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提出一个著名的“三大轴心文化”说,为我们上述文化模式理论提供了历史佐证。他指出:
从古代文明中,或者从它们的活动范围中,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轴心期,东西方两极分化的人类精神基础在西方、印度和中国这三个彼此独立的地区产生了。[1]
按照雅斯贝斯,世界几乎在同时形成了中国、印度、希腊三大轴心文化:在中国有孔子和老子等相继出现;在印度,婆罗门教的经典《奥义书》等问世,佛教、耆那教等开始创立,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等地,犹太教先知四处游走,传经布道;在小亚细亚和希腊更是贤哲辈出,相继出现柏拉图、德谟克里特、亚里士多德等。按照雅斯贝斯,从此“人类一直靠这个轴心期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而在笔者看来,上述轴心期乃是印度、希腊、中国三大文化圈的本体意识的觉醒期,因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三个中心,经过最初的“三才”混生阶段,最终确立了笔者所说的宗教型、经济型、政治型“天地人”三大文化模式。这个文化轴心期打破了前此数千年的文化混沌状态,众多的思想大家在这三个地方横空出世,初次展露出不同文化的本体取向,从而成为东西方各自社会文化传统的根。
如西方工业文化的前身古希腊,它得天独厚地、审美地呈现了的人类文化的各种可能性,在这里“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马克思恩格斯语),如:政治方面——代表土地贵族的寡头政治、代表工商阶级的民主政治和代表社会下层民众的僭主政治共生并存;经济方面——庄园经济、商品经济和国有经济共生并存;宗教方面——多神崇拜及多种不同信仰共生并存。当然,西方工业文化的最后定型是在近现代,这也许是技术方面的原因。
再 以古印度婆罗门教社会的壁壑森严的种姓制度为例。第一种姓婆罗门为祭司贵族阶级,主要从事宗教活动;第二种姓刹帝利为武士阶级,主要从事政治活动;第三种姓吠舍为工商阶级和农民,主要从事经济活动;第四种姓首陀罗为底层大众。各种姓之间界限世代相传,职业世袭,互不通婚,而不同种姓之间所生子女则被视为贱民或不可接触者,被排除于各种姓之外以示惩罚。按照达磨法,人通过修戒苦行,方可在来世升为较高种姓,否则亦可降为较低种姓。
一般说法,种姓制只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社会独有的历史陈迹,不具有普遍意义,其实不尽然。这种结构分明的社会种姓制度极富启示意义:不同文化模式都是上述构成要素的制度性组合,只是在其中各要素的权重各个不同而已。例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它的西方版:柏拉图主张“以德治国”,以哲学家为统治者改造社会和国家,甚至冒生命危险去实现其“理想国”。他认为理想的正义之邦起源于分工,公民分为治国者、武士和劳动者三个等级,分别代表智慧、勇敢和欲望三种德行。治国者为德高望重的哲学王,依靠其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武士们辅助治国,以其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劳动者则为国家提供物质生活资料;而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奴隶显然相当于“首陀罗”种姓。由此可见,无论是种姓、等级还是阶级,都不过是三种制度化力量的不同称谓而已。
以上说的是一个文化模式内的“一主两辅”制度性整合,而在世界史上,不同文化模式之间也会因彼此磨砺激荡而发生转型变异、交汇融合等变化,这就是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跨文化整合。其中典型者如西欧从中世纪宗教型文化转向近现代经济型文化,再如中国之近现代的西风东渐。世界历史上,这种地区性乃至世界性的跨文化整合,往往在数世纪时段内形成以某一文化为中心的世界性大趋势。在这种席卷全球的文化大潮裹持下,其他文化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俨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如盛行数百年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举世褒贬不一。然则不可一概而论,“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导致某一文化昌盛的本体终将导致该文化衰亡,关键看它的本体取向是否继续“合乎时宜”。
在这方面,印度哲学家辨喜颇有见地。按照辨喜的“三才”观,社会由三种力量即“剌阇”(阳性)“答摩”(阴性)“萨捶”(平衡性)所组成,时而这种力量时而那种力量占上风,彼此轮流坐庄。他对前述印度种姓制度做过一个广义的诠释,认为整个人类社会轮番被祭司(婆罗门)、武士(刹帝利)、商人(吠舍)和劳动者(首陀罗)四个阶级统治。
据法国传记作家罗曼罗兰等记载,辨喜在1896年曾对其美国女弟子克里斯丁娜说,第一是婆罗门的统治,其次是刹帝利的统治,目前“这个世界是在吠舍(商人)统治下的第三个时期,第四个时期将要由首陀罗(无产阶级)统治。” 每种统治各有利弊:祭司陶铸着人们的精神,因为他们通过精神来统治,但极具排他性;武士统治专制而残暴,但不排他,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艺术和文化;商人的统治是默默无声的压迫和吸血,非常可怕,但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尽管此时的文化已开始衰退;也许将来会有工人统治,能将物质利益平均分配,普及教育但会降低文化。如果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统治,“在这种统治中能够保持祭司时代的知识,武士时代的文化,商人时代的分配精神和最后时代的平等理想,而除去它们的坏处,那就是理想的统治。”[2]
辨喜还预言,中国文化必将像“凤凰一样”获得新生,担负起“综合西方和东方”的伟大使命,这与“五、四”后梁漱溟的观点惊人地一致。梁漱溟“以中国文化为中道,认为它可以克服西方文化的外向性和物质性以及印度文化的内向性和虚无性。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观点”。[3] 而汤因比也曾预言说,中华民族的经验,中国文明中的人道主义、合理主义、和平主义、世界主义使“中国人……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4]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范围的跨文化整合就是一种放大了的混合型文化;反过来说,古希腊的混合型文化也就是整个世界文化的缩影和“伏笔”。伏笔是文学作品对后面将要出现的内容预先所作的提示或暗示,而人类文化更是一部超时空的巨作,其今后走向已露端倪,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德]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2] 有关辨喜的言论均引自《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印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487页
[3] 《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
[4] 辛向阳等主编《文明的祈盼》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