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乡村建设中的文化反思(上)
就当代开展的新乡村建设而言,文化建设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从最初的大学生精神扶贫,到后来的农村文化公益组织重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突显。但是我们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怎么对待过去的自身中华文化,现在的文化,西方的文化,对于这些文化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我们理想中未来乡村文化是什么样的,怎样看待我们现在做开展的文化建设,必须做一些仔细的研究和反思才行。
(一) 当代乡村社会中所面临的文化失调问题
中国现在社会问题决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最近二三十年才出现的,实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正如梁漱溟 先生所认识的那样,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问题。那么在乡村就是乡村文化的失调问题。
1、古代社会的文化问题:
从中国古代史看,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从远古人类对祖先、大自然的崇拜,一直延续到近代,很少断过。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点,汉族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融合。前者是主要的,以乡村文化为其根本,后者是表现的,以城市文化的变化为代表。
在乡村,形成一种比较固定的文化中华,这种中华以对祖先的信仰为主,其次是对自然的实用崇拜。这种文化信仰表现在乡村社会对祭祀和丧葬的重视,以及在中华节日时对神灵的拜祭上。这种中国式的信仰已经不能够被称为宗教,一种表现就是处处渗透着实用主义,比如对观音菩萨的崇拜是要求子,对关公的崇拜是要求得钱财和保护,土地是要征得神灵对自己土地使用的同意。在乡村社会,几乎所有的拜继嗣活动背后都充满者乡民的某种具体的期望。
周文王将这种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转变为一种国家的制度,并且通过礼乐的方式进行表达。这时的中国社会的特点可以说是礼乐本位,人们行为的准则是礼乐,即继嗣议事,尤其是对祖先和山川的继嗣,比如周天子和各诸侯对宗庙继嗣的绝对重视,以及对天地日月社稷的祭祀。可以说,这种上古社会的代表风气正反映了民间的一些情况——对祖先和大自然的崇拜。
进入东周,各诸侯的势力开始强大,礼乐本位的社会制度开始受到冲击,整个社会也陷入纷争和冲突之中,这时孔子痛感到恢复礼乐制度的必要,便开始整理各种周代的礼乐(也是制度),并用自己的思维来进行了重新思考,使得中华的中国社会有了新的解释——伦理。这就形成了后来的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
上古两种社会特征的更替,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
从本质上讲,两种本位的社会特征,其依托的社会基础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对祖先和大自然的崇拜。其不一样之处在于,伦理本位的社会,更加注重依靠社会固定的关系和教化来维系社会的稳定,而这种维系已经没有礼乐这种载体,渗透的是孔孟等圣人的言说。具体的载体已经发生了跟本性的变化。
从文明的发展来看,这种具体文化载体的变化,表现了中国人智慧的一种根源,也解释了中国的很多文化之迷。例如人们无法理解《易经》和《黄帝内经》的产生,实际上这是中国人与自然接近的而产生的智慧。礼乐更合乎自然天性,而伦理更合乎社会规律。由礼乐本位向社会本位的变化,反映了中国人远离自然的过程。所以,这就是后人为什么总是说人心不古的问题。
梁漱溟先生在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时,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 ”。从这个判断看来,至少在近代,梁漱溟所分析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与上古社会特别是礼乐本位的周代,其根本的文化土壤仍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对祖先的崇拜仍然是绝对的。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社会的文化其实存在一个根本的特征,即对祖先和大自然的崇拜,处处渗透着实用精神。而这个特征,几前年来就没有发生任何根本的变化。这种文化的土壤和根基是在乡村,是与农业社会的特征紧紧相连的。
在古代也存在着文化的蜕变和发展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讲仍然是中国文化自身内部的问题。
2、近代社会的文化问题
到了近代,中国的文化问题表现了一种不同的特征,由原来的内部自身发展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失调。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梁漱溟先生有很深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
从明朝末年开始,西方文明开始逐步强大,并逐步对东方文明进行影响冲击。到了近代,也就是清朝中后期,这种影响和冲击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首先是随着战争的势派,中国人开始逐步对中华文化丧失信心,从此走上了漫长的学习西学之路,而这之前是绝对自信的,
中国人学习西方之路,同时也是处处碰壁之路,不断接受教训之路。从18世纪圆明园对现代西方艺术的融合和引进,到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第一次打破了中国人的艺术和文化融合之梦。之后的洋务派开始致力于学习西方的技术,甲午战争的失败打破了技术之梦,再往后是制度、社会科学、运动的学习和输入。于是中西文化地位问题在短短的数十年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文化变得一文不值,西方文化成了老君炉里的仙丹,包治中国问题百病。苏俄革命的输入暂时使中国获得了独立地位,但是从整体上将却进一步加剧了中华文化的消亡。
盘点这近百年的历史,是中国文化殖民化过程的历史。首先是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的倡导,断掉了后代国人亲近古典智慧的唯一道路——文言文。中医在人们面前成为玄学不科学的东西,人们的思想开始接受西方唯物主义和科学机械主义的侵蚀,再也无法理解中华文化的智慧和奥妙。中华文化在科学面前成为封建糟粕的代名词。从哪个时代来看,到处都充满着对中华文化的抨击和批评。这时人们已经感觉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平衡问题,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文化失调问题。
1949年的民族独立并没有改变这种文化失调的趋势,反而加剧了文化的不平衡。先是以苏联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主义文化对中国各界的绝对影响,主要表现在制度搬造,马克思理论对文化界的绝对统治权,社会阶级运动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反右运动是对思想的禁锢和摧毁,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华中华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毁灭性的冲击。
这种文化禁锢直到1979年之后才得到了松动。此后在乡村表现为两种文化现象,一种是中华文化的复苏,另一种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而似乎为主流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已经逐步为人们所抛弃。在大多数村庄,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严重一些,这两种文化力量在相互激烈地冲突着,这样看来,许多村庄表现得相当矛盾,一方面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不良影响,而中华文化中不好的一面确实又无法根本改变。文化失调问题在这些乡村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
3、当代乡村社会的文化失调问题
之所以这样来表述中国乡村社会目前的现状,实在是因为深感文化的困境,文化方向的迷失等问题困绕着我们的生活。这些问题在当代的中国社会表现为严重的三农问题。
首先是乡村社会普遍的道德沦丧,人们丝毫对于道德没有任何制约和限制;乡村中华的公益和互助中华受到了破坏,民间医学正在逐步消亡,中华的民间社会不良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各地迷信活动迅速抬头等等。总之中华优秀的文化正在消亡,恢复起来举步为艰,而中华的一些不良文化却一直广泛地存在乡村社会,并且在某些乡村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对乡村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伴随着所谓市场化、产业的步伐而逐步进入的。乡村农业产业化的推进使得大量小农户迅速破产,土地被不公平地征用,耕地的减少迫使大量农民不得不进入城市打工。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尽管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带来的结果却不容易忽视,土地毒化,板结,造成地力下降,中华的农业生态环境被破坏。人们的健康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乡村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现象,许多农民到了中年就往往身患多种疾病,而这些疾病大多是他们以前没有见过的,是不治之症。
西医进入乡村在现在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由于农民普遍缺乏基本的西医常识,很多时候只是凭借自己掌握的一些中华经验,而药店里却只有西药,于是小病往往只用一些简单的化学药片来解决,时间一长,人的五脏功能就会受到破坏,这时再来用中医却往往已经没有办法医治了,而用西医却有往往需要花费很多的金钱,农民大多只能进行初步的医疗,其结果却是人财两空。
教育的失调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确是根本性的,中华的道德教育已经基本丧失,留下的只是普遍的教育功利思想,西方教育机制与功利思想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形成了“著名”的中国应试教育制度。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之下,培养的所谓的人才大多只是没有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势利小人,于社会不但没有什么用处,反而使得整个社会的风气变的更加败坏。另一面却又使得农民普遍因此而加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教育不但没有为乡村培养建设人才,却成了抽取乡村血液的一部机器。
政治的影响似乎对某些乡村的影响更大,在有的地方开展的村民民主选举,却引发了乡村内部矛盾的爆发,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似乎不适合中国的乡村社会。在大多数的村庄,村民和干部通过各种方式使得这项目制度失去效用,而这些村庄往往却表现的相对和谐。
(二)另一种现象——乡村的文化复苏
1、乡村文化复苏的迹象
在上面讲到,在目前的中国乡村社会,有两种比较突出的文化现象,即中国中华文化的复苏,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用我的观点来看,中华文化的复苏更值得我们的关注和研究。
就积极一面的文化复苏而言,比如在南方的许多乡村,宗族的力量开始迅速复苏,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越来越成为一种公开并为人们推重的一件事情。宗族的复苏,将会重建现代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并且会进一步到影响到乡村的政治结构。在山西等某些中华文化保留较好的村庄,中华的民间公共信仰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一些村庄的村民富裕起来之后,很快就商量集资恢复村庄内部公共信仰设施,比如宗祠、神庙,相应地中华的文艺也迅速恢复 。一些地方的中华组织如结拜团体也得到了比较好的保留和发展,在这些村庄形成比较完善的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平衡了乡村内部的各种力量,有时甚至表现得更为和谐。
从这些村庄来看,中华文化的复苏成为一种趋势,整个乡村社会正在迅速转变,人们已经意识到回归中华的必要,一旦他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力量,乡村礼俗便被重新恢复重视起来。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
除了上述迹象外,中华医学中医在乡村的变化也值得我们关注。“非典”发生时期,在不少乡村起绝对作用的是中医而不是西医,在短期内村民们迅速恢复了对中医的信任,而把西医抛弃在一边。尽管“非典”过后,实用的农民们依然得依赖西医,但是,这却表明人们内心深入的本原看法,正如人在危机的时候喊娘一样。
部分村民开始对现代教育产生失望心理,人们开始不再将子女的升学寄希望于现代教育体制,而是更多地注重能力的培养。等等。
如果细心观察的话,会发现很多中华优秀文化在乡村复苏的迹象,尽管在大多数乡村仍然是处于文化冲突之中,但有些地方似乎表现得非常明显。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观察到中华文化中的一些不好的文化也正在迅速复苏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经验,绝大多数乡村已经为事实上的准乡村黑社会组织所控制 ,包括政治经济在内,他们已经广泛地渗透到乡村的各个角落之中。“迷信活动” 的迅速复苏在部分乡村已经成为事实,并且深入绝大多数村民的思想和生活之中,中华的乡村信仰体系迅速恢复。但同时,一些村民也利用村民的信仰习惯骗取钱财,并且形成相对有影响的地方势力集团 。
从这一点上来讲,无论如何,乡村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中华文化正在复苏,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2、对中华文化复苏的反思与思考
近年来,社会出现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尽管很微弱,但是却非常有力量,使得人们冰冻已久的文化故乡,开始逐步融化。这便是复兴中华中华文化的声音。
从“非典”中中医立下的汗马功劳,到人们恢复对孔子和国学的关注,从在一些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国学院,甚至设立了风水专业到私塾重现社会……这一切一切也表明了中华文化的复苏不仅仅是乡村,而是整个社会的,是整个体系的。
反过头再看看我们周围的一种很熟悉的声音,却仍然是崇拜西方文化,鄙斥中国人自己创造,不自信。
这种矛盾的文化心理,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思考的。
一种主流的对待文化不合的心态是结合两种文化的优势,有所创新。但是事实的结果确实这是两种不可调和的根本不同的文化体系,产生的根源完全不同,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描述的那样:“要走那条道,就彻底的走那条道,不彻底是不行的。” 中西所走的道路,就是东西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但选择那条路,就必须彻底地走下去,不可回头。因此,中国近百年来的既想向东,又想向西的文化道路选择,从理论上是行不同的,必然出现矛盾和冲突之处,产生一种“混乱文化”。
这种混乱文化,其根本的表现是社会价值观的普遍混乱,有人坚持中华价值观,有人则崇拜别人的价值观,后代们在这种矛盾混乱的文化之中长大,已然逐步远离了中华的文化精神,反过来看时却又发现自己无法学到别人的真谛,变开始失望,堕落,这也是许多中国人的心态。
历史上这些争论曾有过激烈的讨论,今天也是。毛泽东主席所主张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际上是对这些文化走向争端的最好解释——走中国自己的文化道路。但是今天的中国发展却并没有认识到文化的方向这个问题。
比如,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经济举世瞩目,但是在一些领域如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却处于绝对劣势。在文化方面,从近几年中国的书籍和电影对外进出口统计来看,文化处于严重的入超,出现了巨大的文化赤字。这只是用文化的经济力量来反映文化危机的,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这些赤字背后其实隐含的是中国话语权的丧失,主要表现在价值标准、人权标准以及所有的学术概念的诠释上,过分依赖于西方人,这样中国人在各个方面就显得非常被动,处处听命于西方,制约于西方。在教育领域,也基本上论为西方社会的附庸,成为推销西方文化的垄断集团,共同压榨中国人。 再如科学技术,中国现实确实不如西方,于是一般人都主张学习来弥补不足,看似没有什么问题 ,但却往往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学的是西方的技术,但是最后却往往容易陷入机械主义的陷阱之中,两种文化的他们身上激烈的斗争,苦不堪言,最终却发现仅仅考技术仍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另外一些人似乎看的更为彻底,他们认为非得彻底地从理论、思想、文化直到思维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地学习,这样才能使得西方的科学在中国发挥彻底的作用,但是最后却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变了,彻底抛弃了自己原有的一些东西,全面地接受了一种全新的东西。这样的想法扩展到社会上,就是主张中国全面地西化,因为他们认为要想全面地发挥西方文化的作用,必须全面地抛弃和接受。但是,让他们束手无策的是农民无法改变。于是这部分人将必然会变的非常悲观。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力量和特殊性。
从理论上的探讨文化的取向问题似乎没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回到现实之中来做仔细的观察和研究。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的政治问题,从古代的家天下,在近代的党天下,直到今天,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这一点让当初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的知识分子们不断感到失望,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确实军阀统治,北法成功换来的却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949年解放也是如此,民主之形式在中国就总是会变形。在乡村,村民民主制度为许多乡村精英们所信仰,但是往往执行认真的地方却是地方矛盾最严重的地方,也是乡村关系冲突、贫困的主要根源。
我从来没有怀疑西方的民主制度没有什么不好,他在西方表现得确实相当不错,但当到了中国就得变味,变味还不够,实在是西方不好的一面和中国文化不好的一面迅速结合,变得更加坏了。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历来是宽大博容的,有时甚至是非常积极吸取的,这一点我没有怀疑过。从历史上来看,确实是这样的,比如历代中原对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东汉对佛教的求取,唐代对中亚文化的吸收,直到明清两代,统治者仍然对文化采取极为宽容的态度,比如明代的一些传教士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科学技术在宫廷做官,清代的统治者甚至还让中西的天文家比试日食的观测。整个清代中叶,也是对西方文化积极融合的过程,譬如圆明园的西洋景观。清代的历代皇帝也对西学非常重视,康熙、乾隆甚至对西方的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达到痴迷的地步,甚至直到晚期的几个皇帝,在其所受的教育中西学也占相当大的成分。
在民间,这种对文化的宽容似乎表现得更加明显,早期天主教在民间尤其是乡村的传播并没有遇到多大阻力,很多村民把自己日常生活信仰的祖先、道教神、佛教与同等看待,这种现象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尽管后来由于西方列强侵略的加剧,农民们开始把仇恨转移到西方宗教的传入上来。
我们反思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心态,其实是基于中国人的两个根本特点:实用主义和改造包容。
历来中国人非常讲究实用,文化也是如此,对我有用,我就拿来用,不管他是谁的,是好还是坏,拿来用的时候在慢慢用我自己的东西改造,最后就成为自己的了。譬如佛教即是如此,中国民间对佛教信仰的多是观音菩萨,主要是因为其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如保佑平安、生子等实在好处。观音菩萨进入中国也历经中国人的改造,先是由一年轻男子变成一个美丽慈祥的妇女,外表形象也跟中国妇女一样,由于是妇女形象,所以就让其能够使自己生子,变产生送子观音的形象,全国大体相同,只不过有些地方的说法不一样而已,或者称为娘娘或者奶奶的。其他的大体也是如此。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也是如此,譬如一些知识分子可能常常呼喊文化差异什么的,但是在乡村却完全不是那样的,在乡下可以经常见到村民对与自己一样习俗的宽容,对于一些器物,也总是能够很快变成自己生活习惯所支配的形式。这一点在婚丧嫁娶等习俗上表现的更为明显,比如在嫁妆上,添置几样电器成为必须的,但是具体的形式和内容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丧葬也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华的花圈样式中也增加进了电器,但是从人们期望逝去的人也享受到现实世界的生活这一点来说,则也是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城市社会尽管改变了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也发生了些许变化,但是在乡村,人们的生活实质——文化所依存的土壤却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所以,实用主义的文化观,实际上是最顽强的最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征,实质是用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态度来改变外面的文化,我认为这才是几千年中国文化流传不曾改变的主要原因。
也可以这样说,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文化态度没有变化,那么中国文化的方向就是明确的,是不容改变的,因为改造者需要面对九亿多的农民。那么这样说来,中国文化的未来,仍然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创新以及对外来文化的改造和包容这两个主要形式。这也是中国文化能够复苏的根本原因。
3、中华文化的重建
在上面说到,作为中国主体的农民其在文化态度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上层知识界精英里面也开始逐步生出文化重建的力量。根据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可以判断,这将是一种潮流,一种转变现代文化取向潮流,或者可以明白地说,未来中国中华文化必然在中国复兴,并且主导世界。
(1)未来文化的构想
今天的文化复兴,已经不能够回到过去,也无法摆脱现代西方文明的影响,那么我们理想中的未来文化是怎么样的呢?根据上面的分析和客观形式,我们可以做出以下设想:
① 未来文化是对中华文化的取舍。
这个问题是说我们的未来文化无法回避中国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正可以解决现代化的一些问题,比如道德沦丧、对物欲的过度放纵、破坏自然平衡、相互斗争不和谐。譬如吸取儒家的一些积极精神,可以重建社会结构和道德防线,构建和谐社会;吸取道家的一些精神,可以解放人们的肉体,增加人的健康水平,也有利于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吸取佛家的一些精神,可以缓解现代人沉重的心理压力,使人们的心理变得更加健康;对中华民间风俗信仰的发掘和发扬,可以重新构建乡村社会的共同信仰精神,形成团结合作的社会。具体如何吸收构建,将会在后文有详细论述。
但是同时,未来文化也必须是对中华文化中的一些不好的成分抛弃或改造,比如在乡村仍然存在的一些赌博和迷信的社会风气,文化重建也抵制这些不良的现象,这将有利于新的文化的形成和成长。
②未来文化是对现代文化的取舍。
如何认识现代文化,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现代文化主要是指发端于西方文明世界的,现在全世界形成一种绝对主导的文化形式,包括所谓的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两种文化形式是西方文化内部的一对矛盾,是相生相对的关系,是基于西方社会的基础(阶级社会基础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产生的,这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 不同。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梁漱溟先生的分析和认识比较深刻,根据梁漱溟先生对中西社会比较的结果,西方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个人本位,阶级分立”,而中国(中华)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从这个不同点来看,中西之间的社会差异,是双方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在考虑中国未来自身文化的建设问题时,必须考虑自身的特点。
在未来文化的取向上,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环境,那就是强霸的西方文明在一定时间内还将占据世界秩序的主导地位,我们的文化必然被动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先说应当吸收的一面,应该是基于中国文化能够包容的一面,或者说中国人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包容最终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而同时不至于改变我们本质的一些方面。比如对技术的吸收,可能是很肤浅的或者缺乏根本的创新,但是能够改善人生活状况,一些民主、自由思想的适当引入,有有利于改善中国存在时间过长、过于僵化和极端的专制独裁。至于如何吸收,简单用一百余年的一句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恐怕还不够,还需要加上对两种文化的批判和吸收。
③重建与预测
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个极端的走向,即彻底否定任何一种文化在中国文化复兴重建中的作用,都可能会让中国社会多走一些弯路。中国近两百多年基本上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摆动,19世纪,对西方文化而言是由排斥到逐渐接受认识,对中华则是逐渐丧失信心的过程,而整个20世纪,则对两种文化的态度发挥到极端,对西方文明(文化)的绝对崇拜和对中华文化的基本完全遗弃。这种现象在21世纪初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首先是逐渐对“对西方的绝对崇拜和信仰”产生了怀疑,并且迅速蔓延,其次是人们开始重视中国的中华文化,并且有逐步复苏的迹象 。那么从文化的发展规律 可以预测,未来两种文化的走向将是持中调和。那么在中国,将是以中华文化复苏为主导的调和文化,也可以说,在未来的数百年之内,将是西方文化融入中国中华文化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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