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丁耘博士辩护在天安门广场立孔子像的说辞
奚兆永
前不久，有人谈起天安门广场树孔子像的事，说赞成者中有以毛泽东曾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遗产”作为理由的。最近，在网上读到丁耘博士写的一篇题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天安门广场的政治地理学》的文章，对此又有发挥，说什么“建国以来，孙中山的肖像在某些重大节日庆典总是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作为这句名言的全面落实，增加孔夫子的雕像，又有什么可惊异的呢？有的左翼坚执毛在非正式场合“孔学名高实秕糠”的评论，试图彻底否定儒家，完全推到对立面去。这种打倒一切、自我孤立的做法在政治上是否聪明暂且不论，只需再次提醒激进左翼：在中共历史上对儒家的态度有过起伏，延安时期就比文革温和睿智得多。”对于丁博士这些辩护在天安门广场立孔子像的说辞，实有加以批驳的必要。
一、 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就是肯定孔子吗？
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报告的最后讲学习问题时讲到这番话的。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接着，他分别就学习革命理论、历史知识和对当前运动的了解作了论述。当说到“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时，他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个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恩啊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是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由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在这里，毛泽东是要人们——首先是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批判地总结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所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并不是对他们两个人的肯定，而是用一种形象的说法来表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他说的“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显然不是孔夫子和孙中山两个人对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有重要的帮助，而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总结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这件事。丁博士竟然把在天安门广场“增加孔夫子的雕像”说成是对毛泽东“这句名言的全面落实”，对于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高论，除了让人感到惊愕以外还能说什么呢？顺便要说的是，毛泽东不仅曾经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种形象的语言来指称从古到今的中国历史，还曾用“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这样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语言来指称历史，按照丁博士的解读，这是毛泽东对盘古和三皇五帝的肯定，而为了“全面落实”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是不是在天安门广场上也要雕塑盘古和三皇五帝的像呢？丁博士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是教“西方经典名著导读”课的，如果他在课上像这样进行“导读”，那他究竟要把听他课的莘莘学子 “导”到哪里去呢？
二、丁博士的矛头究竟是指向左派，还是直指毛泽东？
丁文说，“有的左翼坚执毛在非正式场合‘孔学名高实秕糠’的评论，试图彻底否定儒家，完全推到对立面去。这种打倒一切、自我孤立的做法在政治上是否聪明暂且不论，只需再次提醒激进左翼：在中共历史上对儒家的态度有过起伏，延安时期就比文革温和睿智得多。”
表面上看，丁博士是在批评左派，实际上，其真正的矛头是直指毛泽东的。说什么“孔学名高实秕糠”是毛泽东“在非正式场合”的评论，想用这么一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孔子的基本评价给否定了，丁博士未免也太聪明过人了。什么叫“正式场合”？1973年，毛泽东正在领导批林批孔运动，在党的十大前夕，他多次讲到历史上的儒法斗争。7月17日，他会见杨振宁时说，“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8月5日，他在与江青谈话时再次讲到，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还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孔学名高实秕糠”就是其中的一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9-1650页）当时，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是不是“正式场合”？而作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通过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江青把他的思想观点传达到到政治局，是不是“正式场合”？“诗言志”，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理论家和诗人，完全可以用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志，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无疑是正式的公开的权威的出版物，何言“非正式”？丁文想用一个所谓“非正式”的说法来否定毛泽东对于孔子的评价，这能成立吗？。
当然，丁博士对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可以不赞成，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这些观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说的，就认为是“打倒一切、自我孤立的做法”，就认为“在政治上是不聪明的”，这样的判断是经不起推敲的。不要忘记，文化大革命是党史的一部分，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不能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除去的。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即主张对于文化大革命“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他在1978年12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分析，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段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可是，有一些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人，他们对文革耿耿于怀，急于要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了对付这一部分人，邓小平后来又改变了看法，他在1981年5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同上，第306页）他还说，“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指1949-1981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同上，第306页）对于建国后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工农业生产的成就，他肯定地说：“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指到1978年——引者）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同上，第163页）他特别提到“‘文化的革命’期间”外交工作的巨大成就。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国际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同上，第305页）后来他在1992年深圳等地视察时还说过这样的话：“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 ，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他说的“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显然是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因为“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的成果正是在文化的革命期间搞出来的。前不久播放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颂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如果因为其中许多重大成就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取得的而采取回避态度的话，那还能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吗？
至于丁博士说什么“在中共历史上对儒家的态度有过起伏，延安时期对孔子的态度“就比文革温和睿智得多”，也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知道，毛泽东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在延安写的，其中在讲到新民主主义文化部分时，对尊孔读经之类的反动文化有一段非常决绝的话：“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和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护花思想的文化 ，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东西，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建立不起来。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695页）毛泽东对于包括尊孔读经、宣扬旧礼教、旧思想在内的旧文化的反对态度是何等的坚决，何等的鲜明，称他们是“反动文化”，认为他们“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说这个斗争“是生死斗争”。这当中难道有一丝一毫的“温和”吗？至于“睿智”与否，丁博士自视甚高，以为自己很“睿智”。他尽可以批评别人不“睿智”，但是，无情的事实是：自五四以来，那些对中国走向产生过极大影响思想家，像陈独秀、吴虞、李大钊、毛泽东、鲁迅、钱玄同、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又有哪个不是主张“打倒孔家店”的？胡适晚年思想有变化，他也没有否定“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难道他们都不如你丁博士“睿智”吗？
当然，毛泽东在幼年也读过四书五经，但那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读的。他曾对斯诺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但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8页）后来，他读的就不是这一套“旧学”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了。再后来，他又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旧学”和“新学”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实际上，在整个延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孔子的态度是一贯的。这一点，我们从他在1942年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洒，“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学的不是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页）这里说的很清楚：孔子那“一套”“内容”已经“陈旧了”，对于毛泽东来说，只是起到了帮他“识字”的作用而已。当然，毛泽东在一些讲话里也引用过孔子的一些话，就内容而言，涉及的只是关于学习与教育，至于他的政治观点和伦理思想，毛泽东从不引用，相反，还提出要“加以更多的批判”。1939年2月20日在写给张闻天的一封信里就说道，“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考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后来，他还称孔子的这些东西是“半封建文化”，是“反动文化”。这里哪有一点什么“温和”的态度？！
三 、利用紫禁城的建筑和在天安门广场树孔子像根本就是两回事
丁文说，“包括天安门在内的整个紫禁城建筑群，都是按照儒家的庙堂礼制传统构筑的。“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周礼.春官.小宗伯》）。刘敞云：“天子诸侯左宗庙、右社稷，皆夹治朝”（《周礼正义》引）天安门左右两侧的太庙和社稷坛虽已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及中山公园，但在天安门左前方兴建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与右前方兴建的人民大会堂，难道就没有共和国自己的宗庙与社稷的涵义？在这个基本按照儒家经义建造的地理环境里，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已然扩建为国家博物馆之后，于广场边缘摆上一个孔夫子，作为整个中国历史的象征，难道有什么不妥吗？如果要说不妥，那是新中国以紫禁城一带为政治中心不妥在先。好在建国者们没有这种鲁莽灭裂的历史观，他们通过对天安门一带别具匠心的改造，明智地展示了何为“旧邦新命”。
在这里，丁博士显然把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混为一谈了：一个是封建统治者当初建设都城的指导思想；一个是新中国领导人规划改造建设北京和天安门广场地区的指导思想。如果说明代封建统治者在建设都城时有“左祖右社”的指导思想，那么新中国领导人改造和建设首都的指导思想与他们是根本不同的。首先，把太庙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把社稷坛改为中山公园，把过去的宫廷广场改为阅兵和人民群众举行盛大集会的场所，乃至后来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和两个博物馆及修毛主席纪念堂，这一切都体现了人民至上、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精神，与当初封建帝王的王权思想及所谓“左祖右社”的观念根本就是两回事，或者不如说，正好是与其对立的。在1958年进行天安门广场改造时，所遵循的指导思想也决不是什么“左祖右社”。我们知道，当时在考虑人民大会堂建筑的朝向时，多数建筑师都主张将其建在天安门城楼的对面，后来是周总理考虑到毛主席百年之后要建纪念性建筑需保留南面的地面才改为建在西面。这和所谓的“左祖右社”的皇家传统显然也没有关系。进而言之，过去说什么“左祖右社”是以皇宫为中心来说的，明成祖在建都时是在中心御道的两侧布置了庙、社两组建筑，而不是以天安门为中心来布置“左祖右社”的，更不是在宫廷广场的两侧布置“左祖右社”的。我们知道，旧时在天安门前有一个T形的宫廷广场，广场两侧的宫墙之外布置了中央衙署，这些衙署的布置和“左祖右社”的“原则”显然也是毫不相干的。总之，丁博士关于“左祖右社”的说法与历史事实是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建立后，把故宫作为博物馆，国家领导人进驻中南海，这样利用旧时的建筑也是很自然的。难道我们可以将这些过去帝王将相和王公贵族的建筑统统弃之不用吗？应该说，这些建筑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它理应归还给劳动人民包括他们的领导人使用。实际上，当时的领导人并不热衷于住进这些建筑。毛泽东最初住在双清别墅，还不愿意搬进中南海呢。丁博士硬说什么共和国的领导人有按照“左祖右社”的“原则”搞自己的“宗庙与社稷的涵义，”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至于现在在天安门广场立孔子像，这和当年新中国领导人合理地改造利用旧建筑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现在有些人别有用心地想透过树孔子像以实现其否定革命历史，复辟旧思想、旧制度的阴谋，是全国人民所断然不能接受的。丁博士硬把这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拉扯在一块，除了说他已经心劳日拙之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四、驳丁博士的“多批评些文化，多肯定些政治”论
丁博士在前年发表过一篇题为《多批评些文化，多肯定些渣滓》的短文，与这里讨论的问题关系极为密切，不能不加以讨论。
丁文说，“反省五四有个两难：首先，五四运动与中国革命的正当性论证紧密结合在一起。归根结底，反省五四的危险在于动摇现代中国的建国正当性。另一方面，不反省五四，任由五四运动关于传统的那些消极意见占据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头脑，动摇的则是现代中国的统治正当性与历史归属感。
丁博士不愧是一个“睿智”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愧是一个精明的上海人。（朱镕基在上海担任领导人时曾谓，“上海人精明而不聪明”，虽然略有贬义，但此话并不针对所有上海人，而且其出发点也是善意的。）他提出的“两难”，一方面他不敢反思五四运动，怕反省五四会动摇建国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他又非反思五四运动不可，怕不反省五四，会丢掉他所珍爱的传统，动摇现代中国的统治正当性与历史归属感。对他来说，这两个方面他都怕，都不敢得罪。但是，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如果不反帝反封建，那还叫新民主主义革命吗？至于他所说的传统，其实就是封建糟粕，乃是革命的对象，一方面要表示拥护革命，一方面又要维护革命的对象，这样，精明的丁博士就理所当然地陷入了他所说的“两难“之中。
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孔子和儒家所主张的“中庸之道”了。丁文说，“有两个方面可以尝试，一方面就是儒家和现代中国的关系，甚至同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不是可以从积极的方面思考；第二，我们重新思考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试着把文化和政治区分开。我对五四的总结是，把文化和政治方面反过来看，用一种不同于八十年代的前辈的方式去考虑五四和文革。我希望对五四的文化方面批评得多一些，对政治方面肯定得多一些。因为政治的结果是建国，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独立自主的、不再受威胁被欺凌的国家。国家的独立自主就是我们所谓解放。在文化方面，要反过来思考。我希望中国的未来，是在一些明智的青年手中，他们会对中国的传统（包括古代传统与革命传统）有冷静的考虑和热情的肯定。”
我们知道，在中国，长期以来，孔子或儒家的的一套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他们在五四时首当其冲，成了批判的对象，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把它作为积极地东西来加以保存，那就只有站在五四运动的对立面，站在反对和否定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这些人不是当权的反动统治阶级，就是一些维护旧制度、旧观念的封建遗老和封建遗少。至于说“把政治和文化区别开来”，“多批评些文化，多肯定些政治”，那也是自欺欺人之谈。毛泽东说得好：“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什么要把孔子、孔学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汉武帝为什么要“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清末的封建统治者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不就是因为儒术和孔子的文化是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的，他们需要利用儒家和孔子的那一套来奴役人们的思想，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帝国主义为什么对孔子和儒家学术有那么大的兴趣？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白，他们“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是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应该说，无论是反帝还是反封建，都是极其严酷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没有折中、调和的余地的。
必须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早在62年前已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55年前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居然还有人跑出来否定反封建礼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不是否定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后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开历史的倒车是什么？！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曾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里说的政权与舆论、意识形态的关系，企事也就是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丁博士把政治与文化割裂开来并且对立起来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的，其为害之烈也是十分明显的。
从思想方法来说，丁博士想在根本对立的两个方面搞调和，搞折中，想两面都讨好，两面都不得罪，其实是在搞折中主义，践行孔子和儒家的“中庸之道”，但实际上这是行不通的。鲁迅早就批评过这种折中主义。他谈到了“叭儿狗”，说它“虽然是狗，又恨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别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一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届的侍候，脖子上拴上细链子根在脚后跟。”（《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288页）对于这种“叭儿狗”，鲁迅主张“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同上，地88页）鲁迅的话好像是在骂人，其实他并不主张骂人，只是比喻而已；而比喻总是跛脚的，它只是取其某一方面的“像”罢了，是不能求全责备的。对此，我相信丁博士是能够理解的。
对所谓“中庸之道”和折中主义的态度，毛泽东也是坚决反对的。早在上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他就反对戴季陶的信徒“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的反动主张。同时主张“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同上，第17页）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还说过：“积四十年（只孙中山——引者）和二十八年（指中国共产党——引者）之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 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页）丁博士既不满于左派，又对西化派表示不满，似乎想“骑墙”，要走“第三条道路”，同样也只不过是幻想。而从他对毛泽东的实际态度来看，他与所谓西化派其实是并无二致的。
丁文还说，“五四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无非是因为它有些地方和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启蒙相似。而欧洲启蒙的一些重要人物在很长一段时期恰恰是以中国文化为楷模批判当时的西欧特别是法国的现实，其主要资源是儒家特别是理学。他们的启蒙在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用儒家的资源去批判基督教神学，借以重新思考现代绝对主义国家的哲学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儒家并不是陈旧的破烂，它也许代表了一种睿智温和的现代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五四对儒家的反对并非现代反对古代，而是现代性的激进因素反对温和因素。”
应该说，五四运动和西欧的启蒙运动确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个相似之处不是别的，恰恰是它们都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至于说西欧某些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如伏尔泰很崇拜孔子，那也不是全无事实根据，但在许多地方是被夸大了。我们知道，伏尔泰并没有到过中国，他关于中国的知识，差不多都来自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到中国来宣传天主教，开始遇到的阻力很大，后来改变策略，他们到中国后首先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学习儒家经典，以表现自己的渊博，从而可以比较方便地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往来。同时，他们装得很谦恭，为的是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当这些传教士也把中国的情况和儒家经典介绍到法国时，也把他们对中国的谦恭态度带到了法国，伏尔泰显然也受到了这些传教士的影响。当然，伏尔泰也读过已被传教士翻译为拉丁文的孔子的著作。他说，“我钻研过他的著作；我还作了摘要；我在书中发现他最纯朴的道德思想，丝毫不染江湖色彩。”（伏尔泰：《哲学辞典》，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22页）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伏尔泰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处于他那个时代，阶级斗争学说还没有出现，他还不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孔子的一些言论。就以他最为欣赏的孔子思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说，这种欣赏也只是字面上的欣赏，拿到现实生活中去是无法实行的。这里试以一个现实的资产阶级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剥削阶级，他尽管不喜欢别人侵占他的财富{“己所不欲”)，但他决不会因此而终止对别人的剥削（“勿施于人”）。还要看到，伏尔泰对中国和孔子也不是一味称赞和肯定，他也是有分析的。实际上，伏尔泰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孔子都有微词。关于中国，他曾这样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不想在这里研究已能认识并运用一切有益于社会的智慧的中国人，为什么在科学方面没有同我们一样取得长足进步。”（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6页）关于孔子，他说得也很坦率：“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神启者，他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的官吏。”（同上，第 77页）应该说，在这两方面，伏尔泰都说到了点子上。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者由于独尊儒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知识只是限于“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而学习这些东西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当官（所谓“学而优则仕”），至于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则长期不受重视，虽有四大发明，但是，生产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在这方面封建统治者和儒家——特别是孔子，都是难辞其咎的。就孔子来说，他所遵循的是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只是祖述前人的思想而毫无创造可言；而在政治上，则是所谓“克己复礼”，一心开历史的倒车，要恢复周公之礼；而且，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孔子一生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不仅自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没有生产知识，还反对自己的学生学习生产知识，结果弄得两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崇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又怎么会有进步呢？
对于中国的停滞不前，伏尔泰分析道：“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留传下来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另一原因在于他们的语言的性质——语言是一切知识的第一要素。用文字表达思想本应是一种极其简单的手段，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每个词都由不同的字构成。在中国学者就是识字最多的人；有的人直到老还是写不好。”（同上，第215-216页）
伏尔泰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他分析的两个原因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对祖先留传下来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方面，孔子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主义者。可以说，他的眼睛只知道向后看而不会向前看，只想恢复过去的旧东西，而不懂得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中国停滞了两千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帝国主义打进了中国而与中国原来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中国成了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人民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今天也还有一些人其实也是一样，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坚持和宣扬的一些东西不仅在今天是落后的过时的，是应该抛弃的陈旧的东西，实际上老早就是应该抛弃的破烂货了。丁博士也是这样的人。他居然把孔子的一套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因素，殊不知，正是伏尔泰给我们指明了，孔子的保守思想是中国不能和欧洲一样进入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中国语言文字对现代化的阻滞作用，本来也是极为明显的。拼音文字只须很短时间即可掌握，能说就能写，而所谓表意的汉字却要耗去中国读书人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于其他科学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伏尔泰把中国的汉字看作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直到今天，汉字还是拖中国现代化后褪的一个沉重的包袱，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少年至今仍然身受其苦、深受其害。鲁迅曾说“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吃点人参，或者想一点什么方法，固然也许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无可挽救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鲁迅此话应该说也是十分精辟的至理名言，五四以来很多有识之士实际上也都是这样认为的。可是现在却有人把繁难的方块字当成是“国宝”，不仅要否定拼音化的正确方向，甚至连简化汉字也不能容忍，想将其取消。这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退，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的后退。现在有一些人不喜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棋手鲁迅，不过他们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大概还是很有些好感的，为什么不能好好听听他的意见呢？
总之一句话，中国要进步，要现代化，就必须沿着五四以来所走过的正确道路，继续清除阻碍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包括孔子和儒家思想在内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旧道德，而不是让这些东西再死灰复燃。社会总应该向前进步，而绝不应该往后倒退。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没有过时，树孔子像之类的倒行逆施必须终止！
将孔子像搬出天安门广场是对的，人民群众也是衷心拥护的，但是某些媒体制造谎言、掩盖真相是不能允许的。政府和舆论都要认识到公信度的重要，要做到取信于民，而不要失信于民！
至于丁耘博士的辩护说辞，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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