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涛涛。
山舞银蛇，
原驰蜡像，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竟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具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挫折，毛泽东自己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义无反顾的为什么又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更大的挫折却紧接又掀起一场两者相差两千多年看似毫无关系的“批林批孔”呢？如此真的是远离那永远的“梦”？菊香书屋的沙发里，真的苍老疲倦的毛泽东，孤独的自己在静静的记忆……。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一
美国作家R· 特里尔在他所著的《毛泽东传》里是这样评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继续”。相比之下，美国人能从历史的高度揭示两个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首先是作为中国人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传道者们，难道不该好好反省自己吗？然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与“批林批孔”的内在关系上，美国人毕竟不是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文化理解。也难怪，直到今天仍不被中国人所文化认识，可这也许正衬托着毛泽东的伟大非比寻常。
不妨循美国人的思路进一步深入展开，将新中国的历史事件——“民主建国”“双百”“文革”“批林批孔”联系起来审视，不难发现其中的奥妙。这些历史事件构成了一个缺一不可、层次不断递进的有机联系整体事件——“新文化大革命”。“文革”是“双百”的继续，“批林批孔”又是“文革”的继续，是直指向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不断继续。历史上，但凡处于夺取政权阶段的准统治者，往往都视“孔孟思想”为自己政治道路上的障碍，竭力予以搬之，可一旦掌握统治大权，又会自觉不自觉地以维护自身统治权力为价值观，重新树起“孔孟”大旗。洪秀全砸过供奉的孔子牌位，“五·四”青年也曾呐喊过“打到孔家店”，可短短的所谓变革后，洪秀全还是称了“天王”，蒋介石又扯起了“尊孔”旗帜，闹闹哄哄之后一切又恢复了旧有“孔孟”秩序。可见，毛泽东并不是首先提出“批孔”思想命题的第一人；也可见，“批孔”思想命题与中国两千多年社会发展紧密关联。与历代统治者不同的是，毛泽东恰恰是反其道在自身统治地位的稳固时期主动挑起“批孔”的思想命题，其意义绝不等同于一般历史的“批孔”，有其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独到的思想认识，这显然是被今天所“猫论”了，就是按照“批孔”是社会变革时期通常所寻求采用的手段来理解，那么毛泽东的“批孔”也必然是向后人传递着某种社会变革的暗示。既此已然是社会主义社会，那又何必提出文化大革命历史命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延续的共产党王朝，“新文化大革命”因而开始。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都有一贯的人学说，怕人民的广泛参与，怕社会的剧烈运动，总而言之，人性人权解放使自己丧失专制权利，哪怕是挑战，都所谓“动乱”。“民主建国”、“双百”、“文革”、“批林批孔”偏偏呈现出的是人民参与性和社会运动性，也就是被历代统治者称之为的“动乱”。这是其历史事件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概括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也就是独到的毛泽东思想，以（人）民的视角审视人、社会及历史。“右派”顾名思义是人民分成“左派”和“右派”两部分中的“右派”，可见“右派”还是民学说人民的成分。而正是在这一“反右”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写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著名文章，可见毛泽东竭力保护“右派”的用心良苦。然而，除了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没有第三者，中华文化的词典里是一切犯上作乱者皆为敌人，既不是革命的那就必然是反革命的人学说思维“王道”逻辑自然是把“右派”或者是“左派”以之敌人，显然，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与中华文化的作用力相比显得是那么软弱和渺小。中国历史上，局限在统治阶级思想的社会变革通常是万马齐喑的“鸦片战争”，而毛泽东社会变革思想的“新文化大革命”恰是全民皆兵的“抗日战争”，当然也是没有新文化思想而失败的文化思想战争。
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社会民学说，是人民广泛参于民主的民学说社会（尽管缺少社会主义文化内涵），这也是新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紧紧围绕且唯一不变的主线。“双百”这一文化思想的内涵假若不仅仅是学术和文艺领域里的一般方针注释的话，则就最能体现出毛泽东内心所孕育的社会主义社会，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概括，“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同时又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等思想历史一次民学说的认识飞跃。如果“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等思想还是人为性、随意性和御用性的人学说，那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疑是广泛性、公正性和平等性的民学说，是该等思想的文化创造。可见，其中所蕴涵着的人文化和社会文化内容更是具有深刻而长远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仅仅简单重复的继续，这不符合毛泽东的个性，也不是一贯做法。“文革”是“双百”失败原因的文化历史总结，后来的“批林批孔”则是对“文革”失败原因更为深层、全方位的历史文化思想总结，同样，“双百”也是对“民主建国”失败原因的文化历史总结。这一系列关系间接地跳动着毛泽东的思想脉络——中国社会变革表现为建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核心是社会文化，社会文化的实质是社会思想（人文化），社会思想革命对于中国自然就是“批孔”。可见毛泽东是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高度认识中国，随着不断的失败这种对中国社会认识也逐渐深入，最后发现孔孟思想才是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本质，至少毛泽东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从青年时代“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开始，最终又回到晚年时期的“批林批孔”，这仅仅是毛泽东个人一生经历的巧合吗？恐怕是连中华民族又轮回了孔孟思想的复古周礼。这里或许有自己个人成败的总结，可仅仅注重这一点，必然忽视了其存在着的历史真谛，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衰落的文化思想历史总结。也许，这一结论一时不会被公众所认同，稍安勿躁，那么就请走出新中国历史的局限，以近代中国历史更为广阔的背景广角审视毛泽东思想，接下去就会发现，“民主建国”、“双百”、“文革”、“批林批孔”其实质表现为是承接“辛亥革命”的继续，也是“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文化思想历史总结和认识的不断深入。
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进程，产生过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第二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是由“春秋战国”、“秦汉一统”和“汉武帝”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所组成，耗时近一千年之漫长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更是难以置信的；“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到目前为止可分为“旧文化大革命”和“新文化大革命”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旧文化大革命”阶段是由“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等不同的历史时期所组成；“抗日战争”、“民主建国”、“双百”、“文革”、“批林批孔”等不同的历史时期则构成了“新文化大革命”阶段。虽然两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有其各自历史、性质、任务的不同，但“文化大革命”的内在规律决定了历史往往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如果说“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这一历史时期是“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话，那么“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历史时期就是“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的“秦汉一统”，接下来的历史时期则就应该是“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的“汉武帝”。这场已经耗时了一百五十多年的“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倘若确实能够将封建社会进化到现代社会这一过程称之为“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那么标志性的“辛亥革命”（旧文化大革命）和“新文化大革命”（新中国的一系列文化思想运动）在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过程无疑具有里程碑伟大意义。之所以“辛亥革命”和“新文化大革命”是不彻底的革命，甚至是失败的革命，就因为“辛亥革命”和“新文化大革命”远不是这个过程（革命）的全部，更不是结束，只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两个发展阶段，而且是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把“旧文化大革命”中的“辛亥革命”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把“新文化大革命”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仅从这新与旧的关系上就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新文化大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称谓的不同，不仅仅是概念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其所站立的历史高度、历史角度和历史认识的不同，如果晚年的毛泽东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想必毛泽东更会青睐于“新文化大革命”的民学说。毛泽东思想的民学说，正是孙中山民权思想的具体实践，由此，“批林批孔”也是对“辛亥革命”失败最根本原因的文化思想历史总结，更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和“命运”的总结论。“辛亥革命”的成功恰恰在于人民的广泛参与性，武昌城的第一枪不就是低阶层自发打响的吗？并引发人民的广泛响应吗？同样，其失败命运也因人民广泛参与的程度被大大限制而注定不改。其中的原因不是哪个阶级有意的所为，有体制、机制和文化、历史等诸多原因，而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的思想。中华民族思想就是孔孟思想。“辛亥革命”是推翻封建帝制，“民主建国”、“双百”是试图建立新型“共和”社会形态，“文革”是试图革新中华文化，“批林批孔”是试图革新中华思想，这些不正是体现出“新文化大革命”一步一步的深入吗？和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近代历史（旧文化大革命）一起构成了“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且不管今后历史的成败如何，“试图”无疑是契而不舍的求索，这历史深深地镌刻在“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展现出的是一组屡败屡战不屈不饶的精神浮雕，从整体构架起人类社会变革的全部壮丽宏图。毫无疑问，这整部历史画卷中承上启下而且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幅应该是包括“双百”、“文革”、“批林批孔”毛泽东所实践的“新文化大革命”。
二
“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泛指）不仅是破坏旧文化的口诛笔伐，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新文化的成长磨砺。“海尔”企业“砸冰箱事件”，除了欣赏是否会想过，如果“海尔”企业换作是国家，企业的产品冰箱换作是民族文化，那么“砸冰箱事件”又意味着什么呢？毫无疑问“文革”就是砸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那把大锤，而举起大锤的就是毛泽东。但是，企业革命也好，还是民族文化革命也罢，简单的一个“砸”远不是其革命的全部。显然，把“文化大革命”理解为是破除“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迷信、旧习惯”的大锤，和“大跃进”中“大炼钢铁”的那些千万把小榔头其思维逻辑是如出一辙，其实质是社会变革之文化革命中的“大炼钢铁”。尤其是树“四新”和蒋介石所大力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虽然在对新的意义理解上有所不同：毛泽东是把“新”提升到“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高度来理解，蒋介石则是把“新”停留在“旧文化大革命”恢复“孔孟文化”的水准上，可毛泽东的“新”始终也一样没能脱离了孔孟文化的旧，误把共产党（人）学说奉为中国民学说，试图用共产党政治部落文化祛除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国家民族文化——“马独”，虽道貌岸然，但到了今天，断档的文化却又不得不回到它原有的五千多年历史文化轨迹。可见两者同时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都意识到了中国文化思想在社会革命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也都针对现实的文化思想状况，希望用文化思想开启中国的社会革命，一个是试图恢复孔孟文化的道德水准，一个是试图建立中华新文化新思想的“文革”。“砸旧”不易，“建新”更难，其结果无一例外地都陷入了“孔孟文化”束缚的失败。
文化是一个社会、国家、民族，乃至企业、人的精神或意识生命，“文化革命”无疑是这些精神或意识生命的再创造。人有人的文化，族群有族群的文化，阶级有阶级的文化，社会有社会的文化，国家民族有国家民族的文化，就是物也有物的文化，经济发展其实就是物的文化发展，物文化的“文化革命”。如果一个人只是生理成长而没有文化发展，可以想象，那该是多么的智残。凑巧的是十七世纪东西方世界也同样都面临着封建专制文化腐朽没落，社会文化发展方向何去何从的选择。在东方的中国，明朝的腐败堕落已经失去了继续发展中华文化思想的能力，而大顺朝的建立事后也证明其缺少新中华文化的内涵，和明朝的腐败堕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承担起发展中华文化思想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已经进行了“中华文化革命”、显露出勃勃生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满民族大清国身上。也正因为所进行的“中华文化革命”使满民族真正融入进中华民族成为其一员，否则，即使满民族后来一样能问鼎中原也会和第一次进入到中原的结局一样，是短命的！尽管历史证明满民族所发展的中华文化思想实际上是强化封建专制文化（孔孟文化），也证明中华民族从此膏肓“东亚病夫”，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满民族。几乎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则独辟蹊径选择了荆棘丛生、沿着民主法制方向前行的“文化大革命”。东方的“文化革命”隐含着政治、思想、经济等文化的衰落使中华民族进入了“康乾盛世”，而西方的“文化大革命”激昂着社会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却使欧洲进入了十七、十八世纪动乱的“春秋战国”。如果是十七、十八世纪的眼光得意东西方这两场不同的“文化革命”，显然，中华民族是成功的，而西方是失败的，想必就是今天，这种结论也是真理，可用十九、二十世纪的眼光，其结论则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十七、十八世纪的人们所感觉到的只是“太平盛世”和“烽火战乱”，而十九、二十世纪的人们所感觉到的却是政治、思想、经济等文化的病夫与社会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茁壮，总之，都是感觉而不是知觉感受客观世界。现代的人们没有资格可抱怨可指责前人的，就是把“康乾盛世”搁在今天，甭说是前人做不到，就是大话者们同样做不到，难道靠大话就能主动放弃自己的“太平盛世”，而开放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政治、思想引进其大动乱的社会变革吗？正如面对“伊拉克战争”所怀念萨达姆的那样，除了能感觉到的战乱破败还是破败战乱，而“改革开放”却依然是除了太平盛世还是盛世太平感觉，现实不正是这样演绎出惊人相似的这历史一幕吗？决定两世界走上不同社会文化发展道路和后来几百年各自不同命运的原因，是源于各自历史与“命运”的不同，但直接起因于满民族所进行的“中华文化革命”与西方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其内容和本质不同所导致的。严格地说满民族所进行的“中华文化革命”对原有的中华文化来说算不上是革命，最多算是改良，这种社会文化的改良是以“三纲五常”为基础而建立起“三从四德”的人文化为表现内容，是对原有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强化，自然也就注定了这场所谓社会文化革命的更加封闭性质；而西方进行的社会变革是在早先“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的思想变革既“人文化革命”（思想文化革命）基础上进而是逐步深入展开的体制等其它内容的“社会文化革命”，注定了这以解放人性发展人权为内容的“文化大革命”具有广泛开放性。可见，中国近代的衰落直接原始于十七世纪那场中华民族意识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创造”，但就更长历史，所完成的中华民族大统一大融合，又是西方革命所望尘莫及的，至少奠定了它日复兴的基础。民族复兴是整个历史的，不是哪一历史、哪一时代的，更不是共产党的，错失两次开放机遇的本末倒置理论，俗的不能在俗，连毛泽东思想也降格到如此低俗，当然也就不会有“文革”了，但今天的中国也绝对不会是“新中国”！
“春秋战国”的对立大乱、“秦汉一统”的统一大治和“汉武帝”的对立统一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内在规律，反映的是社会战略结构的全方位整合，而其中的每一个阶段又都包含有这一“文化大革命”的内在规律，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中包含有无数的“文化革命”，注定了文化的运动不连续性，文化总有断档期，文化也总要矫枉过正，尤其“春秋战国”注定了“文化大革命”是近乎于残酷的痛苦，但也是无法躲避的客观规律，否认“文化革命”的两面性，只能意味着更大的残酷更大的“浩劫”。先人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于人是这样，对于民族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浩劫”，尤其对于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中华文化来说，更是一场无法逃避的“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浩劫”。一人痛苦与天下相比，便不再是痛苦，同样“文革”的那场“十年浩劫”放在“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中、放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中，与中华民族未来几百几千年的生存发展、与中华民族过去几百年尤其是近代一百五十多年甚至还要更长的“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所经历的和将要经历的痛苦相比，也便不再是“浩劫”了。当然，社会变革仅仅是请客送礼、写文章、发展经济那是再好不过的，可现实毕竟不是理想，是幸福美丽还是痛苦丑陋，都是选择革命的同时所必须接纳的现实（提请注意，这一点容易被滥用，革命是具有两面性，但不是所有的两面性都是革命的，倒退同样也有两面性）。世界上没有不痛苦的革命，更没有不付出牺牲代价的社会变革，但这种牺牲不仅仅是公众的牺牲，如果把社会变革陶醉为是提高工资待遇到“年薪制”再到“共产党股东制”，那么这种思维比蒋介石还蒋介石。社会变革对一个民族是磨砺，对一个民族也是智慧和勇气，任何冠冕堂皇的回头路只能意味着“浩劫”更具有“鸦片战争”的灾难性，而视死如归勇敢闯过险阻为民族文化赢得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新生的缔造者！毛泽东不仅是缔造了新中国，也是在创建全新的社会，但更是在创造着具有新生命的中华民族，在改变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之“命运”。前者是后人的共识，而后者则未必人人了然，但这就是毛泽东不同于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层次高于历史上的“唐宗宋祖”等帝王具有文化性和历史性的伟大之处，但也往往是毛泽东这等历史伟人引发的最大争议。没有失败的民族，也是没有成功的民族。
西方“文化大革命”也经历过令人不堪回首的痛苦和失败，甚至比中国“文革”动乱的更灾难性“浩劫”。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起伏曲折和“法国大革命”的最为激烈最为动荡直至“巴黎公社”的失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最终悲惨命运，加利略、布鲁诺等无数人的献身，以及美国人文化革命的“南北战争”，无论时间无论惨烈这些都丝毫不逊色于“第一、二、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都不过是人类社会进步所偿付的高昂学费，“文革”的“十年浩劫”与这些西方世界进行社会变革所牺牲的相比，那恐怕算不得是“浩劫”了。从这个时期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 雨果的“悲惨世界”等文学名著中，似乎感受到几百年前那场“文化大革命”所经历的“浩劫”，也窥视到西方文化思想在社会变革中，“破茧成蝶”所痛苦的演变，蕴涵着西方对人文化和社会文化有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认识。 “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悲惨世界”等这样的文学作品，代表了那个社会变革的历史，必须放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其文化内涵。可见，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也有着像莎士比亚、雨果等这样文学家的历史贡献,同时也映衬出“王子复仇记”显然是中华文化无意间贬损了其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蕴涵的文化及思想价值。与几乎同时期的东方文学作品“水浒传”形成了鲜明对照，一个是用文化心灵反思社会斗争的实质，另一个是用“惟我独尊”文化竭力抹杀社会斗争的实质，从中折射出那个历史文化转型时期东西方文化面对同一问题却选择了不同的文化发展方向。
“文化大革命”是社会文化革命，也是人文化革命，既“思想文化大革命”。社会有革命一说，人同样也有革命一说，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不断自我革命的一生，哪怕平凡庸俗。人的一生是由不同阶段所组成的，而不同阶段之间所经历的就是人生的一场革命，一生甚至要经历无数次的革命。毛泽东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毛泽东的一生又何尝不是这样经历过不同阶段之间的人生革命呢？回顾毛泽东的一生：1921年期间，是毛泽东由学生时期的激情主义者转变为成年时期的理想主义者所经历的一次人生革命；1927年期间（秋收起义和井冈山建立红军），是毛泽东进一步向军事家转变的人生革命，这期间的创建江西中央红色根据地时期，是他由军事家升华为军事战略家的人生革命；1936年期间，是毛泽东再进一步奠定他政治家或政治战略家成功的人生革命；1958年期间，则是毛泽东更进一步造就其思想家或思想战略家辉煌的人生革命。这每一次人生革命，都是一“长征”，都是“天数”。可见，新中国的缔造，也是毛泽东自身不断的人生革命，在缔造中华民族新生命的同时，更是在缔造自己一生的辉煌和失败。和世界万物一样，人生有辉煌，人生也有失败，毛泽东的一生就是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集中概括。社会革命是痛苦的，人生革命更是“天数”，这种磨难，对于毛泽东来说尤其是“文革”时期所经历的丝毫不亚于社会所经历的“浩劫”。是哗众取宠的“太平盛世”，还是“万世开泰”的“为民族立命”，就是在此时期的1965年，毛泽东回到了自己人生起点的井冈山，并写下了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曾经熟悉的山路，已是陌生了的路人，毛泽东少了些历史的自信，多的是现实的凝重，遥望着郁郁葱葱的远山，时常陷入深深的沉思……。和三十八年前一样，毛泽东再一次地处于自己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只不过这一次缺少了年轻时曾有的激情，有的只是太多、沉重、难以割舍的牵挂，也许，惟有井冈山才符合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境。此时，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正激烈痛苦孕育着“文化大革命”，抉择着“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的何去何从。更有谁能知道，毛泽东是以“重上井冈山”视死如归的决心再一次地踏上了一条吉凶难卜前途莫测的人生旅途，一条创建新中华民族的漫漫长路。毛泽东的心情怎能不沉重不郁闷，多么希望能从这过去的历史中寻找到现实力量，或许真的井冈山一草一木坚定了毛泽东自己人生又一次革命。此刻，“重上”的真正涵义突然醒悟，对于毛泽东而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疑就是自己人生中再一次的上井冈山，是“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征程中的又一个罗宵山脉。“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今天再历史重读一定会有别样的心灵震撼，从中也可以窥视出毛泽东那内心复杂的精神世界。想来每个人在自己人生转折的关头都有过这种痛苦的经历和体味，可此时期的毛泽东所承受的要比前次的“开除党籍”更痛苦深重，连苍天也为之动情、心碎、落泪。记得是在毛泽东逝世前1976年的元旦，这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词以元旦献词重新发表，这是毛泽东他老人家多么希望自己没有走完的路后人能继续走下去呀！在创建新中华民族、创新中华民族之“命运”的孤独路上，毛泽东走的太苦了也太累了。
社会变革是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社会蜕变，是中华民族一生所经历的意识质变，最终反应的是文化质的蜕变、“命运”新的开启。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华民族这一生发展中的人生革命。
三
“文化大革命”是社会文化革命和人文化革命的对立统一。毛泽东在革命社会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身的人生革命，这种人生革命又反过来再进一步推动社会革命……，两者构成互动的对立统一。推而广之，因此，社会文化革命的实质就是人文化革命，人文化革命的实质也是社会文化革命，人文化革命和社会文化革命所形成的对立统一体就是社会变革。如果把中国比作人，世界比作社会，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西方“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的“人文化革命”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文化革命”；“孔孟思想”的“人文化革命”到“新儒家思想”的社会文化革命（第二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朱熹理学”人文化的建立到“康乾盛世”社会文化的盛极一时，都清晰地展示出人类社会的正弦波运动规律。以人文化革命为出发点到最终完成社会文化革命实现人类社会运动的上升阶段，而由社会文化革命到新的人文化革命则属于人类社会运动的下降阶段，不断往复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正弦波运动规律。虽然下降阶段受到人文化的进步部分或其他文化前进的影响人类社会依然是运动前进的，但人文化腐朽的事实却依然是决定社会运动的主要因素，人类社会衰落的事实却是依然存在的，甚至停滞倒退大于运动前进。如果把下降运动阶段也看作是人类社会革命整体的组成部分，那么运动上升阶段就称之为“正叙革命”，运动下降阶段则称之为“倒叙革命”，人类社会革命就可以分为“正叙革命”和“倒叙革命”两种表现形式，从内容上看则是“不立不破”革命和“不破不立”革命两种内容。显然，“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的“人文化革命”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文化革命”的全过程和“孔孟思想”的“人文化革命”到“新儒家思想”的社会文化革命的全过程是“正叙革命”形式，是“不立不破”革命内容，而“辛亥革命”到“文革”的社会文化革命，再到“批林批孔”的人文化革命无疑就是“倒叙革命”形式，是“不破不立”革命内容。可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失败是人类社会运动规律所决定的，或者说仅仅只是完成了人类社会革命中“倒叙革命”或“不破不立”部分，远没有过渡到“正叙革命”阶段。就像是先把自己的住屋捣毁的破洞四壁，当然，也不一定就是自己亲手捣毁的，也有其他外来无形手的破坏，然后为建新的住屋再去筹措钱物、谈论设计，结果新居没有建成反而不得不重新回到已经是破洞四壁的老屋起居，这样的革命岂有不失败之理？这样的失败岂不更为慷慨悲壮？到此可以发现，这场“倒叙革命”中华民族不知不觉从唐朝开始已经走过了一千多年。革命是“破旧立新”，也更是“破”和“立”、“旧”和“新”的对立统一，但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立”和“新”，关键什么是新，如何立之。应该说这样的“不破不立”革命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的最常见的深深影响中华民族的革命，是革命具有两面性的另一面性。要知道革命也是对立统一的，是“不破不立”革命和“不立不破”革命的对立统一。
人有两面性——个体性和社会性，于是有了以个体性（自我）为中心考察客观的人学说和以社会性（群体）为中心考察客观的民学说，显然，人学说的人仅仅是依附动物，其人权仅此个体性，民学说的人既是人也是民，其人权既有个体性之人权也有社会性之民权，两个是有着不同权利、属性的人，因此，历史上的人文化存在着人学说和民学说。第二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的人文化就是人学说，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的人文化则是民学说。人文化是社会文化、民族文明和体制制度及一切创新的基础，是社会文化的文化，没有人文化和社会文化之文化革命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就不是彻底的革命，最终也必然是失败的革命，人类社会的发展更不会有本质性的进步。从这一点而言，谁又能说毛泽东的“新文化大革命”是不成功的呢？至少中华民族的历史会知道其成功之意义。
应该说东西方世界每时每刻都在面临着各自文化发展方向、民族之“命运”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也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更无须是坦然的承认还是伤心地否认，事实上，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进取、不屈不挠和屡败屡战的“文化大革命”史书。历史再一次地降“正叙革命”或“不立不破”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大任于新中国，新中国历史使命的本质就是创新民族之“命运”，承担起发展新中华文化新中华思想的民族重任，而且毛泽东也确实是这样勇敢地担负起了也完成了本该属于他自己的历史使命。只可惜，无情的现实是马列主义远不是当初毛泽东所想象的能够成为新中华文化，更替代不了也更新不了中国几千年所形成的“孔孟思想”既传统人文化。然而，今天的“改革开放”，说得轻了是“有病乱投医”，说得重了却是丢掉了新中国这一本质的历史使命，亦步亦趋于西方经济，无意中将丧失新中国继续存在发展的历史意义，失去共产党的历史生命。但从中华民族整个发展历史的角度看，今天的“改革开放”无疑又是中华民族“文化大革命”史书中的章回段落，哪怕是折回逆流想必也是剧情不可或缺的动情部分。但与西方所不同剧情的是，中华民族近代的社会变革则是由“洋务运动”开始，经历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批林批孔”，始终没有确立起中华民族新思想新文化的内涵，而且遗憾的是，如今不得不又重新回到他“洋务运动”的新起点，重蹈着几千年之“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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