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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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望避免“西方文化至上论”或“欧洲中心论”，尽管如此，观察的角度仍然是欧洲的，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2. 华夏文明激发过广大人类，它给人类带来文字、技术、人生观与世界观，带来宗教与政治制度。中国本土、朝鲜、日本、越南，均属同一文明集体。中国的影响传至蒙古与阿尔泰之突厥人、蒙古人、通古斯人，远播至中亚乃至整个东南亚。其影响还波及更为遥远的地域——西方。
3. 华夏世界史涉及十分广袤的地域：从西伯利亚至赤道，从太平洋沿岸至欧亚大陆中央，各地情况甚不相同。整块大陆高原性质明显，西南部为连绵高耸的群山与高原，西伯利亚至华北为广阔的草原地带间杂沙漠，大江大河冲积形成肥沃平原，海岸线漫长，有成珠串状的大小岛屿。
4. 气候状况亦不同：东部与南部地区受季风交替影响，迥然异于亚洲内地干燥的大陆性气候，而纬度影响也并非无关紧要。因而中国既有西伯利亚的隆冬与严寒，亦有热带地区的温湿与闷热。
5. 东亚与中国的口头语言隶属于五个不同语族，其地理分布相当明显。唯中国南部与印支半岛例外，此两地的语言异常重叠交错。
6. 自西伯利亚到华北地区，属华夏语言文化的人口占大多数，居民不限于中亚，而是大大超越于中亚区域，其语言隶属于突厥、蒙古、通古斯语族（从前称为“乌拉尔-阿尔泰”语）。
7. 朝鲜语与日语是与众不同的语族，从语言学观点来看，大异于汉语及与汉语有亲缘关系的语言，虽然二者都似乎表现出与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有若干相近之处。
8. 操汉藏语之居民分布于以下各地：喜马拉雅山系整个高山和高原地带、印支半岛各国、中国本土即从黑龙江、蒙古一直延伸至缅甸、老挝、越南边界的21个省份。从人口数量而言，显然是汉语方言语族居于绝对优势。
9. 孟高棉语族，中国西南部操此语种者不多，而印支半岛则甚为普遍。再往南面，马来亚与东南亚各大岛屿是所谓“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地域。此地域往东延至美拉尼西亚，往北伸至台湾岛，向西延至马达加斯加。
10. 自公元前1000年以来，汉语族诸语言便蔓延开来，从黄河流域延伸至长江流域，再延伸至华南地区乃至东南亚。泰语、藏缅语、孟南棉诸语则从长江流域及汉藏接壤地区迁移伸展至华南、印支半岛。马来-波利尼西亚诸语言则从华南沿海传播至东南亚乃至更远。
11. 各地的华夏语言文化居民，并不构成清一色的整体，其传统、习俗、种族成分以及所操方言彼此各异。由于缺乏民族标界，无法像欧洲那样明确划分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等，因而在华人世界中，此种源于历史的多样性便被掩盖起来，原先的多样性大体比现在更为明显。
12. 中国方言为千百万人使用，各种方言之间呈现的千差万别，不亚于欧洲同一语族各语种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各种方言自成一体，而其内部还可见重要变式。
13. 中国人口由多次人种混杂融合而成。以下诸因素促成其融合：战事、外族入侵、殖民扩张活动、人口迁移、邻近诸族往来接触。汉族之形成有赖于许多种族：突厥、蒙古、通古斯、朝鲜、藏缅、傣、苗、瑶、孟高棉，甚至还有来自印度与伊朗交接区域以及来自东南来的远方民族。
14. 译后记说译本重出时“原来缺译的正文（当时因考虑某种影响而未译），则悉数补译”。并称信任这个译本，对出版社特别言明再版时须采用此译本。如此说来，这个译本应当不错。
15. 采摘、狩猎、捕鱼、牧养、农业，形式不一，都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此类生活手段，加上掠夺活动（行劫、抢掠、海盗劫掠）及商业活动，均与文化密切相关，生活手段又作为文化的基础。因此，生活方式是对历史作任何综合解释之根据。
16. 地域导致采纳某种生活方式，并对其有所限定。不过，也不应受某种地理决定论所支配：因为凭借梯田，水稻可以上山；依靠灌溉，水田亦能直达干旱地带。地域规定着各种生活方式，反映出其发展、消退以及共存状态。此类现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且能部分说明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相互借鉴。
17. 东亚可以识别出与特定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四大文化群：以从事发达农业为主的定居人群；草原与沙漠地区的游牧人群；喜马拉雅广阔山系及其附近半畜牧半农耕的山居人群；将狩猎、畜牧与多少带点原始形式的农业结合起来的热带地区混合文化群。此外，尚应加上中亚绿洲的定居居民与商人群体
18. 华夏世界曾同生活方式及文化均与之迥异的民族保持接触乃至经常往来，而且多于其他任何地区。同时，中国所接受的文明（古美索不达米亚、伊斯兰教之前的伊朗、印度、伊斯兰国家、基督教的西方）均有其自身特点，对于中国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19. 由于许多不同成分参与华夏文明，促进其形成，使之丰富，并在历史过程中对其加以改进，因而华夏文明亦如历史上其他伟大文明一样，能够不断创造更新。
20. 从秦始皇到宣统，虽然一直是帝位相传、朝代更迭，但是朝代与朝代之间却存在深刻差别，牵涉到国家组织以及通常掌握实权的社会集团（贵族军队统领、靠地租为生的士大夫家庭、宦官等）。要从中华帝国制度的整体，从其存在的整个时期去描绘其特点，这是方法上的严重错误。
21. 华夏文明的出现与发达农业类型相关，这种农业几乎囿于平原与河谷之内。中国山地开发不多，牲畜饲养亦只限于满足必不可少的驾车与驮运的需要。而印度、中东、地中海盆地乃至欧洲，牲畜在经济与观念上都起重大作用。
22. 上述所有地区，农业与畜牧业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东亚则是世界上畜牧阶层与农业阶层二者截然分开的唯一地方。此二者的鲜明对照足以显示远东特色，其后果关系重大。它大致体现出文明特有的选择方式之一，这也是由地理状况促成的：重要畜牧地区位于黄河流域大平原的北部与西北部。
23. 近代人特别强调于华夏地区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但看来是由于晚近较为特殊的状况才促使他们过分注重华夏世界的乡村性质并由此引早出全面的结论来。在东亚其他居民眼里以至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中国至现代都表现出若干其他特征而不只限于经济上的农业基础。
24. 中国最出色的成就之一是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发展了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成为人类社会史上最完善者。它最留意系统安排自己的空间：道路、驿站、粮仓、城池、御敌围墙、河水调节、水库、运河等。中国政治功能发达，远高于其他功能（军事、宗教、经济等功能），是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25. 华夏文明首先也是一种技术文明。华夏文明很早就发明了精湛的织造技术、陶瓷、冶金工艺。直到19世纪，中国依然是豪华奢侈品的出口大国，其产品的贩运带来世界范围的贸易潮流。正因为如此，欧洲临海国家才于16世纪以后千方百计地要打进去，一个纯农村经济是无此吸引力的。
26. 在华夏世界，由于政治功能占绝对优势，经济活动无法达到其他文明那种自主高度和专业高度，宗教活动与战争活动也不能达到这一点。
27. 华夏世界存在独立的宗教生活形式，存在战争传统与战争环境，也有达摆脱国家控制的异常活跃的商业部门，但从来没有任何僧侣、军事集团、商业阶层能够在中国僭取政权。这大概便是华夏世界经久不变的重大特点之一。在这方面，华夏世界有别于其他国度。
28. 通常都将政权视为压制与指挥的权力，而中国却将其看作是推动与维护秩序的要素。但强制又总是与品行矫正的观念相配合。若将强调道德的调节作用仅仅视为借口，看作是专制制度的遁词，则是错误的，而其实它表达了一种极为卓越的政治行动方式，这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29. 中国推崇互补、关联、汇聚、远距作用、示范等概念，将秩序观念视为有机的总体而排斥对立物、绝对观念以及精神与物质的截然分开。运用变化能动的象征体系。中国逻辑不从言语的分析出发，而是基于运用具有相反、相承价值的符号。这种重要倾向终于导致书写符号凌驾于口语之上。
30. 中国文字起源之独特性在许多方面均产生重大后果，因为汉字几乎不随历代主意变化而变化，不随方言不同而变异，甚至不随语言结构变化而更动。中国文字成为政治统一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一种书面语言发展起来并在全华夏地区使用，这既出于语言原因（方言差异），也出于政治和行政原因。
31. 这种文字起源的独特性还有另一后果，关系到华夏世界所形成的知识与文化类型。由于文字传统不同寻常的连续性，致使阅读文献需要广博的文化知识，而文化知识的习得比学习文字本身还要费时久长。这种连续性也说明“士人”的崇高威望。士人为文化人，有鉴赏力，能履行政治职责。
32. 由于中国文字与华夏世界的政治、社会、审美、精神等诸方面密切相关，因此已成为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
33. 汉字形式远非只此一家，中文曾启示过东亚同类型文字的创制（10世纪的契丹文、11世纪的西夏唐古特文、12世纪的女真文、14世纪越南的喃字），而其草书形式已用来构成日文的假名、韩文的字母。
34. 中国青铜出现较中东为迟，但其工工艺却于公元前2000年之下半叶臻于完善，为其他地方所示见。
35. 在公元前4000年及前3000年时期，可看到某些重大进步，特色已预示青铜时代的到来。铜和含铜量极大的合金开始制成。虽然没有任何文物证据可以准确地认为那是夏朝之物，但是其全部特征均为青铜时代的特征，这表明夏朝的存在几乎是确凿无疑的。
36. 黄河下游各种文明成分--文字、战车、建筑技巧、卜筮仪式、青铜工艺、各式祭器、装饰图案等，均以极其精巧的形式出现。至今考古发现仍不足以说明商代后期每一领域何以达到如此精致复杂的发展程度。
37. 周朝分作两个时期：公元前9世纪至前771年的西周，和迁都成周后至前256年灭亡的东周。传统分期法还有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为前722-前481年；战国时期以晋分为韩赵魏为界限，以实际分割的前453年或周朝正式承认此划分的前403年为起始，至帝国统一的前221年。
38. 周在穆王时代（公元前10世纪中叶或末叶）曾致力向西北部扩展（至甘肃，可能到达新疆东部），亦攻打江苏北部。公元前1000年的初期为扩张时期。而前9世纪末至前8世纪大体是衰退时期，可能与外族入侵有关。中国史上第一个确切年代是公元前841年。
39. 周朝的封建制度基于属地与家族祭祀的品级，最高级是君主领地与周室祭祖，政治组织从属于家族祭祀，战争职能与宗教职能不分。每一城邦的政权均由强大的家族掌握，其势力在于战车数量、宗教特权，也在于其悠久传统及与王室之关系。
40. 诸侯国的组织仿效王室组织，国君之侧有大夫与卿。卿与大夫除了侍奉国公与主持自己家族的祭祀之外，亦有责任应上级要求参与战事并提供战车与兵员。军事组织是按政治与家族组织的模式而建立的。
41. 随着诸侯国发展与王室权力衰微，一个新社会与某些新风尚诞生了：出现珍惜自己特权与重视礼仪问题的贵族；产生贵族武士理想，注重荣誉与声望的道德规范。
42. 这种社会显然属于过渡性而且并不稳定；王室衰落、地域分散使地区之间差异加深，诸侯国致力扩张并力图组成庞大的政治统一体，从而逐渐改变各城邦之间的平衡，并使各贵族诸侯国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43. 春秋时代，中原旧城邦与周围城邦之间形成全面对抗。正在形成的大国有齐、晋、楚等。这些王国的强盛得力于外部环境：北部居民构成入侵威胁，导致齐晋君主担当中原各国盟主与保护者的角色。前651年齐桓公、前632年晋文公主持会盟，成为霸主。
44. 原先社会本以宗室祭礼为其基础，此时军事因素居于绝对优势，社会性质便有所改变。公元前6世纪时，事实上出现了新政制，其目标是加强君主权力与独立地位。农业税出现；为君主提供兵员的赋役趋向于以供应兵器和粮食代替；出现第一批刻于青铜器上的法律条文。
45. 战国时代，政权逐渐摆脱公元前9一前7世纪所隶属的家族与祭礼背景，愈来愈明显地作为专门实体而设计。
46. ＂士＂来自次子或庶子，属于小贵族阶层，其出身家庭的祭礼地位与经济地位均大大低于大夫公卿。小贵族中有武士、传说记事之执掌者、各种学识的专门家，君主于其中起用第一批执行人，他们不久就起决定性作用。
47. 旧习俗的国君赏赐曾是地方权力的唯一来源，而在秦、晋、楚等国开始出现＂县＂。征服得来的乡镇，以县名之，直接隶属于国君。县成为地方政权的新形式—由中央政权代表管理的行政区域。君主强大到足以打垮旧大夫公卿家族时，这种模式就扩展到全国。
48. 公元前4—前3世纪华夏地区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与技术革新突飞猛进的时期。农艺发展，灌溉工程，铸铁，交通工具进步。人口开始第一次飞跃发展。战国时代之所以成为技术革新最丰富的时期之一，大体是因为愈来愈激烈的战争需要所致。
49. 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与此同时旧社会消亡，用＂革命＂形容最合适不过。帝国政权由此奠定基础，而且一直影响华夏世界的基本政治观念。故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在东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足以与古希腊罗马及西方世界的城邦出现相比。
50. 变革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将从前隶属于贵族家庭的农民变成新国家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基础。生产职能与作战职能紧密结合，任何其他文明都未出现过这样的系统。这种结合至9世纪为止一直是华夏世界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根基。
51. 墨子作为一个士人社团首领出现。与孔子的小学派相反，墨子在前4-前3世纪便取得重大成功。《墨子》大部分为道德训谕，其主题可能是宣道的主题，如节用、非攻、明鬼、非儒等。
52. 墨子推崇依靠小贵族的权威政权，希望此政权能使各人遵从伦常规矩。这一独特学派在秦统一之前的两百年间似乎有不少信徒，但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的痕迹却不大。
53. 公元前4-前3世纪所有思潮中，最重要的是法家。此思潮切合当时国家与社会的变化，有效地推进变革。汉朝的目录学家将管仲奉为第一位法家；申不害和慎到在汉朝也归入法家，但对二人所知不多，其观点也不大为人了解；只有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的著作《韩非子》似乎大部分是真实的。
54. 法家的功绩在于，他们了解国家实力之本寓于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其独创之处在于要国家与臣民均服从于最高法律。
55. 纵然华夏世界后来发生变化，法家在法律、政治、社会、行政组织等方面的贡献是根本性的。法家思想至今仍然不断影响中国的政治思想。
56. 道家提倡自主、自然、自由、快乐的生活理想，以此对抗道德、礼仪、政治组织等的约束。道家对中国思想、对华夏世界宗教运动的发展曾产生重要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影响。道家为科学观的形成以及对某些发明作过重大贡献。其影响还见于政权观念、管理理论方面。
57. 孟子作为思想家并无重大独创性。他从9-11世纪起方始获得巨大成功，可能由于其性善说与某些佛家理论有相似之处，也由于其政治观念与宋代发展起来的哲学倾向与道德倾向十分相符。
58. 荀子是公元前3世纪最有权威的思想家之一。他受法家影响并借鉴了道家。在世界史上荀子可能是认识道德的社会本源的第一人。体制塑造人。
59. 在一定程度上看来，下述观念是西方思想的构成部分，即秩序之本来自强制权力与个人指挥权力。这点在中国思想家的著述中不大见到，秩序只能由自发的机制调整而产生。因此，当华夏文明与欧洲文明在17世纪开始接触时，二者对话之艰难便不难理解。
60. 战国时代的政治条件助长富有特色的诡辩术发展，注重实效，有别于古希腊的诡辩术，后者与法庭辩护、议会辩论有关。他们没有作深入的语言分析，亦未确立逻辑学。惠施和公孙龙是唯一留下名字与几段文字的辩家。
61. 从公元前4世纪中叶起，在秦国建立，其原则又由秦始皇推进到华夏诸国的法治政权以非个人之治的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为基础，对农民实行控制与使用。基本特点在于国家与农民保持直接关系。
62. 整个公元前2世纪时期的总趋势是强化中央集权。
63. 汉初虽然保留法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在儒家影响下，要求有贵贱尊卑之分、亲疏之别的趋同已显。不过，按亲疏关系以及按受害人与罪犯的身份而定的等级刑罚制度只是经过长期演变之后才得以发展起来。
64. 唐律是第一部完整的刑法。汉隋两个朝代之间的法律家是这套出色的系统法律的创制者。
65. “匈奴”与西文的HUN是否同出一源，众人争议很多。名称上的相似很可能靠不住。这个问题对于历史来说并无多大意义，因为两个时代相隔太远。
66. 匈奴帝国，亦如草原地区其他国家，由本籍不同的诸部族组成。其语言属阿尔泰语族，有蒙古语、突厥语、通古斯语。最强的部族居于联盟之首，其称谓便用以指全体居民。
67. 武帝时期汉朝对外扩张的诸因素中，不仅是由于中央政权巩固与强大军队的建成，而且由于财富充足、经济增长，后者令中国在其邻国中保持威望。在中国挺进满洲、蒙古、中亚与热带地区的过程中，外交行动所起作用与军事扩张同等重要。
68. 游牧民定居化自西汉末年开始，直至五胡十六国以及隋唐帝国依然如此。西晋的灭亡并非异族入侵之故，而首先是动乱与穷困。胡人无非是利用当时的无政府状态。
69. 胡人夺取政权是早已在中国定居。他们远不是粗鲁的山民，也不是好斗的游牧民族，相反早已深受汉人的习俗、政制以至生活方式的影响。
70. 五胡（匈奴、羯、鲜卑、羌、氐）分属两类不同的居民：一类(羌、氐）属藏人与后期唐古特人，原籍西北边界地区，操汉藏语；另一类为草原游牧民族的后裔，其语言属突厥、蒙古及通古斯语族。
71. 吴国于3世纪时已拥有海军并进击台湾（或是琉球群岛——夷洲岛）、海南、朝鲜南部的济州岛。吴国对南部海域抱有政治野心与商业野心，对东北海域怀有战略兴趣。
72. 约288年，吴国从海上遣使至湄公河三角洲的扶南国。朱应与康泰曾是出使古柬埔寨的使团首领，在该处遇上库善印度皇朝的使者并留下了游记。朱氏著《扶南异物志》，康氏著《吴时外国传》，此外，另有一部关于柬埔寨风俗的著作《扶南土俗》。
73. 汉朝时许多"倭人＂区域已习惯向汉朝进贡。这些地区很可能位于九州北部，当地挖掘出许多汉代遗物。汉朝一皇帝赐给＂倭奴王＂的授印于1784年在此地区发现。
74. 自汉亡至隋唐贵族皇朝建立，历时四个世纪，这段时期为华夏世界思想史上最丰富、最复杂的时期之一，异常多产，充满新颖事物。玄学体系发展起来，吸收佛教四大皆空的教义而愈加丰富。文学、艺术大加发扬，追求为美而美的纯粹趣味。出现第一批卓越的文艺批评。绘画诗歌。
75. 汉代衰亡时期，在学派传统方面出现了中断，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自2世纪下半叶起，便见到战国时代的各种思潮的复兴：法家、名家、带玄学倾向的老子道家。但观察问题的角度与公元前4-前3世纪已迥然不同，主要研究社会功能组织、等级关系、个人在群体中的作用等。
76. 自2世纪末以来，兴起对《道德经》以及《庄子》的新兴趣。结果到3世纪形成哲学的新潮流，将上述两种著作与《周易》结合起来。此即世称的＂玄学＂。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向秀等。研究有无之关系、思想与语言的 关系、音乐的本质等玄奥的问题。
77. 佛教于1、2世纪开始传进华夏世界。由于佛教在若干方面能符合汉末及后来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传统及其关心的问题，因此能进入华夏世界。佛教自4世纪左右至11世纪初真正控制了大众的思想，对思想史的影响一直延至当代。佛教是构成华夏世界的基本成分之一。
78. 道教是保持一定程度秘密的流派，其核心是些小团体，掌握通灵神示法以及降神传统，其宗派的最高秘密以师徒相传为基础。道教团体的主要目标是追求长生术、养生术以及肉体升华的方法。
79. 葛洪是道教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著有《抱朴子》。葛洪似乎已掌握药典、炼丹术、医学、天堂文学。葛洪在南朝的主要继承人陶弘景也具备百科全书式的头脑。葛洪在北朝的影响反映在寇谦之身上，他与崔浩合作，一道反对佛教。
80. 崔浩创立了首批吸收佛教戒规的道家寺院。从这时起便出现道教教会，而且迅速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这是佛家教会的翻版，有经文、寺院、祭礼仪式。
81. 5世纪末后，华夏世界表现出广泛的宗教热情，何以如此则未得到充分解释。知之较多的是凭借若干相似之处而从佛教有所借鉴：因果报应与个人"分＂、＂命＂的中国观念；四大皆空与玄学派关于＂有＂、＂无＂的本体论思辩；
82. 接上推，利他主义、纯洁、道德与中国的传统道德；寺院生活与哲人远离尘世的中国理想；瑜珈修炼（禅定）法与道家的通灵出神入定法；佛家法术与中国法术（占卜、医药、巫术）。
83. 印、伊接壤地区以及印度的建筑技术，与佛雕像同时传进华北，如岩洞的建筑术。洞壁与寺院为宗教画提供着墨之处，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借此传统大放光彩，如吴道子。佛塔的建筑艺术。宗教节庆表演对艺术活动的发展产生广泛影响。
84. 佛家诗体节律更自由，也影响中国诗歌的发展。佛教不仅提供丰富的文学题材，还导致新体裁的诞生，有助于通俗语言文学的发展，推动后来故事、小说、戏剧的大繁荣。
85. 一般认为581年隋的立国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其实隋唐开始时，其政治、社会、种族、文化的基础承袭自西魏、北周等汉化皇朝。发生巨大变化是在唐代中叶，自8世纪末开始；11世纪，变化带来与六、七世纪迥然不同的天地，即如欧洲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的差别。
86. 传说中将隋炀帝描绘得漆黑一团，这是官方史学偏好的主题之一：皇朝最后一任君主只能成为受谴责的对象。事实上隋朝两个皇帝的政策明显地一脉相承，所从事的活动一直延续至唐朝初期。
87. 6世纪末至625年间，完成了打下经济与政制基础的伟大工作，舍此则7、8世纪的扩张不可能实现。587—608年间建起了航运水路网，大运河在8—9世纪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中国的行政机构于7世纪达到成熟阶段。
88. 7世纪隋唐军队的核心是贵族。与传统见解相反，6世纪的执政阶层以及出身于此的隋唐统治阶层都是具有武士传统的贵族阶层。如果没有这个贵族阶层特有的作战勇气、荣誉意识、活动兴趣，隋唐在军事上的辉煌胜利是不可能的。
89. 自武则天能对政府施加影响以来，她便竭力将西北贵族的代表人物从政权中驱逐出去。她杀掉好几百西北贵族以及众多李姓皇族。科举制度在武则天手里首先是一种政治武器，她促成新官吏阶层的形成。科举在华夏世界中产生重大影响。
90. 安禄山之父为粟特人，母为突厥人，其姓取粟特人之姓，名字则是伊朗名字Roxane，这是大夏公主的名字，亚历山大大帝曾娶她为妻。
91. 安史之乱可视为中国历史一大转折点，随之而来的是各个领域的明显方向转变，对外关系、政治、经济、社会、精神生活各方面无不迅速变化。
92. 黄巢起义后皇朝政权削弱，军队以某种民主方式推举节度使。这种选择仅凭名声、武功以及威望，于是出身下层的人物也被推举出来执掌州郡。
93. 先是节度使本人指定继任者，不久变成世袭。900年前后，独立的藩镇均取国名。再过几年则径直僭取帝号建立皇朝。依次建都开封的五代与瓜分旧唐帝国其余领土的十国，区别仅在于：开封政权领土较广，且被认为是唐朝的承继者。
94. 宋代中国与7世纪迥然不同，主要变化有：西北旧贵族衰落以至消失；雇佣兵组成的职业军队；税制改变，强化财产概念；政治与经济重心向东及东南方向转移；长江下游农业、商业、城市大发展；木版印刷导致知识的广泛传播，扩大执政阶层的社会基础。
95. 710年刘知畿的《史通》问世,这是世界史学上第一部评史著作,标志着对史学与编史问题进行探讨的开端。刘氏拒绝一切非理性解释(如将朝代更迭与五行联系),坚持在史著中只记述人文因素,认为必须要有关于城市、氏族、地区动植物等的专述。关注客观性并寻求历史真理的标准。
96. 玄奘领导着中国佛教史上最富于成果的翻译班子,在历时18年的工作中,他完成的翻译约占译成中文的印度经文译本的1/4(600年中由185个翻译班子共译出5084篇,他占其中的1338篇)
97. 唐代引进的怛多罗密教,以咒语与巫术团体为基础,尤以象征思辩结合的净化形式闻名。密教似乎7世纪中叶已在印度发展起来,迅速传至锡兰与东南亚,不久传至唐朝中原地区,其后传入西藏地区。密教成为大变动前夕印度佛教对中国的最后贡献。
98. 粟特语为东伊朗方言,从阿姆河流域至渭水流域的各条路上都可以听到,成为中亚最大的交流语言。唐皇朝推进至帕米尔高原之外,势必插手伊朗政治。
99. 唐朝上层社会流行的娱乐马球,可能就来自伊朗。艺术与手工艺品也受到伊朗的影响,如金银品的锻打雕镂工艺。更大的影响在宗教方面,景教即由伊朗萨珊皇朝传入。源于伊朗的摩尼教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深刻。拜火教自6世纪下半叶起即深入到中国北部,10-13世纪中国称之为祆教。
100. 唐帝国在整个亚洲的巨大威望,部分归因于它是佛教的伟大策源地之一,有其大雄宝殿、著名的朝圣活动以及杰出的法师。唐皇朝对这一大教以及其他异邦宗教的宽待想必并非毫无政治考虑。
101. 800年左右,中国精神生活出现大转折。主要是某些人极想回溯中国古老传统之源，同时对汉代以来广泛深入中国的外国影响采取敌视态度。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反应与民族主义类似,坚持真正传统(认为已被外来成分所败坏),渴望追溯想象中的纯粹正统思想与道德之源。
102. 复古意愿首先表现在对文学风格的关心上,韩愈柳宗元领导了古文运动。运动的"民族主义"与仇外性质十分明显。导致845年对异国宗教的大清洗,佛教首当其冲。
103. 大禁给佛教会以沉重打击,但最后摧毁其根基的却是社会变迁。佛教所适应的3-8世纪的社会形式(内婚制贵族,庄园及其附属设施的制度)因8-9世纪出现的城市经济与货币经济普遍发展而受到破坏,佛教因此失去影响力。没有任何宗教不扎根于它所成长的社会机体。
104. 以别的汉字的首尾音记录语音(反切系统)为吴国孙炎(大约卒于260年)所创。印度人被视为是语法、语音大师,受其影响,424-453年进行了音韵系统研究,终于由沈约第一次定出古汉语四声:平上去入。
105. 火药的发明源于唐代道家炼金术的探索。904-906年间很快用于军事上。13世纪传入欧洲。14-15世纪欧洲火器的发展促进了中世纪武士贵族阶层的衰亡。反之,新武器的发明对华夏世界的社会、政治组织却不产生任何影响。
106. 8世纪由于采用插秧方法并出现耕作与灌溉的新工具,长江流域和华南水稻区开始发展起来。随后的几个世纪,水稻田继续发展,无疑是当时东亚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之一。水稻种植可使大批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还促进人口高度集中。
107. 水稻种植提供了多余的储备粮,对于文明发展,亦即对于社会政治组织、工艺、技术、思想等的发展,显然是必不可少的。10-13世纪,中国人口经历历史上第二次大增长,从8世纪中叶的5300万左右,增至近1亿。
108. 11-13世纪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基本原因应从两方面寻找：一是由地主与富商构成的城市资产阶级发展起来,二是国内需求增长。
109. 普遍认为中国基本属于农业经济的国家。与这种观念正相反,宋代的主要财源却来自商业与手工业，超乎汉代、明末及18世纪。11世纪与12世纪初年,商业税与国家专营所得的财政收入已与农业税相等;南宋时代,12-13世纪,更大大超过农业收入。
110. 11-13世纪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支付手段大发展以及货币经济普及。1024年,国家在四川第一次印刷钞票,这种币制大大推动宋代私人经济与国家经济的发展。
111. 自11世纪起的中国航海业发展无疑是亚洲史上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宋元两代河运、海运发达。中国曾是历史上最大的航海国家,历时四个半世纪,自宋朝确立至明朝大扩张时期。
112. 航海事业进展的深刻原因还在于政治状况与商业经济发展。华夏世界当时已被截断与中亚的关系,向北及西北的扩张受到位于边境的大帝国遏止,因而转向海洋。中国的重心已向东南沿海商业地区转移。
113. 11世纪中国精英有别于唐代,其间的差别程度犹如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时期的人。
114. 11世纪,基于实验的实践唯理主义兴起,发明、观念、理论均须经过检验。对一切知识领域都好奇探索,如工艺、技术、博物学、数学、社会、政制。
115. 蒙古武士与唐代以前的游牧民族相比,武装得更好并有更多的重型装备。每个人都配备头盔、锁子甲、弓箭、斧、狼牙棒、帐篷、 干酪，而马匹则用皮褂或金属褂加以保护。
116. 每个蒙古骑士拥有四至八匹坐骑，同一匹马不连续骑行两天。骑兵在交锋时才跨上坐骑，发起一次比一次猛的波浪式攻击，而攻击时间与次序均经精密计算。
117. 11世纪初,契丹辽国达到全盛时期,其幅员包括满洲与蒙古东部大部分、山西北部大同地区以及北京地区。但其实际统治延伸至整个草原地带,从满洲、朝鲜直至天山。北满的女真部族、朝鲜、鄂尔多斯的唐古特族以及宋皇朝本身都向它称臣。
118. 1038年,唐古特人建立"大夏"国,其统治阶层由混有鲜卑血统的唐古特人构成,他们是拓跋氏与吐谷浑的后人。西夏民众有唐古特人、回鹘突厥人、西藏人;生活方式也有农耕、商旅队员、游牧民、半定居牧民等。西夏版图包括鄂尔多斯至甘肃、陕西北部以及蒙古西部边境地区。
119. 女真是源于黑龙江的通古斯族,1115年建立金国。只用10年就灭亡了辽国。1126年陷开封，掳二帝及3000皇族。1142年与南宋签订和约,两国边界定于淮河流域。女真深受华夏影响,其政治组织、行政组织、经济、文化都是中国式的。
120. 蒙古在窝阔台年代开始系统开发华北财富。一方面仿效中国制度,另一方面喜欢任用金国、契丹与女真旧臣以及来自中亚、中东、欧洲的异邦人。耶律楚材是说服蒙古人采用汉族行政手段的主要人士。
121. 蒙古人在东亚对被征服者分而治之。这种区分并非纯然的种族标准,而是以归顺帝国的先后顺序。居民分为三大类: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汉人"一词包括汉人以及定居在华北、东北的契丹人、女真人、朝鲜人。1273年起,还有南方汉人,称为"新附人",地位最低。
122. 元代大量外邦人至中国,亦出现相反的流向。全真教派教主丘处机曾奉成吉思汗召至喀布尔,留下一部游记《长春真人西游记》。蒙哥汗派常德出使伊朗,常氏自和林取道天山之北、撒马尔罕、大不里士，访问过旭烈兀营地,他的游记取名《西游记》。
123. 1258年围攻巴格达之时,指挥旭烈兀军队的是一名汉族将领。中国水文地理工程人员受雇从事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灌溉工程。中国影响不仅见于波斯细密画,而且表现在蒙古时代伊朗陶器、音乐以及建筑方面。
124. 蒙古人对汉人的文化没什么兴趣，科学技术受异族统治之害则较少。蒙古人基于游牧人的心态,对工匠、技师,也和对教士一样,保持敬佩态度。
125. 蒙古人统治时期促进了伊斯兰教进入中国。伊斯兰教影响,尤其是伊斯兰化伊朗的影响,在元代华夏世界产生了反响。伊斯兰化伊朗的贡献极可能曾促进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并推动中国数学走上代数方向，而郭守敬与朱世杰则是元代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126. 明皇朝一开始即孕育专制主义倾向,至15-16世纪明显表露出来。自14世纪末起，明朝政权的特点倾向于将所有权力完全集中于君主手中:举行有限的秘密会议,皇权独立，发展负责监督各级行政机构的秘密警察。1382年成立政治警察锦衣卫,开了恶劣的先例。
127. 永乐时代因航海大考察而驰名，远航活动显示15世纪中国航海技术优于葡萄牙与西班牙。中国之所以领先是由于上溯至11世纪的航海传统从未中断。因此上述远航并非一时的特殊现象，而应置于更广阔的背景即华夏世界航海活动总状况下来考察。
128. 皇朝历史大提永乐年间的远航，都因为那是官方活动之故。须知中国既是大草原与中亚高原的国家之一，同时又是航海家与探险家的国度，否则上述远航便难以理解。
129. 郑和是云南的MSL，其父曾赴麦加朝圣。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远航归来即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四百年间曾是亚洲海洋大国,这个时期自此宣告结束。15世纪上半叶日本海盗几乎绝迹,而至16世纪海盗最为猖獗。
130. 明帝国的特点之一是宦官影响巨大，有时甚至拥有无限权力。这种状况是专制、过度集中与不公开政制的自然产物。开国君主曾禁止宦官参政，半个世纪后宦官却实际控制了整个官府机构。宦官的极端权力来自于他们控制了秘密警察，这是明代专制政体最可怕的武器之一。
131. 中国在出现现代钞票之前印发的最后一批纸币发行于1643年与次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期间。由此中国在世界上最早采用的纸币体制便告结束。中国纸币史显示出一个基本矛盾,即国家经济与商业活动之间所在的矛盾。前者无法控制后者,商业活动处处超越国家经济范围。
132. 明末的社会、政治、思想史，给人这样的印象：这段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因异族入侵而中断，其后便转向新方向。
133. 1759年清帝国达到最大的扩张程度，控制着幅员13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华帝国从未达到，后来也再达不到如此广阔的幅员。大部分亚洲国家均承认其宗主国地位，而且一定程度上是其附庸国。
134. 自1751年开始，中原政权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已成定局，自此，控制就大体而言未曾中断过，虽然20世纪初英国人曾致力于占领这片中国的保护领地。
135. 18世纪下半叶，考据学派达到其顶峰，在语文学与考古学方面作出了重大成就。当时最杰出的代表是戴震。他认为，客观证据是真理之唯一标准。他明确区分何者为汇集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可以证明是确实的事物，何者为有待证实的观念（即假设）。
136. 从戴震身上可见到方法可靠的真正科学精神之君临，其原则与推动自然科学发展的原则并无大异。不过这种科学精神几乎只运用于考察过去。
137. 有赖于耶稣会士，欧洲学术界才得以大量拥有中国科学资料以及关于中国及清帝国鼎盛时期的材料，而中国亦同时接受欧洲若干新成果。虽然研究这种交流的著作不少，但其重大结果并未得到充分的正确评价。
138. 杨光先是皈依伊斯兰教的汉人。(朱维铮先生痛斥杨光先为无耻小人，倒不曾提及他皈依伊斯兰教，只说过他采用的是回回历。)
139. 利玛窦对中国风俗习惯采取妥协态度，在他死后便引起自己人反对。教廷发生了"中国礼仪之争"，这次争论大大毒化了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
140. 耶稣会士以其学识与科学工作，有时也以其绘画与音乐才能，赢得中国皇帝的信任。他们几乎全是杰出人物。
141. 16世纪以来欧洲发现中国的全部效应还未充分了解以及正确评价。自华夏世界经历衰落与屈辱时代以来，18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技术及工艺曾引起的热烈兴趣已被遗忘。西方为自己的迅速进步而自豪，竟想将一切功绩全归自己。
142. 自16世纪发展起来的实验科学，就其现代面貌方面，与中国观念相符（磁学、力场概念、微粒旋风思想(?)、波传播观念、组合逻辑、有机整体与机体自我调节观念等），这些皆为西方传统所无。倘说二者联系仅因偶然所致，那就太奇怪了。
143. 19世纪期间，世界市场上银币日益贬值，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采用金本位更加速其下跌。但在中国，相对于铜币而言，银价却上升，严重损害穷人，他们持有铜币最多而捐税却以银两计算。
144. 银铜复本位制在中国使穷苦阶层的境遇恶化，而19世纪期间世界金银复本位制则进一步摧毁中国经济。19世纪的经济衰退是其特征，而这种货币机制更使衰退愈发严重，由此酿成1850年左右开始的可怕暴乱。
145. 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英国帆舰在珠江的首次炮击标志着中国历史全新时期的开端。这一新时期似乎便与世界历史相接，因为它已成为西方历史的组成部分，而西方自古至今的演变则被视作是任何世界通史的主干。华夏世界历史所有先前与之无关的时期便失却其本身意义与重要性。
146. 上述看法无视各种文明的紧密联系，还忽视华夏世界的结构与独特传统。无论19世纪外来危险如何紧迫，也无论中国变化如何深刻，国内问题一直占重要位置。华夏世界的变化是按其结构与传统进行的。这就足以说明，将当代中国与往昔中国联系起来的若干表现与特征为何恒久不变。
147.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对中国的实在威胁，经济方面要大于军事方面。1800年间以后，清帝国的财政、政治、行政制度已开始衰败，而鸦片进口更促成其经济崩溃，造成社会激烈变动。
148. 1850-1870年间，中国政治条件、执政人员、经济、税收、精神生活之所以明显改变，并非由于西方列强的活动，而是太平天国战争所引起的可怕的社会、政治危机。西方历史学家几乎只专注于欧美诸国经济上、军事上深入中国的历史，使真实面貌受到歪曲。
149. 18世纪以至19世纪上半叶中国原是制成品的生产大国，后来才沦为几乎是纯农业的国度；现代地理学家与历史学家视其为工业革命前的典型国家，而其实是后来演变的结果。
150. 太平天国暴动严重削弱了中国的抵抗能力，并导致全面改变政治力量分配的结果。战争使有才之士脱颖而出，新力量与新政治人物出现，一定程度上不受中央政府节制。同时引起回归正统的反应，领导阶层更为注重传统的道德与价值观念。
151. 不要以为中国在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1865-1870年以后便出现第一批现代化军工厂与蒸汽造船新厂。也不要认为中国不能实行工业化，19世纪末中国这类企业装备据说比得上英国同类企业。中国也不缺乏科学传统，足以吸收西方科学的新进展。
152. 华夏世界之所以适逢其时却未能成功进入工业时代，原因主可是极其不利的历史际遇，而并非根本无能。1850-1875年间的国内大危机以及外国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压力令华夏世界社会政治传统所构成的障碍愈加强化，使中国既无余暇亦无办法去适应当时的变革。
153. 明治时期，日本工业、军事得以蓬勃发展的两两个条件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既无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亦无稳定财源。
154. 19世纪末，中国仍然来得及纠正自己的初期错误，弥补积累下来的延误：要达到的目标已经了解，必须的改革已经明确，有能之士亦不缺乏。但为此中国应当免受外国巨大的经济压力并得到国际援助，而实际发生的情形正好相反。
155. 第一次鸦片战争仍属帆船与贸易冒险时代，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发达的欧洲国家大工业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签署的条约涉及范围也更加广泛。外国人在中国所取得的特权，不久中国经济便感受到其后果。
156. 外国人在中国取得的特权导致两方面后果。经济方面，大大削弱已受太平天国严重损害的中国经济，久而引起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明显失衡，传统部门趋于没落而现代部门受外国人支配。政治方面，对西方人的敌对情绪增长起来，形成倒退与敌视新事物的广泛舆论趋势。
157. 历史形成的状况足以说明中国失败的原因，没有必要非难其政治、社会及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会适应工业时代的大变迁；中国并不缺乏具有组织意识的人士，也不缺乏科学、技术传统。
158. 1894年中日战争使华夏世界政治、社会、经济进入新的崩溃阶段：战败的后果在各方面都很严重，可以说从这时起中国再也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
159. 马关条约的赔款使日本可能于1897年实行金本位，这以其1900年前后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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