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立场问题很复杂，但是很重大，所以不得不谈。
立场问题本质是物质利益问题，这是全人类各个民族普遍性文化问题。
民族主义就是文化立场的最突出代表。因为全民族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这一点各民族的表现强度差不多，只是有的表现形式强硬，有的以柔克刚，生命能力各有千秋，如若衰弱，民族文化就很容易被淘汰。
其次，在民族文化内部也有立场性文化。这一点马克思的观点对于近现代世界特别有影响，他认为人类历史就是阶级压迫和斗争的历史，因此马克思认识社会的分析方法，常常被视作阶级分析方法，即所谓阶级立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甚至超越了民族文化，即民族文化矛盾都是隶属于阶级矛盾，消灭了阶级，民族矛盾也将不复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世界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
西方有句名言，离开物质利益，思想就会出丑。本人写了不少基督教绝对道德精神的文章，但是不要误会我，不懂得西方还有非常功利的世俗文化，这一点我当然十分清楚。
西方的绝对道德精神和绝对物质精神的两种文化，是黑白分明，是旗鼓相当，是相互斗争，是相互制约，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普世价值、资本主义人权普世价值、自然科学的追求精神，都是两种文化（纯粹精神文化和纯粹物质文化）斗争和统一的结果，也称得上是结晶。
西方基督教的道德绝对精神，我已具体分析过，那么西方文化的绝对物质精神呢？它的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很多，比如马基雅维 利的 君王权术理论，比如边泌的功利主义，比如达尔文的弱肉强食进化论，比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今天西方经济学所表现的绝对经济增长和绝对金钱利润挂帅的腐朽庸俗倾向，也是有目共睹的。
谈论东西方文化问题，是无比复杂，免不了顾此失彼，使我想起 颜渊对 老师孔子的赞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欲罢不能，既竭吾才。”
论述西方的纯粹精神文化，就怕被人误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懂得西方纯粹物质精神也是十分的猖獗；谈起中国文化物质精神的片面性，就怕被人误解不懂得中国的物质主义文化是被西方文化放虎归山。
中西文化，都是人类文化，人类有共性，因此西方文化任何属性，中国文化应该都具有，但是这样一来，彼此没有区别，那么区别在哪里？
这时候的思考，必须是质变是由量变决定的，就是说人类文化有些重要属性中西方文化彼此的数量表现是天壤之别，比如纯粹精神（绝对精神），中国文化中肯定也有（孔子天命思想就是例子），但是纯粹精神在中国文化中很少，形成不了主流文化，而在西方文化中，纯粹精神就很普遍，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就是建立在纯粹精神的文化基础之上。
以上讲这么多的目的，是提醒一些喜欢以偏概全的读者，不要钻牛角尖，分析事物要看普遍性和主流，虽然一叶可以知秋，但是抱着井底之蛙的心态，也会随心所欲的看到了冰块就断定是寒冬的季节。
以上文字，是个铺垫，劝告吹毛求疵的人安静下来。
下面我探讨中国的“立场文化”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各个民族文化都有，但是它们表现强度都不如中国文化，我要论证，“立场文化”为什么是中国文化最大特色。
立场问题，本质是物质利益问题。
西方有物质利益（精神）的文化，但是西方文化给人类带来很多宝贵的纯粹精神文化，比如苏格拉底彻底的无缘无故的善的精神理念，比如基督教人本性恶的纯粹精神和上帝善的纯粹精神，比如康德纯粹精神的分析，比如黑格尔绝对精神体系的研究，比如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纯粹理想精神，比如斯密“市场看不见手”的绝对精神，比如资产阶级人权启蒙思想的绝对精神，等等。
但是，中国文化的纯粹精神少之又少，汗牛充栋的中国古书，几乎 全是忠 君孝悌思想，大同小异，感情充沛但是思想淡而无味。
所谓感情充沛，说穿了都是血缘宗法关系上的物质感情；所谓思想淡而无味，是说思想因为被物质束缚，精神就被奴役了，精神不独立，就没有纯粹精神价值的追求，没有纯粹精神追求，思想就飞不起来，于是思想就没有了深度。
中国文化的物质感情特征，就是中国的“立场性文化”。
《易传》中的“厚德载物“被清华大学作为校训，这句话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本质，这种本质的特点就是物质和精神紧密结合，中国人的精神是追求物质，依附物质，精神如若离开物质即失去意义，进一步的“厚德载物”要求精神反作用于物质，对物质进行公平精神的分配，这种思想，孔子以“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给予了明确的揭示。
由此，建立了中国文化价值的基本立场，即物质利益的公平分配。
写到这里，开始进入本文的核心。
从古到今，中国人听到最多一句话，就是你站在什么立场？
中国的文化，全部是围绕物质利益的分配，都是讲个人和他人以及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问题。
中国文化虽然有物质性的“克己”精神，但是它和古希腊的自然、平等、禁欲的斯多葛主义不一样，和基督教“原罪”文化不一样，中国“克己”文化从来不是绝对的禁欲主义，从来不是根本上反对和否定物质欲望，它只是认为社会成员物质欲望的满足，必须按各自政治地位的高低和道德的禀赋进行分配，实现社会物质利益分配的和谐。
《易经》中的“厚德载物”，老子的“损有余补不足”，孔子的“克己复礼”，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无不趋同性的表达了中国文化追求物质和合理分配物质的价值观。
由于西方文化具有绝对否定物质欲望的精神，因此它相应就具有对纯粹精神的追求，这就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自由平等独立文化）产生的根源，一旦人类精神摆脱了物质，就必然产生独立、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即所谓人权文化。
因此，西方人权文化没有所谓中国文化面临的物质利益的“立场”问题，因为它脱离物质追求，而去追求纯粹的精神，它代表个人的精神价值，个人的精神价值是纯粹的，它不听从任何物质性的立场文化，
它经典的境界是“我思故我在”，完全是听从自己纯粹精神的独立思考。
相比，中国文化是追求物质，而物质利益具有占有性和排他性，因此个人文化价值必然首先要规定他的物质占有关系的原则，这就是中国的“立场性文化”，中国“立场性文化”经典的价值观是中庸之道，即所谓不偏不倚的、公平的实现社会成员本分的物质待遇。
“立场性文化”是中国的政治纲领，所谓“爱民如子”、“为民请命”，“为人民服务”，无不是中国历代政权自我肯定的主要文化依据，这种物质利益属性的立场性文化（物质利益代表），和西方超脱物质的主张个人精神权力的文化，形成了特别意义的物质性文化和精神性文化的鲜明对比。
也因此，中 国文化的 君子和小人的简单性人性思维，绝不能成为西方文化人性的决定性价值尺度，它对人性价值的决定性认识是独立和不独立。
中国文化中的“君子”和“小人”，等同于“好人”和“坏人”，这种区分也是来自物质利益“立场性文化”的界定：能够践行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即为他人着想的，就是君子（好人），反之反是。
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更清楚的突出了“立场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文化核心是人；人的价值或是君子或是小人；君子的“义”是兼顾和代表他人利益的立场，小人的“利”是自私自利的立场。
中国的文化目前还是停留在这种传统水平，即政治文化是一种纯粹利益代表性文化，是一种纯粹物质性“立场文化”，而不是脱离纯粹物质主张个人精神独立的文化。只要这种政治文化不改观，中国的教育就永远不会有精神的奇迹创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还是一片没有开垦的荒地。
（本文是笔者思想深度的一篇代表，但越是深入越难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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