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本体，人类有史以来总共有三种预设：一是精神，二是物质，此外还有某种中介性的存在。对于前两者哲学一直在争论不休，迄无定论；而这个“中介”则为中国所独见而不大为外人所道，传统称之为道、太极、皇极或大中之道[1]。网上有人指出，在世界各大文明的早期都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中道”观念，并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但除了中国而外，其他文明都没有走中道，而是各有偏向，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心理性格和文化形态，构成了今天世界文明的格局。
让我们顺便回顾一下西方关于中介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将“反对”分为对立和矛盾，矛盾双方之间无物，而对立双方之间存在“间介”。“间介”意味着至少有三个方面并存。[2] 我们认为，这正是中西本体之辨之所在：前者走的是内在二元论路线，后者走的是外在二元论路线。内在二元论即亚里士多德说的对立，其间有“间介”，正如阴阳之间有太极，一而三，三而一，形式上是二元实质是一元，“阴阳一太极也”；而外在二元论即亚里士多德说的矛盾，其间无物，形式上是非此即彼的一元，而实质是悖论的、断裂的心物二元。
上述三种预设，在受西方实证论熏陶的现代人看来，似乎只有“物质”才存在，而“精神”、“中介” 甚至“本体”都统统不知所云。其实实证论的信条“存在就是被感知”并不成立，它没有说明什么在感知。须知人的知识并不是对自然的反映，而是一个实践创造，是在将自身客观化的行为模式中创造一个符号世界来加以象征。
为了不中断我们的思路，眼下不妨将上述用语作一代换，即精神==天（阳），物质==地（阴），中介==人（中），本体==道。这一做法不是独出心裁，有汉代刘安《淮南子．精神训》为证：
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圣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五、四”后新儒家熊十力曾作此解读：
从前吾国易家的学者，多有把物说为向下的，把心说为向上的。如汉儒云：“阳动而进，阴动而退。” 他们以阴来表示物的方面，以阳来表示心的方面，其所谓进，就是向上的意思，所谓退，就是向下的意思。后来宋明诸师，也都持此等见解。 [3]
还有钱穆亦曾作此解读：
中国俗语言天地良心。心之良，即是道心。一部中国二十五史，先圣先贤上乘人物无不可以天地良心四字说之。一部中国文学史，自诗、骚以下迄于晚清，果其成为一上乘作品，亦无不可以天地良心四字说之。天则同此一天，地则同此一地，良心亦盈天地之间同此一心而已。无此天地，无此良心。非此良心，亦将非此天地。一而三，三而一。此四字非宗教，非科学，亦非哲学，但亦可谓天属宗教，地属科学，心属哲学，宗教、科学、哲学之最高精义亦可以此四字涵括，而融通合一。亦可谓中国文化传统即在此天地良心四字一俗语中。[4]
上述比附可视为我们立论的基石，故有必要在这里稍加说明。网上有《太和玄功道家筑基法》对此的解释极为透辟，特引述之：何谓三才，非单指天地人，广义说来，观者、被观者、观与被观所依凭之背景场所。此三者相互作用、生生不已而成万物。观者、神也、我也、意也、识也；被观者，气也、形也、物也、他也、命也；所依凭者，虚无也，空间也，性也。观即被观，被观即观，所依者即被观者，三即二，二即一。
这样来看的文化，大抵就是中国传统讲的三才之道[5]。文化之所以有上面三种不同的预设，一是由于原初意义的本体的裂变，二是终极意义的本体尚不存在。倘若我们穷追不舍，物质只能追溯到纯粹的有，精神只能追溯到纯粹的无，而按照黑格尔，纯有与纯无原本是一回事。其实，本体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也就是说还有待于人类的文化演进和创造。
如是，特定的文化有其特定的本体取向，而特定的本体取向决定了文化的特定走向。“五、四”以后力主儒学复兴的梁漱溟等[6]早在上个世纪就指出过文化与本体的这种关系，只是说法略有不同。如果按照多数人类进入近现代以前的看法，本体是精神，那么文化就是精神化，如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如果按照当前流行的现代世界观，本体是物质，那么文化就是物质化，如当下的西方工业文化；而中国传统讲的本体则是一种介于上述精神和物质之间的某种中介性的存在，更接近后文要讲的“后现代”的看法。
当前对我中华文化的致命威胁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此即实证主义鼻祖孔德所称：“我们的历史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而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7] 结果“忽视了东西方民族的重大差异，没有看到东方文化也在发展，只是走着另一条路线而已”。[8]
由于西方文化属于强势文化，处于制定规范、确定标准、主导话语系统的霸权地位，中国文化属于弱势文化，处于接受规范与标准、服从西方话语系统的被支配地位。“中国近百年来在追随效法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文化自我，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在文化上则有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的危险！”[9] 这里所说的“文化自我”，就是一个文化选定的本体预设。
平心而论，中西这两种本体论各有千秋，自成体系，也均能自圆其说，不存在一个超然的有关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评估和判定标准。当前首当其冲的要务，不是判定中介与两极何者存在或何者为本的问题，而是承认不承认中介这一极理应具有的形上地位。[1] “汉儒以及后来的哲学思想家，无不解‘皇极’为‘大中之道’或‘大中之体’。” 司马云杰《绵延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第74页
[2] 参阅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7页
[3] 熊十力《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0页
[4]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第80页
[5] “三极就是三元，三个对等的元素或本原；特别常指宇宙的根源。在《易经》和《逸周书》这两部中国最早一批哲学书和历史书中，便已有三极这个词，其内容是‘天、地、人’，有时也叫三才或三材，谓组成宇宙的三种材料。”庞朴《浅说一分为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6] “通是个民族通是个生活，何以他那表现出来的生活样法成了两异的采色？不过是他那为生活样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的方向，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你要去寻这方向怎样不同，你只要从他已知的特异采色推他那原出发点，不难一目了然。”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二版，第32页
[7] [法]孔德《实证哲学教程》
[8] [德]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言》，见《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9] 蒋庆《政治儒学》三联书店2003，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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