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两岸分断的构造，开创统一的新时代
《春雷之后——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序
文□陈映真
冷战与内战造成两岸分断的构造
二战结束前夕﹐以美苏两极为中心的世界冷战态势逐渐形成。及至到了一九五○年韩战爆发﹐把世界东西冷战推向最高峰。与韩战爆发的同时﹐美国以军事力量介入台湾海峡﹐中国在外力干涉下﹐两岸分裂对峙﹐同族而相仇﹐形成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互相迭合的构造﹐深远地影响了两岸人民的命运。
在台湾﹐冷战和内战意识形态无限上纲﹐极端化的反共仇共意识和宣传统治一切思维。台湾是“自由中国”﹐而大陆则是“匪区”﹑“共产中国”﹔台湾是“安和乐利”之土﹐大陆则“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台湾是反共﹑民主﹑自由世界之一员……大陆是“苏俄赤色帝国主义集团”的一员……而对于两岸分裂对峙的展望﹐一方面是“汉贼誓不两立”﹐宣称台湾在政治和主权上的“唯一正统”﹐一方面誓言以武装“反攻大陆”﹑打败“共匪”而完成“中华民国之统一”。
一九五○年后﹐这种冷战加内战的意识形态﹐是绝对性霸权表述和霸权意识形态﹐撄之者必遭独裁政治的强压而破身亡家。其结果是两岸分断构造之固定化和长期化﹐以及祖国统一论﹑统一方针论只允许国府的“胜共统一论”﹑“反攻大陆统一论”一家独占﹐不许有分号﹗
一九七○年的钓运举起了第一面祖国统一论的旗帜
但一九七○年保卫钓鱼台运动的一声春雷﹐首先打破了这冷战思维的霸权性。在冷战年代﹐台湾的中国想象是“自由中国”﹑是“中华民国的正统”。有少数自由主义派虽然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与“不民主”﹐但基本上是反共﹑反大陆﹑亲美的改良主义。台湾曾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间呼应大陆同一时期的“和平建国”﹑“民主改革”﹑“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到一九五○至一九五三年全岛性白色恐怖时﹐台湾这一波民主运动在一九四九年的“四六事件”及其后展开的“肃谍”行动的大逮捕﹑大屠杀中﹐彻底被镇压。于是光复后这第一波民主统一建国运动﹐被冷战历史所湮灭。
一九七○年的保钓运动不久发生左右分裂。其中的左翼﹐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间﹐突显了在祖国分裂的当下﹐台北和北京对保卫钓鱼岛的方针完全不同﹕台北宣称以美日反共同盟为重﹐视保钓运动为“敌人”的“统战伎俩”﹐在北美横加镇压﹔北京以钓鱼岛为中国神圣领土﹐誓死保卫。于是保钓左派首次提出了海外中国人“认同”北京的中国或“台北”的中国的课题﹐是为“认同运动”﹐即全面再思冷战历史下的中国想象的划时代的运动。
“认同运动”很快在同一时期向祖国统一运动飞跃﹐于是进入了保钓运动和统一运动并举的新阶段。一九七一年八月布朗大学的美东讨论会和九月安娜堡的国是大会﹐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一九五○年在新帝国主义干涉下中国民族分裂对峙以来﹐第一个由海外爱国主义运动正式提克服民族分裂构造﹐并呼唤民族的团结的先声。一直到今天﹐民族统一的言论与行动不曾中断﹐至最近的二○○五年三月《反分裂国家法》的通过﹐我们的民族统一运动又进入新的阶段。但历史不会忘记﹐海外的统一运动是钓运﹐早在一九七一年开始提出的。
民族统一运动的提出﹐自然涉及民族统一的具体方略﹐一九七三年﹐钓运中以《桥刊》和《野草》为喉舌的中间派提出了并得到左翼支持的国共第三次和谈的呼吁﹐要求国共双方主要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寻求祖国统一的方策。前文说过﹐国民党在宣传上只讲“胜共统一”﹐只讲“消灭共匪统一”﹐把国共两次和谈的历史彻底妖魔化﹐渲染成中共以和谈搞“统战”和“欺骗”﹐把国民党在大陆内战失败的责任﹐全推给了中共的“和谈”宣传。国共再和谈之说﹐成了戒严体制下台湾的大忌。
然而﹐事隔三十年﹐海峡两岸的对峙成为全球瞩目的战争危险区。大陆基本上在坚决反对台独基础上﹐表示尽一切力量促成两岸和平谈判﹐在“两岸均属一中”原则上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这项政策﹐相应于中国综合国力之日升﹐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支持。
对“台独”运动和理论的批判
讲民族统一﹐倡国共第三次和谈﹐当然就反对当时以北美洲为中心的所谓“台独”运动﹐这是理有必至的。保钓运动中一开始就触及反“独”﹐从文献上看﹐一九七○﹑一九七一～一九七五都有研究和反对“台独”的评论﹑理论文章。和统一运动合起来看﹐以今日的语言说﹐钓运从一开始就抓住了“反独促统”的大义﹐这是至今都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思潮。一九七一年到七五年的“反独促统”论主要以比较“自由”的北美为讨论的场域。到了一九七六年﹐台湾遭逢一九五○年以来最大的外交危机﹕一九七二年﹐被逐出联合国的台湾﹐面对一波又一波国际外交上许多国家与台断交﹐改与北京建交的风波﹔尼克松﹑季辛吉先则秘密﹐继则公开访华﹐岛内人心惶惶不安。在此背景下﹐台湾长老教会在戒严体制下发表《人权宣言》﹐力言台湾应进行民主化改革﹐并建立台湾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向美国诉求不要让台湾被“国际政治”出卖﹐并保护推动《人权宣言》的相关牧师不受国府镇压。美国国务院公然以信函保证保护“台独”牧师。
一九七八年﹐台湾《夏潮》杂志披露长老教会的《人权宣言》事件﹐同时由陈映真﹑王晓波写文章批评长老教会充当分裂主义急先锋。长老教会与岛内台独势力相结合的问题﹐至今更为明显。一九七八年的论争场域主要在台湾﹐美国钓运也写了不少文章支持。今天的长老教会﹐已成岛内“深绿”﹑“急独”的宗教势力﹐问题和矛盾依然存在。一九七八年岛内外批判长老教会“台独”的斗争﹐至今仍有先驱性的意义。
重新见证和认识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运动
台湾长老教会的“人权”论﹐不及于主张统一和左派人士的“人权”。对于一九七四年的台大哲学系肃清事件﹑一九六八年的陈玉玺被台日特务联合绑架回台受审的监禁事件﹑一九七六年陈明忠被捕拷问判刑事件﹑一九八○年留美学生叶岛蕾被拘捕事件等﹐台湾长老教会的“人权”不闻不问﹐但却受到北美钓运左派的声援﹐从而掀起反对美蒋校园特务对钓运人士的监视﹑侦查的运动﹙一九七五～一九七六﹚。
海峡的民族对峙和极端化的片面反共宣传﹐在钓运中崩溃。亲访亲历新中国﹐究明中国革命的真相﹐重新认识新中国﹐在一九七四年至七七年蔚然成风。旅美著名的科学家﹑学者﹑诗人﹑作家如杨振宁﹑何炳棣﹑王浩﹑吴健雄﹑袁家骝﹑谢定裕﹑叶嘉莹﹑于梨华等﹐以及钓运的学者﹑学生干将纷纷回国参访睽别多年的祖国。回美后将耳闻目睹巡回放映幻灯片﹑做报告发表感想﹐把被冷战宣传妖魔化的祖国形象颠倒过来。
当然﹐也有个别观察敏锐的人﹐在回国参访中﹐察觉了中国革命走过弯路﹐隐藏着不幸的革命的暗部。他们的观察不受容于当时满腔火红的革命派﹐也是容易理解的。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基本上承认了走过的弯路﹐存在的暗部﹐但在钓运内部却一直没有作过客观﹑科学﹑公正﹑健康的总结﹐而钓运风潮则基本上随文革的终结而云淡风清……
钓运的文艺运动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民主民族运动中﹐总是伴随着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启蒙运动。反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绽开了中国新文学运动﹔一九二○年代中期后台湾“非武装抗日运动”﹐萌芽和发展了台湾新文学运动。但出人意料的是为期不长的钓运中﹐竟也孕生了新的文艺运动﹙一九七三～一九七七﹚。
重新认识新中国运动﹐除表现为回国探访—采访—报告﹙报导﹚的形式﹐还有一个重要形式﹕﹙一﹚搜阅祖国三○年代左翼文学作品﹔﹙二﹚阅读并自导﹑自排﹑自演三○年代的进步话剧﹐如曹禺的《日出》和《雷雨》﹔﹙三﹚新编新剧﹐或改编当代岛内文学作品演出﹐以及﹙四﹚搜集一九四九年以来新中国的纪录片和剧情片﹐在北美钓运团体间巡回放映观赏。《东方红》﹑《创业》﹑《中国农村水电站》﹑《红旗渠》﹑《毛泽东》﹑《周恩来》等等影视作品激起钓运向慕新中国的热情。据资料﹐新创作剧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桂蓉媳妇》﹑《洪流》﹑《阿庆嫂》﹑《我爱夏日长》等﹔小说改编有《将军族》。看得出钓运的文艺创作潜力之活泼。可惜在异乡他国﹐运动不久退潮﹐钓运文艺的成果不免飘零了。
但是在钓运中﹐重读台湾战后文学而发为评论时﹐发表在一九七四年香港钓运刊物《抖擞》上的罗隆迈﹙现经《抖擞》创办人证实为最近故世的小说家也是钓运的健将郭松棻﹚的〈谈谈台湾文学〉﹐直接影响了一九七七年当时尚未转向于“台独”的王拓所写的乡土文学论战文章〈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
王拓在下列几个论点上直接一字不易地抄用罗隆迈的文字﹕
——五○年代后台湾美援经济使新兴商人登上舞台。而昔日军装的日本军阀如今易装为平民商人﹐手提○○七公文包﹐进入台湾﹐进行经济侵略﹐台湾乃沦为美日经济殖民地﹐以廉价劳动获致经济成长。
——台湾社会经济的新殖民地化﹐造成思想文化的全面西化﹐学舌“个人对集体﹑民主对专制”的二元对立论﹐盲目模仿西方﹐割断反帝民族主义。
——批评台湾流行的艾略特﹑卡夫卡﹑奥登﹑卡缪﹑海明威这些“现代”派﹐实则他们无非是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时期吟唱西方文化之挽歌的绝望的歌人。
——但在台湾新文学队伍中﹐仍然有坚守他们生长的泥土及赖以生活之乡土﹐在作品中反映了社会与生活﹐并以之为背景﹐衬托近代中国民族的坎坷……
除了以上直接抄引的部份﹐其它引用原意而改写的也不少。但因时代背景特殊﹐虽王文没有标明出处﹐今人也不便以为“剽窃”﹐因为注明引用香港左刊文字﹐在当时只有自找麻烦。而王拓引用以为对付压迫乡土文学的武器﹐是可以理解的。
钓运中评论台湾当代文学﹐评论“乡土文学”的文章不少﹐但直接地易装上场﹐直接成为王拓的“殖民经济”论﹑现代主义批判论﹑现实主义文学论﹐参与了乡土文学论争者﹐只有罗隆迈的文章可以证明钓运对乡土文学论争的直接影响。
本书第三章所收关于台湾乡土文学的讨论文章比较多﹐时间跨度也长﹐但毕竟篇幅所限﹐难于做有序﹑有纲目的编辑﹐不过鉴于当前台湾文学的统独斗争激烈﹐甚至有日本支独学者介入﹐该章所收文章﹐仍有重要参照价值。
保卫西南沙运动和悼念巨人的殒落
对于在台湾的关心钓运人士﹐一九七四年在北美展开的“保卫西﹑南沙”运动是最不熟悉的部份。一九七四年﹐西贡政府和马尼拉政府﹐对于中国固有领土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提出了“主权”要求。中国以史籍所载和外交军事交涉对应﹐在北美钓运界掀起了“保卫西﹑南沙”运动。和钓运一样﹐在北美各地之爱国留学生也搞有关西南沙历史﹑地理和资源的调研和报告会﹐并且发乎宣言﹐继之以游行示威。
今天看来﹐我国东南海域富含石油资源的岛屿﹐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需油孔急﹐东南海岛屿礁棚之争日烈。日本近年来对钓鱼岛的“主权”要求更形强烈﹐就是明证。中国改变政策﹐不以武力占有资源﹐而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对应﹐在西﹑南沙问题上取得了和平与进展。但对于日本再军事武装化的狼子野心﹐中国在坚定保卫自己的主权基础上﹐不放弃可能的对话﹐“软硬兼施”。最近突然取消吴仪副总理与小泉的会晤﹐表现了硬的一手和决心。
保卫钓鱼岛﹐反对美日强权把钓鱼岛拿来私相授受﹐保卫中国对钓鱼岛的神圣主权——这当然是民族主义的发露。
然而﹐在冷战思维下﹐美国是主子﹐日本是台湾“反共的盟友”。钓运的针对面美日帝国主义却在台湾成了不准反对﹐不准批判的敌人。于是在一九七二年至七三年﹐台湾有“民族主义争论”。主要论者有陈鼓应﹑王晓波和洪三雄﹐站在中华民族主义的一边发言。今日回眸﹐除了国民党的监视﹐中国民族主义论还要应对来自“自由派”的质问﹕民族主义偏狭论﹐民族主义即义和团主义﹐偏执而落后﹔民族主义是共产党煽动青年的工具﹐讲民族主义容易为共党所用。于是王晓波不能不从孙中山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期的民族主义论中借取政治上“安全”的理论资源。有人出来为“义和团”的历史辩诬﹔有人从自由主义立场提出“自由民族主义论”。被西方“自由主义”荼毒已久的台湾知识界——有时包括“左”派知识分子﹐皆至今嘲笑民族主义﹐夸言阶级主义和“国际主义”﹐一九七二年台湾钓运提出来的民族主义论﹐至今犹待深入论证﹐而有现实意义。
钓运的左翼﹐打破了自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间禁锢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革命﹑对于新中国﹑对于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取得胜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的认识之枷锁﹐奋力冲破了冷战与内战意识形态的桎梏﹐自我清除了美国和国民政府的教育宣传中的中国与中国革命的想象﹐从斯诺和史沫特莱著作﹐建国后的纪录像片﹑戏曲电影﹐更从三○年代左翼文学和四○年代的革命抗日文学去重新探索与认识新生的中国。而这样的过程﹐就必然地和人民中国革命史无数的传奇相会﹔而其中最不能不遇见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传奇﹔前者的高瞻远瞩﹑过人的胆识和魄力﹐一心一意以人民的解放为终极顾念﹔后者之忠诚敬谨﹐为人民﹑为革命鞠躬尽瘁﹐都使得钓运一代由衷的爱戴和敬仰。一九七六年﹐文革接近了尾声﹐不料在这一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辞世。美国钓运界在震悼之余﹐全面发动和展开追思﹑悼念的仪式﹐发表哀思追慕的文章。著名华人科学家﹑文人﹑教授﹑钓运团体和海外华人社团纷纷发表悼唁文章。这在国民党尚在施加反共法西斯统治﹐在海外国民党和美国情治特务虎视下﹐是一个历史性突破﹐不能以一般对政治名流的悼唁视之。
结论
不同于前一本的《春雷声声》之侧重钓运的编年史为轴心﹐本书《春雷之后》则以钓运重要文献﹐总体地呈现了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八年间海外﹙包括台湾和香港﹚进步派钓运群体﹐特别是其中的左翼的思想﹑政治和文化运动﹐在民族分裂和冷战—内战交迭构造下﹐表现为突破冻土﹐萌发思想意识形态新芽的重要意义﹐是海外战后思想运动史上一页史诗般的突出篇章。
保钓思潮﹐有破旧立新的一面﹐也有向上承接中国三﹑四十年代激进思潮的一面。而由于很多问题——例如民族统一问题久悬不决﹐也就有尖锐及时的现实意义。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提出“反帝﹑反封建”﹐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钓运也提出反对美日帝国主义拨弄我钓鱼岛主权问题。时至今日﹐美日军事结盟遏制中国﹐日本狂妄插手钓鱼岛主权﹐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都是当年钓运斗争留下的问题的恶化﹐突出了当年反日保钓的先驱精神。
钓运提出了“民族主义”问题。今日自由派知识分子仍然跟着外国人鄙视和诬蔑民族主义为“偏狭”﹑为“保守”﹑为“反阶级主义与国际主义”﹐却对日本在靖国神社﹑教科书﹑和美国侵略伊拉克问题上保持沉默。所以﹐当年钓运提出的民族主义问题毫不过时﹐今天必须更坚定地为反帝民族主义而斗争。
钓运在内部分裂的祖国前呼唤“认同”与“统一”﹐与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间全中国“反内战”﹑“和平建国”的民主和平统一运动相承接。今天﹐在“反分裂国家法”的法律下﹐时代要求在一中原则下﹐保持与反独促统﹑和平统一的历史方向相一致。钓运当年向“认同”﹑“统运”飞跃﹐富有鲜明现实意义。
一九七七到七八年﹐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引起钓运左派的关怀。乡土文学论战的一部分理论思想资源﹐受到钓运影响已如前述。乡土文学论的现实主义﹑民众文学说﹑民族文学——反文学西化说﹐既是中国三○﹑四○年代进步文学的遗绪﹐也是这遗绪在七○年代台湾的回声。今天﹐包括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圈子中﹐不大关怀台湾文学论述中激烈的统独对立斗争﹐不注意一些日本右派支独学者在台独文论中煽风点火﹐要火在线的人讲温良恭俭让﹐要和“国际”学者保持友好关系……真叫人哭笑不得﹗
钓运论坛中有几篇文章谈到七○年代台湾资本主义经济性质﹐除了罗隆迈﹙郭松棻﹚简单说到美日“新殖民主义经济”对台湾的统治外﹐其它有关七○年代台湾经济﹙生产方式﹚论的文章基本上比较弱。事实上﹐直到今天﹐台湾经济史除了刘进庆﹑涂照彦﹑陈玉玺在六○年代的业绩外﹐很少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给予台湾经济论以科学的答案。问题提出来了﹐是钓运遗留的课题﹐有待今后俊才加以发展。
一九七四年到八○年代持续不断的保卫西南沙斗争﹐在今日中国全面和整体地快速崛起的形势下﹐亟需油源和大量其它原材料之时﹐钓运所高举的“保沙”旗帜有极其突出的现实意义。中国不以对外军事扩张保卫工业化所需原料﹐则“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是非常明智的政策﹐深受越南和菲律宾的欢迎﹐只有日本悍然与我顶牛。在保卫我国东南沿海陆棚资源问题上﹐保钓﹑保沙都有先锋性的意义。
但也必须指出﹐一九七○～一九七八的钓运﹐在世界冷战和国共对峙造成分裂的祖国这样的条件下﹐有它宿命的极限性。在北美为主的这个“借来的土地”﹑“借来的空间”进行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先天就带有不可克服的弱质。它在台湾开花为以《夏潮》为中心的进步思想文化运动﹐但在八○年代的“台独”狂潮中被“边缘化”。北美的钓运虽然有若干个人仍然一本初衷﹐继续坚持﹐但作为运动的钓运已经成为昨日黄花。
但我深知这套书——加上上辑的《春雷声声》——的出版﹐不在为了对过去的悼念﹐而在为未死﹑将生的一代人留下比较清晰的脚踪﹐以便为未来的跋涉者知道有先驱的余音旧踪﹐知道有未竟的思想和实践的课题﹐等候雪融土破后另一次行军的号角。
本书繁重的资料搜集和编辑工作﹐主要落在龚忠武﹑叶先扬﹑周本初等同志们的肩膀上。没有他们艰苦的劳动﹐这本书的成形是不可能的。特笔在此志谢。
二○○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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