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对制度的选择，如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民族的选择而不是某个人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某代人的选择。这种选择有其深层次的根由，不是人们一己或一时的好恶所能改变的。
因为按照笔者的系统思考：人类有三大基本社会实践活动即经济（人与物质的关系），宗教（人与精神的关系）和政治（人与人的关系）建构活动，这是世界各文化形态共通的。然而基于不同的本体预设，人类不同文化在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上各有不同：侧重经济的物本文化关注“人对于物的问题”；侧重宗教的神本文化关注“人对于自己本身的问题”；侧重政治的人本文化关注“人对于人的问题”。
上述不同文化类型的成因，在于精神和物质之间互为悖论，因而在各种定型文化形态中，只有其中一项制度化力量，或宗教、或经济、或政治，才能充分发展成为纯粹的、强势的、完备的本位形态，而其他两大制度化力量则处于受制约的、不发展的、分裂的、零散的、多元的、隐晦的、自我否定的、混杂的、弱势的、不完备的非本位形态。形象地说，文化就象一辆三套马车，主导要素是辕马，它控制行进的方向，而另两要素则是拉帮套的马，我们称此为“一主两辅”的文化整合模式。
按照协同学，整合指一个包含若干子系统的系统，如果能实现协同效果（同步变化，行为一致）即有序，其中必有一个子系统把其他子系统征服，该子系统即为序参量，它使整个系统呈现有序的方式，此即为役使原理。文化整合其实也就是文化三要素之间以某一要素为序参量的相对固定的制度化关系，就是说，诸要素构成一个统一整体。不同文化由于以不同的子系统为序参量，即役使其它子系统以实现社会协同效果，而有着不同的制度化结构。
如是说来，以精神为本体取向而以宗教子系统为序参量的文化，就是我们说的“天文化”——宗教型文化，见诸古希伯来、古印度以及中世纪欧洲诸国。如西方中世纪神权基督教社会，即是以天主教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恩格斯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以封建制政治和庄园制经济为辅的社会。
以物质为本体取向而以经济子系统为序参量的文化，就是我们说的“地文化”——经济型文化，其范例当然非西方市场经济社会莫属，故见诸近代以来西方欧美各国家。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表述，就特别适用于此经济主导的西方现代社会。
以中介为本体取向而以政治子系统为序参量的文化，就是我们说的“人文化”——政治型文化，见诸中国帝制时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即政治主导的、儒教文化和国家统制经济为辅的社会。此即中国汉代大儒董仲舒之“王道通三”论：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卷十一）
所谓以政治为主，就是说，文化的中介性本体取向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社会公平正义原则（体现于中国儒家伦理政治思想）被赋予最大权重，而精神性要素和物质性要素则位居次席。以往诠释儒学著，对“天地人”三才偏取天圆地方人在其间的自然景观作直观比附，淡化了其文化意蕴。实则“天地人”乃是对宗教、经济、政治三界面的文化隐喻，而董仲舒的贯而参通之道乃是对中华文化的政治取向的昭示，从而鲜明地区别于印度之宗教型文化和西方之经济型文化。
具体说来，一主两辅式的政治主导型文化在中国，历史地表现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治体制，辅之以儒家礼教和民生经济。用古人的话说就是：
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韩愈《原道》）
如前所述，所谓政治型文化，即是以中介为其本体取向的、以制度化政治力量为主导的、纵向中央集权横向君主专制的政治本位形态，与之相对应的是构成两翼的弱势化的宗教和经济形态，也即儒家伦理型宗教和民生经济。
需要澄清的是，经济之被人们误判为人类社会的基础，无非是与人的生物性存在的相关度稍高而已。作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曾批评经济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污染，即把“上层建筑”等要素看作是“经济基础”普遍决定论的被动结果。笔者以为，由于马克思生活于资本社会，其研究的对象和结论也就有其针对性，故以经济为基础或本位情有可原。而经济欠发达社会的主导因素绝非经济使然，如列宁就不同意第二国际的唯生产力论并强调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不然十月革命就不会爆发，要爆发也应在经济先进的英美而非经济落后的俄国。
在这方面，汤因比的“唯文化决定论”则是另一个极端。他认为每一个文明也都由三个因素即政治、经济、文化（指意识形态）构成，但后者始终是文明的核心，后者决定政治和经济。还有主张说西方资本主义发源于基督教的母体，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大约如是说，这也是唯文化（意识形态）决定论的例证。基督教在现代西方社会只能算是个辉煌过的历史遗迹，虽然有教堂林立，但它的神本主义教义与主流社会的物质取向并不合拍，更无权干预政治，远非当年中世纪时教权凌驾王权的光景。从基督教文化到工业文化之间存在的是文化的断裂而不是延续；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其说基督教母体倒不如说希腊理性主义更确切。公允地说，无论是唯经济决定论还是意识形态决定论，无非是以物质或精神为其本体根据，两者都忽略了政治形态。
综上所述，所有人类社会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原型分化出来的宗教、经济、政治三位一体的文化系统，由于文化对本体的取向不同，只有其中某一要素，或宗教、或经济、或政治，才能发展至完备形态，其他要素则保持受制约的不完备形态。因此，文化按本体取向可分为宗教型、经济型和政治型文化。宗教型天文化以意识形态建构为主，以政治和经济为辅，典型代表为印度婆罗门教文化和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经济型地文化以经济建构为主，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辅，典型代表为西方工业文化；政治型人文化以政治建构为主，以意识形态和经济为辅，其典型代表为中华文化。由于不同的本体取向，从而三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便各有不同，形成不同权重配置的一主两辅文化模式。
下面，让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天地人”三种文化类型的构成要素：
宗教型文化 经济型文化 政治型文化
三才配置： 本诸天 本诸地 本诸人
本体取向： 精神 物质 中介
主导形态： 宗教 经济 政治
政治形态： 封建制 民主制 集权制
经济形态： 庄园经济 市场经济 民生经济
意识形态： 一神教 自由主义 伦理道德
理论形态： 神学 科学 哲学
思维方式： 否定 肯定 辩证
权力中心： 教权 技权 政权
社会特征： 贵族社会 金钱社会 官僚社会
如是，既然中国自古选择了政治型文化，那么社会主义就成为中国的宿命。而选择了资本主义的西方也很难改变，如现今北欧诸国搞的社会主义，仍然未脱离资本主义范畴，只能说是温和的资本主义。同理，中国近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也未 脱离社会主义范畴，不过是与前三十年“宽猛相济”而已，说是温和的社会主义也未尝不可。全盘西化论可以休矣！
对照上表可知，中国现在是政经文三方面都出了问题：政治过于形而下，不知天命王道；经济过于形而上，以物为本，因为GDP主义是超验性的物化的经济，而民生经济才是经验性的人的经济，是百姓能切身感受到的，也即所谓“幸福指数”，应予满足。意识形态则为真空，亟需填补。
笔者在此衷心奉劝执国之大器者及早改弦更张，放弃GDP主义，免得种瓜得豆，全盘西化姗姗不来，汤武革命却不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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