了30次。而经济与教育是紧密相联的，如何创新？如何培养创新人才？关键在于教育。
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率当今教育改革，我建议：考招分开，千姿百态；按需办学，丰富多彩；各发其音，动人乐章；建立基金，帮助贫困；勤俭兴校，忧国为民；和谐校园，教书育人；学术自由，学校自主；爱生爱师，金子发光。下面我将详细讲述这八条建议其中一些内容，并结合说明中外教育的一些差异。
考招分开考试多元
中外教育的首要差异是入学标准。学生怎么进大学？
中国的景象是：800万人同考，千万家长跟随。这一天不得了，武警都出动。这种规模、气氛，国外少见。
国外不是这样。在美国入学，需要具备5个条件，SAT考试，中学成绩满220个学分，平均成绩达到B（其中一半是考试，一半是做项目的成绩），推荐信，面谈。以我们复旦的优秀毕业生沈志勋为例，他现在是斯坦福大学一个实验室主任，美国能源部顾问。当年通过招考去美国时，只有100个名额，他排到近200名，本没有机会，可美国人一面谈，觉得他不错，结果多招了几个，就要了他。人才就是这么出来的。如果单凭考试一刀切，那他就被“切”掉了。
再说SAT考试。两门课总分1600分（今年开始三门课，总分2400分）。国外学生想去普林斯顿、哈佛这些好学校，SAT成绩要求也很高，得在1360～1540或1400～1590分。但SAT一年可以考7次，并且可以选择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上报。7次还考不上，那只能证明你水平有问题，不适合这个学校。对比之下，如果北大录取线600分，复旦录取线550分，一个学生考了595分，那他既去不了北大，也去不了复旦（因为不属于第一志愿报考）。
所以问题不在高考，中国的高考好得很，经过多少年的完善，已经非常严格、严谨。毛病在于一考定终身。所以我建议要考招分开，让考试多元化。只有考试多元化，才能使中学生的生活丰富多彩。
学校应像交响乐队
我常说，学校应该像个交响乐队。中外高教的差异之三在于学校定位：不同学校应该发不同音，不同学科要求不同学位。大学教育中的重要一块是职业教育，可我们目前却没有很好地区分开。
比如在医院，中国医生向我抱怨说，必须读博士，否则在医院站不住脚。可在治疗脑肿瘤最好的美国麻省总医院，医生、技术人员和物理学家，三者地位同等重要，虽然只有物理学家有学位。在英国每10个医生中，只有1个有博士学位，这与他们的收入或地位没关系，临床医生的收入往往最高。
以美国为例，这个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里，社区与大专院校占高校总量的60%，授学士学位的普通高校占18%，硕士学位的占15%，博士学位的只占7%。在美国人的观念里，哈佛大学与纽约服装学院是同等重要的。
具体到某个学校：1891年创办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未想过要更名、升级），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火箭90%是由该学院设计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31个来自该学校，中国遗传学创始人谈家桢院士、中国航天事业创始人钱学森院士、中国物理学泰斗周培源院士、中国原子核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赵忠尧院士也都毕业于此。如果以中国的标准来评价，比如教师数量、学生数量等，那它肯定排不上号，因为它只有2000名学生。
反观我们，这几年研究生数量上升速度在世界上是惊人的，今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达117.2万，首次突破百万。目前在校的研究生规模是79万人,其中博士研究生14.35万名。我很诧异，中国高等教育没有美国发达，高职学校数远不及美国，但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却大大超过了美国。
学校定位不准确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研究生遭遇就业寒冬，重点高校的科研经费投入逐年上升，但科研质量不升反降。与此同时，上海一家企业却开出6000元月薪，征聘高级技工，无人“揭榜”。更为尴尬的事情是：同样的飞机零部件，由我国工人安装，只能飞400小时；由前苏联工人安装,能飞800小时；由美国工人安装，能飞1200小时。让博士生拧螺丝是肯定不行的。
对老师学生有“大爱”
育人环境，这同样是中外教育的重大差异。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这所学校从2001年到2005年世界排名第一，它不仅对教师显示出它的“大爱”，而且对同学给予深切的关爱，家庭年收入6万美元以下（在美国不算贫困）学生的100%都获得了奖学金，家庭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的也有30%获得了奖学金。这也是大学排名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它用基金保证学得好的学生一定能读大学。
这里我想跟大家再一次讲一讲费马大定理的故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迷恋”费马大定理，8年没出一篇文章。在国内这样的人可能早就下岗了。可他的校长却没找他的麻烦，并说他这样做总有他的理由。果不其然，8年后，怀尔斯教授宣布最终证明费马大定理这一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年的难题，这就是一所学校给予教师的宽容，才让大师成长起来。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John Nash)，曾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是普林斯顿大学仍然允许他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给予他极大关爱。他一“疯”就是30年，学校就留了他30年。可30年后，学校的宽容和家里人的关爱让他“醒”了，并最终摘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同样的幸运也发生在中国人身上。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工作的中国学者杨向中，因为对牛的兴趣而研究克隆牛。后来因为科研条件限制要转校。校长问他你需要多少资金补充研究条件，他说大概800万美金。校长说，我一天之内给你答复。不到24小时，校长用三种形式给了杨向中回复：email、电话录音、秘书联系。校长同意给杨向中1200万美金资助他的科研，盛情挽留他。现在这个大学在克隆牛方面的研究是最先进的。
上次见导师是多久以前
中外教育差异的第五个方面在于是否真的“以学生为中心”。全世界的导师制源于牛津大学在15世纪发起，这是牛津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最大贡献。关于导师和学生的关系，牛津大学有这样一个说法：导师对学生喷烟，直到在学生的心里点燃火苗。我并不赞成导师吸烟，但我觉得这种比喻很对。
再看耶鲁大学。它的优良传统是“住宿学院”，学生和老师们住在一起，学校在住宿学院中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社团，形成了大学慢慢积淀下来的传统和氛围。学校有200多个学生社团，而那些后来成为国家领导者的人们，据说都在社团中做过领袖。
在哈佛大学350年校庆之际,有人问，学校最值得夸耀的是什么？校长回答说,不是哈佛出了6位总统、3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让进入哈佛的每一颗金子都发光。李政道在2002年撰写出版的《物理的挑战》一书中说：“培养创新的科学人才,必须要有好的导师和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的过程。这是省不了的，不能用网络、程序代替的。”
可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上次见导师是多久以前？很多学生有这样的感受，除了上课，基本看不到导师的影子。问这些老师，他们则有苦衷：我们的薪水和两部分挂钩，一是固定工资，二是津贴。老师的工资不高，如果不努力多拿一点“额外”收入，一退休，一大块津贴就没有了，以后的生活就无法保障，自然无法把学生培养照顾得面面俱到。
我很理解这些老师，如果社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和谐，就会出现问题。和谐校园也是和谐社会的一部分，和谐校园里应该不提倡官本位。中外高校选拔教师也有很大的差别。中国选拔教师的普遍标准是学术型的，范围基本上是从学校到学校；而外国选拔教师的领域则宽了很多，从全世界选拔，并且很多来自政府和企业。
比如美国国防部长就走上大学讲坛，为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讲授“高科技与国防科学”，我想这门课再没有人能讲得比他更好了。
前几天，我听说赵启正同志要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做院长的确能把多年的工作实践带入新闻教育中来。
如何造就一代创新人才？回到这个问题上，我仅仅是和大家做了一次抛砖引玉的讨论，也仅仅是我的一家之言，就像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作品《沉思者》一样，教育的问题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思考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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