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庙堂学者不忘江湖
2006年01月20日
南方人物周刊
-胡国栋 发自北京
如果不是面对面接触，很难想象一个影响中国高层决策的学者是如此热情张扬，丝毫看不出经济学家的谦和与冷静。特别是在听他演讲时，他的激情很容易让台下的听众也跟着激动起来。
张扬的语气，年轻的神态，很难想象他已经52岁了，更难想象他是个严重的糖尿病患者，需要整天在腰上别着胰岛素泵。五十知天命，但为了完成手头关于“农村路路通”的课题，他一直在农村调查。
他说他“最想的就是休息”，但又不敢也不甘心停下来，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身体会垮。他的父母也多次提醒他：“你研究中国如何可持续性发展，怎么不研究研究自己怎么才能可持续性发展？”
说起这些，胡鞍钢笑笑：“我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十年农民和工人生涯
1950年，刚从上海交大毕业的一对年轻人，抱着建设新中国的想法，来到辽宁鞍山，并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3年后，胡鞍钢呱呱而生。
5岁时，胡鞍钢随父母来到北京。由于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能够读到当时还是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1966年6月，胡鞍钢刚刚小学毕业，还来不及参加初中统考，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9年9月，年仅16岁的胡鞍钢同近十万名北京知识青年一起奔赴北大荒，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农工。
在北大荒，胡鞍钢一干就是7年。胡鞍钢亲眼目睹了农村生产力之薄弱、文化之落后，亲身体验了农民生存之艰难、生活之贫困。“当时我总在思考：中国为什么‘一穷二白’？中国如何摆脱贫困落后？然而，由于知识的贫乏，我总也找不到答案。”
他当过炊事班班长，每日凌晨即起床做早饭，一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但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胡鞍钢还拼命读书，所有当时能找得到的书籍，都被他千方百计地找来。此外，他还偷偷地自学数理化，在报纸的余角处演算习题。“农村常常停电，我点上煤油灯，以被子作书桌读书学习”，胡回忆说。“‘我要读书’是潜在我心底的强烈愿望，但我不敢奢望上什么正规大学。”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给了胡鞍钢新的希望。当时他已到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工作，领导劝他不要考大学：他可能列在“文革”后第一次“长工资”的名单中。胡鞍钢回答说：“我只是小学文化程度，考不上去。”没曾想，1978年底，他接到了唐山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一纸薄薄的通知书，包含了胡鞍钢近10年农民和工人生活的痛苦磨练，以及惶惑、坚定与奋进的曲折历程。“我是普通人，但我这个普通人是树立了人生目标的。做人要立雄心，树壮志，踏踏实实工作。这是我十几年前说的，现在我还这样告诉我的学生。”
他的学生说，胡老师几乎每天都泡在数据里面，不停地算，他的很多报告中测算数据的时间跨度甚至能超过100年。
国情专家
本科、硕士毕业后，1985年，胡鞍钢进入中科院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在院士周立三教授领导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做课题。“国情研究”，从此成了他20年学术生涯的关键词。
1995年，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资助”，他是经济科学领域唯一获得资助者。同年5月2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胡鞍钢现象说明了什么？》的评论文章，说：“胡鞍钢曾经上山下乡，到过北大荒插队，实际了解到了中国农村的贫穷和中国农民的内心世界。这使胡鞍钢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今天为中国走向21世纪的发展过程出谋划策时，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而不至于在书斋里纸上谈兵。”
2004年10月，当期出版的美国《世界商业评论》公布了《2004年中国十大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在这本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主编的杂志上，胡榜上有名。
1999年，胡鞍钢牵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同年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几年下来，该中心已成为北京高层决策的重要脑库之一、国内外颇有影响力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时至今日，胡鞍钢认为1989年初发表的中科院第一号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才是他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代表作。他作为报告的第一执笔人，系统分析了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如人口、环境、资源、粮食，提出了这些矛盾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中国要搞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不能重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观点。
报告提出：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的模式应当是“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即保证整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赖以生存的生存基础和发展能力构成破坏和障碍，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篇报告被当时领导人所传阅，包括由小平同志的女婿张宏转交给邓小平看过。” 胡鞍钢说。1991年，邓楠专门邀请胡鞍钢等人撰写了大型国情系列政论电视片《震撼的回声》。
2003年春，非典肆虐，胡鞍钢关于“非典”与“后非典”时期的国情分析不时见诸报端，他清瘦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作为“非典”时期出镜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有人说胡鞍钢爱出风头。
“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有社会需求，有总理的需求，有部长的需求，有省长的需求，还有老百姓的需求，那么，就是你的知识有外部性，让别人受益。如果这个知识可以让别人受益，我就出这个风头，我认为这个风头就出得很好。”
胡鞍钢说，“一场危机来了后，作为知识分子，需要向社会提供知识，而且是有价值的重要知识。这一点，我做到了。”
为民众鼓与呼
1994年5月，胡鞍钢和中国科学院刘东生、孙鸿烈等六位院士赴中国最贫穷的贵州等地考察。
考察的结果，“令我震惊！这些地区比我25年前插队的农村还要落后，而且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我的心灵受到强烈冲击，立志要为改变这种落后愚昧的状况大声呐喊。”胡鞍钢说。事后，他在调研报告《贵州现象呼唤政策调整》里提出：“领导人不仅要南巡，还要西行。”而他自己，为这篇调研报告行程超过3000公里。
“我从骨子里就认为‘实事求是’是我的宗旨。北京的很多学者坐在学术机构里不出去，怎么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老百姓想要什么？现在城里都喝法国矿泉水了，西北的农民喝的还是苦碱水。所以，我强制自己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基层调查研究。”
但这种辛苦对于他是可想而知的。一个严重依赖胰岛素的糖尿病人，却从来没有过周末休息日。糖尿病人的饮食控制要求非常严格，但他每次出外开会，都不提要求，并且总是吃完后便匆匆回房准备资料。作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博导，他的博士生经常只能靠Email和他联系，他也不得不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一天不看，邮箱也许就爆满了。
“好几次，他在看邮件时太累，头疼，然后就晕了。醒了他下次又这样，没有运动和休闲，唯一的休息就是晚上回家睡个觉，我们都心疼。”秘书孔小姐对自己不能更多地帮他很是内疚。
从“十五”计划中的“村村通”到他现在研究的“路路通”，胡鞍钢把更多的研究时间放到了民生问题上，“‘村村通’的意义是你无法想象的，以前农民出去打工，几年都不能和家里说句话。而现在他可以随时随地跟家里打电话。”
但胡鞍钢对中国农村的未来还有更大的期望，这种期望让他自觉地寻找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他自觉地扮演了“挑刺者”的角色，不满社会发展中的短视行为。
“中国的发展是谁都不可想象的，”胡鞍钢说，“但很多地方更多考虑的却是地方利益。拿城镇化来说，城镇化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过程。目前阻碍这种要素市场化流动的最大障碍，就是人为的市场壁垒。市场壁垒造就了市场行为中巨大的交易成本，比如一些行业，物流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高达30%-40%。”
3G论争
把大量精力投入到调查研究中，并频频在媒体上就多个领域的问题发言，这给胡鞍钢带来了很多非议。但经济学家易宪容为他辩护说：“胡鞍钢在具体问题上把握得很好，理论却没有别人深入。你可以说这是他的缺陷，但研究方法有很多种，做数据分析可以完成自己研究的深度，做调查可以为社会解决很多问题。”
而他自己则说：“只要你做出了学术贡献，社会就会承认你，即使与你协商、争论甚至批判，都是社会承认的不同形式。不必太在意，更没有必要恼羞成怒。最悲哀的，是你的论文和作品不为社会所看重和关注。知识分子不要自我评价、孤芳自赏，而要社会评价、他人评价。”“所以我吵归吵,吵过也就算了。”
正是对民众的热切关注,让胡鞍钢选 择了大胆地发言:“大家的胆子都很小，所以怕为自己的话担责任，我胆子大一点，所以也许就比别人错得少一点。”
近年来，在有关中国该不该发展3G政策上，经济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胡鞍钢是3G的坚决支持者：“很多人都说我说话很偏激，但中国的3G本来就醒得早，起得晚，行动慢。‘十五’计划里就已经定下来了发展3G的目标。只要它能给老百姓带来看得见的方便,那就是好的。没必要因为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来否定整个3G的发展。等到将来大家都在享受3G带来的好处时，有谁还会记得今天的争论！”
“只要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好处，谁会在意信息产业部在用国外的设备呢？” 胡鞍钢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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