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节日是怎样形成与演变的？
——从端午节被定为法定节日谈起
2007年12月14日，国家颁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正式确定增加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三个民族节日为法定假日，各放假一天。这一决定充分反映了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更能体现中华民族（包括全世界华人）固有向心力的浓浓深情。
民族节日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据中国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调查考证，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56个民族中，至少有汉、满、蒙、苗、彝、畲、锡伯、朝鲜、土家、达斡尔等３６个民族都过端午节。由于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因而端午节在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曾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2004年5月，韩国向联合国申报“端午节”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随后，一家韩国企业（YunHeeCo，Lnc，p.o.k.）又抢先以“端午节.cn”在互联网上注冊了域名，以致在网络上的“端午节.cn”将成为韩国网站而非中国。经过一番“申遗”之争后，最后于200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以韩国的“江陵端午祭”（与我国的端午节习俗表现形式确有较大的差异）名称确认。至于那个网址，则有时任“中国万网”副总裁姚劲波以3万美元的价格“赎回”，2006年端午节之际，域名“http：//www.端午节.cn/”正式成为中文官方网站。
端午节，明明是起源于我国的一个古老的传统民俗节日，可是偏偏被韩国作为本国的文化遗产进行申报。这既说明了韩国对民俗文化的重视；但另一方面，也正反映了我们自己以前对传统文化的忽视。
现在，端午节虽已正式被列入国家的法定假日，然而对广大的人们来说，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端午节除了知道“吃粽子”和“赛龙舟”以外，其它的也就不甚了了矣！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解一下有关端午节的历史，是很有必要的。
传统的民俗节日，一般具有全民族参与的特性，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映，它对全民族都有重大的影响。我国现行的节日，按其内涵特点不外乎有以下几类：祭拜祖先、神灵类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等）；纪念民族名人类节日（如端午节）；纪念民族重大事件类节日（如十一国庆节、八一建军节等）；其他类节日（重阳敬老节、教师节等）。如果按此分类，端午节当属纪念民族名人类节日。因为现在一般都公认，端午节是纪念战国时代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其实不然，端午节最早原是一种祭祖的节日，原是中华民族“龙”图腾崇拜的产物，也可以说是“龙”的节日，只是后来的发展、演变才成为现今的解说。
端午节原是“龙”的节日
端午的“端”，即“开始”之义，与“初”相同，故“端五”也就是“初五”；端五的“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农历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又称重五，也称重午。
近代有关端午节研究的权威，当首推爱国诗人闻一多。他著有专著《端午考》（收录于《伏羲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卷）。据《端午考》考证的结论：五月初五端午节，最早原是“古代吴越民族——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龙”的节日。据此，闻一多认为，端午起源至少在四五千年前，“和中国人民同样古老”。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从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画像及有关传说故事开始，直至“龙”形象的最后完成，反映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参见本人的《中国人为什么被称为“龙的传人”？》）
近些年来的出土文物和考古研究证实，我国南方沿海及长江流域（包括两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乃至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一种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这种文化遗存的人们――史称百越族，他们可能就是我国最早的一个崇拜龙图腾的部族。从出土陶器上的文饰和历史传说表明，他们均有断发文身的习俗，且自比是龙的子孙。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大部分百越人已经融合到汉民族中去了，其余部分已演变为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因此端午节也自然地成了中华民族的节日。
《端午考》认为，古代的吴越民族以“龙”为图腾，为了表示自己是“龙种”身份，他们除了有断发文身的风俗，而且还要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即“纯阳”这一天，举行盛大的“龙”图腾祭（早期的端午节活动），其活动处处体现了“崇龙”、“恐龙”（敬畏）及“显龙”（显形）的意识，它特别表现在：
一、“龙舟竞渡”。
人所共知，端午节的一个主要活动，就是“划龙舟”，亦称龙舟竞渡。
已知最早有关于“龙舟”的文字，出自上古典籍《穆天子传》（公元前947——前928年在位）中：“天子乘龙舟，浮于太沼”；屈原在《九歌·东君》亦有“驾龙舟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委蛇”也是龙）句。高承的《事物纪原》则认定，“竞渡之事，起于勾践，今龙船是也。”可见，有关龙舟活动，早在西周到春秋时代就已见诸书面记载。
作为图腾崇拜的“龙”，在人们的想象中是神圣的，是顶礼膜拜的对象，在祭拜过程中，自然要去讨它的喜欢；另外，人们想象的“龙”，是喜水的，这才会有“划龙舟”的活动出现。通过锣鼓喧天这种热闹又声势浩大的赛龙舟，以求得神龙的愉悦与高兴，从而能让它恪守神职，保证风调雨顺，护佑“龙族”子民的一方平安。这典型地反映了我早期原始民部族“图腾崇拜”的特点。
二、吃粽子。
端午节的又一个重要习俗，就是吃端午粽，同样与“龙”有关。
据东晋《续齐谐记》记载：“汉建中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常见祭，其善。但常年所遣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恵，可以练树叶塞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
这一故事，讲述屈原死后每年受楚人祭，但他却“显身”诉苦，说蛟龙与其争食。可是，为什么与其争夺粽子的不是鱼鳖，偏偏是“蛟龙”？这说明，其时的端午节虽然已由“图腾祭”演变为“屈原祭”了，但却仍保留着浓重的“祭龙”元素，体现了人们那种“恐龙”、“显龙”的心态。
三、端午盘龙镜。
扬州铜镜有着悠久的铸造历史，早在西周时期，扬州就以青铜冶炼发达享有盛名。历经春秋战国、秦汉，……直至盛唐，长盛不衰。其镜质精艺良，品种繁多，尤以“盘龙镜”最为珍贵。
据《太平广记》（卷三九六）载：“僧一行，开元中尝旱，玄宗令祈雨。曰：‘当得一器，上有龙状者，方可致之。’命如内府遍视，皆言不类。后指一镜鼻盘龙，喜曰：‘此真龙矣。’持入道场，一夕而雨。或云，是扬州新进。初范模时，有异人至，请闭户入室。数日开户，模成，其人已失。有图并传，见行于世。此镜。五月五日于杨子江心铸之”。
说的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曾经大旱，玄宗命一行和尚祈雨，有一不可或缺的“祈雨法器”就是扬州盘龙镜。据说，这一盘龙镜的不平凡之处就在于：这面镜子是五月五日端午节在杨子江江心铸成的！闻一多认为，扬州盘龙镜在端午节江心制作的独特工艺，实质上也是上古端午节“崇龙”习俗的残留痕迹，体现了“龙”的神威。
四、其它残留的“崇龙”元素。
在历代端午节流传的习俗中，我们还可看到其它许多与“龙”有关的元素。如古代并州地区农历五月初五有“龙忌日”之说，是日“禁火”，作寒食；吴越地区端午日还有鱼变为龙的传说（后民谚中成了“鲢鱼跳龙门”之说）；汉代时越人有“请龙”的风俗，“请龙”也就是祭龙；另外，古代五月初五日有用“五彩丝系臂”的民间风俗，这也是“像龙子”纹身习俗的遗迹（典型的“显龙”的表现）；……
以上所列种种，都充分证明，同端午节最为紧密的联系就是一个“龙”字，端午节所表达出来最浓烈的意识也就是对“龙”的情结，最合理的解释也只能是：端午节是“龙”的节日。
闻一多认为，所以说端午节是古代吴越地区“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还因为现存关于端午节起源的有关传说，其渊源基本上都出自江南地区；端午节的两项标志性的活动——“划龙舟”与“端午粽”，又必须以“多江河”和“产稻米”为前提，而这些客观条件恰恰只有古代吴越地区才具备。另外，吴越百姓确有断发纹身“以像龙子”的习俗，而现存关于端午的记载，最早没有超过东汉，而古代吴越一带的开发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避疫“禳灾”的巫祭日
1926年，著名民俗学家江绍原在《晨报副刊》发表《端午竞渡本意考》，对端午节的起源提出了“禳灾”说。他认为，从本质上说：端午节的各项活动，是民间的“禳灾”仪式。
其实，如果换一个视角，把“龙图腾祭”看作是一种“禳灾”仪式，这也完全合理。因为图腾崇拜的本质，就是把某种图腾认作自己部族的“保护神”，崇拜的目的，就是为了乞求它为本部族“禳灾”赐福。因而，两者并不矛盾，我们完全可以把端午节既看作是“龙图腾”的节日，同时又认为是一个祈求避疫禳灾的巫祭日。
农历五月,时值仲夏疫病流行季节，鉴于上古时代的科学认识水平，人们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初五是个“恶日”。怎么来度过这一“恶日”呢？惟一办法就是向图腾保护神祈祷，乞求保佑，这样，“端午”日自然就成了避疫禳灾的巫祭日。
据我国最早的“星象物候历”《夏小正》记述：“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大戴礼》也记载：“五月五日畜兰为沐浴”，以“兰草浴”来驱邪禳毒。《吕氏春秋》中《仲夏记》则提到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显然，这些记载反映了早从夏代起，我们的祖先已掌握了一定的禳灾避疫的具体措施。而这些措施又是通过端午活动得以推广与实施的。
从现存端午节中的一些习俗中，我们仍可隐约窥见：古代端午节与“避疫‘禳灾’的巫祭日”之间的联系。
1、驱鬼仪式。
古人迷信，往往喜欢把所发生的种种坏事，从现象上挂联，以鬼神作祟予以解释。特别是对那些不能解释原因的坏事，更是一概归结为是厉鬼的“恶行”。由此，就产生驱鬼之类的民俗。所谓钟馗捉鬼，就是端午节一个典型习俗。
每逢端午，民间多有悬挂钟馗像，用以镇宅驱邪的风气。此民俗源起于唐代，见于《唐逸史》所载的钟馗故事。相传唐明皇开元，自骊山讲武回宫，疟疾大发，太医治了一个多月，也不见效。一日梦见二鬼，一大一小，小鬼穿大红无裆裤，偷杨贵妃之香囊和明皇的玉笛，绕殿而跑。大鬼则穿蓝袍戴帽，捉住小鬼，挖掉其眼睛，一口吞下。明皇喝问，大鬼奏曰：臣姓钟馗，即武举不第，愿为陛下除妖魔，明皇醒后，疟疾痊愈，于是令画工吴道子，照梦中所见画成钟馗捉鬼之画像，通令天下于端午时，一律张贴，以驱邪魔。
2、悬艾叶挂菖蒲剑。
端午节，家家门上悬艾叶、挂菖蒲剑，这是一种最为普遍的习俗。有民谣云：“五月初五过端五，天师尊神骑艾虎，蒲剑利刃斩百邪，鬼魅瘟神入虎口”。（见《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研究·端午节》）
艾，又称艾蒿，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本草纲目》记载：艾以叶入药，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亦常用于针灸。故又被称为“医草”，艾草具有一种特殊的香味，这种香味具有驱蚊功效。古人常在门前挂艾草，一来用于避邪，二来用于赶走蚊虫。
菖蒲，为多年生挺水型草本植物，其叶形如剑，故称“蒲剑”，又因近水而生，而名“水剑”。全株有香气，古人认为菖蒲有益智宽胸、耳聪目明、去湿解毒之效，因而将其看作是治邪之物。《本草经》：记载：“菖蒲主治风寒湿痺，咳逆上气，开心孔……益心智，高志不老。”《道藏经·菖蒲经》又称：“菖蒲者，水草之精英，神仙之灵药也。”
显然，艾蒿与菖蒲均是民间喜用的药草，其特殊的气味具有挥发性芳香，古人认为挂于门楣，有驱魔祛鬼之神效，能起到驱除蛇虫百脚与消毒空气的作用，这就成了端午节驱除毒虫邪气之吉祥草。
3、饮雄黄酒、佩香囊。
饮雄黄酒、佩香囊，也是端午节中的一个重要习俗。端午时节，气候炎热，蝇虫飞动，毒气上升，疫病萌发。古人认为，人吃五谷杂粮就会生百病。而病从口入，多为邪杂之气，经口鼻吸入。人们在长期同各种病魔斗争过程中，发现饮雄黄酒、佩戴香包能驱邪解毒。
雄黄，为一种矿物质中药药材。中医认为，雄黄性温，味苦辛，有毒，主要用做解毒、杀虫药。外用治疗疥癣恶疮、蛇虫咬伤等，效果较好。内服微量，可治惊痫、疮毒等症。用雄黄浸酒者，名“雄黄酒”。民间认为雄黄酒可以驱妖避邪，形成端午节饮雄黄酒风俗。同时，还要以雄黄酒涂抹儿童面颊耳鼻，或在额头写一“王”字，比作猛虎，以威邪魅。民间还将吃剩的雄黄酒喷洒房屋壁角阴暗处，或贮藏起来，凡遇有虫咬红肿，可以涂抹解毒消肿。有井人家，还以雄黄一块，裹以丝绵，投入井中，可祛水中之毒。
香囊内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缠绕以丝布，清香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形形色色，玲珑夺目。香囊包以药物之味，经口鼻吸入，使经脉大通，祛邪扶正，以达到祛病强身之功效。饮雄黄酒、佩香囊，不仅带有强烈的避邪驱瘟之意，更有襟头点缀之风。
4、采百草、洗百病。
端午节还流传有“采百草、洗百病”的习俗，它充分体现了古人在端午节祈求健康，追求避疫禳灾的目的。
古人认为，五月初五是“纯阳”之日，在这天采下的“百草”，均可入药。故民间有“五月端午草，百样都是药”，“端午节前都是草，端午到来都是药”之说。《抱朴子·养生论》载：“五月五日，宜合‘截疟鬼哭丹’”；古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也强调要在初五日制药：“五日取葵子微炒为末，患淋者食前温酒服一钱，立愈”；李时诊在《本草纲目》中亦有类似记载。由此，端午那一天，人们热中于到野外采百草，什么金银花、天泡草（灯笼泡）、苦瓜叶、蒲公英，等等，一概采集自制成药，用以防病治病。
端午日采集百草后，有的还立即用药草煑成汤洗澡，不单可清除身上污垢，更能舒筋活血，以遂“洗百病”之愿。
鉴于上述种种，有学者认为，端午节完全可以看作是“避疫‘禳灾’的巫祭日”，实质上也是一个全民卫生日。
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
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岁月中，端午节从四千多年前一个吴越地区部族性单纯的“龙的节日”，逐渐演变、包容为民族的避疫“禳灾”的巫祭日，那后来又怎么与历史名人屈原挂上了钩，成为一个中华民族名人的纪念节日的呢？这还得从屈原这个人讲起。
屈原（公元前340——前278年），是我国古代爱国诗人、政治家，名平，字原，又字灵均，为楚国贵族。战国末期楚国归乡乐平里（今秭归县屈原乡屈原村）人。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仅次于宰相）。他学识渊博，精明强干，对内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举贤授能，彰明法度；对外实行联齐抗秦外交，力图孤立秦国，壮大楚国，曾受楚怀王器重。上官大夫靳尚心怀嫉妒，联络怀王幼子子兰在怀王面前诋毁屈原。怀王听信谗言，“怒而疏屈平”，免屈原左徒职务，令其作三闾大夫，仅掌管王族三姓（昭、屈、景）事务。怀王疏离屈原，先是受惑于宠妃郑袖、靳尚等已被秦国收买的奸人之言；继之受秦使张仪之骗，与齐国绝交；后又与秦交战，被秦军攻占八座城市，再被诱骗亲去秦国“议和”。屈原洞悉秦王阴谋，冒死进宫劝谏怀王，反被逐出都城郢。前299年，楚怀王赴秦谈和，终被秦军挟持到咸阳扣留，客死于秦。怀王死后，长子顷襄王继位，其人更为昏庸，朝政更为黑暗。
屈原被逐于江南沅、湘一带，远离故土，但仍心系国事，“哀民生之多艰”，始终不改忧国忧民情怀。在《哀郢》中，他深情地写到：“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放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前278年，当他闻讯秦将白起攻占楚国郢都、火烧夷陵的消息后，悲痛欲绝，遂于5月5日怀石自沉汨罗江殉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一生留下《离骚》、《九章》、《天问》、《九歌》等许多不朽诗篇，后人将其辑为《楚辞》，千古流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爱国情怀和“求索”精神，成为后世仁人志士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种最崇高的精神境界。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伤，纷纷到汨罗江边祭奠，由此产生端午日的屈原祭。
历史上端午日的祭屈原活动，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学界至今没有结论。从逻辑上讲，最早不可能早于战国末期屈原殉国的年代，即公元前278年。现存最早把端午节与“祭屈原”相联系的文字，是南朝时的志怪小说集《续齐谐记》，为梁代的吴均(469——520)。据该书记载：“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同时代的著作《荆楚岁时记》，对此也有记述：“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
南朝以后，关于端午节祭屈原的记述就屡见不鲜，各个朝代均有，绵延至今。
反映隋代民俗的《隋书·地理志》，对当时两湖地区民间端午日的龙舟竞渡活动，就有过生动的记述：“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到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纪念屈原的“划龙舟”活动，可谓热闹非凡。
唐代文坛诗歌繁荣，诗人们留下了许多吟咏端午的诗篇。如江南诗僧文秀的《端午》，杜甫的《端午日赐衣》，唐玄宗的《端午》等都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各自的感慨，很有代表性。
文秀的《端午》：“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追忆屈原，满怀不平。
杜甫的《端午日赐衣》：“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节日受赐，诗人难得感受恩宠。
唐玄宗李隆基的《端午》：“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盐梅已佐鼎，曲糵且传觞。事古人留迹，年深缕积长。当轩知槿茂，向水觉芦香。亿兆同归寿，群公共保昌。忠贞如不替，贻厥后昆芳。”感慨端午，表彰“忠贞”，祈求盛世长存。
宋代特别崇尚教化，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端午节尤受重视。朝廷正式追封屈原为“忠烈公”，定端午日进行隆重纪念，传谕全国开展诸如“龙舟竞渡”等各项纪念活动，端午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由国家明令规定的全民族的纪念性节日。
由于屈原是位爱国诗人，这就特别引来历代诗人们的缅怀之情，宋代诗人留有不少有关端午的诗词，像苏东坡的《浣溪沙》，欧阳修的《渔家傲》，陆游的《归州重五》，梅尧臣的《五月五日》等，均烩灸人口，尤以诗人张耒（1054——1114年）的《和端午》特别具有代表性。
诗曰：“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全诗饱含对屈原的深厚感情，更蕰含对当时时政的忧心，反映了有宋一代文人的爱国忧时情怀。
自宋代以下，元、明、清各代，代代相传，端午节祭屈原也就约定俗成，终于成为中国一个两千余年流传的传统节日，这仍可以从各代環境衛生的诗作中可以得到证实。
元代诗人贝琼有《己酉端午》诗：“风雨端阳生晦冥，汨罗无处吊英灵。海榴花发应相笑，无酒渊明亦独醒。”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写过《午日处州禁竞渡》云：“独写菖蒲竹叶杯，蓬城芳草踏初回。情知不向瓯江死，舟楫何劳吊屈来”。清代的钱琦《端午竹枝词》：“竞渡齐登杉板船，布标悬处捷争先。归来落日斜檐下，笑指榕枝艾叶鲜。”这些诗句不单怀念屈原，还反映了当时端习俗的热闹场面。这些端午节纪念屈原的活动一直沿袭至今，历久常新。
当然，在民俗学上，研究端午节所纪念的名人，还有多种说法。如江苏苏州地区的“吴子胥说”，浙江东部地区的“孝女曹娥说”，“越王勾践操练水军说”，并州（山西地区）的“介子推说”，湖南湘西地区的“马援说”；等等，然而这些已不重要了，因为，那些名人仅局限于一个极小的局部，且其影响也已不可能与屈原同日而语了。
本文所列以上材料已充分说明，端午节在中国四千多年历史上，确有一个演变过程。那就是：一个从单纯的“龙”图腾祭，逐渐综合为民间防疫“禳灾”的巫祭，最终嬗变为对爱国诗人屈原的名人祭。这一民俗节日的整个演变过程，既反映了历史与文明的进步，亦可从中窥视出中华民族从局部向整体发展的整个民族文化大融合过程的轨迹。
正如闻一多在《端午的历史教育》中指出：当人们“从幼稚的、草昩的图腾文化挣扎出来”，从一群仅为“求生存”的人成为“文明人”后，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生得光荣”的问题，“光荣感是个良心问题，良心是随罪恶而生的”。“时代一入战国，人们造下的罪孽太多了，屈原的良心担负不起”，“不能生得光荣，便毋宁死，于是屈原便投了汨罗！”“是啊，仅仅求生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端午这个节日也早失去了意义。”“如果我们要让这节日存在，就得给它装进一个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意义。” 显然，把屈原的死装进端午节中去，是最合适不过的。
于是，历史就产生了“一个美丽的谎言”。闻氏认为，制造这个谎言的，一定是一个具有“无上的智慧”的人，因为“这谎中有无限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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