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社会的人治情况
——人类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8）
大禹开创的夏代结束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在原始时代，十分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原始共同体内的经济关系具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特点。这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上，就是形成了对共同体内生产资料和物质财富的公有制观念。我国古代的历史传说以及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在五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公社到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父系氏族公社这一漫长的原始公社时期里，财富的公有制观念，一直是人们全部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它表现在公社内部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无不具有原始的平等和协作的精神。《礼记·礼运》所说的大同社会，即是对原始时代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公有经济关系的描述。它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者有所终，壮者有所用，幼者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到了父系氏族公社的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水平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多，出现了父权制大家庭。私有财产开始产生并发展起来。随后在父权制大家庭内，逐渐产生出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财产的氏族公有制，逐步为家庭公社和个体家庭的私有制所取代。经济关系的这一变革，大大促进和增强了人们的私有财产观念，从而使财富与权力的继承制和世袭制日益巩固起来。随着部落间的战争掠夺和征服奴役的不断发展，战俘逐渐地变成了奴隶。奴隶劳动的进一步被应用，在财富占有日益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加剧的基础上，形成了贵族与平民，奴隶主与奴隶相互对立的阶级。《礼记·礼运》所说的小康社会，即是对产生了阶级剥削的私有制社会关系的描述。它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圃，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公元前21世纪，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
夏代的村社组织。夏代已有村社和社祀。对社稷神的崇祀表明夏代已进入了血缘联系基础上的地缘组织，即农村公社时期。夏王朝已形成某种规模的统治机器和制度。国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史载夏代有牧正，车正、庖正等官职。《礼记·明堂位》有夏后氏百官之说。国家的刑律制度也就同时产生了。《左传·昭公六年》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可能夏代已有了最早的刑律和牢狱。在经济上，夏代实行五十而贡和钧一的贡赋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夏代已开始以事鬼敬神的宗教观念取代原始的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夏代的统治者者开始利用宗教观念为其政治统治服务。在夏一代，开启了我国古代文明时代的大门，建立了第一个统治制度，实现了变原始公有制为私有制的历史性变革，完成了原始公社向奴隶社会的过渡。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深刻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公有和均平的经济观念，确立了打有深深阶级烙印的私有财产观念。
夏代是我国进入金属时代的开始。夏代已有金属制器。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由于缺乏有关夏代物质文化的佐证，人们一直怀疑甚至否定这些传说和记载的可靠性及其文化历史意义。自50年代以来，我国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有力地证实了夏文化的存在，迄今在黄河流域夏文化考古区出土的铜器，包括仰韶时代、龙山时代和夏代的器物共三百多件。这对如实地估量夏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有重要意义的。
夏代的农业已有一定的发展。夏禹治水和整理沟洫的传说，表明夏代已懂得了水利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建立了相应的水利设施。为适应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当时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天文历法，即夏历。
考古发掘还表明，夏代的手工业亦已有一定的发展，如制陶、制车、纺织，尤其是制铜业的出现，使手工业开始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在生产发展和分工扩大的基础上，夏代出现了最初的城邑和市集。《尚书·汤誓》说：率割夏邑。夏邑是夏王朝的统治中心，也是最初的城邑。随着经济的发展，夏代的私有观念和阶级对立进一步加剧，这表现在夏王朝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财产和权力所进行的斗争日益频繁。
《尚书·甘誓》记述夏启征伐有扈氏的誓词说：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神是守护地域的部落神。战争中用命者告慰于先祖，不用命者被刑于社神。这是最早的宗庙与社稷相分的观念。对社稷神的崇祀表明夏代已进入了血缘联系基础上的地缘组织，即农村公社时期。
以上可以看出，在夏朝，已经行成了国家。国家是奴隶主和贵族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然就要用法律来统治奴隶和平民，从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人治的社会。从此，中国人民服从自然规律的无为而治的社会变成了人为而治的社会。人的社会变成了非人的社会。
公元前16世纪，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部落强大起来，灭了夏王朝，建立了比夏更为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
商代是我国奴隶制发展的全盛时期，奴隶劳动被进一步应用于各生产部门，创造了我国青铜时代的灿烂文化。
商代的农业已发展为粮食、桑、麻等多门类、多品种的重要生产部门。据《汜胜之书》载；有旱灾，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亦说明商代已有施肥和灌溉农业。商族人好酗酒，自贵族至平民，无不嗜酒，亦反映了商代粮食之丰盛。商代的畜牧业亦甚发达，凡祭祀用牲，一次数十至数百头。手工业的发展，已具有较强的专业化倾向，形成了包括铜、陶、玉、石、牙、骨、蚌、竹、木及建筑、纺织、缝纫等门类众多、工艺精巧的手工业体系。尤其是制铜业相当发达。考古发掘还表明，商代已知道用陨铁制作工具。这些都标志了商代的物质生产力已有了更大的进步。
商族内部有王族、三族、五族、多子族等族氏，他们是商王统治的支柱。各族氏聚族而居，拥有自己的属地、牲畜和住宅等财产，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和武装，在族长的率领下，从事生产和宗教活动。族人即众或众人，在族尹的率领下，以族为单位，为商王提供贡物和从事农耕、田猎、征战及各种杂役。在族氏内部，贵族与平民间，财富的占有悬殊，贵族拥有奴隶，平民一般没有奴隶。从考古发掘来看，平民中的赤贫者，亦葬于家族墓地。可见赤贫族人并不降为奴隶，奴隶是异族人。在商族的统治中心区，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城邑，即大邑商。
商品及货币交易。从出土的大量贝币及甲骨文中许多有关商王赏赐臣下朋贝的记载，表明商代是以贝为货币进行商品交易的。在历史上，商族就以长子经商著称。早在夏代，商族先人王亥，就曾驾着牛车到黄河北岸进行商业活动。到了商代，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的进步，商品交易亦有了更大的发展。从考古发掘出土的蚌壳、贝、鲸骨等海产品及绿松石、玉料等远方产物，说明商族与远方有着贸易关系。
邦国与方国。商王朝是商族建立的一个强大的邦国，它以武力使周围一些方国都落服属于自己的统治，成为商王国的多侯，向商王纳贡，接受商王的军事调遣，但并不纳入商王国的版图，商王亦不能把这些方国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自己的亲属。每个方国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国土、人民和政治组织，并不坠命亡氏。因此，这些多侯并非是裂土分封的诸侯，而是独立的邦国。商代是一个方邦林立的时代，商王国与周围方国之间的关系，是以商王国为中心的不平等的方国联盟，具有军事联盟和贡纳的性质。这些方国也常常反叛商王，造成商王朝频繁的征伐战争。因此，在商代并不存在统一的中央与地方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商王国既不是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也不是中央与地方统一的大帝国，而是建立在族氏集团基础上的大邦国。直至西周时代，仍称商为大邦殷(《尚书·顾命》)。
商代的意识形态。商代意识形态的最大特点是神(鬼)治思想，统治者以事神为国政，举凡有关生产、战争、水旱风雷乃至生老病死等一切事物，都要向鬼神卜问吉凶祸福。商人的尊神，不同于夏人的尊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命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当人们对客观规律还不了解，无法驾驭这种必然性时，只能盲目地服从它，所以夏人在尊命的同时，敬鬼神而远之，还没有成熟的宗教思想。到了商代，商人在夏人尊命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它神秘化，上升为主宰一切的上帝神，从而形成以尊神事神为中心的宗教思想。商代的宗教思想表现为二元神的宗教观，他们在崇拜上帝神的同时，十分重视对祖先神的祀奉。他们认为上帝神是主宰天地万物的至上神，但上帝神与商族人之间没有任何血缘联系，它是一种神秘的，可畏的异己力量，并不是商族人的保护神，商族人的祖先神则与商族人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它宾于帝，追随在上帝左右，能在冥冥中沟通于商族人与上帝神之间。祖宗神才是商族人最可信赖的保护神。因此商族人对上帝的祈求，更多地表现为向先公先王的祈祀。商代的贵族统治者，一方面借助于鬼神向被统治阶级进行威吓，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则匍匐在上帝面前，认为上帝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人们除了祈求外，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在奴隶面前是主宰一切的奴隶主，而在主宰一切的上帝面前，却只能像奴隶一般的祈求。在商代社会里，上帝的统治原则，正是反映了人间奴隶制统治的原则。商代的奴隶主把奴隶视作兽畜一样的物而非人，奴隶主把对奴隶的统治看作是人对物的统治，它所依据的是毫不掩饰的直接的暴力，而无需借助于道德理念。商代奴隶主阶级具有突出的崇武功，尚暴力、畏鬼神而轻道德的思想作风。所谓先鬼而后礼，表现了商代奴隶主阶级思想的本质特征。
商代的刑罚。商代奴隶主阶级的那种毫不掩饰的统治与压迫的神治思想，表现在政治上，便形成它特有的刑治思想。商族统治者对外则用战，对内则用刑。他们相信只有用暴力和刑罚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所谓先罚而后赏，便概括了这种刑治思想的特点。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商代是以崇尚刑罚著称的。《苟子》说：刑名从商，《吕氏春秋》有商刑三百之说。
商代的战争。在经济思想上，商人对财富的贪婪和诛求亦是表现得毫不掩饰的。甲骨卜辞表明，商人进行的许多征战，就是为了掠取牲畜、奴隶等财物。商王在对族氏集团或方邦部落索取财物时，均不加任何饰词，直接称取，如乎取马，乎取羊、乎取贝等。商王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钷桥之粟，反映了商统治者对财富的贪婪。在商族社会中，人们对贫富的重视更甚于贵贱。所以《礼记》说：殷人贵富。在《尚书·洪范)》中，把富列为五福之一，把贫列为六极之一，表现了商人突出的喜富．恶贫的思想。商人是没有安贫乐道思想的。
商代在承继夏代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比夏代有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产生了一批巫史阶层，大大地促进了文化科学的发展。商代的历法，已运用四分历，并加入闰月为十三月。卜辞中还记载许多有关天文历法、数学运算和医药卫生方面的知识，开创了我国用文字书写文献典籍的时代。在商一代，在天文历法、文字、文学、历史、医药、音乐、艺术等各个方面，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基础。但商代的统治阶级是贪暴凶残的奴隶主贵族，他们骄奢淫逸腐化堕落。商王盘庚曾指责他们是有今罔后、只知享乐的腐败分子，力诫他们无从于货宝，无傲从康，不要贪聚财物，不要纵欲享乐。从武丁以后，奴隶主阶级腐败更甚，至纣王沈酗于酒，(《尚书·微子》)，整个统治阶级沉湎于酒，以致腥闻在上，举国上下，天怒人怨，小民方兴，相为敌雠(《尚书·微子》)，民众纷起反抗，民罔弗欲丧(《尚书·西伯勘黎》)，都希望早日结束商王的统治。于是居住在黄河中游的周族，乘机兴兵伐商，于公元前11世纪一举灭了商王朝，建立起封建贵族领主制的西周王朝。
以上可见，商朝在人治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人类自然的生产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他们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互通有无，而是为了掠夺别人的财富。商品及其交换从历史上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充分表现了他的掠夺性，欺骗性。中国人之所以把商人叫做奸商，就是从商朝开始的。商朝统治阶级不是把自然生产力的成果用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而是为了自己的统治。这充分说明，人治的社会完全是为了统治阶级，而绝不是为了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用武力对付方国掠夺他们的财富和人民。这种掠夺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通过商品交换。历史证明，这种人治的社会必然要推翻人治的统治。
劳动者 2010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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